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0年12月4日至2006年1月3日，我被中共的黑牢監禁了5年零1個月。我不知道在這個世界上，還能有哪一個國家的法院，能夠讓貪官與揭批貪腐案件的記者一同受審，定罪與坐牢，我就親身經歷與體會了這齣荒唐的鬧劇。

    
    最初，我在旅順海軍基地看守所被羈押了45天，薄熙來當時是剛上任的遼寧省長，在他的死黨組織上萬人到街頭巷尾歡送他由大連去瀋陽履新時，590萬大連人中除了我太太，沒有其它人知道，為了封住對其批評的不同聲音，他把一個記者關在黑牢中。
    
    大連國安局特務王福全，彭東輝，鄭義強，藺剛等人，以最殘忍卑劣的手法，對我進行了冷凍，斷水，斷食，不准睡眠的車輪戰等各種酷刑，以及誘供，騙供，變相的刑訊逼供等，終干整垮了我的身體，得到了所謂我向境外敵對組織創辦的反動刊物《前哨》《開放》投稿的證據，此間我曾被其虐待昏厥多次，幾近神經失常，以至呼叫急救車緊急處置一次，入旅順陸軍215醫院治療一次。
    
    薄熙來的前秘書，大連國安局黨委書記車克民對我說，開過遼寧省第9屆黨代會之後，薄省長就是省委書記了，17大就是中共最高領導人，你寫文章埋汰他，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就是死路一條！但後來薄在省黨代會前篡權失敗了，他們感到證據份量不夠，就又抓住我撰寫的披露瀋陽慕馬大案與大慶市副市長錢棣華貪腐案等文章，做為藉口，讓大連市保密局蓋個公章證明其為國家機密，又給我加上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的罪名，在2001年1月19日把我轉到大連開發區看守所繼續審查。
    
    為了打擊政敵，嫁禍他人，薄熙來還拘捕了我的同事蔡某與其它知情者，並把我太太非法監禁了28天，還巧立各種罪名，捏造偽證，株連他人，製造了律師陳德惠偷稅案等十多起冤假錯案。（陳答應擔任我的辯護律師次日被捕，一年後宣告無罪）並在獄中操縱牢頭獄霸，企圖借刀殺我滅口。多虧有一位正直善良的獄警，把我的書信暗中傳給我太太，並使其在香港《亞洲周刊》發表，進而引起了香港及海外媒體對我的關注，從此我變得相對安全了，處境與條件亦有了改善。
    
    2001年9月5月，薄熙來一手操控的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秘密審判了我，庭上只有法官，書記員，律師等五個人，連我的太太都不能獲准旁聽，並派出法警毆打驅趕與恐嚇我的親人，以阻止她們靠近審判庭。在此之前20多天，在同一地點，我撰文批評的慕馬大案中的原瀋陽市長慕綏新亦因貪腐受審，並判死緩。我坐的被告席，已由其先用，這就是說，中共首創了貪官與反腐記者一樣受審定罪坐牢的奇蹟！
    
    2001年12月26曰大連中院一審，以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兩項罪名，判處我有期徒刑8年，剝奪政冶權利3年，庭上出示的所謂證據不過是兩個文件，一個是大連保密局出具的材料，其證明馬向東案是國家機密，一個是國家安全部出具的文件，證明《前哨》是香港反動刊物。還有一份我的同事蔡某寫的有關我讓她打印文稿的證詞。在英國進修過的審判長張明朋，拒不認可辯護律師蔡明福等當埸出示的香港《東方曰報》在我之前發表的有關馬向東澳門參賭的新聞稿，充分暴露了薄熙來及其死黨恂私枉法的本質，後來，迫干國際輿論的壓力，次年我的案件由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撤銷再審終裁，改判有期徒刑6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此後我又被繼續改押到大連姚家看守所，擔任省長的薄熙來，以減刑，保外就醫等為誘洱，企圖借我之口，誣陷另一市級領導幹部高某，被我拒絕。由此我才恍然大悟。中共的反腐倡廉是內部權鬥的藉口與籌碼，慕馬大案的敗露，是薄熙來與江澤民，李鐵映等人精心策劃爭權奪利的結果，薄熙來依靠其父薄一波與訌澤民在北京私下骯髒交易，企圖利用慕馬大案，牽出省長張國光，搞倒書記聞世震，進而自已成為封疆大吏，再取代胡錦濤，後張國光被捕判刑，其它目的因故未果。紀委與國安部已墮落成為中共內部權貴暗中角力的工具，而講真話的記者則成了無辜的犧牲品。
    
     從2003年2月20曰開始，我由看守所轉到大連瓦房店監獄服刑，被強迫勞改，每天在獄警與牢頭獄霸的恐嚇下，我不得不早晨5點半起床，6點鐘幹活，直到夜裏11點鐘，此間禁止飲水與上廁所，從事的是檢海帶，粘塑料花，打雪糕板等手工苦力活，一曰三餐，吃腐爛變質的玉米面窩頭與鹽蘿蔔，長時間不能冼澡，有病不能及時有效詒療，身上長滿皮疹，膿包，衣被上生滿了虱子，腿腳浮腫，晚上168個犯人擠在一個木板搭成的大通鋪上睡覺。
    
    更不堪忍受的是，我所在一監的牢頭獄霸高明，每天收工後，強迫未能完工的犯人在地中間站成一排，低頭彎腰，進行毆打，並經常把人打昏致殘，而管教們假裝不知。本來薄熙來下令監獄對我嚴罰，並任命負責我專案的國安局特務彭東輝之父為監獄紀委書記，企圖逼他們暗害我，但正巧有個管教與我朋友宋某相識，所以在他關照下，牢頭獄霸還不曾對我直手動粗。
    
    但我每天親眼目擊的踐踏人權的情況，不僅在各個監舍普遍存在，而且肆無忌憚，慘無人道。一方面是家中貧困的犯人，無錢送禮，打通關係，不得不備受凌辱，終曰勞作。一方面是入獄的貪官，依仗餘威，有錢擺平，在大牢裏養尊處優，稱王稱霸。中共的監獄已成為外部社會貧富兩權分化的延續載體，黑暗而腐敗。在瓦房店監獄裏，因慕馬大案受牽連入獄的原瀋陽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梁某，就住在配有電視的招侍所里，並設一名年輕的雜役專職伺候。
    
    這種情況在大連南關嶺監獄更為突出，我2003年4月9日調入該監，直到2006年1月3曰獲釋，此間耳聞目睹的故事更多。監獄設有5個直屬獄政處等管理的犯人分隊，一分監區主要是類似紀檢的監督崗，二分監區負責監獄勞改小報與電視台，三分監區是管食堂，浴池等，這些遠離生產水泥第一線的工作，叫自在活，全部由犯人家屬託關係，挖門子，請客送禮花錢買，一年一個價，3,000元至1萬元不等，連犯人醫院的病床都有價碼叫賣，只要有錢，犯人就成了病號，不用參加勞動，還能吃上病號飯，所以犯人們講，有錢你打錢，沒錢你打罪。
    
    2005年5月，遼寧省副省長，薄熙來的心腹劉克田因受賄罪被判12年有期徒刑，亦送到這個監獄服刑，他享受的待遇最高，入監那天，監獄派房車送人，還為他買了木床，還允許他住三人間，而我先住入監隊93人大間，後住12人房間。與貪官劉克田同住的兩人，一個是原警察周某，一個是原遼寧高法執行庭長張某，他們都根本不參加勞改，每天晚飯後還一塊外出背着手散步。劉克田還不穿囚服，吃三人合做的小灶，每周太太過來陪住一晚，並給他送來飯菜食品與曰用品。劉克田的任務就是讀書，監獄讓他負責閱覽室，他房間什麼電器都有。彩電冰箱洗衣機一應俱全，出版過詩集的他，每曰吟詩做賦，還鬧翻案。
    
    然而，我能與貪官一同坐牢，卻待遇與之相比天壤之別。起初，我在入監隊被迫做苦工2個多月，撿海帶，打雪糕板等，一天勞動10幾個時，因營養不良，倍受暴力犯的欺辱，心情抑鬱，頭髮幾近落光，胃病十分嚴重，但監獄即不允許家人送藥，也不給藥物治療，薄熙來及其死黨繼續暗中派人對我進行監控，並通過獄警張雷，郭強等人暗示犯人對我施壓，企圖讓我病死累死。這裏的牢頭獄霸也同樣殘忍，但監獄長高某對我還算比較客氣。
    
    他曾要求我脫產去辦監獄出版的《新生報》，被我拒絕。我說，寧可累死，亦不再為中共寫任何文章。郭強又告訴我，你每寫一篇文章，就減刑7天，亦被我婉拒。2006年6月26日後，念及國際輿論的持續關注，監獄長高某親自下令，把我調入一分監區當監督員，自此我不再做工，我的任務是在一棟犯人集體宿舍大摟一層的傳達室里坐崗，可能獄方認為這樣便於其它犯人監視我，但我將計就計，利用手中的權利，巧妙周旋，借到了一台短波機，恢復了對外部世界的了解，而且通過不斷進出的23個大隊的5000多個犯人，知道了監獄裏許多黑慕，寫下了30多冊讀書筆記，4本日記，1本詩集。
    
     現在這些物品已幾經周折全部偷運出來。2003年底，我偷聽法廣記者肖蔓專訪鮑彤的節目，其中她提到我的名子，使我倍受鼓舞，這成為我堅強地存話下去的勇氣與精神力量之源。2004年春節過後，我太太帶女兒秘密移居加拿大後，我又通過廣播知道了她的生活情況，故深感欣慰。2003年春節過後，我還通過一個私藏手機的獄友與外界聯繫，一個記者朋友匯2000元給我，並快遞了逆轉樂藥品，冶愈了我的胃病。當然錢是由監獄圍牆外一家小賣部中轉的，它由一個獄警私辦，把錢扣下一半，另1000元變成監獄餐券。
    
    在獄中，我主要是一邊坐崗一邊讀書，我讀了大連體育用品商店老闆干雲盛贈送我的《二十四史》，因其文字浩繁，到我出獄還設有讀完。我還用一台複讀機學習英語。但當批准我學習外語的高監獄長調離之後，我的處境一度惡化，獄政處副處長張雷以檢查監規為藉口，動手打我，被我不客氣地回擊一拳，後其經獄警袁乙慶勸阻做罷，後來其多次挑撥犯人企圖害我，被我識破化解。
    
    2005年上半年，中國發生反曰大遊行期間，監獄長初宇，副監獄長白世明，獄政處長孫振峰等人，操縱犯人高舉等人阻止我收聽複讀機，學習英語，惹怒了我，又以我與其吵架為由，禁閉我40個多天，並指使犯人李洪俊，薜喜剛等人，把我限制在一間宿舍里，不讓外出，他們還曰夜唱歌吼叫，不讓我睡覺，不讓我上廁所，小解在瓶子中進行，室內臭不可聞。還不讓我按時接見親人，企圖在精神上整垮我，使我入獄後患上的白癜風皮膚病大面積擴散，至今不能詒愈。後在牆外的反曰遊行風波平息後放行。
    
    2006年初，加拿大筆會頒佈人道主義獎給我，使我繼2001年11月獲美國保護記者委員會頒發的世界新聞自由獎之後，又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迫於形勢壓力，監獄與大連中級人民法院對我裁定減刑11個月，於胡錦濤即將出訪美國之前，1月3日把我提前釋放。此前一周，特務彭東輝，鄭義強等最後一次到監獄警告我說，將來放了，還是我們管你！
    
    當我走出監獄大門時，我回頭望着縷縷升騰的水泥廠煙柱，我的思緒在晨霧中不曾飄散，我想，5年零1個月監禁不太長，但我關過3個看守所，一個軍隊的，一個區級的，一個市級的，又押了兩個監獄，一個是市郊的，一個是市內的，我仿佛是被上帝派到監獄採訪的，還挺全面的哩。共產黨把我的筆奪走了，卻真實地告訴了我黑牢的內募，以後我可以重新拿起筆，展示這個暗無天曰的黑牢，所以我對送我到南關嶺監獄門口的管教袁乙慶說：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