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
八、經濟過熱、軟着陸和治理整頓
第八個問題。關於經濟過熱、軟着陸和治理整頓問題。
1981 年實行進一步經濟調整，當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率下降到了4%，從1982年開始經濟增長速度逐步回升，走上了正常發展軌道。1983、1984兩年經濟發 展很好，既有比較快的速度，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也比較適應，各種比例關係日趨協調，經濟效益明顯改善，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當時的情況應該說是好的。
但 是從1984年的第四季度起，經濟發展速度過快，信貸發放過猛、過多，基建規模也過大，隨之物價也上漲得比較多。這些過熱現象一出現，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 國務院就在1985年初提出了加強宏觀控制，收緊信貸，控制基建規模，壓縮過熱的空氣。但由於當時銀行體制尚未進行改革，控制信貸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即自 上而下地規定信貸指標。加上一下子收縮過猛，多方面反映強烈，對經濟的正常運行帶來一些困難。當時有這樣一些問題：信貸指標是國務院通過中央銀行下達給各 地省行，結果各地把發的指標，首先用在地方和部門需要搞的那些事情，特別是建設項目，而留下缺口給那些非辦不可的事，最後中央不得不另外增發指標。如糧食 收購，一控制信貸，很多地方就說農副產品收購沒有錢，他把下達的銀行信貸指標用到別的地方去了。這樣就發生一控制緊了，經濟運行就不靈了。因此一度收緊的 銀根又不得不很快放鬆，所以1985年仍然是超高速的增長，雖然年初就提出宏觀控制，實際上沒有解決問題，經濟過熱有增無減。1983、1984年剛剛趨 向寬鬆的經濟環境，又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
面 對這樣的情況怎麼辦？有兩種考慮：一是繼續採取過去的老辦法，在1981年調整之後，再來一次調整，緊急剎車，對基建項目大砍大壓。另一種採取逐步緩解的 辦法，當時我用了「軟着陸」這麼一個詞。採用第一種辦法，各方面損失較大，當時整個形勢也不允許這樣做，因為1981年剛剛調整以後，許多基建項目下馬。 現在又要壓，國內國際上影響很大。所以我決定採取「軟着陸」的方針，也就是說，不是通過一年，而是通過今後幾年逐步調整過來。當時確定，今後兩年內繼續實 行較緊的信貸和財政政策，基建規模停止在1985年的水平上踏步，具體基建項目的快慢先後，進行些調整。這樣經過兩年原地踏步就能緩解。實行這個方 針，1986年總的情況是好的。
繼 續貫徹這個方針，情況也是好的。1987年的各項經濟指標，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0%以上，國民收入也增長10%以上，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7%以上，農業增 長將近6%，零售物價指數上漲7.3%，固定資產投資、控制基建規模基本上也是好的。雖然預算外基建規模沒有控制住，但預算內基建投資基本上控制住了，增 長不是很多。總的看經過兩年「軟着陸」，情況有所改善，整個經濟環境不再那麼緊張，比之1985年以前有所改善。當時中央和國務院在年終總結時指出，看來 不採取大的調整措施，而以一定的時間，比如兩三年時間來自覺地、逐步地調整，把存在的矛盾緩解下來，這種「軟着陸」的辦法是行得通的。
對 1988年的方針，原來也還是繼續執行「軟着陸」的方針。在1987年9月全國計劃工作會議討論1988年計劃時，我代表中央講了一篇話。指出1988年 要進一步貫徹穩定經濟的方針，突出的是穩定物價，財政、信貸都要從緊，進一步縮小基建規模，控制消費基金的增長，同時要保證生產的穩步增長。1988年經 濟工作總的方針是兩句話，經濟要進一步穩定，改革要進一步深入。方針是這樣定了，為什麼1988年突然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零售物價指數上漲了 18.5%？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對此各方面議論紛紛。一般來講原因是複雜的，也不是偶然的，是多種原因。但是我當時這樣說，現在也還是這 樣認為，更直接、更主要的原因，是由於1988年在物價改革的問題上措施不當，出了問題。
物 價改革問題，逐步理順價格的問題，始終是經濟體制改革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我們從來都認為，價格不能理順，價格改革問題沒有解決，我們整個經濟體制改革 的問題就不能說解決了。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考慮到經過1986、1987年兩年「軟着陸」後的經濟形勢，1988年在物價改革上邁出更大一些步子，是必 要的，也是有條件的。但是，當時提出的全面物價改革，所謂闖物價這個難關，即「闖物價關」，無論在指導思想上，在思路上，以及隨之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上，都 是不正確的，造成了一次很大的失誤，使整個經濟形勢發生了逆轉。
事 情是怎麼發生的呢？前面已說過，本來1988年仍然要繼續貫徹前兩年的「軟着陸」方針，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對物價上漲反映比較強烈，加上實行價格 雙軌制的負作用逐漸顯露出來，人們對權錢交易、「官倒」等現象非常不滿意。另一方面，當時也感到幾年來實行調整和放開相結合的物價改革方針，即調放結合的 方針，物價雖然年年在上漲，但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況並沒有多少大的改變。再加上那個時期小平一再督促我們，要我們下決心闖過物價這一關，認為這一關遲早是要 過的，「晚過不如早過」，「長痛不如短痛」。由於上述種種情況，便產生了一種想法，與其採取這樣小步前進的辦法，物價雖然上升，但並未改變價格不合理的狀 況，不如乾脆有計劃地進行一次較大的物價調整。在一個時期內，譬如說兩三年的時間，準備一定的物價上漲指數，譬如說準備上漲30-50%。以此為代價，在 這樣的幅度內來全面地調整一次價格，把各種商品的價格初步搞得合理些，把它基本上理順，改變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況。
我提出的這個想法在1988年春天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原則通過後，就責成姚依林負責，由國家計委具體研究實施方案。到1988年夏季在北戴河【149】 政 治局擴大會議上對姚依林和國家計委提出的方案進行反覆討論以後通過了，準備在1988年第四季度或1989年初開始實施。上述這個物價改革方案雖然後來由 於出現了嚴重通貨膨脹，宣佈停止實行，實際上並沒有出台。但是設計這樣一個方案，提出用這種辦法進行物價改革，在指導思想上，在思路上是不正確的。
前 面說過，十二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物價改革上採取的是調整和放開相結合的方針。有些物價是政府自上而下進行調整，另一些商品可以放開。同一種商品，計劃 內的一部分由政府調價，另一部分也可以放開，即實行價格雙軌制。這就是說，總的是面向市場，走逐步放開價格由市場決定價格的道路。而這次提出的價格改革方 案，就不是這樣逐步放開，由市場決定價格，而是由政府大幅度調整價格，達到理順價格的目的。這既反映了當時在價格改革上急於求成的思想，也反映企圖以政府 的力量來改變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雙軌制，達到雙軌並軌，或者縮小計劃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價。這種思路根本上違背了價格改革的正確方向。因為它不是使價格逐 步由市場決定，而是通過計劃調整來決定價格，實際上走的還是計劃決定價格的老路子。多年來教訓告訴我們，由政府自上而下地調整價格是不可能理順價格的，是 不可能改變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況的。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發生嚴重通貨膨脹，這一改革方案（即使）得以出台和實施，（也）是決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搞得不 好，物價改革會有走回老路的危險。
引 起1988年嚴重通貨膨脹的更直接原因是，在物價方案剛剛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具體的實施方案尚未制訂出來，何時出台還沒有最後確定，媒體就大肆宣 揚起來。一時間，「物價漲一半，工資翻一番」的流言，在社會上廣為傳播開來。這樣一來就引起了人們的思想恐慌，大大助長了人們對物價上漲的心理預期。「心 理預期」這個東西，當時我們不懂，而在所有治理通貨膨脹、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都非常注意這個問題，他們總是想方設法不要造成人們過大的心理預期。而我們 不但不設法緩解它，反而助長它、刺激它。結果什麼事情還沒有做，人們就認為今後物價必然會大漲特漲。而我們又沒有對人們作出承諾，就是說，隨着物價的上 漲，一定要提高銀行儲蓄的利息，也就是說向人民作出一種承諾，銀行儲蓄利息一定要高於物價上漲指數，或者實行保值儲蓄。一方面人們的心理預期是今後物價將 會大漲特漲，另一方面對銀行儲蓄利息又沒有一個說法，人們自然會擔心在物價上漲以後自己多年積蓄放在銀行的存款會大幅貶值。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人們 節衣縮食，在銀行儲蓄了上千億的存款，他們耽心多年苦心積蓄會泡湯，因而紛紛到銀行提取存款，購物保值。1988年夏季以來頻頻發生的擠兌搶購風就是由此 而來。
在 我們國家發生搶購某種物資的現象，過去是常有的，不是奇怪的事。但這一次與過去性質不同。過去是由於物資匱乏，擔心將來買不到這些東西，如搶購肥皂、食 鹽、麵粉，過去都發生過。但這次不是為了搶購來馬上用，而是為了儲物保值，情況比過去普遍得多，嚴重得多。有些商店、企業也乘機紛紛漲價，銀行儲蓄大量下 降，比原來預計減少400億元。銀行為了應付支付困難，不得不大量印票子。這就使社會貨幣流通量大大增加。
本 來在發生擠兌搶購風以後，如果能夠及時果斷地採取提高銀行存款利息，或實行保值儲蓄措施，情況會好一些，損失會小一些。當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也曾向國務院 提出這樣的建議，但李鵬和姚依林擔心銀行儲蓄利息提高了，銀行給企業貸款的利息也要相應提高，這樣企業就負擔不了，會影響生產，因此沒有立即採納。使本來 可以避免的一些損失也未能避免。到後來他們也不得不同意實行保值儲蓄。在宣佈保值儲蓄之後，銀行儲蓄很快就穩定下來，並且逐步有所回升。這證明了對於大量 地擠兌搶購，如果我們事先作出這種承諾，那麼這種損失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會大大減少，絕不會這麼嚴重。
1988 年出現的物價上漲18.5%的嚴重通貨膨脹，問題既不出在信貸的失控，也不是出在基建規模過大，這兩項都沒有超過原「軟着陸」方針下所規定的指標。主要問 題是出在儲蓄存款大量下降，這就是由於上述物價改革中一系列失誤造成的。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我們不採取上述的思路和做法，而是繼續實行調放結合的方針， 如果說感到過去步子太小了，可以把物價放開的步子邁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同時借鑑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使銀行利息高於物價上漲指數，實行保值儲 蓄，1988年嚴重的通貨膨脹是可以避免的。
1988 年的通貨膨脹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由於加快物價改革就必然會出現的，而主要是由於我們物價改革的思路不對頭，指導思想不對頭，措施不得當。面對嚴重的通 貨膨脹，人們擠兌搶購等嚴重情況，為了迅速把局勢穩定下來，便宣佈物價改革方案停止執行，整個經濟工作轉入以治理整頓為中心。這些雖然是我主動提出的，並 且經過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通過，但現在看來，宣佈物價改革方案停止實行是對的，但把原來的「穩定經濟，深化改革」的方針改為治理整頓為中心，這是不恰當 的。主要是對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原因沒有看清楚，同時也把情況估計得過於嚴重了。
提 出治理整頓雖然對迅速穩定經濟起了作用，但卻使我們的改革又受到一次挫折。首先為了制止物價上漲，為了兌現我們下一年的物價指數不高於1988年的承諾， 幾乎全部恢復了用行政控制物價的辦法。並且各級政府層層負責，層層包幹。使經過多年改革把物價搞活，又完全回到老路上去了。當時李鵬他們主持國務院工作， 在治理整頓的名義下，把已經下放的權力又收回來，把過去搞活的一些措施、政策又重新搞死。一切都向着與改革開放相反的方向扭轉，使已經改革了的經濟體制， 又大大地倒退了一步。正因為這樣，不到一年的功夫就發生了經濟萎縮、市場疲軟等嚴重的情況，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後才改變。
總之，1988年圍繞物價改革問題，可以說是一錯再錯，我在這方面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1989年春天，我派安志文【150】等幾位同志到香港邀請一些經濟學家座談中國的經濟問題。到會的有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蔣碩傑【151】等六位經濟 學家，他們都是台灣中研院院士。尤其是蔣碩傑，他在經濟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有較高的成就，在台灣經濟界有較大的影響。
在 座談中，他們針對1988年通貨膨脹問題，談了一些我認為很值得重視的意見。第一，他們認為，大陸十年來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雖然現在還有些問題， 但從經濟角度來說並不嚴重，包括物價指數上漲18.5%。只要採取適當措施，問題是能夠解決的。第二，對於物價改革問題，他們一致認為，當今無論在什麼樣 的社會制度下，經濟發展都必須尊重市場的原則。他們說，大陸在前幾年改革中把許多產品的價格放開了，對有些產品實行雙軌價格，使市場功能得到進一步發展， 成績是顯著的。由於去年通貨膨脹加劇，聽說要放慢價格改革的步伐，並對一些價格實行管制。作為臨時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時間絕不能太長。有人強調價格改革 要找時機，實際上不合理的價格不改革，經濟不能連續運轉，是永遠找不到人們想像的時機的。他說，總之價格必須走這樣一條路，就是由市場決定。根本的出路， 要解決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下決心把貨幣管住。在此前提下，把大多數的價格放開，由市場競爭。少數的像公共事業可以由政府按一定的利潤率進行控制。他們 非常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必須市場化——市場決定價格，不然價格不可能合理。
再有一條很重要，就是對通漲的對策。他們認為，大陸通貨膨脹的原因是財政赤字和金融赤字的問題，主要是金融赤字。解決金融赤字，關鍵是使銀行利率高於物價 上漲指數。並且隨着市場資金供求自由升降，以利於增加居民的儲蓄，又抑制貸款的規模。從亞洲四小龍【152】的 經驗看，很好運用利率手段，對於抑制通貨膨脹和聚集建設資金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他們舉例說，台灣五十年代初通貨膨脹很嚴重，超過了100%。1956年 6月，大幅度提高利率，有一段甚至提高到125%，結果貨幣大量回籠，三位數的通貨膨脹很快被抑制住了。五十年代末下降到15%以下，1961年下降到兩 位數以內。而居民儲蓄增長率五十年代幾乎是零，1973年上升到35%。韓國停戰以後長期實行低利率政策，通貨膨脹率很高，經濟也不穩定。1965年9 月，他們借鑑台灣的經驗，把儲蓄利率提高到34.5%，明顯高於通貨膨脹率的30%，使儲蓄增長率從1965年的1.9%，迅速上升到1966年的 7%，1969年的15%，1977年的22%。不僅平息了高通貨膨脹，而且積聚了大量資金，加快了經濟發展。香港和新加坡也都有類似的經驗。
他們講的價格必須走市場決定的道路，解決金融赤字必須使銀行儲蓄利率高於通貨膨脹率，這兩條我認為對我們很有針對性，對我很有啟發。
自 從我看了蔣碩傑他們的意見後，在1989年春天我就進一步思考一個問題：雖然我們1988年想加快價格改革的想法是必要的、應該的，但是思路不對。當時我 們的思路不是走放開的方針一一逐步地、進一步地放，而是通過國家調整價格的辦法理順價格，這樣價格還是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市場決定，這樣還是很難解決物價扭 曲的問題。而且政府定的價格也很難和市場一致，這樣根本達不到目的。那時應該是繼續前進，實行調放結合，以放為主，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方針。隨着改革的深 入，經濟的發展，這個步子要加大。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會出現物價上漲，那就要一是同時對工資進行調整，二是實行儲蓄保值或提高儲蓄利率使人民的儲蓄不會貶 值。我更加看清了1988年的物價改革問題究竟出在什麼地方，使我對物價改革增加了信心。只要我們堅持貫徹「軟着陸」方針，把信貸規模、基建規模控制住， 同時使銀行利率高於物價上漲指數，實行保值儲蓄政策，就可以把放開物價的步子走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使大部分商品的價格由政府定價過渡到由市場形成，從 根本上解決商品價格的嚴重扭曲，並大大減少價格雙軌制所帶來的消極作用。
我於1989年3月25日看了蔣碩傑博士等人的意見後，就把大意告訴了小平同志，並責成國家體改委組織有關方面對此進行討論。我本來準備根據上述看法重新研究整個經濟工作的方針和物價改革的問題，但是由於發生了學潮，這件事就擱下來了。
九、揚長避短髮展外貿
第九個問題。我國多年來經濟建設效果不好，費力大，收效小。除經濟體制的原因外，閉關自守，自給自足，國內平衡，把自力更生精神絕對化、意識形態化、政治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拿農業來講，農業如果效益好的話，首先一條原則，就是因地制宜。這塊土地上適合於種什麼就種什麼。但長期以來，我們不能這樣做。
有 件事對我觸動很大。那是1978年的事，當時我還在四川工作，帶了一個代表團到歐洲訪問。去了英國、法國，回來路過希臘，還到了瑞士。我首先到法國南部地 中海沿岸，這是世界有名的、經濟很發達的地方。但這裏氣候很乾旱，而且夏季不下雨。這種情況按我們的思維方式，為了種糧首先要改天換地，大興水利。但他們 沒有這樣做，而是種葡萄和其他耐旱的各種作物，在此基礎上就釀造成了享譽世界的法國葡萄酒，農民相當富裕。又如在英國，看到東海岸小麥長得很好，而西海岸 全是種的草。那時我們第一次出國，感到很奇怪。一問才知道，東海岸日光充足，適合種小麥；而西海岸陰雨綿綿很少見到太陽，種草卻非常好。他們就在這裏發展 畜牧業，養牛、搞牛奶加工。回來的路上到了希臘，使館的同志陪我們到丘陵地區看了一下，這裏很乾旱，而且夏季沒有雨。如果按我們的思維方式，農業生產條件 很艱苦，就要學大寨【153】，搞大寨田、海綿田、梯田，要大修水利。但他們沒有這麼做，而是漫山遍野地種橄欖，榨橄欖油，農民生活水平還很高。他們為什 麼能這樣做？因為他們不是封閉的，靠對外貿易，發揮自己的優勢，他們的東西出口，需要的東西就進口。
1981年我已經到了北京，有次去蘭考縣【154】與農民座談。那裏是沙土地，非常適合種花生，而且產量很高。但由於「以糧為綱」【155】， 糧食要自給，不允許種花生，只好種玉米，而產量卻非常低，農民對此意見大得很。再說山東的魯西北，主要是鹽鹼地，這種鹽鹼地除少數嚴重的地區外，很適合種 棉花，其產量還不很低。但多年來不允許他們種棉花，只能種糧食。結果越是強調種糧食，糧食產量越低，農民越沒飯吃；越沒飯吃越強調種糧，惡性循環。
1983 年我和山東的同志談過，魯西北是不是可以種棉花？他們說，那當然好，問題就是沒有糧食。後來和他們商定，魯西北改種棉花，把棉花賣給國家（當時國家大量進 口棉花），由國家供給他們糧食。結果僅僅過了一、兩年，那裏就翻了身，棉花大幅度增產。有一段，大概是1985年吧，棉花多得成了「災」，賣不出去了。那 里農民收入很快提高，農村情況也大為改觀。因為種棉花就有了棉籽，棉籽榨油後又是很好的肥料。那些非鹽鹼種小麥的地，因為有了肥料，產量也大為提高，兩頭 都好。當地那時有一首民謠：一畝小麥吃飽飯，半畝棉花做貢獻。過去一畝半地種小麥還吃不飽，現在一畝就夠了，而且還把棉花賣給國家。
山 東、蘭考之所以能做到適合種什麼就種什麼，是因為我們實行了開放政策，從國外進口了大批糧食。那幾年每年進口千萬噸。農業只要做到適於種什麼就種什麼，什 麼效益好就種什麼，農業就可以大大提高。如果不開放，什麼都自給自足，把自力更生絕對化，這一切也就談不上了，這種情況全國比比皆是。多年來農業費力大， 一直上不去，一是吃大鍋飯，再一條恐怕就是自我封閉，不能因地制宜，結果事倍功半。多年來把那些不適合種糧食的土地硬要種糧食，因此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興 修水利。農田基本建設是需要的，水利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能夠因地制宜，就不需要統統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了。而已經修了的水利設施也可以用在十分必需的地 方，水利效益也會大為提高。
再 說工業。別的不講了，只講這麼一個例子。多年來我們搞工業都強調「不搞無米之炊」，所以一切都得從原料、從頭搞起。比如辦鋼鐵，首先就要找礦、選礦，還要 搞焦煤，再修鐵路，然後煉鐵、煉鋼、軋鋼，再造各種機器設備。但我們是個貧礦國家，礦石含鐵量不高，用很多礦石才能煉一噸鐵。我們的鐵礦、煤礦主要在西 部，因此要從很遠的地方運送原料。這樣，我們搞一個煉鋼廠周期要多長？建設規模要多大？投資周期要多長？資金回收率多慢？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學聰明了，礦石 乾脆從加拿大、澳大利亞進口。這些國家都是富礦，價格也便宜，而且用船運要比國內的火車便宜省事多了。還有沿海的一些城市乾脆從後面搞起，先搞軋鋼，鋼錠 從哪裏來？進口。一軋鋼馬上就有了效益，可以銷售，資金很快收回來，然後再往前搞煉鋼，沒有生鐵也是從國外進口。這樣建設周期短、資金回收快，條件就是要 開放，要進行國際貿易，進行交流。過去我們這方面確實是費了老大的勁，但是經濟效益實在是差。後幾年為什麼發展這樣快？就是這樣搞起來的。
化 纖也是個問題。過去要搞化纖，就得先搞石油，搞煉油，然後搞出化纖的原料，然後再抽絲。後來有些化纖廠，乾脆從抽絲開始搞，由後向前搞。1981年大調整 時，我們進口了一套石油化纖設備，從原料到抽絲，後來下馬了，當恢復重新上馬的時候，我們聰明了，先從抽絲開始搞，從最終成品開始搞。江蘇儀征化纖廠就是 這樣搞起來的，很快搞起來，很快就有了收益，然後再接上去。
所 有這些都說明，有了開放才能發揮自己的優勢，以己之長通過貿易來補己之短。所謂揚長避短，必須搞貿易，融入國際市場進行交換。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民 族，總有他的長處。窮也有他的優勢，勞動力便宜，這就是很大的優勢。勞動力便宜，國際競爭力就強。進行國際貿易，就可以拿我的長處來補我的短處。如果閉關 自守，萬事不求人，結果就不是揚長避短。過去我們吃這個虧實在是太大太大了。我越來越認識到，一個國家如果閉關自守，不融入國際市場；如果不通過國際貿易 揚長避短，這個國家必定落後，根本不可能現代化。
自 從改革開放以後，很多人在開放的問題上對引進國外技術，引進國外資金，引進國外經驗講得比較多，因為這些年我們得益很大，但是對通過貿易來揚長避短，通過 貿易來發揮自己的優勢，似乎講得沒有那麼多，而我認為這個問題關係極大。十多年來我們國內的經濟發展得益於這個方面是太大太大了。如果沒有進出口貿易的擴 大，我們的建設是不可能這樣快的。
十、農村包產到戶
第十個問題，關於農村包產到戶的問題。
首 先，誰也沒有料到，包產到戶會有這麼好的效果，會引起那麼大的變化。原來誰也沒有打算在全國農村，或者在大部分農村都搞包產到戶。這是一步一步發展起來 的，認識也是一步步加深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修改和通過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六十條，在經營管理這一條中，仍然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 1979年9月中央四中全會通過的「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寫上了「不許分田單幹，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或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居獨戶以 外，也不要包產到戶」。由原本「不許」，改為「不要」，這是根據我的意見寫的。總的說對包產到戶仍是不贊同的態度，只是口氣稍微鬆動了一些。
包 產到組，包產到戶，是先在貧窮地區由群眾自發搞起來的，記得首先搞起來的是安徽、四川兩省。允許在貧窮地方搞包產到戶，當時爭論並不大。因為一是在六十年 代經濟困難時期，曾希聖【156】曾經在安徽搞了責任田，我也在廣東搞了聯產責任制，河南搞了借地，河北張家口搞了包產到組，還有其他地方有各種形式搞了 包產到組、到戶。所有這樣搞的地方，結果都增了產，緩解了當時的嚴重災荒。因此不少人知道，包產到組、到戶可以增產，可以緩解暫時的困難。另外由於「文化 大革命」結束，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出解放思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所以人們顧慮少了，敢於從實際出發考慮問題。
當 時我曾設想全國農村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地區，但這個想法沒有正式地在會上講過。一是集體經濟比較鞏固，生產、生活水平比較高，集體家當比較大，或社隊企業比 較發達的地方；二是中間狀態；三是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群眾處於飢餓或半飢餓狀態的地方。我認為第三種地方群眾迫切要求包產到戶，這是迅速改變這些地方飢 餓和半飢餓狀態的最有效辦法。1980年我到中央工作以後，在一次會議上我提出首先在大約一億人口的農村貧困社隊實行包產到戶，這是安定農村、關係農民休 養生息的一項大政策。當時還得到了姚依林的支持。對第二種地區，是否搞包產到戶，我認為還可以看一看。至於第一種地區，我當時也不認為他們有包產到戶的要 求。
黨 內關於包產到戶的爭論，是由第三種地區向第二種地區擴展時趨於明顯化的。反對的人認為這是方向問題。胡喬木就要我注意這個問題，他說安徽的包產到戶已由淮 北擴展到淮南，連魚米之鄉的蕪湖也搞了包產到戶。他明確表示反對態度。李先念有一次從江蘇回來，借反映江蘇省委的意見，反對安徽包產到戶。王任重一直是反 對包產到戶的，他曾任中央農委主任，早在1979年就讓《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封所謂洛陽來信，批判包產到戶、包產到組。陝西反對放寬農村政策，反對安徽、 四川的農村改革政策更早，1978、1979年他們就在報紙上連篇累續地發表批判文章。
當時華國鋒【157】也不贊成搞包產到組、包產到戶。他認為農村，尤其是南方，秋收時一方面割稻，一方面打穀、曬場、運送，沒有集體勞動流水作業不行。
陳 雲沒有直接表示過贊成或反對的意見，有一次他派人問我，說南方收穫季節往往遇上陰雨，如果不及時翻曬，穀子容易發霉，包產到戶以後，會不會出現這樣的問 題？我了解一下以後告訴他，包產到戶以後這樣的事比以前更好辦了。他沒有再說什麼。在各省市主要領導人中，楊易辰【158】是一直堅持反對包產到戶的，在 中央召開的一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當不少省的領導人表示贊成包產到戶的時候，他講了後來廣為流傳的一句話：「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意思是你們 即使都搞了包產到戶，我黑龍江也不搞。福建的廖志高【159】也是不贊成包產到戶的，他與項南【160】分歧很大。還有陝西的馬文瑞【161】，他不准關 中地區搞包產到戶。河北的金明【162】、李爾重【163】，也不贊成包產到戶。李爾重調河北省以前在陝西省工作時，當全國不少地方在放寬農村政策的時 候，他卻搞什麼由生產隊核算向大隊核算「升級」。
包 產到戶之所以能在全國推開，與鄧小平的支持分不開。在中央領導層中推廣包產到戶之所以沒有形成很大的阻力，與鄧的態度有很大關係。他雖然就這個問題直接講 話不多，但對我和耀邦、萬里的意見一直是支持的。對包產到戶以後發生的變化，他聽後表示非常高興。1981年山東東明的一些災區農民聯名給鄧小平寫信表示 感謝，說包產到戶的政策使他們有了飯吃。鄧把這封信批轉給中央各位領導人。鄧還對我說過，他對徐帥反對包產到戶不以為然。
1981 年1月初，我去河南蘭考和山東東明【164】等貧困地區，親自看到了和聽到了這些地方實行包產到戶以後發生的變化。當地幹部、群眾對此的熱烈反映，給我留 一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當幹部反映說，群眾要求讓他們再搞三年包產到戶，我當即表示可以答應。雖然我當時沒有改變過去把包產到戶作為權宜之計的看法，但我 內心感到對這個問題要重新加以認識。回京以後，我把這次所見所聞告訴了鄧小平和胡耀邦以及中央其他一些人。包產到戶有利於恢復生產，有利於農民休養生息， 尤其是在那些貧困地區或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的地區，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 一家一戶分散的小農經濟能否使農村生產力得到持續發展，卻是一個不能不令人懷疑的問題。所以，我們一直認為，在那些生產比較穩定，農民生活也過得去，且年 年有所提高，特別是已經有了相當數量集體財產和公共設施的地方，如果也搞包產到戶，會不會連原來的水平也維持不了？能不能進一步發展，就更難說了。這樣的 疑問是有的。但各地包產到戶以後所顯現出來的巨大的優越性和生命力，卻不能不令人深思。所以我逐漸考慮應該把包產到戶的優點引用到貧困地區以外的中間地區 和富裕地區。
全 面推廣包產到戶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把分戶承包的積極性和發展商品生產的需要和規模經營的優越性結合起來，使它不致成為分散的小農經濟。對這個問題我也曾有 過一些設想。我曾非常重視個體專業承包的形式，這個問題最終是廣大幹部、群眾在實踐摸索中解決的。這就是後來總結出來的，個體承包與雙重經營【165】相 結合的體制。
另 外，農村個人專業戶的興起，也是個重要方面。早在1978年我去西歐考察的時候就看到，西歐許多農業的生產經營單位並不大，不少是很小的農場主。他們解決 不了的問題，通過參加某種合作組織去解決，效果同樣很好。特別是在瑞士這樣一些地方，當時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開始改變了過去那種大農業就要規模大的認 識。因此我相信農村實行農戶聯產承包責任制，並不是走回頭路——回到小農自然經濟。我非常重視從農業和農業種植業分離出來的農村專業戶的形式，因為它既體 現了分工分業，又具有個體經營的積極性與一定的規模經營，不同於過去農村的家庭副業。早在四川工作時，我就提倡過、推廣過經濟作物、魚塘、花卉、藥材等作 物，承包給有技術有經營能力的人。後來我又到全國很多地方訪問過這種養雞、養褚、養奶牛和農產品加工以及縫紉等專業戶。1981年一次去山西考察時我就說 過，農村的個體專業戶是農村商品經濟的萌芽。
把 全國農村的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166】改變為農戶的聯產責任制，即包產到戶，是一場大的變動，大的革命，前後不到三年就順利完成了。我感到這是我國過去 所有進行過的大運動、大變動中，最為順利、最為健康的一次。而且是在大多數領導人、大多數幹部持懷疑甚至不贊成的情況下開始的。但整個過程並沒有因此處理 過一個人，也沒有公開批評過一個領導幹部。當然到了後期，即兩年以後，某些省仍然派人下去強行糾正群眾搞包產到戶，這受到了制止。
隨 着自下而上的包產到戶範圍越來越大，其顯示的優越性越來越明顯，除極少數人以外，絕大多數領導人和幹部都逐漸放棄了原來的立場，由反對轉為贊成。這也是這 場大變動中非常大的特點，也是非常值得重視的經驗。在這場大變動中，中央採取一條不搞一刀切，不由中央統一下命令的方針，搞還是不搞，怎麼搞，允許各地自 己去選擇，既允許走陽關道，也允許走獨木橋。但各地領導對群眾自發搞包產到戶的，不要去壓制，不要去糾正。同時，中央以很大的關注，對包產到戶進行總結指 導。採取這樣的方針，事後證明好處很大，它並沒有阻止這場變動的速度。由於給了各地領導和幹部一個選擇的時間，一個從不自願到自願的時間，使這場大變動建 立在充分自願的基礎上，大大減少了摩擦和不必要的負作用。這證明有了一個選擇的時間，有了一個認識包產到戶這種形式優越性的時間，也就為各地提供了尋找把 包產到戶這種制度和各地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結合的時間。所以整個變動由貧困地區到一般地區，再到富裕地區的發展過程，就是包產到戶這種新生事物由不 完善到逐步完善的過程。所以我一直認為，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央對農村那場生產關係大變動的指導，是有許多經驗值得重視的。
前 面講到我非常重視專業承包到戶、到組這種形式。我的這一想法充分反映在1980年9月省市委第一書記座談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會議紀要上。這個紀要中央已在 1980年9月29日轉發全國。這個紀要指出，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責任制，就是在生產隊統一經營的條件下分工協作，擅長農業的勞動力，按能力大小分包耕地， 擅長林牧副漁工商各業的勞動力，按能力大小分包各業，各業包產分別到組到人到戶。當時的指導思想就是既要充分發揮個人承包的積極性，又不致回到小而全的一 家一戶的小農自然經濟。但這個想法並沒有實現，脫離了實際。因為當時農村商品經濟尚未得到發展，多種經營、工商各業剛剛開展，分工分業還不明顯。加上人們 多年的習慣、觀念，因此除了出現一些從事多種經營的專業戶或少量種糧大戶以外，農村耕地大部分還是按戶按人平均承包的。當時這樣做還是適合農村經濟發展水 平和生產力發展狀況的。這樣做的結果，並沒有對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造成障礙，相反還是大大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當 然，這種家庭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也不能長期下去，那將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勞動效率低下的狀況。隨着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多種經營和農村工業的發展，農村 勞動力的分工分業和勞動力的轉移，土地的規模經營，必然要歷史地提到議事日程上，其形式當然不是回到過去五十年代那種合作化的模式，很可能更適合的形式是 家庭農場主那樣一種形式。適應這種需要，應當允許土地的自由買賣、租賃，並允許繼承，使農村最重要的生產數據——土地——進入市場，並給予法律的保障。這 恐怕是農業進一步發展必須面對的問題。
十一、探索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
關 於沿海發展戰略問題。這是1987年秋天到1988年1月初，我經過對福建、廣東、浙江江蘇等地較長時間的考察，同當地縣、市、地、省幹部座談，又同中央 有關部門充分交換意見，提出了沿海發展戰略問題。主要內容是：沿海將近一億到兩億人口的地區，在戰略上應發展外向型經濟，充分利用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機 會，加快沿海經濟發展。具體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沿海地區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利用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機會，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或者勞動密集和知識密集相結合的產品。
（二）要兩頭在外【167】，大進大出，資金、設備和產品銷售放到國際市場上，即從國際上進口設備、原料、材料，引進資金，在國內加工生產，然後銷售到國際市場去。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隨進隨出。
（三）在發展外向型經濟時，要充分發揮鄉鎮企業的作用，使之成為生力軍甚至主力軍。這就是說，充分強調鄉鎮企業的作用，通過鄉鎮企業這種形式，走出一條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道路。把沿海地區農村大量勞動力，轉入外向型經濟，轉向國際市場。
（四）為適應這種轉變，必須改革外貿體制中的統一收購、統一出口的做法。凡能從事外向型生產的單位和企業，或從事進口、出口的外貿企業，實行自負盈虧，放開經營。
總之一句話，就是把沿海一億到兩億人口的地區，這裏的生產，這裏的企業，推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市場的交換和競爭。
提 出這麼一個戰略，使沿海地區自覺實行這樣的轉變，實行這樣一個新的方針，首先是有國際的機遇。因為國際經濟結構的調整仍在繼續。隨着一些工業國家，或者新 興工業國家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勞動費用也提高了。他們逐步把勞動密集的這一部分生產轉移到勞動費用比較低的國家或地區去。這一過程其實很早就開始 了。二次大戰以來，就是這樣滾動式的轉移。從亞太地區來說，首先是美國把這種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和製造業轉移到日本。日本利用這種機遇發展起來了。然後美 國、日本又把這一部分生產、製造業轉移到四小龍那裏去。隨着四小龍經濟的發展，日本、四小龍正在把這一部分產業轉移到東盟國家。這種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 從世界範圍也好，從亞太地區也好，是不會終止的。這種經濟結構滾動式的轉移對不發達國家確是一種機遇。過去由於我們閉關自守，不開放，又實行僵化的高度集 中的體制，信息也不靈通，所以好多次機會都錯過了。現在這個機會再不能錯過。
同 時，我們沿海地區又確實具有利用這種機遇的條件：靠近口岸，交通方便，而且基礎設施一般來講比內地好，中國勞動力充足，但沿海地區的勞動力素質、即文化技 術方面也比較好。沿海地區接近國際市場，而且總的講這裏有發展商品經濟的傳統，對國際市場容易適應，既有機遇又有條件。只要我們清除思想上、規章制度上的 障礙，有適當的政策去引導，沿海一定會很快發展起來。如果不走這條路，那麼沿海地區將愈來愈陷於困難的境地。因為沿海搞外向型經濟比內地有優越條件，但是 如果還按過去的路子走，沿海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最主要的是缺乏資源。雖然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沒有資源。過去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全國一盤棋，靠國家 投資發展西部資源，再遠途運輸到沿海加工，這條路再也走不通了。現在內地省份再不願把資源廉價賣給沿海省份去加工，內地和沿海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所以今 天沿海地區是不是實行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經濟發展戰略，是一個重大的、關鍵性問題。實行這樣一個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必然或大或小、或快或遲地帶動內地經濟 的發展。沿海經濟發展起來以後，技術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它也要不斷地進行結構調整，逐步把勞動密集產業轉移到內地，使自己登上一個新台階，也給內地 經濟一個機會。沿海經濟發展了，內地人還可以去就業。沿海發展戰略不僅會大大促進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必然有利於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這 是從經濟上說，從政治上講也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國家多年來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全國機會均等，使沿海的優勢得不到發揮，內地經濟快不了，沿海也快不 了。上海解放前是亞太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非常高的大都市，高於香港，更不要說新加坡、台灣。但是幾十年以後，上海破舊了，大大落後於香港，落後於新加坡、台 灣。這就給人們帶來一個問號，社會主義優越性究竟在哪裏？儘管我們內地的經濟有了相當的發展，但整個比香港、新加坡、台灣都相差甚遠。如果中國有一塊地 方，特別是上億人口的地方，經濟能像他們那樣快速發展，那情況就大為改變，人家就不會說社會主義制度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從政治上考慮，將來對收回香港，收 回澳門，對台灣與大陸的統一，都會減少那裏人們的懷疑和顧慮，增加那裏人民對回歸祖國的熱情。
總 之外貿潛力很大。過去我在廣東工作期間就想過，如果允許一個企業，一個地方，他們自己進口原料加工出口，這真是一本萬利，至少是一本幾利。國內有些地方之 所以不能生產出口產品，常常是因為沒有好的原料，產品出不去或者檔次上不去。如果能進口原料，進口材料，企業機器開動了，產品可以出口，除了可以換回它所 需要的東西之外，手頭還賺了外匯。這種情況最早在廣東實行，叫做周轉外匯，那時只是給地方，沒有給企業。如給廣州市若干外匯作為周轉，它可以進口原料再加 工出口，即以進養出。這樣一年可周轉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一美元當五美元來用。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過去有諸多限制。六十年代我曾給中央寫過報告，提 出把外貿搞活，以進養出。我們在廣東就試着採用這個辦法。在外貿部長葉季壯【168】同意下，實行外貿包幹，即進口多少東西，再出口多少東西，賺來的外 匯，地方分成。六十年代初廣東經濟恢復比較快，除其他原因外，這樣做起了很大作用。那時我深深感到，沿海在外貿方面有很大潛力。關鍵是我們的體制和政策把 它卡死了。不是沒有機遇，不是沒有機會，不是沒有可能，而是不允許他們這樣做。
1981 年我到天津一些企業考察，也遇到這種情況。天津有許多輕紡工廠，就是缺乏原料，缺乏材料，設備也沒法更新，很難進行生產。那時正是調整時期，許多工廠被迫 停產。我和他們商量，可不可以進口原料，加工出口？他們認為當然好。當時我就想沿海能不能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後來因為其他原因此事就放下了。
提出改革開放以後，從1981年到1984年，廣東開始發展起「三來一補」【169】，進口原料加工出口，來樣加工，補償貿易等等，都是利用國內的設備和 勞力，來樣加工，來料加工，然後產品出口。雖然當時是比較低級的，但水平很快就 提高了。廣東這個地方，特別是東莞、南海和珠江三角洲一帶，他們發展得很快，開始就得益於此，是用這種辦法起步的。開始，香港商人到那裏，就試行三來一 補，逐步逐步就把生產設備轉移到國內，把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內。廣東搞了以後，福建、山東、浙江、江蘇也都這樣搞起來，效果都是好的。所有這些都一再證明， 沿海地區的有一個優勢有待我們去認識，去發揮。當然，改革開放幾年來沿海地區實際上都在這樣做，但從整體上作為一種戰略，使沿海地區更自覺地向這個方向發 展，就必須提高到戰略上來認識，來部署。這就是當時為什麼提出沿海發展戰略的問題。這絕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時興之所至，而是長期觀察、思索、研究得出的 認識，是改革開放十年經驗的啟示，也是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發展沿海經濟的需要。
這 里有一個問題，我提出沿海發展戰略是不是和一位叫王建【170】的同志在1987年提出的「國際大循環」觀點相同？有人以為我是受這篇文章的影響提出來 的，國外有報刊說我是主張「國際大循環」的。王建同志當時寫的是文章還是建議，我不記得了。內容我看過，還批給計委和有關部門去研究。王建同志的「國際大 循環」觀點和我的沿海發展戰略，有些地方是一致的，都要更多的參與國際市場的交換。但這兩者出發點不一樣，思路不一樣，內容也不一樣。他主張中國發展輕紡 商品出口，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用以出口，換取資金，換取設備，也即進行資金積累，然後再發展中國的重工業和化工工業等基礎工業。他這個設想我沒有詳 細研究過，可以說是一種思路吧！我不是這個意思。
十二、關於沿海發展戰略的幾種不同意見
再 談一下沿海發展戰略的問題，這也是對外開放問題。1987年冬天，我經過對沿海地區一個時期的考察以後，在1988年1月提出了沿海發展戰略問題。在考察 中我覺得根據當時國際市場的情況，沿海地區完全有條件發展得更快一些。因為國際市場的規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總是向着勞動資源多而費用低的地區轉 移。一些發達國家相應地進行產品調整，轉向更多知識密集、技術密集、資金密集的產品。這樣就給發展中國家一個機會，這幾乎是一種趨勢，而且也是一種規律。 日本曾經走過這樣的路，台灣、新加坡、香港、韓國以及東南亞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也是走的這條路，而且非常成功。四小龍的經濟就是這樣起飛的。
我 們沿海地區這方面有很大的優勢。這些地方不但勞動力資源豐富而且素質也好，比那些發展中國家還是要好。這裏交通方便，信息靈通，人們國際競爭、市場競爭的 意識也比內地強，反應靈敏。而且這裏基礎設施也比較好，輕紡工業生產能力比較大。過去四小龍走過的路，我們沿海地區完全有條件走。這樣做將大大加快沿海地 區的經濟發展。當時提出沿海地區發展戰略，就是要把沿海地區一億到兩億人口推向國際市場，去參與國際市場的交流和競爭，發展外向型經濟，兩頭在外，大進大 出。兩頭在外，即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同時從國際市場取得原料和生產資料。因為我們沿海地區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缺乏原料。如果生產出口商品而擠佔國內的 原料，這會引起國內緊張，東、南部與中、西部地區發生爭奪原材料問題，使全國經濟發生不穩定。
只要我們進一步開放，在政策上破除那些不利於大進大出，不利於沿海地區向國際交流的清規戒律，就完全可以做到。
沿海發展戰略提出後，小平非常支持，給予高度評價，幾次講，要我們抓緊時機，堅決地干，大膽地干，不要貽誤時機。一些沿海地區也很擁護，非常積極，他們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但 也有不同意見，姚依林、李鵬他們有顧慮。因為那時全國還在繼續解決經濟過熱，實行軟着陸的問題。如果沿海提出加快速度，會不會重新熱起來？其實這個顧慮是 沒有必要的。所謂經濟過熱，不是簡單的速度快和慢的問題，而是經濟發展速度超過了可以承受的能力。主要的就是投入多，回收晚，或者投入多、回收少，再加上 消費基金過於膨脹，因而造成貨幣流通量過大。沿海按上述戰略發展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首先他們不需要大量投資；其次他們的產品會很快銷售出去；第三是從國 外進原料。四小龍的經濟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們正是在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時候，發展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同時進口原料，大大加快了經濟發展的速度，經濟 連續起飛好多年。同時通貨膨脹也降下來了，經濟越來越穩定。中國地方很大，各地情況不一樣，我當時考慮，過去我們往往從全國一盤棋考慮問題，而忽視了地區 的優勢和特點。譬如沿海地區經濟本來可以發展快而又不存在過熱的問題，但由於我們全國強調快而造成經濟發展過熱的問題，因為要控制過熱就限制沿海地區的發 展，使沿海喪失了時機。多少年來我們都是這個樣子，要熱全國一齊熱。一強調穩定，一強調調整，所有地區都冷下來。沿海就是這樣多次失去了發展的機會。所以 提出沿海發展戰略，正是由於沿海有特殊的好條件。因而我們實行與全國有區別的發展戰略，才能發揮它的優勢。從全國來說，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這種優勢，其他地 區就不能實行像沿海這樣的戰略。提出沿海發展戰略，正是接受過去的歷史教訓。
第 二種意見，是來自幾位老人的擔心，如陳雲就有這種擔心。他說：「你講這個如果能做到當然好，兩頭在外當然好，但不容易啊。」我理解他的意思，進口原料大家 都贊成，也容易，問題是進來以後能不能出得去，出不去外匯怎麼平衡？這種顧慮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是我們有這樣的條件，四小龍可以做到我們怎麼就做不到？ 我們怎麼就不能去競爭呢？我認為這裏主要有兩個障礙，一是外貿體制問題，一是國有企業體制問題。實行沿海發展戰略，首先必須改革外貿體制。一定要讓外貿自 負盈虧，要給外貿企業進出口很大方便。我當時的說法是，能夠大進大出，隨時進出。如果像過去官僚主義層層審批，層層限制，許多產品就不能及時出去。外貿體 制要為大進大出，隨時進出開路，掃清障礙。再一個就是企業體制問題，也就是國有企業如何改革的問題。「大鍋飯」、「負盈不負虧」，改起來不那麼容易。所以 我當時首先強調發展沿海的鄉鎮企業。沿海鄉鎮企業機制靈活，好伺候。我調查過許多出口的鄉鎮企業，他們交貨非常及時，又注重質量，很有信用。
第 三種意見，主要來自經濟學界的一些學者和計劃、外貿等經濟主管部門。他們認為四小龍地方小，我們這麼大的國家，人這麼多，生產出來的東西能不能賣出去？這 個問題應該這樣看：國際市場是在不斷調整的、競爭的關係中變化的。只要你產品質量好，費用低，就能擴大自己的份頷。這不是凝固不動的，相互所佔份額是會變 動的，要靠競爭。所以發達國家就不搞勞動密集的產品了，進行產業調整。新興國家經濟起飛以後，勞動費用也一天天提高了，他們這方面的優勢也就失去了。如日 本就把勞動密集型產品轉到四小龍，現在四小龍在這方面也不佔什麼優勢了。但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勞動資源優勢非常大。至於將來也不用怕，你走了第一步，第二 步、第三步就好辦了。只要先從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有了資金積累，技術也提高了，我們就可以在資金或技術密集型的產品上進行國際競爭。那是今後的發展問 題，顧慮是不必要的。現在是剛剛起步，何必杞人憂天？何況也不是一下子兩億人馬上跑到國際市場上去。這有個發展過程，我們現在才開始嘛。
還 有一種意見，屬於大國的架子放不下。過去我們因此在經濟上吃過許多虧。這種意見認為，我們是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怎麼強調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怎 麼靠鄉鎮企業出口？我們應該組織大企業集團，搞高精尖的產品出口。這完全是不從實際出發，離開了我國的現實。我們現在出口的是什麼東西？有勞動密集的輕工 產品，但主要是農副產品，很多是原料，連產品都談不上。我們強調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依靠鄉鎮企業出口，並不影響骨幹企業搞高精尖。但我們終究是發展中國 家，你再強調高精尖，也不可能搞得很多很多，不可能解決沿海勞動力出路問題。我們先搞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量出口，經濟搞活以後，反過來更有利於促進我們國家 出口高精尖產品、出口附加價值高的產品。當然他們的意見也有點道理，我也一直強調這個問題：我們沿海地區科技力量雖然不如發達國家，但比一般發展中國家 強，這是我國的特點。所以強調沿海地區的科技部門要和鄉鎮企業結合，發展外向型經濟。這樣，鄉鎮企業勞動費用低，機制比較靈活，再儘可能增加產品的科技含 量，生產出勞動密集和科技含量相結合的產品，這當然更好了。
還 有一種意見，主要是來自中西部的一些同志和國家的一些搞平衡、搞宏觀經濟計劃的同志。他們認為，沿海已經發展比較好了，差的是內地。為什麼還要大力發展沿 海，是不是會擴大不平衡？內地有的同志說，發展沿海是錦上添花，為什麼不雪中送炭？其實加快沿海地區發展，不僅對沿海有利，也肯定會帶動、推動全國經濟， 包括內地經濟的發展。很明顯，沒有沿海的發展，內地怎麼能有那麼多人到沿海就業。沿海地區經濟發展了，首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經濟規律，勢必在中國在滾 動，逐漸向勞動費用更低的地方轉移。沿海地區勞動費用逐漸高起來，它也要進行產業調整。不能齊頭發展，只能互相推動促進。齊頭，誰都快不了。沿海是中國的 一塊地方，他們優勢發揮了，對全中國、對中部西部地區都有利。從整個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首先發展沿海地區的優勢是必要的。
雖 然有這樣那樣的顧慮，但發展沿海地區戰略提出後，政治局還是通過了，並且在全國實施。雖然「六四」以後就不再提了，但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實上沿海地區在繼 續走這條路。沿海地區所以經濟繼續發展，國家在短短几年內大量出口，外匯年年增長，總起來已經有了很大的外匯儲備，不就是按這條路子走出來的嗎？當然，「 六四」以後不再提了，所以更自覺、更有力地推行這一戰略終究受些影響。各個地區情況也不盡相同，凡是仍然自覺推行這一戰略的，發展就快，效果就好；凡是不 那麼自覺或者有點猶豫的，就差一些。
這裏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會見台灣長榮集團董事長張榮發 【171】先 生。在談話中我問他，你們台灣不簡單，地方那么小，外匯儲備就有幾百億？他說，這不難，你們只要按現在的政策搞下去，改革開放，發展對外貿易，不用很久你 們就會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台灣能做到，大陸也一定能做到。他講得很樂觀、很肯定。那時我對他這麼樂觀的估計，還有點半信半疑，會那麼容易嗎？現在看來確實 是這樣，也不那麼難嘛！關鍵是要實行開放，我前面講了那麼多，就是說明一點，只要改革開放，我們經濟就能夠很快發展。
提 出治理整頓雖然對迅速穩定經濟起了作用，但卻使我們的改革又受到一次挫折。首先為了制止物價上漲，為了兌現我們下一年的物價指數不高於1988年的承諾， 幾乎全部恢復了用行政控制物價的辦法。並且各級政府層層負責，層層包幹。使經過多年改革把物價搞活，又完全回到老路上去了。當時李鵬他們主持國務院工作， 在治理整頓的名義下，把已經下放的權力又收回來，把過去搞活的一些措施、政策又重新搞死。一切都向着與改革開放相反的方向扭轉，使已經改革了的經濟體制， 又大大地倒退了一步。正因為這樣，不到一年的功夫就發生了經濟萎縮、市場疲軟等嚴重的情況，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後才改變。
總之，1988年圍繞物價改革問題，可以說是一錯再錯，我在這方面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1989年春天，我派安志文【150】等幾位同志到香港邀請一些經濟學家座談中國的經濟問題。到會的有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蔣碩傑【151】等六位經濟 學家，他們都是台灣中研院院士。尤其是蔣碩傑，他在經濟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有較高的成就，在台灣經濟界有較大的影響。
在 座談中，他們針對1988年通貨膨脹問題，談了一些我認為很值得重視的意見。第一，他們認為，大陸十年來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雖然現在還有些問題， 但從經濟角度來說並不嚴重，包括物價指數上漲18.5%。只要採取適當措施，問題是能夠解決的。第二，對於物價改革問題，他們一致認為，當今無論在什麼樣 的社會制度下，經濟發展都必須尊重市場的原則。他們說，大陸在前幾年改革中把許多產品的價格放開了，對有些產品實行雙軌價格，使市場功能得到進一步發展， 成績是顯著的。由於去年通貨膨脹加劇，聽說要放慢價格改革的步伐，並對一些價格實行管制。作為臨時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時間絕不能太長。有人強調價格改革 要找時機，實際上不合理的價格不改革，經濟不能連續運轉，是永遠找不到人們想像的時機的。他說，總之價格必須走這樣一條路，就是由市場決定。根本的出路， 要解決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下決心把貨幣管住。在此前提下，把大多數的價格放開，由市場競爭。少數的像公共事業可以由政府按一定的利潤率進行控制。他們 非常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必須市場化——市場決定價格，不然價格不可能合理。
再有一條很重要，就是對通漲的對策。他們認為，大陸通貨膨脹的原因是財政赤字和金融赤字的問題，主要是金融赤字。解決金融赤字，關鍵是使銀行利率高於物價 上漲指數。並且隨着市場資金供求自由升降，以利於增加居民的儲蓄，又抑制貸款的規模。從亞洲四小龍【152】的 經驗看，很好運用利率手段，對於抑制通貨膨脹和聚集建設資金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他們舉例說，台灣五十年代初通貨膨脹很嚴重，超過了100%。1956年 6月，大幅度提高利率，有一段甚至提高到125%，結果貨幣大量回籠，三位數的通貨膨脹很快被抑制住了。五十年代末下降到15%以下，1961年下降到兩 位數以內。而居民儲蓄增長率五十年代幾乎是零，1973年上升到35%。韓國停戰以後長期實行低利率政策，通貨膨脹率很高，經濟也不穩定。1965年9 月，他們借鑑台灣的經驗，把儲蓄利率提高到34.5%，明顯高於通貨膨脹率的30%，使儲蓄增長率從1965年的1.9%，迅速上升到1966年的 7%，1969年的15%，1977年的22%。不僅平息了高通貨膨脹，而且積聚了大量資金，加快了經濟發展。香港和新加坡也都有類似的經驗。
他們講的價格必須走市場決定的道路，解決金融赤字必須使銀行儲蓄利率高於通貨膨脹率，這兩條我認為對我們很有針對性，對我很有啟發。
自 從我看了蔣碩傑他們的意見後，在1989年春天我就進一步思考一個問題：雖然我們1988年想加快價格改革的想法是必要的、應該的，但是思路不對。當時我 們的思路不是走放開的方針一一逐步地、進一步地放，而是通過國家調整價格的辦法理順價格，這樣價格還是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市場決定，這樣還是很難解決物價扭 曲的問題。而且政府定的價格也很難和市場一致，這樣根本達不到目的。那時應該是繼續前進，實行調放結合，以放為主，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方針。隨着改革的深 入，經濟的發展，這個步子要加大。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會出現物價上漲，那就要一是同時對工資進行調整，二是實行儲蓄保值或提高儲蓄利率使人民的儲蓄不會貶 值。我更加看清了1988年的物價改革問題究竟出在什麼地方，使我對物價改革增加了信心。只要我們堅持貫徹「軟着陸」方針，把信貸規模、基建規模控制住， 同時使銀行利率高於物價上漲指數，實行保值儲蓄政策，就可以把放開物價的步子走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使大部分商品的價格由政府定價過渡到由市場形成，從 根本上解決商品價格的嚴重扭曲，並大大減少價格雙軌制所帶來的消極作用。
我於1989年3月25日看了蔣碩傑博士等人的意見後，就把大意告訴了小平同志，並責成國家體改委組織有關方面對此進行討論。我本來準備根據上述看法重新研究整個經濟工作的方針和物價改革的問題，但是由於發生了學潮，這件事就擱下來了。
九、揚長避短髮展外貿
第九個問題。我國多年來經濟建設效果不好，費力大，收效小。除經濟體制的原因外，閉關自守，自給自足，國內平衡，把自力更生精神絕對化、意識形態化、政治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拿農業來講，農業如果效益好的話，首先一條原則，就是因地制宜。這塊土地上適合於種什麼就種什麼。但長期以來，我們不能這樣做。
有 件事對我觸動很大。那是1978年的事，當時我還在四川工作，帶了一個代表團到歐洲訪問。去了英國、法國，回來路過希臘，還到了瑞士。我首先到法國南部地 中海沿岸，這是世界有名的、經濟很發達的地方。但這裏氣候很乾旱，而且夏季不下雨。這種情況按我們的思維方式，為了種糧首先要改天換地，大興水利。但他們 沒有這樣做，而是種葡萄和其他耐旱的各種作物，在此基礎上就釀造成了享譽世界的法國葡萄酒，農民相當富裕。又如在英國，看到東海岸小麥長得很好，而西海岸 全是種的草。那時我們第一次出國，感到很奇怪。一問才知道，東海岸日光充足，適合種小麥；而西海岸陰雨綿綿很少見到太陽，種草卻非常好。他們就在這裏發展 畜牧業，養牛、搞牛奶加工。回來的路上到了希臘，使館的同志陪我們到丘陵地區看了一下，這裏很乾旱，而且夏季沒有雨。如果按我們的思維方式，農業生產條件 很艱苦，就要學大寨【153】，搞大寨田、海綿田、梯田，要大修水利。但他們沒有這麼做，而是漫山遍野地種橄欖，榨橄欖油，農民生活水平還很高。他們為什 麼能這樣做？因為他們不是封閉的，靠對外貿易，發揮自己的優勢，他們的東西出口，需要的東西就進口。
1981年我已經到了北京，有次去蘭考縣【154】與農民座談。那裏是沙土地，非常適合種花生，而且產量很高。但由於「以糧為綱」【155】， 糧食要自給，不允許種花生，只好種玉米，而產量卻非常低，農民對此意見大得很。再說山東的魯西北，主要是鹽鹼地，這種鹽鹼地除少數嚴重的地區外，很適合種 棉花，其產量還不很低。但多年來不允許他們種棉花，只能種糧食。結果越是強調種糧食，糧食產量越低，農民越沒飯吃；越沒飯吃越強調種糧，惡性循環。
1983 年我和山東的同志談過，魯西北是不是可以種棉花？他們說，那當然好，問題就是沒有糧食。後來和他們商定，魯西北改種棉花，把棉花賣給國家（當時國家大量進 口棉花），由國家供給他們糧食。結果僅僅過了一、兩年，那裏就翻了身，棉花大幅度增產。有一段，大概是1985年吧，棉花多得成了「災」，賣不出去了。那 里農民收入很快提高，農村情況也大為改觀。因為種棉花就有了棉籽，棉籽榨油後又是很好的肥料。那些非鹽鹼種小麥的地，因為有了肥料，產量也大為提高，兩頭 都好。當地那時有一首民謠：一畝小麥吃飽飯，半畝棉花做貢獻。過去一畝半地種小麥還吃不飽，現在一畝就夠了，而且還把棉花賣給國家。
山 東、蘭考之所以能做到適合種什麼就種什麼，是因為我們實行了開放政策，從國外進口了大批糧食。那幾年每年進口千萬噸。農業只要做到適於種什麼就種什麼，什 麼效益好就種什麼，農業就可以大大提高。如果不開放，什麼都自給自足，把自力更生絕對化，這一切也就談不上了，這種情況全國比比皆是。多年來農業費力大， 一直上不去，一是吃大鍋飯，再一條恐怕就是自我封閉，不能因地制宜，結果事倍功半。多年來把那些不適合種糧食的土地硬要種糧食，因此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興 修水利。農田基本建設是需要的，水利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能夠因地制宜，就不需要統統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了。而已經修了的水利設施也可以用在十分必需的地 方，水利效益也會大為提高。
再 說工業。別的不講了，只講這麼一個例子。多年來我們搞工業都強調「不搞無米之炊」，所以一切都得從原料、從頭搞起。比如辦鋼鐵，首先就要找礦、選礦，還要 搞焦煤，再修鐵路，然後煉鐵、煉鋼、軋鋼，再造各種機器設備。但我們是個貧礦國家，礦石含鐵量不高，用很多礦石才能煉一噸鐵。我們的鐵礦、煤礦主要在西 部，因此要從很遠的地方運送原料。這樣，我們搞一個煉鋼廠周期要多長？建設規模要多大？投資周期要多長？資金回收率多慢？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學聰明了，礦石 乾脆從加拿大、澳大利亞進口。這些國家都是富礦，價格也便宜，而且用船運要比國內的火車便宜省事多了。還有沿海的一些城市乾脆從後面搞起，先搞軋鋼，鋼錠 從哪裏來？進口。一軋鋼馬上就有了效益，可以銷售，資金很快收回來，然後再往前搞煉鋼，沒有生鐵也是從國外進口。這樣建設周期短、資金回收快，條件就是要 開放，要進行國際貿易，進行交流。過去我們這方面確實是費了老大的勁，但是經濟效益實在是差。後幾年為什麼發展這樣快？就是這樣搞起來的。
化 纖也是個問題。過去要搞化纖，就得先搞石油，搞煉油，然後搞出化纖的原料，然後再抽絲。後來有些化纖廠，乾脆從抽絲開始搞，由後向前搞。1981年大調整 時，我們進口了一套石油化纖設備，從原料到抽絲，後來下馬了，當恢復重新上馬的時候，我們聰明了，先從抽絲開始搞，從最終成品開始搞。江蘇儀征化纖廠就是 這樣搞起來的，很快搞起來，很快就有了收益，然後再接上去。
所 有這些都說明，有了開放才能發揮自己的優勢，以己之長通過貿易來補己之短。所謂揚長避短，必須搞貿易，融入國際市場進行交換。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民 族，總有他的長處。窮也有他的優勢，勞動力便宜，這就是很大的優勢。勞動力便宜，國際競爭力就強。進行國際貿易，就可以拿我的長處來補我的短處。如果閉關 自守，萬事不求人，結果就不是揚長避短。過去我們吃這個虧實在是太大太大了。我越來越認識到，一個國家如果閉關自守，不融入國際市場；如果不通過國際貿易 揚長避短，這個國家必定落後，根本不可能現代化。
自 從改革開放以後，很多人在開放的問題上對引進國外技術，引進國外資金，引進國外經驗講得比較多，因為這些年我們得益很大，但是對通過貿易來揚長避短，通過 貿易來發揮自己的優勢，似乎講得沒有那麼多，而我認為這個問題關係極大。十多年來我們國內的經濟發展得益於這個方面是太大太大了。如果沒有進出口貿易的擴 大，我們的建設是不可能這樣快的。
十、農村包產到戶
第十個問題，關於農村包產到戶的問題。
首 先，誰也沒有料到，包產到戶會有這麼好的效果，會引起那麼大的變化。原來誰也沒有打算在全國農村，或者在大部分農村都搞包產到戶。這是一步一步發展起來 的，認識也是一步步加深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修改和通過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六十條，在經營管理這一條中，仍然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 1979年9月中央四中全會通過的「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寫上了「不許分田單幹，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或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居獨戶以 外，也不要包產到戶」。由原本「不許」，改為「不要」，這是根據我的意見寫的。總的說對包產到戶仍是不贊同的態度，只是口氣稍微鬆動了一些。
包 產到組，包產到戶，是先在貧窮地區由群眾自發搞起來的，記得首先搞起來的是安徽、四川兩省。允許在貧窮地方搞包產到戶，當時爭論並不大。因為一是在六十年 代經濟困難時期，曾希聖【156】曾經在安徽搞了責任田，我也在廣東搞了聯產責任制，河南搞了借地，河北張家口搞了包產到組，還有其他地方有各種形式搞了 包產到組、到戶。所有這樣搞的地方，結果都增了產，緩解了當時的嚴重災荒。因此不少人知道，包產到組、到戶可以增產，可以緩解暫時的困難。另外由於「文化 大革命」結束，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出解放思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所以人們顧慮少了，敢於從實際出發考慮問題。
當 時我曾設想全國農村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地區，但這個想法沒有正式地在會上講過。一是集體經濟比較鞏固，生產、生活水平比較高，集體家當比較大，或社隊企業比 較發達的地方；二是中間狀態；三是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群眾處於飢餓或半飢餓狀態的地方。我認為第三種地方群眾迫切要求包產到戶，這是迅速改變這些地方飢 餓和半飢餓狀態的最有效辦法。1980年我到中央工作以後，在一次會議上我提出首先在大約一億人口的農村貧困社隊實行包產到戶，這是安定農村、關係農民休 養生息的一項大政策。當時還得到了姚依林的支持。對第二種地區，是否搞包產到戶，我認為還可以看一看。至於第一種地區，我當時也不認為他們有包產到戶的要 求。
黨 內關於包產到戶的爭論，是由第三種地區向第二種地區擴展時趨於明顯化的。反對的人認為這是方向問題。胡喬木就要我注意這個問題，他說安徽的包產到戶已由淮 北擴展到淮南，連魚米之鄉的蕪湖也搞了包產到戶。他明確表示反對態度。李先念有一次從江蘇回來，借反映江蘇省委的意見，反對安徽包產到戶。王任重一直是反 對包產到戶的，他曾任中央農委主任，早在1979年就讓《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封所謂洛陽來信，批判包產到戶、包產到組。陝西反對放寬農村政策，反對安徽、 四川的農村改革政策更早，1978、1979年他們就在報紙上連篇累續地發表批判文章。
當時華國鋒【157】也不贊成搞包產到組、包產到戶。他認為農村，尤其是南方，秋收時一方面割稻，一方面打穀、曬場、運送，沒有集體勞動流水作業不行。
陳 雲沒有直接表示過贊成或反對的意見，有一次他派人問我，說南方收穫季節往往遇上陰雨，如果不及時翻曬，穀子容易發霉，包產到戶以後，會不會出現這樣的問 題？我了解一下以後告訴他，包產到戶以後這樣的事比以前更好辦了。他沒有再說什麼。在各省市主要領導人中，楊易辰【158】是一直堅持反對包產到戶的，在 中央召開的一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當不少省的領導人表示贊成包產到戶的時候，他講了後來廣為流傳的一句話：「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意思是你們 即使都搞了包產到戶，我黑龍江也不搞。福建的廖志高【159】也是不贊成包產到戶的，他與項南【160】分歧很大。還有陝西的馬文瑞【161】，他不准關 中地區搞包產到戶。河北的金明【162】、李爾重【163】，也不贊成包產到戶。李爾重調河北省以前在陝西省工作時，當全國不少地方在放寬農村政策的時 候，他卻搞什麼由生產隊核算向大隊核算「升級」。
包 產到戶之所以能在全國推開，與鄧小平的支持分不開。在中央領導層中推廣包產到戶之所以沒有形成很大的阻力，與鄧的態度有很大關係。他雖然就這個問題直接講 話不多，但對我和耀邦、萬里的意見一直是支持的。對包產到戶以後發生的變化，他聽後表示非常高興。1981年山東東明的一些災區農民聯名給鄧小平寫信表示 感謝，說包產到戶的政策使他們有了飯吃。鄧把這封信批轉給中央各位領導人。鄧還對我說過，他對徐帥反對包產到戶不以為然。
1981 年1月初，我去河南蘭考和山東東明【164】等貧困地區，親自看到了和聽到了這些地方實行包產到戶以後發生的變化。當地幹部、群眾對此的熱烈反映，給我留 一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當幹部反映說，群眾要求讓他們再搞三年包產到戶，我當即表示可以答應。雖然我當時沒有改變過去把包產到戶作為權宜之計的看法，但我 內心感到對這個問題要重新加以認識。回京以後，我把這次所見所聞告訴了鄧小平和胡耀邦以及中央其他一些人。包產到戶有利於恢復生產，有利於農民休養生息， 尤其是在那些貧困地區或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的地區，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 一家一戶分散的小農經濟能否使農村生產力得到持續發展，卻是一個不能不令人懷疑的問題。所以，我們一直認為，在那些生產比較穩定，農民生活也過得去，且年 年有所提高，特別是已經有了相當數量集體財產和公共設施的地方，如果也搞包產到戶，會不會連原來的水平也維持不了？能不能進一步發展，就更難說了。這樣的 疑問是有的。但各地包產到戶以後所顯現出來的巨大的優越性和生命力，卻不能不令人深思。所以我逐漸考慮應該把包產到戶的優點引用到貧困地區以外的中間地區 和富裕地區。
全 面推廣包產到戶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把分戶承包的積極性和發展商品生產的需要和規模經營的優越性結合起來，使它不致成為分散的小農經濟。對這個問題我也曾有 過一些設想。我曾非常重視個體專業承包的形式，這個問題最終是廣大幹部、群眾在實踐摸索中解決的。這就是後來總結出來的，個體承包與雙重經營【165】相 結合的體制。
另 外，農村個人專業戶的興起，也是個重要方面。早在1978年我去西歐考察的時候就看到，西歐許多農業的生產經營單位並不大，不少是很小的農場主。他們解決 不了的問題，通過參加某種合作組織去解決，效果同樣很好。特別是在瑞士這樣一些地方，當時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開始改變了過去那種大農業就要規模大的認 識。因此我相信農村實行農戶聯產承包責任制，並不是走回頭路——回到小農自然經濟。我非常重視從農業和農業種植業分離出來的農村專業戶的形式，因為它既體 現了分工分業，又具有個體經營的積極性與一定的規模經營，不同於過去農村的家庭副業。早在四川工作時，我就提倡過、推廣過經濟作物、魚塘、花卉、藥材等作 物，承包給有技術有經營能力的人。後來我又到全國很多地方訪問過這種養雞、養褚、養奶牛和農產品加工以及縫紉等專業戶。1981年一次去山西考察時我就說 過，農村的個體專業戶是農村商品經濟的萌芽。
把 全國農村的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166】改變為農戶的聯產責任制，即包產到戶，是一場大的變動，大的革命，前後不到三年就順利完成了。我感到這是我國過去 所有進行過的大運動、大變動中，最為順利、最為健康的一次。而且是在大多數領導人、大多數幹部持懷疑甚至不贊成的情況下開始的。但整個過程並沒有因此處理 過一個人，也沒有公開批評過一個領導幹部。當然到了後期，即兩年以後，某些省仍然派人下去強行糾正群眾搞包產到戶，這受到了制止。
隨 着自下而上的包產到戶範圍越來越大，其顯示的優越性越來越明顯，除極少數人以外，絕大多數領導人和幹部都逐漸放棄了原來的立場，由反對轉為贊成。這也是這 場大變動中非常大的特點，也是非常值得重視的經驗。在這場大變動中，中央採取一條不搞一刀切，不由中央統一下命令的方針，搞還是不搞，怎麼搞，允許各地自 己去選擇，既允許走陽關道，也允許走獨木橋。但各地領導對群眾自發搞包產到戶的，不要去壓制，不要去糾正。同時，中央以很大的關注，對包產到戶進行總結指 導。採取這樣的方針，事後證明好處很大，它並沒有阻止這場變動的速度。由於給了各地領導和幹部一個選擇的時間，一個從不自願到自願的時間，使這場大變動建 立在充分自願的基礎上，大大減少了摩擦和不必要的負作用。這證明有了一個選擇的時間，有了一個認識包產到戶這種形式優越性的時間，也就為各地提供了尋找把 包產到戶這種制度和各地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結合的時間。所以整個變動由貧困地區到一般地區，再到富裕地區的發展過程，就是包產到戶這種新生事物由不 完善到逐步完善的過程。所以我一直認為，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央對農村那場生產關係大變動的指導，是有許多經驗值得重視的。
前 面講到我非常重視專業承包到戶、到組這種形式。我的這一想法充分反映在1980年9月省市委第一書記座談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會議紀要上。這個紀要中央已在 1980年9月29日轉發全國。這個紀要指出，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責任制，就是在生產隊統一經營的條件下分工協作，擅長農業的勞動力，按能力大小分包耕地， 擅長林牧副漁工商各業的勞動力，按能力大小分包各業，各業包產分別到組到人到戶。當時的指導思想就是既要充分發揮個人承包的積極性，又不致回到小而全的一 家一戶的小農自然經濟。但這個想法並沒有實現，脫離了實際。因為當時農村商品經濟尚未得到發展，多種經營、工商各業剛剛開展，分工分業還不明顯。加上人們 多年的習慣、觀念，因此除了出現一些從事多種經營的專業戶或少量種糧大戶以外，農村耕地大部分還是按戶按人平均承包的。當時這樣做還是適合農村經濟發展水 平和生產力發展狀況的。這樣做的結果，並沒有對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造成障礙，相反還是大大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當 然，這種家庭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也不能長期下去，那將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勞動效率低下的狀況。隨着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多種經營和農村工業的發展，農村 勞動力的分工分業和勞動力的轉移，土地的規模經營，必然要歷史地提到議事日程上，其形式當然不是回到過去五十年代那種合作化的模式，很可能更適合的形式是 家庭農場主那樣一種形式。適應這種需要，應當允許土地的自由買賣、租賃，並允許繼承，使農村最重要的生產數據——土地——進入市場，並給予法律的保障。這 恐怕是農業進一步發展必須面對的問題。
十一、探索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
關 於沿海發展戰略問題。這是1987年秋天到1988年1月初，我經過對福建、廣東、浙江江蘇等地較長時間的考察，同當地縣、市、地、省幹部座談，又同中央 有關部門充分交換意見，提出了沿海發展戰略問題。主要內容是：沿海將近一億到兩億人口的地區，在戰略上應發展外向型經濟，充分利用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機 會，加快沿海經濟發展。具體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沿海地區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利用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機會，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或者勞動密集和知識密集相結合的產品。
（二）要兩頭在外【167】，大進大出，資金、設備和產品銷售放到國際市場上，即從國際上進口設備、原料、材料，引進資金，在國內加工生產，然後銷售到國際市場去。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隨進隨出。
（三）在發展外向型經濟時，要充分發揮鄉鎮企業的作用，使之成為生力軍甚至主力軍。這就是說，充分強調鄉鎮企業的作用，通過鄉鎮企業這種形式，走出一條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道路。把沿海地區農村大量勞動力，轉入外向型經濟，轉向國際市場。
（四）為適應這種轉變，必須改革外貿體制中的統一收購、統一出口的做法。凡能從事外向型生產的單位和企業，或從事進口、出口的外貿企業，實行自負盈虧，放開經營。
總之一句話，就是把沿海一億到兩億人口的地區，這裏的生產，這裏的企業，推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市場的交換和競爭。
提 出這麼一個戰略，使沿海地區自覺實行這樣的轉變，實行這樣一個新的方針，首先是有國際的機遇。因為國際經濟結構的調整仍在繼續。隨着一些工業國家，或者新 興工業國家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勞動費用也提高了。他們逐步把勞動密集的這一部分生產轉移到勞動費用比較低的國家或地區去。這一過程其實很早就開始 了。二次大戰以來，就是這樣滾動式的轉移。從亞太地區來說，首先是美國把這種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和製造業轉移到日本。日本利用這種機遇發展起來了。然後美 國、日本又把這一部分生產、製造業轉移到四小龍那裏去。隨着四小龍經濟的發展，日本、四小龍正在把這一部分產業轉移到東盟國家。這種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 從世界範圍也好，從亞太地區也好，是不會終止的。這種經濟結構滾動式的轉移對不發達國家確是一種機遇。過去由於我們閉關自守，不開放，又實行僵化的高度集 中的體制，信息也不靈通，所以好多次機會都錯過了。現在這個機會再不能錯過。
同 時，我們沿海地區又確實具有利用這種機遇的條件：靠近口岸，交通方便，而且基礎設施一般來講比內地好，中國勞動力充足，但沿海地區的勞動力素質、即文化技 術方面也比較好。沿海地區接近國際市場，而且總的講這裏有發展商品經濟的傳統，對國際市場容易適應，既有機遇又有條件。只要我們清除思想上、規章制度上的 障礙，有適當的政策去引導，沿海一定會很快發展起來。如果不走這條路，那麼沿海地區將愈來愈陷於困難的境地。因為沿海搞外向型經濟比內地有優越條件，但是 如果還按過去的路子走，沿海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最主要的是缺乏資源。雖然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沒有資源。過去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全國一盤棋，靠國家 投資發展西部資源，再遠途運輸到沿海加工，這條路再也走不通了。現在內地省份再不願把資源廉價賣給沿海省份去加工，內地和沿海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所以今 天沿海地區是不是實行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經濟發展戰略，是一個重大的、關鍵性問題。實行這樣一個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必然或大或小、或快或遲地帶動內地經濟 的發展。沿海經濟發展起來以後，技術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它也要不斷地進行結構調整，逐步把勞動密集產業轉移到內地，使自己登上一個新台階，也給內地 經濟一個機會。沿海經濟發展了，內地人還可以去就業。沿海發展戰略不僅會大大促進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必然有利於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這 是從經濟上說，從政治上講也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國家多年來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全國機會均等，使沿海的優勢得不到發揮，內地經濟快不了，沿海也快不 了。上海解放前是亞太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非常高的大都市，高於香港，更不要說新加坡、台灣。但是幾十年以後，上海破舊了，大大落後於香港，落後於新加坡、台 灣。這就給人們帶來一個問號，社會主義優越性究竟在哪裏？儘管我們內地的經濟有了相當的發展，但整個比香港、新加坡、台灣都相差甚遠。如果中國有一塊地 方，特別是上億人口的地方，經濟能像他們那樣快速發展，那情況就大為改變，人家就不會說社會主義制度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從政治上考慮，將來對收回香港，收 回澳門，對台灣與大陸的統一，都會減少那裏人們的懷疑和顧慮，增加那裏人民對回歸祖國的熱情。
總 之外貿潛力很大。過去我在廣東工作期間就想過，如果允許一個企業，一個地方，他們自己進口原料加工出口，這真是一本萬利，至少是一本幾利。國內有些地方之 所以不能生產出口產品，常常是因為沒有好的原料，產品出不去或者檔次上不去。如果能進口原料，進口材料，企業機器開動了，產品可以出口，除了可以換回它所 需要的東西之外，手頭還賺了外匯。這種情況最早在廣東實行，叫做周轉外匯，那時只是給地方，沒有給企業。如給廣州市若干外匯作為周轉，它可以進口原料再加 工出口，即以進養出。這樣一年可周轉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一美元當五美元來用。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過去有諸多限制。六十年代我曾給中央寫過報告，提 出把外貿搞活，以進養出。我們在廣東就試着採用這個辦法。在外貿部長葉季壯【168】同意下，實行外貿包幹，即進口多少東西，再出口多少東西，賺來的外 匯，地方分成。六十年代初廣東經濟恢復比較快，除其他原因外，這樣做起了很大作用。那時我深深感到，沿海在外貿方面有很大潛力。關鍵是我們的體制和政策把 它卡死了。不是沒有機遇，不是沒有機會，不是沒有可能，而是不允許他們這樣做。
1981 年我到天津一些企業考察，也遇到這種情況。天津有許多輕紡工廠，就是缺乏原料，缺乏材料，設備也沒法更新，很難進行生產。那時正是調整時期，許多工廠被迫 停產。我和他們商量，可不可以進口原料，加工出口？他們認為當然好。當時我就想沿海能不能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後來因為其他原因此事就放下了。
提出改革開放以後，從1981年到1984年，廣東開始發展起「三來一補」【169】，進口原料加工出口，來樣加工，補償貿易等等，都是利用國內的設備和 勞力，來樣加工，來料加工，然後產品出口。雖然當時是比較低級的，但水平很快就 提高了。廣東這個地方，特別是東莞、南海和珠江三角洲一帶，他們發展得很快，開始就得益於此，是用這種辦法起步的。開始，香港商人到那裏，就試行三來一 補，逐步逐步就把生產設備轉移到國內，把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內。廣東搞了以後，福建、山東、浙江、江蘇也都這樣搞起來，效果都是好的。所有這些都一再證明， 沿海地區的有一個優勢有待我們去認識，去發揮。當然，改革開放幾年來沿海地區實際上都在這樣做，但從整體上作為一種戰略，使沿海地區更自覺地向這個方向發 展，就必須提高到戰略上來認識，來部署。這就是當時為什麼提出沿海發展戰略的問題。這絕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時興之所至，而是長期觀察、思索、研究得出的 認識，是改革開放十年經驗的啟示，也是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發展沿海經濟的需要。
這 里有一個問題，我提出沿海發展戰略是不是和一位叫王建【170】的同志在1987年提出的「國際大循環」觀點相同？有人以為我是受這篇文章的影響提出來 的，國外有報刊說我是主張「國際大循環」的。王建同志當時寫的是文章還是建議，我不記得了。內容我看過，還批給計委和有關部門去研究。王建同志的「國際大 循環」觀點和我的沿海發展戰略，有些地方是一致的，都要更多的參與國際市場的交換。但這兩者出發點不一樣，思路不一樣，內容也不一樣。他主張中國發展輕紡 商品出口，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用以出口，換取資金，換取設備，也即進行資金積累，然後再發展中國的重工業和化工工業等基礎工業。他這個設想我沒有詳 細研究過，可以說是一種思路吧！我不是這個意思。
十二、關於沿海發展戰略的幾種不同意見
再 談一下沿海發展戰略的問題，這也是對外開放問題。1987年冬天，我經過對沿海地區一個時期的考察以後，在1988年1月提出了沿海發展戰略問題。在考察 中我覺得根據當時國際市場的情況，沿海地區完全有條件發展得更快一些。因為國際市場的規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總是向着勞動資源多而費用低的地區轉 移。一些發達國家相應地進行產品調整，轉向更多知識密集、技術密集、資金密集的產品。這樣就給發展中國家一個機會，這幾乎是一種趨勢，而且也是一種規律。 日本曾經走過這樣的路，台灣、新加坡、香港、韓國以及東南亞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也是走的這條路，而且非常成功。四小龍的經濟就是這樣起飛的。
我 們沿海地區這方面有很大的優勢。這些地方不但勞動力資源豐富而且素質也好，比那些發展中國家還是要好。這裏交通方便，信息靈通，人們國際競爭、市場競爭的 意識也比內地強，反應靈敏。而且這裏基礎設施也比較好，輕紡工業生產能力比較大。過去四小龍走過的路，我們沿海地區完全有條件走。這樣做將大大加快沿海地 區的經濟發展。當時提出沿海地區發展戰略，就是要把沿海地區一億到兩億人口推向國際市場，去參與國際市場的交流和競爭，發展外向型經濟，兩頭在外，大進大 出。兩頭在外，即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同時從國際市場取得原料和生產資料。因為我們沿海地區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缺乏原料。如果生產出口商品而擠佔國內的 原料，這會引起國內緊張，東、南部與中、西部地區發生爭奪原材料問題，使全國經濟發生不穩定。
只要我們進一步開放，在政策上破除那些不利於大進大出，不利於沿海地區向國際交流的清規戒律，就完全可以做到。
沿海發展戰略提出後，小平非常支持，給予高度評價，幾次講，要我們抓緊時機，堅決地干，大膽地干，不要貽誤時機。一些沿海地區也很擁護，非常積極，他們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但 也有不同意見，姚依林、李鵬他們有顧慮。因為那時全國還在繼續解決經濟過熱，實行軟着陸的問題。如果沿海提出加快速度，會不會重新熱起來？其實這個顧慮是 沒有必要的。所謂經濟過熱，不是簡單的速度快和慢的問題，而是經濟發展速度超過了可以承受的能力。主要的就是投入多，回收晚，或者投入多、回收少，再加上 消費基金過於膨脹，因而造成貨幣流通量過大。沿海按上述戰略發展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首先他們不需要大量投資；其次他們的產品會很快銷售出去；第三是從國 外進原料。四小龍的經濟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們正是在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時候，發展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同時進口原料，大大加快了經濟發展的速度，經濟 連續起飛好多年。同時通貨膨脹也降下來了，經濟越來越穩定。中國地方很大，各地情況不一樣，我當時考慮，過去我們往往從全國一盤棋考慮問題，而忽視了地區 的優勢和特點。譬如沿海地區經濟本來可以發展快而又不存在過熱的問題，但由於我們全國強調快而造成經濟發展過熱的問題，因為要控制過熱就限制沿海地區的發 展，使沿海喪失了時機。多少年來我們都是這個樣子，要熱全國一齊熱。一強調穩定，一強調調整，所有地區都冷下來。沿海就是這樣多次失去了發展的機會。所以 提出沿海發展戰略，正是由於沿海有特殊的好條件。因而我們實行與全國有區別的發展戰略，才能發揮它的優勢。從全國來說，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這種優勢，其他地 區就不能實行像沿海這樣的戰略。提出沿海發展戰略，正是接受過去的歷史教訓。
第 二種意見，是來自幾位老人的擔心，如陳雲就有這種擔心。他說：「你講這個如果能做到當然好，兩頭在外當然好，但不容易啊。」我理解他的意思，進口原料大家 都贊成，也容易，問題是進來以後能不能出得去，出不去外匯怎麼平衡？這種顧慮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是我們有這樣的條件，四小龍可以做到我們怎麼就做不到？ 我們怎麼就不能去競爭呢？我認為這裏主要有兩個障礙，一是外貿體制問題，一是國有企業體制問題。實行沿海發展戰略，首先必須改革外貿體制。一定要讓外貿自 負盈虧，要給外貿企業進出口很大方便。我當時的說法是，能夠大進大出，隨時進出。如果像過去官僚主義層層審批，層層限制，許多產品就不能及時出去。外貿體 制要為大進大出，隨時進出開路，掃清障礙。再一個就是企業體制問題，也就是國有企業如何改革的問題。「大鍋飯」、「負盈不負虧」，改起來不那麼容易。所以 我當時首先強調發展沿海的鄉鎮企業。沿海鄉鎮企業機制靈活，好伺候。我調查過許多出口的鄉鎮企業，他們交貨非常及時，又注重質量，很有信用。
第 三種意見，主要來自經濟學界的一些學者和計劃、外貿等經濟主管部門。他們認為四小龍地方小，我們這麼大的國家，人這麼多，生產出來的東西能不能賣出去？這 個問題應該這樣看：國際市場是在不斷調整的、競爭的關係中變化的。只要你產品質量好，費用低，就能擴大自己的份頷。這不是凝固不動的，相互所佔份額是會變 動的，要靠競爭。所以發達國家就不搞勞動密集的產品了，進行產業調整。新興國家經濟起飛以後，勞動費用也一天天提高了，他們這方面的優勢也就失去了。如日 本就把勞動密集型產品轉到四小龍，現在四小龍在這方面也不佔什麼優勢了。但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勞動資源優勢非常大。至於將來也不用怕，你走了第一步，第二 步、第三步就好辦了。只要先從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有了資金積累，技術也提高了，我們就可以在資金或技術密集型的產品上進行國際競爭。那是今後的發展問 題，顧慮是不必要的。現在是剛剛起步，何必杞人憂天？何況也不是一下子兩億人馬上跑到國際市場上去。這有個發展過程，我們現在才開始嘛。
還 有一種意見，屬於大國的架子放不下。過去我們因此在經濟上吃過許多虧。這種意見認為，我們是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怎麼強調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怎 麼靠鄉鎮企業出口？我們應該組織大企業集團，搞高精尖的產品出口。這完全是不從實際出發，離開了我國的現實。我們現在出口的是什麼東西？有勞動密集的輕工 產品，但主要是農副產品，很多是原料，連產品都談不上。我們強調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依靠鄉鎮企業出口，並不影響骨幹企業搞高精尖。但我們終究是發展中國 家，你再強調高精尖，也不可能搞得很多很多，不可能解決沿海勞動力出路問題。我們先搞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量出口，經濟搞活以後，反過來更有利於促進我們國家 出口高精尖產品、出口附加價值高的產品。當然他們的意見也有點道理，我也一直強調這個問題：我們沿海地區科技力量雖然不如發達國家，但比一般發展中國家 強，這是我國的特點。所以強調沿海地區的科技部門要和鄉鎮企業結合，發展外向型經濟。這樣，鄉鎮企業勞動費用低，機制比較靈活，再儘可能增加產品的科技含 量，生產出勞動密集和科技含量相結合的產品，這當然更好了。
還 有一種意見，主要是來自中西部的一些同志和國家的一些搞平衡、搞宏觀經濟計劃的同志。他們認為，沿海已經發展比較好了，差的是內地。為什麼還要大力發展沿 海，是不是會擴大不平衡？內地有的同志說，發展沿海是錦上添花，為什麼不雪中送炭？其實加快沿海地區發展，不僅對沿海有利，也肯定會帶動、推動全國經濟， 包括內地經濟的發展。很明顯，沒有沿海的發展，內地怎麼能有那麼多人到沿海就業。沿海地區經濟發展了，首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經濟規律，勢必在中國在滾 動，逐漸向勞動費用更低的地方轉移。沿海地區勞動費用逐漸高起來，它也要進行產業調整。不能齊頭發展，只能互相推動促進。齊頭，誰都快不了。沿海是中國的 一塊地方，他們優勢發揮了，對全中國、對中部西部地區都有利。從整個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首先發展沿海地區的優勢是必要的。
雖 然有這樣那樣的顧慮，但發展沿海地區戰略提出後，政治局還是通過了，並且在全國實施。雖然「六四」以後就不再提了，但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實上沿海地區在繼 續走這條路。沿海地區所以經濟繼續發展，國家在短短几年內大量出口，外匯年年增長，總起來已經有了很大的外匯儲備，不就是按這條路子走出來的嗎？當然，「 六四」以後不再提了，所以更自覺、更有力地推行這一戰略終究受些影響。各個地區情況也不盡相同，凡是仍然自覺推行這一戰略的，發展就快，效果就好；凡是不 那麼自覺或者有點猶豫的，就差一些。
這裏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會見台灣長榮集團董事長張榮發 【171】先 生。在談話中我問他，你們台灣不簡單，地方那么小，外匯儲備就有幾百億？他說，這不難，你們只要按現在的政策搞下去，改革開放，發展對外貿易，不用很久你 們就會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台灣能做到，大陸也一定能做到。他講得很樂觀、很肯定。那時我對他這麼樂觀的估計，還有點半信半疑，會那麼容易嗎？現在看來確實 是這樣，也不那麼難嘛！關鍵是要實行開放，我前面講了那麼多，就是說明一點，只要改革開放，我們經濟就能夠很快發展。
十三、探索反腐敗的道路
關 於腐敗和反腐敗的問題，這是1988年形勢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如何看待和解決這個問題，如何把反腐敗、廉政建設的問題作為一個契機，把改革開放推向深入， 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為藉口恢復舊體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前面已經提到過，1988年春節我在廣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開放中發生了不少權錢交易這 類事。不能說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但也應該承認，這同經濟轉型時的環境有關係，不能迴避這個問題。當時我提出「經濟要繁榮，政府要廉潔」。認為解決腐敗問 題非常重要，不注意會給反對改革的人一種口實，人民群眾也不滿意，後果很嚴重。鑑於這是新形勢下產生的，解決這個問題不能用老辦法。首先要研究清楚產生這 些問題的原因，才能有效解決問題。比如香港這個地方，六十年代以前腐敗非常嚴重，執法部門很腐敗。七十年代搞了一個廉政公署，有個電視片叫《廉政風暴》。 這以後腐敗的情況就好多了。這是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發生的，後來文官、警察素質提高了，相應的工資待遇也提高了，情況就變了，現在的香港警察同過去大 不相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類似情況，開始發展市場經濟就會出現錢權交易。隨着經濟的發展，法制的健全，民主制度的建立，情況就好了。東盟國家就有類似情 況。
我 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在解決腐敗問題上應該搞得好些。現在搞市場經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乾淨，但無論如何不能使腐敗泛濫。這個基本的想法要着手研究。1989 年1月，香港《大公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好像是《試析大陸的腐敗》。這篇文章倒是對大陸的腐敗作了一些系統的研究。我專門把它轉給鮑彤，並寫了幾句 話，說這是一篇專門研究腐敗的文章，我覺得我們很需要組織一個小組專門對腐敗問題進行研究、剖析，提出自己的對策，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這反映了我當時的 思想，認為這個問題要系統研究，把它弄清楚，才能提出解決的辦法。用老的辦法是不行的。如果為了防止腐敗放棄改革開放，因噎廢食，再回到高度集中的計劃經 濟，不行。像解放初三反五反的辦法，用殺幾個人來解決問題，也不行。
這 種腐敗是在經濟體制轉型、社會轉型過程中發生的。一方面過去舊體制削弱了、破碎了，但新的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就產生了這個問題。所以要真正解決這個問 題，根本上是必須進一步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譬如權錢交易，現在經濟搞活了，有了商品經濟，有了市場，許多企業、單位要參與市場競爭，但權力卻仍然壟 斷在政府部門手裏。就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沒有完全轉軌，還保留了很多計劃經濟時代的東西。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如果能得到掌權機關的照顧，就能以不平等的 條件與別人競爭而獲取暴利。又譬如通過一些主管部門把計劃內物資變為計劃外物資，即用計劃價格從物資部門取得商品，以市場價格出售，就可以獲得很大的利 潤。再如誰如果能得到批件，出口某些產品或進口某些商品，他們利用這個差價就能獲得暴利。在上述情況下，官商勾結，金錢權利交易，使一些部門、單位以不平 等競爭牟取暴利，它就可以拿出一部分來進行賄賂。所以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深入改革，實行政企分開，政府能下放、應下放的權力儘量下放，進一步解決權力壟斷和 權力集中問題。這樣官商勾結和權錢交易的土壤就減少了。這類的問題根本上要從改革中解決。
還 有制度化問題。商品經濟需要有相應的制度。稅務所、公安派出所、銀行營業所等等，各種各樣的基層執法單位，如果辦事規則公開，辦事結果公佈，提高辦事透明 度，使人民知道，那麼徇私舞弊的現象就會減少。譬如說黑龍江有個地方，那裏銀行的農業貸款每年公佈，貸給誰，收回多少，大家都知道。這樣就得到人民的監 督，讓人民參與。辦事愈不公開，愈容易作弊。反腐敗應該在制度方面建設。當時北京市東城區在這方面有些措施我很有興趣。還有河北的一個縣，也很受人民擁 護。
反 腐敗從根本上說，還必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工業化國家在發展初期往往貪污盛行。一方面是經濟高速發展，另方面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官員行為得不到監督。沒 有輿論監督，執政黨沒有監督，官員很容易腐敗。隨着民主政治的建設，政治多元化，廣大人民的參與，實行輿論監督，情況會逐步得到改變。像東盟一些國家情況 就是這樣，台灣地區也類似。隨着經濟基礎變化，上層建築也相應改革，政治建設要跟上去，主要是解決透明度和人民監督問題。這裏面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歸根 結底是一個司法獨立的問題、法治的問題。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必須是法治化的，法律保證的，法律規範的。如果法律不健全，或者執法不能獨立，各種干擾不能排 除，那也很難辦。這裏有個法制建設的問題，有個司法獨立的問題，黨政不能隨便干預的問題。這些問題在當時的書記處會議上我都提到了。
以 上就是我當時對反腐敗問題的考慮。中心意思一是要重視，二是不能用老辦法來解決，只能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我在1988年3月黨的十三屆二中全會上對反腐 敗有過詳細論述。「六四」以後李鵬他們在批判我的時候，說我講改革開放腐敗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說我對腐敗採取放任態度。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 詞。事實是1988年反腐敗在我腦子裏佔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1988年3月十三屆二中全會、6月政治局會議，我都講了反腐敗問題。在 這期間我還開過多次座談會，專門聽取基層的經驗。我是在積極探索反腐敗的問題，想找到一條真正解決腐敗問題的道路。我說過工業化國家在發展商品經濟初期往 往發生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在解決腐敗問題上比他們做得好。李鵬他們斷章取義作為我的一條罪狀，真是毫無道理。
現 在看來，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如何對這個問題做科學的分析，弄清產生的原因，正確認識它，同時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央。我還是認為，這不是一個孤立的 問題，和我們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建立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秩序是連在一起的。包括法制建設、幹部制度、公務員制度等等都是不可分開的。
【111】余秋里（1914-1999）：江西吉安人。1964-1980年任國家計委革委會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1987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1987年任總政治部主任。
【112】 「四人幫」指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黨內最忠實地貫徹毛澤東政治主張的勢力。其成員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其中江青為毛澤東之妻，其他三人均由毛澤 東親自委以重任。毛澤東死後，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通過中央警衛部隊逮捕了「四人幫」及其支持者。1981年，在實際最高領 導人鄧小平的領導下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江青（四人幫）和林彪兩個反革命 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跋重災難的內亂。」這一論斷為毛澤東開脫了親手發動以至始終領導文革的責任，使「四人幫」成為毛澤東的替罪羊。
【113】「翻番」就是倍增。鄧小平在1979年底提出，到2000年底，人均國民收入要實現翻兩番，就是要增加為四倍。「提前翻番」就是要提前達到這個目標。
【114】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受到毛澤東賞識的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批判「右傾保守」，主張「 生產戰賤上」「大的躍進」。把「大躍進」作力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迫使各行業紛紛制定不 現實的增長指標，普遍虛報各種產量特別是根食產量，直接導致把農民的口糧作為「餘糧」的大規模的掠奪式的「徵購」。1959-1961三年餓死的人數（主 要是農民）歷來是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一般估計，當在3000萬-4000萬人之間。「大躍進」成為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走向大災難的里程 碑。
【115】 劉少奇（1898-1969）：湖南宇多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的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文革前是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劉少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 代力主擁戴毛澤東，而成為毛指定的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對毛澤東「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運動持不同意見，毛澤東因此發動文化大革命，把他迫害致死。 1980年後獲平反並恢復名譽。
【116】 周恩來（1989-1976）：江蘇淮安人。是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為國務院（1954年以前稱為政務院）總理。 文革前他傾向於溫和政策，文革後盡力緊跟毛澤東，但由於三十年代的個人恩怨，毛對他並不信任。毛臨死前發動的「批孔」運動實際上是批周恩來。1976年周 恩來的去世引發了「四五事件」。
【117】正式的名稱是「國務院財經委員會」，成立於1979年3月。1980年撤銷後，由以趙紫陽為組長的中共中央財經小組取代。
【118】指趙紫陽1978年2月尚在四川袒任省委第一卡記，尚未到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代總理）之前。
【119】 1980年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取代了1979年3月14日成立的「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中共中央財經領 導小組是中共中央實際領導經濟工作的機構。趙紫陽任組長，成員余秋里、方毅、萬里、姚依林、谷牧。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為： 趙紫陽（組長）、李鵬、姚依林、田紀雲、張勁夫、杜潤生、安志文，秘書長張勁夫，顧問呂東、杜星垣、李東冶、周健南。
【120】康世恩（1915-1995）：河北杯安人。1975年任石油和化學工業部部長，1978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
【121】「馬鞍形」，本義指下降以後又上升。但在中國當代政治詞彙中，「馬鞍形」是個貶義詞，意即經濟建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1958年，毛澤東用「馬鞍形」一詞來打擊堅持計劃指標文須切合實際的周恩來和陳雲。
【122】 「剪刀差」主要是蘇聯式經濟發展模式中從農村轉移財富用以秋累工業化資金的政策手段。在中國，政府從農村以統購統銷的價格（低價）購入農產品，然後將工業 產品以國家規定的價格（高價）銷到農村，其結果，就是製造了「剪刀差」。「剪刀差」是政府對農村歧視政策的結果，也是中國城鄉差別的根源之一。
【123】「統購」和「派購」都是國家以低價「收購」農產品的指令性計劃指針。「統購」是對糧食、棉花、油料作物這三種最重要的農產品而言；「派購」是對生褚、烤姻、黃麻等次重要的產品而言。
【124】 但實際上，「耕者有其田」的同題直到今天並沒有解決。「耕者有其田」的本意是土地農戶私有，是對中國農民具有極大號召力的政策。一般認為「耕者有其田」是 孫中山1924年首先提出的土地政策，國共雙方都曾經表示過贊成。中國政協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曾提倡 「實現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也是國民黨政府後來在台灣所實行的土地改革政策之一。在中國大陸，不久被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化所取代。
【125】 「包產到戶」是對人民公社的否定。搞了包產到戶，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就名存實亡了。因為根據人民公社制度，農民必須以生產隊為單位，集體勞動，集體分配。而 包產到戶則是以農戶為單位勞動，以農戶為單位收穫。本來，「分田單幹」是更明確的名詞，但在當時普遍保留人民公社的名詞尚未取消的情況下，「包產到戶」是 更容易被黨的領導層接受的一種說法。必須指出，「包產到戶」並沒有恢復到土地私有制，沒有破除中國土地的全面公有制（所謂國有制和集休所有制）。
【126】 公糧是指農民鈴須以糧食作為向國家無償上交的農業稅。這就迫使農民，除經政府特殊批准者外，非以相當數額的土地投入糧食作物不可，不管自己的土地是否更適 合於種植其他作物。餘糧，是指農民當年收穫的糧食，在無償繳納農業稅後，凡屬超出家人口糧的部分，一律鈴須以低價賣給國家。必須指出，第一，農民的口糧標 准由政府核定，實際上往往是免於餓死的最低標準；第二，在不存在糧食市場的大前提下，農民只能把僅有的糧食全部以低價「賣」給國家，不可能有別的選擇。
【127】所謂「一刀切」、「剃平頭」，就是在「壓縮指標」時，把壓縮的任務按照同樣的比例，分配給各地區各行業，大家按照同祥的比例壓縮。這是中國實行計劃經濟期間每逢需要減速（或加速）時，編制計劃確定指標的基本方法。
【128】鄧力群（1915-）：湖南桂東人。文革前是《紅旗》雜誌副總編，1982年任中宣部部長及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中委選舉中落選，改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29】「租界」是指鴉片戰爭以後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在中國的領土上擁有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免除中國本地法律司法權）的外國租借地。
【130】谷牧（1914-）：山東榮成人。1975年起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1985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79年起，兼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主任，主管對外經濟事宜。
【131】指一些外國政府專門為了扶植本國工業而提供的低息貸款，條件是鈴須用於購買該國出口的設備，不得移作他用。
【132】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也是最後的腐朽階段，其中一個特點是為不斷重新瓜分市場而友生世界大找，因此也是革命和戰爭的階段。
【133】例如，外匯的融通、物資的交換、價格的浮動，獎金的發放，科研人員到工屍兼取，狀事第二職亞等等。
【134】胡喬木（1912-1992）：江蘇省鹽城人。1941-1966年長期任毛澤東的秘書。1980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
【135】任仲夷（1914-2005）：河北威縣人。1980至1985年，中共中央委員，繼習仲勛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任期中領導了全國先行的廣東省的改革開放。
【136】中共十二大於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胡耀邦報告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137】「保四爭五」意思是保證增長4%，爭取增長5%。
【138】團拜會是中共中央國務院舉行的例行春節集會。
【139】 「四化」即衣亞、工亞、國防和科孛技木的現代化。1964年周恩來第一次提出四令現代化。鄧小平時代初期「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一度成為「新時期的主 要任各」，但逐漸被「翻兩番」和「小康」所代替。雖然不現實的「四化」目標是出於中共領導人急切希望發展經濟的願望，但也同時表現出「文革」動盪之後的中 共領袖對經濟發展的鈴要過程缺乏常識性的了解。
【140】不熟悉經濟事務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希望主管經濟的人經常給他提供信息，即「下毛毛雨」。如果向他系統地匯報情況和提出建議，他就指責別人向他下「傾盆大雨」，認為自己處在強迫簽字的被動境地。
【141】郝建秀（1935-）：山東青島人。勞動模範。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1998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
【142】指胡耀邦和趙紫陽。
【143】阿爾希波夫（1907-1998）：Ivan V. Arkhipov，是上世紀50年代蘇聯來華專家組總負責人，中國政務院經濟總顧問，在中國工作八年，對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有重大影響。1984年12月，他再次訪同中國。
【144】徐向前（1901-1990）：元老，元帥。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978-1981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
【145】 「聯產承包責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中共推行的一項農村生產和分配製度的關鍵性改革；其實質就是「包產到戶」，取消集休勞功和集休分配的制度，改力以衣 戶力自負盈兮的經營單位，從根本上瓦解了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制度，也是中國農村現行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沒有涉及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
【146】「小商品」是中國計劃經濟的專用名詞，指無關國計民生大局的小雜品。
【147】中共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是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趙紫陽報告題為《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148】作者記憶有誤。信中這一句的原文是：「自發地盲目地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生產和交換，只限於小商品、三類農副產品和服務修理行業，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見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十二大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中），第535頁）
【149】「北戴河會議」是中共的一種約定俗成的非制度性的會議。起源於毛澤東在每年七、八月之際，從北京遷居避暑勝地北戴河；以後北戴河成為中共領導人夏天聚會的重要場所。
【150】安志文（1919-）：陝西子州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由趙紫陽兼任），1987-1992年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151】蔣碩傑（1918-1993）：首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1982年）的華人經濟學家，倡導自由貿易，採取匯率與利率自由化等政策。1981年出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
【152】 四小龍，指的是台灣、南韓、新加坡和香港。這些地區在20世紀60-70年代利用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吸引外資和技衛，利 用本地的勞動力優勢，經濟上取得了迅速發展。由於這些地區的「中華文化」背景，這種發展模式比較容易得到中國經濟政策制定者的重視。
【153】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山村。農業合作化後，大寨以開山鑿坡，修造梯田的方式貫徹「以糧為綱」的政策。毛澤東於1963年指示「農業學大寨」，作為全國 農村統一實行的模式和政策。「農業學大寨」迫使許多地方政府追求形式，追求糧食產量，強迫農民種植不適合當地條件的農作物；耗費農村勞動力興建效益低的改 造自然工程等等。
【154】蘭考縣位於河南省東北部。
【155】「以糧為綱」是計劃經濟時期農業方面的標識性口號；是毛澤東親自提出的中國農業政策的基本思路。在這個政策下，全國農村傾其所有力量去抓糧食生產，釆取了許多毀林開荒，填海造田等破壞生態環境和低效益的做法。
【156】 曾希聖（1904-1968）：湖南興寧（今資興）人。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在1959-1961推行大躍進導致大饑荒 後，1962年他改而提出「按勞動力分包耕地，按實產量記工分」的「責任田」（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戶）以緩解農民的口糧危機。1962年被指責為「單幹」， 受到批判和撤職。
【157】華國鋒（1921-2008）：山西交城人。1976年毛澤東死後與「四人幫」權力鬥爭的勝利者。1976-1980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軍委主席鄧小平成為「第二代核心」,華逐漸失去了一切權力。
【158】楊易辰（1914-1997）：遼寧省法庫縣人。1977年至1983年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中共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
【159】廖志高（1913-2000）：四川省冕寧人。1974年至1982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160】項南（1918-1997）：福建省龍巖市人。1980年代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務書記、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161】馬文瑞（1912-2004）：陝西省子洲人。1979年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1984年至199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162】金明（1913-1998）：山東省青州市人。曾任中共河北、湖南省委書記。
【163】李爾重（1914-）：河北豐潤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
【164】山東省東明縣位於魯西南平原黃河南岸，是黃河入魯的第一縣。
【165】雙重經營是指個體經營和集體經營互相結合。即，一部分財產和生產過程實行集體所有集體經營，另一部分財產和生產過程實行個體所有個體經營。
【166】「三級所有制」是中共1962年起在中國農村施行的一種極端的公有制度形式，即：全部農業生產資料分別歸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組織所有；1982年隨人民公社的解體而消亡。
【167】這裏所說的「兩頭在外」指原料在外，市場在外。即：進口原材料，加工以後的成品出口。
【168】葉季壯（1893-1967）：廣東新興人。1949年起長期擔任國家對外貿易部部長。
【169】「三來一補」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是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一種企業貿易形式。
【170】王建（1954-）：北京市人。時為國家計委計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關於經濟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一文的作者。曾獲中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
【171】張榮發（1927-）：台灣澎湖人。長榮集團總裁。
關 於腐敗和反腐敗的問題，這是1988年形勢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如何看待和解決這個問題，如何把反腐敗、廉政建設的問題作為一個契機，把改革開放推向深入， 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為藉口恢復舊體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前面已經提到過，1988年春節我在廣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開放中發生了不少權錢交易這 類事。不能說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但也應該承認，這同經濟轉型時的環境有關係，不能迴避這個問題。當時我提出「經濟要繁榮，政府要廉潔」。認為解決腐敗問 題非常重要，不注意會給反對改革的人一種口實，人民群眾也不滿意，後果很嚴重。鑑於這是新形勢下產生的，解決這個問題不能用老辦法。首先要研究清楚產生這 些問題的原因，才能有效解決問題。比如香港這個地方，六十年代以前腐敗非常嚴重，執法部門很腐敗。七十年代搞了一個廉政公署，有個電視片叫《廉政風暴》。 這以後腐敗的情況就好多了。這是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發生的，後來文官、警察素質提高了，相應的工資待遇也提高了，情況就變了，現在的香港警察同過去大 不相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類似情況，開始發展市場經濟就會出現錢權交易。隨着經濟的發展，法制的健全，民主制度的建立，情況就好了。東盟國家就有類似情 況。
我 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在解決腐敗問題上應該搞得好些。現在搞市場經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乾淨，但無論如何不能使腐敗泛濫。這個基本的想法要着手研究。1989 年1月，香港《大公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好像是《試析大陸的腐敗》。這篇文章倒是對大陸的腐敗作了一些系統的研究。我專門把它轉給鮑彤，並寫了幾句 話，說這是一篇專門研究腐敗的文章，我覺得我們很需要組織一個小組專門對腐敗問題進行研究、剖析，提出自己的對策，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這反映了我當時的 思想，認為這個問題要系統研究，把它弄清楚，才能提出解決的辦法。用老的辦法是不行的。如果為了防止腐敗放棄改革開放，因噎廢食，再回到高度集中的計劃經 濟，不行。像解放初三反五反的辦法，用殺幾個人來解決問題，也不行。
這 種腐敗是在經濟體制轉型、社會轉型過程中發生的。一方面過去舊體制削弱了、破碎了，但新的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就產生了這個問題。所以要真正解決這個問 題，根本上是必須進一步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譬如權錢交易，現在經濟搞活了，有了商品經濟，有了市場，許多企業、單位要參與市場競爭，但權力卻仍然壟 斷在政府部門手裏。就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沒有完全轉軌，還保留了很多計劃經濟時代的東西。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如果能得到掌權機關的照顧，就能以不平等的 條件與別人競爭而獲取暴利。又譬如通過一些主管部門把計劃內物資變為計劃外物資，即用計劃價格從物資部門取得商品，以市場價格出售，就可以獲得很大的利 潤。再如誰如果能得到批件，出口某些產品或進口某些商品，他們利用這個差價就能獲得暴利。在上述情況下，官商勾結，金錢權利交易，使一些部門、單位以不平 等競爭牟取暴利，它就可以拿出一部分來進行賄賂。所以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深入改革，實行政企分開，政府能下放、應下放的權力儘量下放，進一步解決權力壟斷和 權力集中問題。這樣官商勾結和權錢交易的土壤就減少了。這類的問題根本上要從改革中解決。
還 有制度化問題。商品經濟需要有相應的制度。稅務所、公安派出所、銀行營業所等等，各種各樣的基層執法單位，如果辦事規則公開，辦事結果公佈，提高辦事透明 度，使人民知道，那麼徇私舞弊的現象就會減少。譬如說黑龍江有個地方，那裏銀行的農業貸款每年公佈，貸給誰，收回多少，大家都知道。這樣就得到人民的監 督，讓人民參與。辦事愈不公開，愈容易作弊。反腐敗應該在制度方面建設。當時北京市東城區在這方面有些措施我很有興趣。還有河北的一個縣，也很受人民擁 護。
反 腐敗從根本上說，還必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工業化國家在發展初期往往貪污盛行。一方面是經濟高速發展，另方面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官員行為得不到監督。沒 有輿論監督，執政黨沒有監督，官員很容易腐敗。隨着民主政治的建設，政治多元化，廣大人民的參與，實行輿論監督，情況會逐步得到改變。像東盟一些國家情況 就是這樣，台灣地區也類似。隨着經濟基礎變化，上層建築也相應改革，政治建設要跟上去，主要是解決透明度和人民監督問題。這裏面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歸根 結底是一個司法獨立的問題、法治的問題。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必須是法治化的，法律保證的，法律規範的。如果法律不健全，或者執法不能獨立，各種干擾不能排 除，那也很難辦。這裏有個法制建設的問題，有個司法獨立的問題，黨政不能隨便干預的問題。這些問題在當時的書記處會議上我都提到了。
以 上就是我當時對反腐敗問題的考慮。中心意思一是要重視，二是不能用老辦法來解決，只能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我在1988年3月黨的十三屆二中全會上對反腐 敗有過詳細論述。「六四」以後李鵬他們在批判我的時候，說我講改革開放腐敗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說我對腐敗採取放任態度。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 詞。事實是1988年反腐敗在我腦子裏佔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1988年3月十三屆二中全會、6月政治局會議，我都講了反腐敗問題。在 這期間我還開過多次座談會，專門聽取基層的經驗。我是在積極探索反腐敗的問題，想找到一條真正解決腐敗問題的道路。我說過工業化國家在發展商品經濟初期往 往發生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在解決腐敗問題上比他們做得好。李鵬他們斷章取義作為我的一條罪狀，真是毫無道理。
現 在看來，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如何對這個問題做科學的分析，弄清產生的原因，正確認識它，同時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央。我還是認為，這不是一個孤立的 問題，和我們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建立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秩序是連在一起的。包括法制建設、幹部制度、公務員制度等等都是不可分開的。
【111】余秋里（1914-1999）：江西吉安人。1964-1980年任國家計委革委會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1987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1987年任總政治部主任。
【112】 「四人幫」指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黨內最忠實地貫徹毛澤東政治主張的勢力。其成員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其中江青為毛澤東之妻，其他三人均由毛澤 東親自委以重任。毛澤東死後，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通過中央警衛部隊逮捕了「四人幫」及其支持者。1981年，在實際最高領 導人鄧小平的領導下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江青（四人幫）和林彪兩個反革命 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跋重災難的內亂。」這一論斷為毛澤東開脫了親手發動以至始終領導文革的責任，使「四人幫」成為毛澤東的替罪羊。
【113】「翻番」就是倍增。鄧小平在1979年底提出，到2000年底，人均國民收入要實現翻兩番，就是要增加為四倍。「提前翻番」就是要提前達到這個目標。
【114】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受到毛澤東賞識的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批判「右傾保守」，主張「 生產戰賤上」「大的躍進」。把「大躍進」作力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迫使各行業紛紛制定不 現實的增長指標，普遍虛報各種產量特別是根食產量，直接導致把農民的口糧作為「餘糧」的大規模的掠奪式的「徵購」。1959-1961三年餓死的人數（主 要是農民）歷來是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一般估計，當在3000萬-4000萬人之間。「大躍進」成為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走向大災難的里程 碑。
【115】 劉少奇（1898-1969）：湖南宇多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的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文革前是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劉少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 代力主擁戴毛澤東，而成為毛指定的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對毛澤東「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運動持不同意見，毛澤東因此發動文化大革命，把他迫害致死。 1980年後獲平反並恢復名譽。
【116】 周恩來（1989-1976）：江蘇淮安人。是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為國務院（1954年以前稱為政務院）總理。 文革前他傾向於溫和政策，文革後盡力緊跟毛澤東，但由於三十年代的個人恩怨，毛對他並不信任。毛臨死前發動的「批孔」運動實際上是批周恩來。1976年周 恩來的去世引發了「四五事件」。
【117】正式的名稱是「國務院財經委員會」，成立於1979年3月。1980年撤銷後，由以趙紫陽為組長的中共中央財經小組取代。
【118】指趙紫陽1978年2月尚在四川袒任省委第一卡記，尚未到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代總理）之前。
【119】 1980年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取代了1979年3月14日成立的「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中共中央財經領 導小組是中共中央實際領導經濟工作的機構。趙紫陽任組長，成員余秋里、方毅、萬里、姚依林、谷牧。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為： 趙紫陽（組長）、李鵬、姚依林、田紀雲、張勁夫、杜潤生、安志文，秘書長張勁夫，顧問呂東、杜星垣、李東冶、周健南。
【120】康世恩（1915-1995）：河北杯安人。1975年任石油和化學工業部部長，1978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
【121】「馬鞍形」，本義指下降以後又上升。但在中國當代政治詞彙中，「馬鞍形」是個貶義詞，意即經濟建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1958年，毛澤東用「馬鞍形」一詞來打擊堅持計劃指標文須切合實際的周恩來和陳雲。
【122】 「剪刀差」主要是蘇聯式經濟發展模式中從農村轉移財富用以秋累工業化資金的政策手段。在中國，政府從農村以統購統銷的價格（低價）購入農產品，然後將工業 產品以國家規定的價格（高價）銷到農村，其結果，就是製造了「剪刀差」。「剪刀差」是政府對農村歧視政策的結果，也是中國城鄉差別的根源之一。
【123】「統購」和「派購」都是國家以低價「收購」農產品的指令性計劃指針。「統購」是對糧食、棉花、油料作物這三種最重要的農產品而言；「派購」是對生褚、烤姻、黃麻等次重要的產品而言。
【124】 但實際上，「耕者有其田」的同題直到今天並沒有解決。「耕者有其田」的本意是土地農戶私有，是對中國農民具有極大號召力的政策。一般認為「耕者有其田」是 孫中山1924年首先提出的土地政策，國共雙方都曾經表示過贊成。中國政協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曾提倡 「實現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也是國民黨政府後來在台灣所實行的土地改革政策之一。在中國大陸，不久被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化所取代。
【125】 「包產到戶」是對人民公社的否定。搞了包產到戶，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就名存實亡了。因為根據人民公社制度，農民必須以生產隊為單位，集體勞動，集體分配。而 包產到戶則是以農戶為單位勞動，以農戶為單位收穫。本來，「分田單幹」是更明確的名詞，但在當時普遍保留人民公社的名詞尚未取消的情況下，「包產到戶」是 更容易被黨的領導層接受的一種說法。必須指出，「包產到戶」並沒有恢復到土地私有制，沒有破除中國土地的全面公有制（所謂國有制和集休所有制）。
【126】 公糧是指農民鈴須以糧食作為向國家無償上交的農業稅。這就迫使農民，除經政府特殊批准者外，非以相當數額的土地投入糧食作物不可，不管自己的土地是否更適 合於種植其他作物。餘糧，是指農民當年收穫的糧食，在無償繳納農業稅後，凡屬超出家人口糧的部分，一律鈴須以低價賣給國家。必須指出，第一，農民的口糧標 准由政府核定，實際上往往是免於餓死的最低標準；第二，在不存在糧食市場的大前提下，農民只能把僅有的糧食全部以低價「賣」給國家，不可能有別的選擇。
【127】所謂「一刀切」、「剃平頭」，就是在「壓縮指標」時，把壓縮的任務按照同樣的比例，分配給各地區各行業，大家按照同祥的比例壓縮。這是中國實行計劃經濟期間每逢需要減速（或加速）時，編制計劃確定指標的基本方法。
【128】鄧力群（1915-）：湖南桂東人。文革前是《紅旗》雜誌副總編，1982年任中宣部部長及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中委選舉中落選，改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29】「租界」是指鴉片戰爭以後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在中國的領土上擁有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免除中國本地法律司法權）的外國租借地。
【130】谷牧（1914-）：山東榮成人。1975年起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1985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79年起，兼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主任，主管對外經濟事宜。
【131】指一些外國政府專門為了扶植本國工業而提供的低息貸款，條件是鈴須用於購買該國出口的設備，不得移作他用。
【132】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也是最後的腐朽階段，其中一個特點是為不斷重新瓜分市場而友生世界大找，因此也是革命和戰爭的階段。
【133】例如，外匯的融通、物資的交換、價格的浮動，獎金的發放，科研人員到工屍兼取，狀事第二職亞等等。
【134】胡喬木（1912-1992）：江蘇省鹽城人。1941-1966年長期任毛澤東的秘書。1980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
【135】任仲夷（1914-2005）：河北威縣人。1980至1985年，中共中央委員，繼習仲勛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任期中領導了全國先行的廣東省的改革開放。
【136】中共十二大於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胡耀邦報告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137】「保四爭五」意思是保證增長4%，爭取增長5%。
【138】團拜會是中共中央國務院舉行的例行春節集會。
【139】 「四化」即衣亞、工亞、國防和科孛技木的現代化。1964年周恩來第一次提出四令現代化。鄧小平時代初期「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一度成為「新時期的主 要任各」，但逐漸被「翻兩番」和「小康」所代替。雖然不現實的「四化」目標是出於中共領導人急切希望發展經濟的願望，但也同時表現出「文革」動盪之後的中 共領袖對經濟發展的鈴要過程缺乏常識性的了解。
【140】不熟悉經濟事務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希望主管經濟的人經常給他提供信息，即「下毛毛雨」。如果向他系統地匯報情況和提出建議，他就指責別人向他下「傾盆大雨」，認為自己處在強迫簽字的被動境地。
【141】郝建秀（1935-）：山東青島人。勞動模範。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1998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
【142】指胡耀邦和趙紫陽。
【143】阿爾希波夫（1907-1998）：Ivan V. Arkhipov，是上世紀50年代蘇聯來華專家組總負責人，中國政務院經濟總顧問，在中國工作八年，對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有重大影響。1984年12月，他再次訪同中國。
【144】徐向前（1901-1990）：元老，元帥。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978-1981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
【145】 「聯產承包責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中共推行的一項農村生產和分配製度的關鍵性改革；其實質就是「包產到戶」，取消集休勞功和集休分配的制度，改力以衣 戶力自負盈兮的經營單位，從根本上瓦解了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制度，也是中國農村現行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沒有涉及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
【146】「小商品」是中國計劃經濟的專用名詞，指無關國計民生大局的小雜品。
【147】中共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是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趙紫陽報告題為《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148】作者記憶有誤。信中這一句的原文是：「自發地盲目地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生產和交換，只限於小商品、三類農副產品和服務修理行業，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見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十二大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中），第535頁）
【149】「北戴河會議」是中共的一種約定俗成的非制度性的會議。起源於毛澤東在每年七、八月之際，從北京遷居避暑勝地北戴河；以後北戴河成為中共領導人夏天聚會的重要場所。
【150】安志文（1919-）：陝西子州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由趙紫陽兼任），1987-1992年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151】蔣碩傑（1918-1993）：首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1982年）的華人經濟學家，倡導自由貿易，採取匯率與利率自由化等政策。1981年出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
【152】 四小龍，指的是台灣、南韓、新加坡和香港。這些地區在20世紀60-70年代利用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吸引外資和技衛，利 用本地的勞動力優勢，經濟上取得了迅速發展。由於這些地區的「中華文化」背景，這種發展模式比較容易得到中國經濟政策制定者的重視。
【153】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山村。農業合作化後，大寨以開山鑿坡，修造梯田的方式貫徹「以糧為綱」的政策。毛澤東於1963年指示「農業學大寨」，作為全國 農村統一實行的模式和政策。「農業學大寨」迫使許多地方政府追求形式，追求糧食產量，強迫農民種植不適合當地條件的農作物；耗費農村勞動力興建效益低的改 造自然工程等等。
【154】蘭考縣位於河南省東北部。
【155】「以糧為綱」是計劃經濟時期農業方面的標識性口號；是毛澤東親自提出的中國農業政策的基本思路。在這個政策下，全國農村傾其所有力量去抓糧食生產，釆取了許多毀林開荒，填海造田等破壞生態環境和低效益的做法。
【156】 曾希聖（1904-1968）：湖南興寧（今資興）人。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在1959-1961推行大躍進導致大饑荒 後，1962年他改而提出「按勞動力分包耕地，按實產量記工分」的「責任田」（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戶）以緩解農民的口糧危機。1962年被指責為「單幹」， 受到批判和撤職。
【157】華國鋒（1921-2008）：山西交城人。1976年毛澤東死後與「四人幫」權力鬥爭的勝利者。1976-1980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軍委主席鄧小平成為「第二代核心」,華逐漸失去了一切權力。
【158】楊易辰（1914-1997）：遼寧省法庫縣人。1977年至1983年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中共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
【159】廖志高（1913-2000）：四川省冕寧人。1974年至1982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160】項南（1918-1997）：福建省龍巖市人。1980年代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務書記、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161】馬文瑞（1912-2004）：陝西省子洲人。1979年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1984年至199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162】金明（1913-1998）：山東省青州市人。曾任中共河北、湖南省委書記。
【163】李爾重（1914-）：河北豐潤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
【164】山東省東明縣位於魯西南平原黃河南岸，是黃河入魯的第一縣。
【165】雙重經營是指個體經營和集體經營互相結合。即，一部分財產和生產過程實行集體所有集體經營，另一部分財產和生產過程實行個體所有個體經營。
【166】「三級所有制」是中共1962年起在中國農村施行的一種極端的公有制度形式，即：全部農業生產資料分別歸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組織所有；1982年隨人民公社的解體而消亡。
【167】這裏所說的「兩頭在外」指原料在外，市場在外。即：進口原材料，加工以後的成品出口。
【168】葉季壯（1893-1967）：廣東新興人。1949年起長期擔任國家對外貿易部部長。
【169】「三來一補」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是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一種企業貿易形式。
【170】王建（1954-）：北京市人。時為國家計委計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關於經濟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一文的作者。曾獲中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
【171】張榮發（1927-）：台灣澎湖人。長榮集團總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