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質中共》發表於1945年11月20日。 文章筆鋒直指共產黨，認為「中共是當前局面中的一個主角。」社評通過舉例論證，將社會的混亂局面和內戰責任歸罪到中國共產黨一方，質問道：「毛先生在重慶時，曾幾度在公開集會上大聲說『和為貴』『忍為高』；目前這局面，試問中共究竟和了幾許？忍了多少？」
質 中 共
重慶《大公報》社評
如天之福，我們的抗戰勝利了。現距日本宣佈投降才三個多月，全國同胞于欣慶勝利狂歡勝利之後，人人的心頭，又籠上一層深憂，又壓上一塊重鉛。其震盪惶惑的心情，甚至超過抗戰期中任何艱難危險時期。為什麼？這是因為人人滿擬從此得見太平且為光榮勝利的國民，但是現實的演盪，卻是一片戰亂兇險的氣象。多少人焦急着勝利不得還鄉，更多少人重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復為亂世的魚肉。明明勝利到來，昇平得睹，紛紛戰亂卻又相逼而來，誰不為之震盪惶惑？
這局面怎麼來的？在宣傳的攻計中，政府說中共爭城奪地，自由行動；中共說政府進攻「解放區」，發動內戰。總之，中共是當前局面中的一個主角。我們憂國有心，與全國同胞同其苦悶。我們對這局面曾一再向政府與中共進言，以期有補於時局，今天擬特對中共講幾句話。
今天的局面演成，從文獻上尋索，日本宣佈請降之初延安總部發佈的朱德總司令的命令是一個根源。那個命令，稱為「延安總部命令」，命令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得繳敵軍之械，受敵軍之降，編遣偽軍，「對任何敵偽所佔城鎮交通要道，都有全權派兵接受，進入佔領，實行軍事管理，維持秩序，並委任專員負責管理該地區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壞或反抗事件發生，均須以漢奸論罪。」這命令，顯然與中央的軍事委員會對立，而以獨特的統率，從事單獨的進兵與受降。全國人看到朱總司令的命令，都為國家前途擔着憂。幸喜蔣主席三電邀請，把毛澤東先生請到重慶，商討國事，全國人的心情為之一松。毛先生在重慶住了四十多天，團結商談連續舉行，雖無大結果，而從一般空氣上，從發表的《會談紀要》上，確曾給予全國人以企求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希望。但事實上，當毛先生留在重慶時，山西的爭降戰已在開始，津浦隴海平漢三條鐵路的破壞戰已在進行。及至毛先生返回延安，廣大的北方到處起了砍殺之戰。在這時，山西的長治被八路軍攻佔了，太原被圍攻了。綏東的戰事起來了，到現在戰事已迫到了歸綏與包頭。在這時，豫西曾有動作，鄂北的棗陽被攻佔，陝北的三邊打起來，平津近郊，一日數驚。在這時，北方的鐵路段段碎，路軌拆掉，枕木毀棄，橋樑折斷，有的地方路基且被扒平。在這時，接收東北無消息，共產黨的武力進入了大東北，山海關方面起了爭戰。這局面，已夠亂了，而還在暖驗擴大著。這局面，若說是政府進攻「解放區」，則範圍之大，實不限於原來的所謂「解放區」。若說是為了爭受降，則被攻的傅作義馬占山等都是愛國軍人，既不是敵人，更不是漢奸。毛先生在重慶時，曾幾度在公開集會上大聲的說「和為貴」，「忍為高」；目前這局面，試問中共究曾和了幾許？忍了多少？
一個國家，於勝利之後，有兩個系統的軍隊爭降爭地，已絕不應該；而爭降爭地復漫無止境，更如何得了？延安總部的命令說：「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人部隊及其指揮機關?…?」這個「附近」要「附近」到什麼地方？遙遠的大東北也在「附近」之中。陝北的三邊，是在後方，並非敵區，為什麼也打呢？看北方的戰亂局面，很給人一種強烈的暗示，是中共意欲憑它的力量，憑它的武力，做到《會談紀要》中所要求的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的特殊化。假使做到那樣的局面，那便成了所謂「南北朝」的局面了，國家便被分裂成兩半了。要做成那樣的局面，則兵連禍結，要有多少無辜的生命財產遭殃，國家要被糟蹋成什麼樣子？豈可不加顧念？縱使力征經營弄成那樣的局面，國家真箇劃成兩半了，請問全國人民是否心甘情願？請問北方人民是否心甘情願？共產黨應該是生長於人民之中的，要實現這個大意願，也應該問問人民的意願。毛澤東先生在重慶時，曾屢次聲言國家應該統一，他也同意本報「要變不要亂」的主張。今天的局面，很可能把國家弄成不統一，並導國家於大亂，那豈不也有違毛先生的本意嗎？
凡是一個政黨，都是為了爭取政權而組成，所以政黨要爭取政權是應該的。問題在於應該以政爭，而不應該以兵爭。以政爭，是以政策及政績決定勝敗；以兵爭，則是以武力決定勝敗。以政策政績勝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勝的，則必然是強權專制，那是禍亂之源，絕對與民主背道而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可能博得眾人的同情，我們所最不敢同情的，是以兵爭政。共產黨也許要說有兵是一種手段，是一種不得已。但天下事，絕不可不擇手段，手段錯了，則一切全錯；天下事也絕不可倭諸不得已，原諒了不得已，就一切都得原諒了。中共可以說，我們的兵是「人民的武力」。這是值得一辯的。兵是國家的，只有國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也無所謂人民的武力。若使人民自己可以有兵，則你是人民你有兵，我是人民我也有兵，雖說是「人民的武力」，而實際是私兵。舉國紛紛，儘是私兵，則國家必然大亂。我們主張軍隊國家化，就是只許國家有兵，不許人民有兵，也不許黨有兵。我這話雖對共產黨而言，其實也是對普天之下的政黨而言，凡是政黨，都不應該有兵。政爭可問是非於人民，兵爭則必打到你死我活，人民都要大量被殺害於爭王霸或寇賊的爭戰中，誰還顧問什麼民意？更有什麼是非？事情鬧到不論是非專鬥武力的時候，那還不天下大亂嗎？破壞鐵路，陷民生於困敝，爭城爭地，而使血肉橫飛。無論如何，這不是人民的意思。在世界已進化到運用原子能的時代，我們還在以驅市人為戰的方式打天下，也實在太落伍了。為共產黨計，應該循政爭之路堂堂前進，而不可在兵爭之場滾滾盤旋。我們希望共產黨為國家人民爭民主，爭憲政。在這方面，應該一切不讓。同時我們也希望共產黨放下軍隊，為天下政黨不擁軍隊之倡，放下局部的特殊政權，以爭全國的政權。與其爭城爭地驅民死，何如兵氣銷為日月光？我們希望中共轉此一念，那不但是國家民族的大幸，而延安諸公也將被全國同胞弦歌絲繡而奉為萬家生佛了！
（原刊1945年11月20日重慶《大公報》）
參看《簡史》350～351頁，《通史》（二）10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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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質中共》發表的第二天，《新華日報》便以《與〈大公報〉論國是》的社論吹響了應戰的號角。
與大公報論國是
《新華日報》社論
大公報昨天寫了一篇社評《質中共》，內容說了三件事：第一，今天的內戰責在十八集團軍堅持解除敵偽軍武裝，沒有像國民黨軍那樣的聯合敵偽軍，而在受到國民黨軍與敵偽軍的聯合「清剿」以後，又實行了自衛的步驟，沒有聽候「剿除」；第二，戰時實行了民主的解放區堅持要在戰後繼續實行民主，與國民黨的奪政於民的方針不合，因此造成了「南北朝」，因此違反了「要變不要亂」的主張；第三，共產黨應該把人民的軍隊私賣給國民黨「銷為日月光」，人民的軍隊光了，人民就可以「爭自由，爭憲政」，就可以「一切不讓」。這些問題都是當今國是的根本問題，我們現在無需乎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實，借人民之名掩權貴之實，只請大家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大公報這次所說的有多少是真理？
八月十一日，當時日軍尚未投降，一切盟國統帥都命令所部加緊對敵作戰，我國蔣委員長也電令「各戰區將士加緊作戰努力」，惟獨對於十八集團軍則命令「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地駐防待命」。這裏前一個命令是實際上不生效的，因為其他集團軍多在離前線很遠的後方，而十八集團軍則連年堅守前線，要十八集團軍就地駐防，當然是利於敵偽的。甚至同時蔣委員長竟命令各地敵偽軍「維持秩序」。就是在這種古今中外所沒有見過的離奇條件之下，朱總司令作為一個愛國軍人堅持進攻敵偽軍。須知這些還未投降的敵偽軍既然就在十八集團軍的面前，則十八集團軍只要不想等候敵偽軍來繳自己的械，就不得不前去繳敵偽軍的械，這是明明白白的道理。蔣委員長說是要十八集團軍「駐防待命」，雖然至今三個多月過去了，並未「待」到什麼「命」，但是這個借敵偽之手消滅十八集團軍的存心，現在卻是完全證實了。十八集團軍究竟何罪於國家，必須如此置之死地？敵偽究竟何功於國家，必須如此深仁厚澤？是的，十八集團軍可恨可惡，因為他們八年中始終在最前線無援無靠地團結人民，硬拚苦拚死拚，因為他們的血肉染紅了祖國錦繡的山河，他們就這樣地抗擊了百分之六十五的敵軍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偽軍，沒有像胡宗南之流多年沒見過一個敵人，沒有像湯恩伯之流日失一城，日蹩百里，因此在敵人投降的時候，十八集團軍靠敵人最近，不象其他軍隊在老遠的後方要等美國飛機美國輪船從天上水上運去！因此十八集團軍就是「匪」，就活該沒有受降的份，只有這些昔日的敗兵殘民之將今天才應該身據要津，向英勇血戰的十八集團軍大張撻伐！是的，不但這些敗兵殘民之將可喜可愛，而且我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仇寇敵軍偽軍也可喜可愛，因為他們都一樣地忠實於反共剿共！但是任何一個大公無私的人，能夠同意這些麼？能夠無視這些悖謬的事實，忍心害理地把十八集團軍對敵偽的不妥協，輕輕指為應負內戰的責任麼？
中共對於敵偽軍漢奸賣國賊是絕不妥協的，但是誰也不能說這就叫做內戰，而且中共對於國內團結，卻正是不惜再三妥協的。毛澤東同志不辭艱險，毅然來渝談判，正是這一點的最好說明。中共力求和平，不但因為全國人民需要和平，而且也因為解放區人民需要和平。必須記着；自日本投降以來，中共再三表示竭力避免內戰，自國共會談紀要發表以來，中共再三要求忠實執行雙方協議，而在抗戰期間宣稱主張政治解決的國民黨當局，這時對於自己所允諾的政治解決卻默不作古，對於自己所簽字公佈的會談紀要卻視同廢紙，反而再三散佈中國過去與現在只有「剿匪」而無內戰的理論，以為挑戰的根據。其實國民黨當局也不是不需要和平，但是他們害怕和平，因為一旦和平．就不能不面對着他們所害怕的政治經濟改革，而既不改革，就又不能不害怕與中共和平競爭的失敗。因此他們寧可選擇戰爭。大公報說：「事實上，當毛先生留在重慶時，山西的爭降戰已在開始，津浦隴海平漢三條鐵路的破壞已在進行。及至毛先生返回延安，廣大的北方到處起了砍殺之戰。」在這裏，大公報故意隱瞞了主要的事實。山西的爭降，究竟是誰向誰爭呢？北方的砍殺之戰，究竟是誰向誰砍殺呢？聲名狼藉的閻錫山，公開與敵偽軍聯合打進晉東南，為敵軍解圍，為偽軍加官，在長子施放毒氣，強佔十八集團軍所收復的潞城襄垣，更進而向十八集團軍最老的太行抗日根據地瘋狂掃蕩，直到這時，十八集團軍忍無可忍，才起而自衛。而大公報對此事原委一字不提，只輕描淡寫地說「在這時山西的長治被八路軍攻佔了」。其他在綏遠、河北、遼寧、河南、湖北、廣東、浙江、江蘇、安徽等地，也無不如此，這些因已迭見本報，讀者自可復按，這裏不便多佔篇幅。傅作義、馬占山等過去誠然曾經是愛國軍人，但是這也決不能成為他們今天聯合敵偽進攻更愛國的軍人的護身符呀。當然，命令傅作義、馬占山等進攻者，還別有人在。事實上，當毛澤東同志留在重慶時，《剿匪手本》已經滿天飛了；及至毛澤東同志返回延安，「剿匪」密令已經到處發了。這些就是今天發動內戰的無可抵賴的真憑實據。解放區軍民既然成了「剿匪」的對象，既然受到攻擊，為什麼不許破路自衛呢？難道應該「開門揖盜」「束手待斃」嗎？大公報隱瞞了這一切鐵一般的事實，卻單單把十八集團軍自衛的還擊羅列出來，甚至把三邊外圍國民黨軍的內部衝突也寫到十八集團軍的賬上，這難道是大公無私的態度嗎？
大公報說中共要求特殊化，要求南北朝，要亂不要變．我們承認中國今天確有這種人，不過不是中共而是國民黨的七屆。全國人民要求還政於民，國民黨當局也曾在口頭上說要還政於民，而解放區已經在實際上還政於民，但是國民黨當局卻偏偏要奪政於民，還政於黨，這不是鬧特殊化是什麼呢？中共贊成大公報十一月二日社評《中國政治之路》與十一月十二日社評《讓人民講話》的主張，要求全國各村鎮各具市各省區直至中央的政權，一概由人民選舉產生，並且在華北與東北首先實行起來，並且願意在各方代表監督之下重行選舉一次。這時國民黨當局卻偏偏不願意實行這個民主的辦法，尤其不願在它黨化的南方實行民主選舉，這不是鬧南北朝是什麼呢？全國人民要求變，變了才可以不亂，但是國民黨當局卻偏偏不肯變，以至在西南，西南亂，到京滬，京滬亂，到平津，平津亂，治財經，財經亂，治教育，教育亂，治黨務，黨務亂，治軍事，軍事亂，治全國，全國無不亂，這不是要亂不要變是什麼呢？今天的中國，走民主的路必定統一，必定不亂，但是走不走這條路，在於國民黨當局的決策。現在大公報卻把這個決定的權力推在中共的頭上，豈不「張冠李戴」！？須知「把國家弄成不統一，並導國家於大亂」的，正是不贊成「一概由人民選舉產生」而且遍發《剿匪手本人並要限期「剿除」中共的國民黨當局啊！
末了大公報勸我們不要講人民的武力，說「這是值得一辯的」。我們勸大公報與孫中山先生一辯。孫先生在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北上與段棋瑞談判和平統一的時候，發表一個著名的宣言，裏面說：「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永絕跡於國內，其代之而興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於此時乃能告厥成功。」今天的十八集團軍正是孫先生所說的「國民之武力」，因為它是真正與國民相結合併為國民所有的武力，沒有這一點，它如何能在敵後堅待八年之久的抗戰而為人民所擁護呢？孫先生不像大公報，認為同民之武力消滅了才能爭民主憲政；相反的，他認為在有了國民之武力以後，在全國的武力都變了這種國民之武力以後，才真上沒有私兵，沒有黨兵，國民革命才能告厥成功。軍隊國家化本是跟着政治民主化來的，軍隊不化於民主的國家，難道還該化於國民黨的「黨國」嗎？還核化於封建獨裁的「國家」嗎？現在大公報也承認我們的國家還沒有民主化，那麼這時要十八集團軍和其他人民的軍隊化到那個「國家」去呢？若是說，現在封建獨裁之「黨國」的軍隊還太少了，應該「剿除」民主的軍隊以加強這個封建獨裁的「黨國」，然後就可以「爭民主，爭憲政」，就可以「一切不讓」，請問為什麼？為什麼有了民主的軍隊就不可以爭民主爭憲政一定要像今天的希□西班牙一樣才可以爭民主爭憲政？中國人民爭民主爭憲政這多年了，為什麼直到今天，還只有解放區爭到了民主，而在國民黨及其軍隊的統治下，雖大公報也不能不承認還沒有民主，為什麼中國的反民主派可以讓大公報空談其民王，惟獨對於解放區及其支持者的民主的軍隊卻要動員飛機大炮敵軍偽軍來實行聯合攻擊？由此可見，反民王派所反的，所怕的，只是真正的民主的事實，而不是任何民主的空談，而民主的軍隊。正是民主的事實與民主的空談的分水嶺啊！
大公報在抹煞受降辦法不合理的事實，隱瞞國民黨發動。剿匪，，的事實，並把國民黨當局要亂不要變的事實轉嫁給共產黨以 後，配合着今夭國民黨軍敵軍偽軍乃至美軍向解放區的大舉猛烈進攻，跑到火線上來要求共產黨強迫人民的軍隊放下武器，向反動派無條件投降，說是這樣「就會被全國同胞弦歌絲繡而奉為萬家生佛」。好一位妙舌生花的說客呀！但是夭下一切大公無私的人們請判決吧！大公報在這裏是大公呢？還是大私？在若干次要的問題上批評當局，因而建築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報，在一切首要的問題上卻不能不擁護當局。這正是大公報的基本立場、昨天的社評當然不是例外。
（原刊１９45的年11月２１日重慶《新華日報》）
參看《簡史》３５０～３５１頁，《通史》（二）１０１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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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王芸生撰寫的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發表於4月16日的重慶《大公報》和17日上海《大公報》。這篇社評首先點明「複雜的東北問題，半在外交，半在內政」，指出在蘇軍撤退之際，東北的內戰形勢卻在加劇發展，令人心情起落不寧，「尤其可恥的，是長春之戰！」
可恥的長春之戰！
--上海《大公報》社評
複雜的東北問題，半在外交，半在內政。現在蘇軍已保證於本月按以前撤盡了，且正在撤退之中。外交一面，可謂業已順緒。但在蘇軍紛紛撤退之際，在東北的內戰形勢卻在加劇的進展，且已在許多地方紛紛的打起來了。內外消長，令人心情起落不寧。
尤其可恥的，是長春之戰！這兩天，東北方面的軍報雪片飛來。初報蘇軍於十四日午前撤離長春，嗣報長春防守司令就職，緊接着就報告共軍三萬眾分路進攻長春。我們坐在關內深夜編報的報人，讀着這絡繹而來的電報，手在顫，心在跳，眼前閃爍，伊若看見兇殺的血光，鼻腔酸楚，一似嗅到槍炮的硝煙。這是八年抗戰勝利後應該有的現象嗎？長春是什麼地方？是九一八事變後，日寇強割我領土傀儡「滿洲國」的都城，是蘇軍參戰後進入我東北的總司令部所在地，也是中國國民政府接收東北的東北行營所在地。這地方，曾為日偽竊據了十四年，曾被蘇軍統治了二百多天。現在抗戰勝利了，日問崩潰，偽滿煙消，中國的東北，應該歸回中國，蘇軍也根據中蘇盟好條約紛紛撤離東北。就在這時候，蘇軍剛剛邁步走去，國軍接防立腳未穩，中共的部隊四面八方打來了。多難的長春，軍民又在喋血。那是中國的地方，現在應該光復了，卻災難愈深，那裏的人民都是中國的兒女，現在應該回歸祖國的懷抱了，卻在斫斫殺殺，流的都是中國同胞的血！中國人想想吧！這可恥不可恥？
雖然，東北的事還並未絕望。三人會議曾有調處東北衝突的協議，執行小組已經進入東北，三人小組代表秦德純等也已經飛到瀋陽，馬歇爾特使正在返華途中。這都在說明東北的和平有希望。但天下最難纏的事，是：一切皆過程，永遠無結論。我們的事情，恰恰如此。當停戰令下的時候，誰不眉飛色舞，以為中國從此贏得勝利後的和平了。但是，停戰令儘管下了，而大大小小的戰事仍是此起彼落，打個不停。頂到執行小組趕到各地去調解，調解了這兒，那兒又鬧起來，撲滅了此處，那邊又燃起來。請屈指算算，停戰令下了四個多月，可曾真箇停了戰？停戰令明明是一個結論，誰知卻只是一段過程。又如政治協商會議宣佈五大協議之時，誰不衷心喜慰，以為國事真已獲得解決而民主團結在望了。但是，協議儘管協議，墨瀋未乾，就又吵吵嚷嚷起來。非但一條協議也未實行，感情反倒更惡劣了。政協的協議明明是一個結論，誰知卻只是一段過程。東北的事，也是如此。三人會議的協議，本已甚為脆弱；到東北的執行小組工作尚無從着手，而在蘇軍撤退之際，軍事衝突的範圍更在擴大。說起來真是令人傷心。我們的所謂軍事衝突，實已到了最傷天害理的程度。進攻的戰術，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炮在後面督戰。徒手的先鋒隊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對方的火力以後，才正式作戰。請問這是什麼戰術？殘忍到極點，也可恥到極點。世界水準已進步到原子彈的時代，我們還在驅市人為戰，縱使勝了，又有什麼面子？難道真要把全國同胞犧牲了二萬萬以爭勝負嗎？請快軟軟心腸放下屠刀吧！
東北是國家的，東北應該由國家在抗戰勝利中收回，以恢復國家的完整。這一點，蘇聯盟邦受盟約拘束，法理與事實，蘇軍俱必須把東北交由國民政府接收，共產黨何以必要爭奪？若說民主，則必不可割裂國家；再說民主也必不可以軍隊爭奪，以軍隊爭得的，那必然不是民主。誰都承認英美是民主國家，而英美的民主都不是以兵爭得來。英王查理一世之判死刑，不是兵爭；美國獨立戰爭後的國家統一，是走的妥協協商的路。停戰令，政協協議，整軍方案，實在是和平理智之路，應該是解決當前國事的結論，而不可把它當做一種風雲變幻的過程。在東北，我們尤其祈禱先停戰，先實施整軍方案。我們謹為國家祈福，謹為生民乞命，請快停手吧！敵人降了，盟軍撤了，我們自己卻打起來，實在太可恥了！快停止這可恥的長春之戰吧！由長春起，整個停止東北之亂；更由東北起，放出全國和平統一的光明。
（原刊1946年4月16日上海版《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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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可恥的長春之戰》發表兩天以後，《新華日報》就在社評標題里直接將《大公報》的名字再次掛上，並在首段將其定性為：「可恥的社論」。
可恥的大公報社論
《新華日報》社論
重慶和上海的大公報，前昨兩天，登載了題目叫做《可恥的長春之戰》的社論。這是大公報一篇可恥的社論。我們讀了，實為大公報惜。
這篇社論，承認東北問題有內政問題，承認東北的內戰令人傷心，承認停戰令和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沒有實行。但是誰不承認東北問題有內政問題？誰破壞停戰令和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中國人民，中外人士，都知道這就是由於馬歇爾將軍所說的國民黨「頑固分子」作祟。大眾報不但不敢說出這種淺顯的真理，反而借長春戰爭為題，含沙射影，歸罪於中共和中國人民。這樣來替頑固派開脫罪名，並替頑固派幫凶，真是可恥極了！
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至少也有七個月了，在東北進行內戰，也有五個多月了，拿了美國的槍炮，屠殺自己的同胞，今年一月以來，攻營口、攻建昌、攻阜新、攻盤山、攻遼中、攻台安、攻撫順、攻遼陽、攻鐵嶺、攻海城、攻鞍山、攻大石橋、攻開原、攻法庫、攻昌圖、攻本溪湖、攻蓋平、攻四平街，攻了那末多地方，破壞了一月十三日與三月二十七日兩次停戰協議，卻一直沒有聽見大公報對這些罪行說過一句「可恥」，到現在「長春之戰」，大公報忽然說這一戰是「可恥」的了。對於大公報的社論作者，凡是國民黨法西斯反動派打擊人民、殘害人民、撕毀諾言、發動內戰等事
情，那怕天大的事，都是不「可恥」的；只有人民對於這種反動派還一還手，那就不得了，那就是「可恥」的了。大公報社論作者如此反對人民，應該是夠「可恥」的了吧。
大公報社論作者說，「東北是國家的」。很好，請問你說的是什麼國家，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麼？還是中國人民的民主國家？在前一種「國家」之下，接收人員「五子登科」，官僚資本大發橫財，特務暴行層出不窮，那裏發生所謂「勝利災」，饑民數目超過歐洲三倍，民族工業關門大吉，人民啃着樹皮草根，漢口十個婦女中有一個妓女，廣州人肉市場「便宜」到只值一支香煙。「東北是國家的」，東北難道是這種「國家」的麼？全國人民受盡了這種「國家」之苦，難道東北人民受了十四年亡國慘痛以後，還應該服服貼貼來受這種「國家」之苦麼？中國可以有個好國家，其雛型已見於各解放區，如果政協決議實現，全國就可以慢慢照此雛型，建立起一個民主的新國家，真正人民有主權的國家。不說別的，解放區里至少沒有「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員」，沒有官僚資本，沒有特務暴行，沒有餓死的人，沒有乞丐，沒有妓女。難道東北人民和長春人民，一定不許沒有這幾件一黨專政的「國家」的「寶貝」，一定不許得到自己的解放，否則就算不「是國家的」了麼？
大公報社論最無恥的，就是居然寫得出這樣一段：「進攻的戰術，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鋒，以機槍迫炮在後面督戰。徒手的先鋒隊成堆成堆的倒了，消耗了對方火力以後，才正式作戰。請問這是什麼戰術？殘忍到極點，也可恥到極點。」好的，我們也請問，大公報社論作者這幾句話，是負責任的話，還是只當放屁放一放的呢？你說「進攻的戰術」，含沙射影，當然指的是東北民主聯軍進攻長春的戰術而言。你從什麼地方知道東北民主聯軍用這樣的戰術？拆穿了說，除了從專門造謠反共反人民特務機關那裏以外，除了從國民黨的「素有經驗的特工同志」辦的報上抄來以外，世界上找不出這樣戰術。大公報為要污衊東北人民的民主聯軍，不惜寫出這種話來，把自己降低到一個特務報紙的地位。你在反人民這一點上，真正做到家了，真正「殘忍到極點，可恥到極點」！
大公報為什麼忽然登出這樣的社論來？大家記得，當二月里國民黨法西斯集團策動反蘇反共反人民的反動遊行，搗毀新華日報和民主報的時候，就是這個「大公」的大公報，首先在社論上大肆反蘇，做法西斯進行最殘暴無恥的特務暴行之先鋒。事後，許多被這個反動的報紙欺騙了的青年學生，才覺悟其中的鬼把戲，大呼「上了大公報的當」！大公報里是有好人的，但它的社論作者，原來是這樣一個法西斯的有力幫凶，在平時假裝自由主義，一到緊要關頭，一到法西斯要有所行動時，就出來盡力效勞，不但效勞，而且替法西斯當開路先鋒，替吃人的老虎當虎悵，替劊子手當走狗，以便從法西斯和劊子手那裏，討得一點恩惠，舐一點喝剩的血，嚼一點吃剩的骨頭。大公報社論作者暴露其原形，不止一次。這一次，大公報社論作者又把自己的原形暴露出來了！人民必須嚴重警惕！
（原刊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８日重慶《新華日報》）
參看《簡史》３５０～３引頁，《通史》（二）10１６～１０１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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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
1948年10月王芸生得到由《大公報》地下共產黨員轉給他的毛澤東口頭邀請，通知他儘早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再轉道海路前往北京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經過再三考慮，王芸生與11月5日，從上海轉道台灣到達香港，親自主持香港版筆政。1949年1月與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馬寅初、黃炎培等抵達北平，5月27日隨軍南下至上海，為保全《大公報》繼續發行，於6月17日在滬版發表《大公報新生宣言》，檢討近五十年《大公報》辦報歷程，宣佈「報紙歸人民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繼續擔任《大公報》社長，直至1966年9月北京版停刊。此外還擔任過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一、二、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反右運動後受到批判，卻未被劃為右派。此後很少過問《大公報》社務，致力於文史著述，寫成《英斂之時期的舊大公報》等(晚年表示其中許多為迫於時局違心所寫成)。
文革中遭到批鬥，家庭受到重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