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其人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楊天石
添加時間：2009-04-13 來源：孔目湖講壇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晚上好！很高興有機會到華東交通大學做這樣一個報告。今天晚上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來聽報告的老師和同學也很多。剛才主持人對蔣介石做了一個概括的介紹，蔣介石這個人要在兩個小時的時間裏面對他做一個完整的介紹很困難，下面我講的，只是最主要的幾點，可能很不完整，也很不全面。我希望在我講完以後，能夠留一點時間開放給大家提出問題，我們來自由討論。
我講的第一個問題，是蔣介石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剛才主持人談到，去年的三月，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開放蔣介石的日記，我是大陸學者裏面最早去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人。在我閱讀蔣介石日記的過程裏面，有一個新華社記者訪問我，要求我談一談看了蔣的日記以後有什麼新的發現。那麼採訪以後，他把訪問記在國內發表了，我想有的老師有的同學可能在《參考消息》上都看到了。第一次訪問以後，這個記者不滿足，又對我進行了第二次訪問，這次訪問其中有一個問題，要求我用幾個字簡明扼要地對蔣介石做一個概括。那麼我當時告訴這個記者，我說，蔣介石這個人你要我用幾個字來概括他，我做不到，但是我可以送給蔣三句話，幾個字不行，要講三句話。他問我哪三句話，我說：「第一，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我在給新華社記者講這個話的時候，我心裏想，這句話絕對保險。因為是新華社記者，我在回答他的問題的時候，是有點警惕的，我講得不妥當，他寫個內參或者是在國內的報刊上發表了以後，我就會惹一些麻煩。所以我說：「第一，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我想這句話絕對保險，左看右看，各個階級各個立場的人，沒有人會不同意這個看法。我說：「第二句話，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複雜的人物。」這句話也一樣保險，沒有人會反對，但是講完這兩句之後，保險是保險了，我覺得我如果只講這兩句話，那麼我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不夠格，而且有點違背自己的科學良心，我等於是講了兩句廢話，「很重要」，「很複雜」，我想這個豬也會說。我想，用北京話來說，我總得逗點真格的，就是我得講點真話。所以我說，我還有第三句話：「蔣介石在中國歷史上，中國近代歷史上，是一個有功有過的歷史人物。」有功績，但是也有過錯，有功有過的一個歷史人物。那麼這句話，我覺得可以比較真實地概括我對蔣的看法。剛才主持人講，對蔣的看法，實際上我們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裏面分歧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我們過去稱蔣介石，一個是稱他「蔣匪」，或者稱他為「蔣該死」，或者有生理缺陷地嘲笑他，因為蔣介石頭髮不太多，所以稱他「蔣光頭」，所以「蔣匪」、「蔣該死」、「蔣光頭」。那麼主持人講到，過去中共有個理論家叫陳博達，他寫了一本書，叫《人民公敵蔣介石》。
壬午年，2002年，我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過一本書，這本書大家在圖書館大概能借到，在新華書店現在也許還能買到，這本書書名叫《蔣氏密檔》，「蔣氏」，就是指的蔣介石，「蔣氏密檔」，存密的檔案，《蔣氏密檔與蔣介石真相》。也就說我這本書是根據蔣介石的秘密檔案寫的，有同學要問說你是根據什麼蔣介石秘密檔案寫的呢。蔣這個人，他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他很喜歡保存歷史資料，今天保存在台北的有一個檔案，叫《蔣中正總統檔案》，數量是30萬件，這些都是蔣介石離開大陸的時候帶走的。蔣還有一些檔案，有幾千件，是在三十年代交給了他的老師和秘書，叫毛思臣，讓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臣保管。毛思臣去世以後，毛家的後人把這批檔案藏在了牆壁裏面，就是很嚴密地藏起來了。那麼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家知道紅衛兵抄家，就抄到了蔣介石的老師和秘書的家裏面，在寧波，紅衛兵就反覆地研究毛家的牆壁，發現這個牆壁有點奇特的地方，然後就把牆砸開，就發現了蔣的大量的歷史文件，有蔣的日記，有蔣的電報的稿件、書信的稿件、文章的稿件。紅衛兵很高興，很興奮，以為發現了反革命大頭目的黑帳，所以這批材料就從寧波送到杭州，從杭州送到了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應該感謝這些紅衛兵沒有一把火把它燒掉，而是送給了國家。文革之後，公安部把這批資料交給了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我這本書就是根據這批從牆壁裏面發現的檔案寫的，所以叫《蔣氏密檔》，我是通過這部檔案來研究蔣介石的真正的面貌，所以下半部分叫《與蔣介石真相》。那麼這部書是2002年出版以後，2003年海外就有評論，在台灣和美國有人寫文章，是這樣一個標題，說《大陸重要學者痛述民族英雄蔣介石》，就是痛痛快快地說，給蔣介石戴了一個桂冠，稱他為「民族英雄」。我一看這個標題，心想糟了，這個會給我帶來麻煩，當然我的分析很正確。過了幾個月，中國的網站上把這個書評發表了，發表以後，有幾個人，我暫時稱他們為帶引號的「左派」，就給胡錦濤和中共中央寫了一封公開信，這封信大家如果上網的話，現在還可以查到。這封信就向胡錦濤同志和中共中央告密，說現在可不得了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有個研究員叫楊天石，他出版了一本書，居然吹捧蔣介石是民族英雄，說如果蔣介石可以稱為民族英雄的話，那我們這些老革命算什麼？我們豈不是反動派嗎？因為這封信的最後的署名是「一批老紅軍、老八路軍、老新四軍、老解放軍戰士」。說如果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那麼毛澤東是什麼？如果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那麼天安門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豈不是要推倒？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豈不是就成了問題了嗎？所以，這封信上綱上得很高，要求中共中央嚴肅地查處這件事，他們提了兩個要求，一個要求要開除我的黨籍，一個要求要治於叛國罪。這封匿名信給蔣介石加了三個頭銜：第一個頭銜叫「頭號戰犯」，第二個頭銜叫「民族敗類」，第三個頭銜叫「千古罪人」。我講這個事情的目的，是證明剛才主持人講的觀點，就是一直到現在，到兩三年之前，對蔣的評價是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一種是認為他是民族英雄，或者換個詞叫「一代偉人」，另外一種評價就是我剛才講的，就是「頭號戰犯」、「民族敗類」、「千古罪人」。我請求在座的同學們老師們，你們想一想，這兩個答案誰對誰錯，還是都是對的，是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麼本來我們以為，台灣方面對蔣介石的評價應該沒有分歧，可是我想了解一點台灣現在狀況的老師同學，你們有沒有發現，現在對於蔣介石在台灣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譬如說，民進黨現在把蔣介石稱為「劊子手」，認為他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兇。台灣現在正在搞「去蔣化」，蔣介石和他兒子蔣經國的頭像已經從軍營裏面被挪出來，扔到角落裏去了，台灣的「中正紀念堂」，現在的「中正紀念堂」，台灣的守衛行政院已經把它改名為「台灣民族公園」，也就是說台灣的民進黨現在對蔣採取的也是一種全盤否定的態度。大家知道國民黨前黨主席叫馬英九，不久以前發表了一個談話，他認為蔣有功有過，所以在台灣對蔣也是兩種不同的評價。那麼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來，我們大陸的學者，我們用馬克思主義來做指導的歷史學，應該對蔣是一個什麼樣的評價，那麼這個問題的回答對蔣能不能給予一個比較科學的、比較全面的、比較實事求是的評價，我想這個很重要。這個重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就是發展歷史科學的需要，就是說我們要把中國近代史寫好，要把中國現代史寫好，要把國共關係史寫好，要把抗日戰爭史寫好，要把台灣史寫好，甚至於我們要把中共黨史寫好，那麼都必須對蔣有一個科學的、準確的評價，這個是歷史科學的需要。打個比方，譬如說我們要寫抗戰史，長期以來，我們有一個說法，認為國民黨蔣介石在抗日戰爭裏面是「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國民黨方面就罵共產黨是「游而不擊」，所以西方的學者就很奇怪，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一個方面是「游而不擊」，那麼到底中國的抗日戰爭是誰在那裏打的呢？所以這裏就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要把抗日戰爭史寫好，就要研究蔣介石。第二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研究蔣介石，給蔣介石一個比較科學的評價，這個隊發展兩岸的和平關係，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需要，很有幫助。大家知道，以前國民黨罵共產黨是「**」，中共罵國民黨是「蔣匪」，反正兩邊都是「匪」。那麼現在，特別是去年，連戰、宋楚瑜他們到了大陸以後，現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有了新的發展，最近胡錦濤同志給新任的國民黨主席吳國平打了個電報，其中提他是「貴我兩黨」，不是敵人，而是朋友，是友黨。假定說我們現在不知道2008年台灣的大選是個什麼結果，是國民黨執政還是民進黨執政，現在我們不清楚。假定說國民黨執政的話，那麼很快就會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問題，如果我們要推進第三次國共合作，我們要進一步發展兩岸的和平關係的話，那麼對蔣介石的評價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說，研究蔣介石有它特殊的重要性。我們話又說回來，蔣介石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蔣生於1887年，也就是戊戌變法之前的十一年，去世是1975年，是我們大陸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前的一年，蔣介石一輩子活了88歲，那麼在蔣的88歲的一生裏面，他是集中了中國當時的黨政軍的最高權利的一個重要人物。我們大家都熟悉蔣有一個頭銜叫「蔣委員長」，「蔣委員長」是什麼意思？就是蔣氏當時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就是說他是當時中國的軍事方面的最高統帥。另外，蔣還有一個頭銜叫「蔣總裁」，「蔣總裁」是什麼意思？「總裁」就是說蔣是中國國民黨的總裁，我這麼一講大家可能明白，這個國民黨的總裁，大概有點相當於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也就是說蔣既是軍事上的最高統帥，又是中國國民黨的最高領袖。那麼蔣介石還有一個頭銜叫「蔣主席」，什麼意思？他是國民政府的主席。後來，我們又稱他叫「蔣總統」，他是南京總統府的總統。所以，軍事、黨、政治這三個方面，蔣介石都是最高領導者，這個地位決定了他是近代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領導人和決策者。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一定要對蔣有一個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比較全面的評價。這是我今天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蔣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地位，以及我們為什麼今天要研究蔣介石，這算是個開場白。下面我來進入今天報告的主題，就是蔣介石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蔣介石的思想和性格有許許多多的方面，例如，我們可以說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崇拜者，我們可以說蔣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我們可以說蔣是一個堅決的反共分子… …這些我今天都不能夠詳細地介紹，我只講一點，就是蔣是一個溫和軟弱的民族主義者。請大家注意，第一個，我說蔣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用英文來說就是nationalitist,但是我前面有兩個詞作為定語，是「溫和」、「軟弱」的民族主義者。也就是說，我既不同意說蔣是民族敗類，也不同意說蔣是民族英雄，我們為什麼說蔣是一個溫和軟弱的民族主義者呢？我們需要從他的青年時代開始講。蔣在青年時代是保定軍官學堂的學生，保定軍官學堂那個時候是按照日本的模式建立起來的一個培養軍官的學校，當時保定軍官學堂有一個日本教員，是蔣介石的老師，這個日本教員很看不起中國。他有一次上課的時候，他就搬了一塊土，一塊大的泥巴到講堂中來，就指着這塊泥巴講：「這塊泥巴就代表你們中國，在這塊泥巴裏面有四萬萬、五千萬細菌。」那麼這個是日本教員在課堂上公開的對中國的侮辱。蔣介石聽了這個話以後，馬上從座位上衝到講台前，把這個泥巴掰成幾塊，然後拿着其中的一小塊就對這個教員講，說：「這一小塊泥巴就代表你們日本，這一小塊泥巴裏面有幾千萬細菌。」那麼蔣介石是用這個行為表示了他對這個日本教員侮辱中國的一種抗議。大家知道，當時，這是違反學校的紀律的，蔣介石這麼做是要受到開除的處分的，當然，由於其他愛國教員的保護，蔣介石沒有受到處分，這個是蔣介石當學生的時候他的第一次表現了他的民族主義感情。
那麼下面我要講的是第二件事情，1923年，蔣介石作為孫中山的軍事代表團的團長去訪問蘇聯，那個時候，孫中山在廣州，他派蔣介石作為這個軍事代表團的團長到蘇聯去。蔣到蘇聯去了以後，按照我們過去的傳統的想法，可能蔣介石對蘇聯什麼都看不上，對什麼都反感，那麼我們如果從去年開放的蔣的日記來看，完全不是這個樣子。蔣到蘇聯去了以後，對蘇聯相當有好感，認為蘇聯的軍隊裏面軍官和士兵的關係很好，很融洽，認為蘇聯政府的領導人和藹可親，譬如說當時蘇維埃最高主席團的一個主席叫加利林，這個人是個教育家。那麼蔣介石見了這個加利林以後很高興，在日記里寫了一段話，說加利林這個人和藹可親，就跟中國的農民一個樣，然後蔣介石還發了一頭暈，說他不象我們中國的總統黎元洪，說中國的總統黎元洪老奸巨滑，所以蔣對蘇聯的領導人印象也不錯。甚至於蔣當時對於蘇聯一些過「左」的政策也表示肯定，例如知識分子政策、商業政策，這個在當時20年代的蘇聯，應該說比較「左」，那麼蔣在日記里寫什麼呢？他說，蘇聯重視農工，重視農民和工人，輕識商，識是知識分子，商是商人。重農工當然是對的，但是輕視知識分子和商人，這個就不對，是「左」的表現。當時蔣介石下面寫的什麼呢？他說「吾亦無諫言」，這個是文言文，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也沒有意見。所以，蔣介石前後在蘇聯待了三四個月，對蘇聯的印象相當好，但是蔣在一個問題上面他對蘇聯有意見，對蘇聯失望，甚至於憤怒，什麼問題呢？就是蔣1923年這一次被孫中山派到蘇聯去，本來是想解決要在北方找到一塊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什麼意思？本來孫中山的革命根據地，大家知道，是在廣州，但是廣州作為革命根據地，不是一個理想的地方，為什麼？廣州的旁邊就是香港，香港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那麼英國人要反對孫中山，要反對中國革命，隨時可以從香港抄你的後路。當時北京是直系軍閥統治，它的總統是曹錕，如果孫中山要從廣州北伐的話，大家想想，路程有多長？要經過廣東、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要經過這麼多省份，而且要跨過兩條河流，一條是長江，一條是黃河，當北伐軍要跨過長江的時候，那麼列強的，英國的軍艦、美國的軍艦、日本的軍艦，完全可以在長江以內把革命軍攔腰斬斷。蔣介石在日本是學軍事的，他懂得從廣州北伐不是一個好的路線，蔣介石選擇的另外兩條進軍北京的路線，一條是今天的烏魯木齊，新疆的烏魯木齊，就是說從新疆的烏魯木齊出發，經過甘肅、陝西、山西、河北，進攻北京，這個路線蔣介石認為要比從廣州北伐要好很多。但是蔣介石認為這條路線也不理想，蔣介石選的最理想的路線是什麼地方？就是把革命根據地設在蒙古的庫倫，就是今天的烏蘭巴托，那麼如果把革命根據地設在庫倫，那麼大家想想看，從庫倫往北京趕，出了蒙古，穿過內蒙古，就到了張家口，到了張家口，很快就到北京。所以蔣介石選來選去，他覺得只有把庫倫作為中國國民黨的根據地最理想，我想大家可以判斷，如果按照蔣介石這個路子來走的話，那麼中國近代史有幾個東西就沒有了，一個是黃埔軍官學校沒有了，代之的是什麼呢？是「庫倫軍官學校」。黃埔軍官學校沒有了，那麼當然北伐也就沒有了，有的是什麼？有的是「南伐」，就是從蒙古往北京打。那麼蔣介石他作為一個軍事家，他想來想去，左思右想，他覺得這條路線最好，然後蔣介石就把他這個意見寫成一個軍事計劃，送給了蘇聯共產黨，送給了蘇聯政府。那麼大家想一想，蘇聯政府、蘇聯共產黨對於蔣介石的這個計劃是同意呢，還是反對呢？當然是反對。我們今天已經能夠看得很清楚，那個時候的蒙古不是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那個時候的外蒙古，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那麼蔣介石要想在庫倫給國民黨找一個根據地，這個要求應該是合理的。但是俄羅斯在「十月革命」以後不久，蘇共在很長的時期裏面，把蒙古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當時的庫倫就有蘇聯紅軍的駐兵，那麼，蘇聯政府是不可能允許國民黨把他的腳伸進蒙古的土地的。所以，當時接待蔣介石的是蘇聯軍事委員會的主席托巴斯基，托巴斯基就告訴蔣介石說，你們國民黨要進攻北京的話，你們只能從蒙古的邊境上出兵，你們絕對不可以從蒙古的土地上出兵。本來蔣介石盤算得很好，而且也經過了孫中山的同意，當時孫中山他有個計劃，叫「西北計劃」，就是說要把蒙古作為革命的根據地，由於蔣的計劃遭到了托巴斯基的否定，所以蔣很生氣，當天在日記里，他寫了這麼一段話，他說：「你不要看有的人他說是你的盟友，跟你的關係很好，但是他考慮問題總離不開自己的利益。」於是蔣當天在日記里寫了六個字，叫「求人不如求己」。那麼我講這個事情是想說明什麼問題呢？也就是說蔣介石，當然，後來他是反蘇的，蔣的反蘇原因很多，其中跟他反共有它的一致性，但是這裏面也包含着蔣的民族主義思想在裏面。蔣最初對蘇聯的不滿是起因對於蘇聯企圖把蒙古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對於這一點他有意見。蘇聯在長期的和中國的關係裏面，應該是它援助中國革命，有它真誠的這一面，但是無可否認，也有它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擴張主義的這一面。那麼蔣介石1923年訪蘇，1924年他回到廣州，就給孫中山的一個親密戰友，大家知道，叫廖仲愷，寫了一封信，在這封信裏面，蔣就說蘇聯共產黨的主義是可信的，但是它的許多做法，它的施實是不對的，他說例如蘇聯對中國的邊疆，對蒙古，對新疆是有野心的，那麼這封信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應該說蔣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有他正確的地方。這是我要講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說從1923年蔣介石對蘇聯的態度，有他的民族主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