中國著名作家莫言的章回小說《生死疲勞》最近由法國的瑟耶出版社翻譯出版，這部作品的法文名稱被譯為是《殘酷的因果輪迴律》，就此，法國的《新觀察家雜誌》記者羽蘇拉·高潔(Ursula Gauthier)對莫言進行了專訪。在今天的法國輿論看中國節目中，本台將向聽眾朋友們介紹此次訪談的內容。
《生死疲勞》講述的是上個五十年代在土改運動被中共槍斃的地主西門鬧五十年來六度投胎轉世的故事，他依次投胎為驢、牛、豬、狗和猴最後又再度投胎成人。
《新觀察家》雜誌首先是這樣介紹莫言以及他的作品《生死疲勞》的，莫言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目前最重要的作家。他出身於農民家庭，是軍隊給了他深造和寫作的機會，他的八十多部小說等作品中就包括被著名導演張藝謀搬上銀幕的《紅高粱》。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勞》縱橫中國建國六十年來的歷史，向讀者描述了六十年來中國經歷的風風雨雨，體現了作者對勞苦大眾的深切的同情。
莫言在訪談中說，他通過《生死疲勞》的主人公西門鬧錶達了他本人對中國建國初期一大重要的社會運動，也就是土地改革運動的看法。他認為，當時的地主富農被嶄盡殺絕是絕對不公平的。因為他們中有許多人都是靠自己的辛勤勞動和精打細算才富裕起來的，他們不應該被處死。莫言進一步指出，從總體上來說，中國農民作為整體普遍受到共產黨的虐待。在毛澤東時代，國家的價格政策以及不合理的預算分配使中國農村為中國的工業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今天，又是當年這些農民的兒子，構成了浩浩蕩蕩的一億兩千多萬的農民工，他們以廉價的勞動和低等的待遇為中國經濟的騰飛插上翅膀。莫言說，主人公西門鬧的轉世輪迴遭遇是1949年以來中國農民遭遇的寫照。中國農民在49年之後，完全被當作牛羊一樣地對待：他們被剝奪自由，被成群結隊地趕進人民公社；他們必須遵守紀律，在哨子聲下作息，別人叫他們種什麼莊稼就種什麼莊稼。雖然中國農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曾經獲得一些自由，但是，他們的處境在隨後便每況愈下。正如主人公西門鬧，儘管他本人無可指責，但他卻被無辜地槍斃了，並且即使是在地獄也同樣遭到剝削和虐待。如果不是由於他具有出色的智慧和強盛的生命力，他怎麼能夠忍受當牛作馬的待遇？
那麼，陰間地獄的主宰閻羅王為什麼也會同人間一樣，對西門鬧如此地不公平呢？莫言的回答是，因為西門鬧是一個反抗者。他始終不停地呼叫要回到人間同那些殺害他的劊子手們算帳。閻羅王同北京政權一樣，也會嚴厲懲治那些抗議者。莫言說，地獄其實就象徵着中國，唯一的區別是在於，在地獄中，人們不可能再被一槍打死，而是會被迫投胎轉世為豬牛羊等動物。
《新觀察家雜誌》記者注意到莫言在小說中使用了大量的佛教詞彙，詢問他本人是否對佛教特別感興趣。莫言回答說，佛教、道教和孔子思想是中國道德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祖父母雖然都是大字不識的農民，從沒有看過佛經，但也同大多數中國農民一樣，能夠用佛教的因果報應等教條來對現實做解釋。事實上，因果輪迴律使老百姓得以克制內心的破壞衝動，而繼續忍耐下去。莫言坦言說，他在碰到困難和挫折時，也經常從佛教中尋求解脫。他還說，如果他執政，他將引導大多數國民信封佛教，因為這樣，國家也就太平得多了。沒有小偷、沒有謀殺、沒有仇恨，可能也將沒有愛情。不過，他又補充道這應該是不可能的。
《生死疲勞》小說中的另一個主人公藍臉引發《新觀察家》的關注，因為他拒絕融入集體，拒絕將他個人分得的一份自留地交給公社統一管理。莫言在訪談中強調說，對他來說，藍臉這一人物提出了一個舉足輕重的問題，那就是共產主義是否是一個可行的社會制度？莫言認為是不可能的。他認為這是違反人的本性的。因為他認為只有在千人一面的社會中才能統一人們的衣着打扮、談吐舉止，而事實上，人是多樣性的。那麼，難道就不可能存在容忍個性發展的集體精神嗎？記者提問道，莫言回到說，他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的。雖然目前中國社會對私有財產的崇拜正在使資本主義的許多弊端顯露無遺，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再度激發民眾的興趣。或許作為對極端的個人主義的回應，中國社會會向一種新的集體化形式演變。這或許也是一個周期性的輪迴。不過，莫言希望在新一輪的輪迴中，不會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使每個中國人都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