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 人物 > 正文

紀念一位英雄的母親 和遇羅克一道被處決

—王友琴:紀念一位英雄的母親

作者:
一九七○年和遇羅克一道被處決的王佩英,是一位英雄的母親。五十元工資撫養七個孩子,還擁有高度的政治覺悟與無畏精神,勇於喊出「打倒毛澤東」。文革後,她兒子張大中艱苦奮鬥,成為一名企業家。


陳昭宜為慘死的父親建墓

去年清明節前,張大中先生寫了上面的文章,印出來分贈同事親友,以紀念他的母親。

前年我認識張大中先生,是通過他和我的共同友人陳昭宜。昭宜的父親陳信德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日文老師,中國最好的一部日文語法書的作者。文革中,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在全校萬人大會上,北京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領導人宣佈,按照「抗拒從嚴」的「政策」逮捕他,把他從人群中抓出來戴上手銬塞進汽車帶走。三個月後他在山西長治監獄中死亡。我尋訪和記錄文革受難者,朋友幫忙在人海之中找到了他的女兒,我們得以相識。昭宜是個道德觀念堅定明確,而且有擔當、有決斷的女子。這種品質至關重要。一九九五年她到山西找到了父親的遺骸作了安葬。據我所知,在北京大學的六十三名文革受難者中,她的父親是唯一有墓的人。

陳昭宜在她父親死後認識張大中。作為「黑五類」子女,他們被分配做收入最低,也最苦、最不安全的工作。昭宜對我說,張大中母親在文革中被判了死刑,你應該記載她的名字。

我很快給張大中先生打了電話。我先介紹了自己是誰以及為什麼跟他聯絡。這樣的電話採訪和這樣的開場白我已經做了很多很多次,但是依然每一次都有點緊張,因為不知道會得到什麼樣的回應。懷疑?拒絕?驚恐?甩電話?還是友好爽快的回答?這些我都遇到過。

張大中談母親的生與死

這一次,我聽到的回答與前都不同。他說:我有你的書。我買書的時候說,還有這麼有心的人,寫出來這麼多文革死的人。

電話的那一端,好像就是在同一個房間裏,他已經取來了我的那本書。我鬆了口氣,知道接下來的談話會不那麼緊張耗神。《文革受難者》在二○○四年出版。我做了上千個訪談,在那本書里記錄了六百五十九名文革受難者的故事。書出版幾個月後,有人匿名在互聯網上用很污穢的語言罵我,甚至謾罵撰文稱讚過這本書的人。那意圖很明顯,就是要所有為受難者發出聲音的人閉嘴。然而我也知道,還有另一種人在閱讀和傳播這本書。這本書把一些素使相識的人聯絡起來。


梳辮子的母親王佩英,一位勇敢的反毛先驅者。(張大中)

張大中給我講了他母親的故事:

我的母親名叫王佩英,生前在鐵道部設計院幼稚園工作。我的父親抗日戰爭時期是流亡學生,在開封認識了我母親並結婚。母親是當地一個富裕商人的獨生女兒,在開封女子中學讀書。父親在抗戰時加入了共產黨,後來帶着母親先到鄭州再到北京,在鐵道部當科長。一九六○年父親因病去世,母親帶着七個孩子過活。從一九六三年開始母親寫一些東西,批評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她要求退黨。工作單位把她送進了精神病院。

父親去世後,按照規定補助了一年工資。母親的工資是每月五十元。她帶着七個孩子,確實很難,有時候會心情不好。但她平常是正常的。她和家人談論社會上的一些問題,都是正常的。我也看過母親寫的詩。有點像人們所說的「打油詩」。不能說那些詩是非常了不起的偉大的詩,但意思是順的,邏輯也不混亂。

一九六五年,我每個星期天去安定醫院(註:北京的精神病專科醫院)探視。母親還經常寫。她說她光明磊落。她寄出去,寄給黨中央。她表達了她的不滿。我那時候不太懂,只是覺得恐懼,還覺得不光彩。

在醫院裏,有一次,她說讓我們兄弟姐妹去照一張照片,「讓我看着你們」。我們就一起去照了相。還有一次,也是在醫院裏,她跟我說:「兒子,我罪很重,以後可能連累你們。」我當時沒有當回事,只跟她說,您別說這些,好好養病。那時候我上中學。

文革中,康生(註:職位最高時是第四號人物)有一個專門對精神病人的批示,說對「精神病人要具體分析」,意思是精神病人中有反革命。一九六八年,安定醫院把母親趕了出來,宣稱她沒有精神病。他們要母親工作單位把她領回去。單位里是軍宣隊,把她關進「牛棚」(設在單位里的關押本單位工作人員的監獄)勞改。從此以後,我再也沒能見到母親。

文革後,我走訪了和母親一起關「牛棚」的人。一位俄文翻譯,兩位老幹部,和我母親在一個屋子裏關過三個多月。她們講了她被抓走那天喊了什麼,被打成什麼樣子。她們也說到「牛棚」里的一些細節。她們說,在那裏每天干造反派派給的活兒,我母親幹得麻利、專注。清理爐渣,她把沒燒透的煤核都撿出來再燒。倒騰大白菜,她把白菜碼得平平整整,還找來長木棒,橫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層大白菜碼在橫棒上,好讓空氣流通。那時候她們的工資都被扣,只發很少一點錢,而且在食堂吃飯不許買肉菜只許買素菜。可是我母親為了省錢,連素菜都沒有買過,天天窩頭鹹菜。她告訴她們她想念家裏的孩子們,特別想念我小妹妹,也是我家唯一的女孩兒。她們說她是個神志健全心地善良的女人。

她們說,我母親在「牛棚」里寫了一些小紙條,出去勞動的時候散發了。造反派發現後,闖進「牛棚」就把她按倒在地,拳打腳踢,毒打完又逼她「交代反革命罪行」。但是她一聲不吭。她們勸她別寫了,那沒有用。她說,我和你們不一樣。你們會出去。(意思是我不會了。)她們說,我母親是「寧死不屈」。

一九六八年的國慶日,中午,「牛鬼蛇神」也被押到食堂。飯堂里人很多。我母親站到人前,大聲地說出:「打倒毛澤東」。一幫「革命群眾」涌過來,把母親打得昏死過去,又送公安局。此後沒有任何手續,在公安局關了一年四個月。

一九七○年初,我哥哥的單位在北京修地鐵,說單位里討論反革命名單,有她。那時候把這種材料發到每個單位「教育」大家,老百姓有多大怨言也不敢說。我媽媽一月二十七日判決,立即執行。我那天晚上六點才知道。在馬路邊上,聽到參加「公審大會」的人議論:在工人體育場......公判大會。街道委員會把死刑判決書貼在我們院裏,白紙黑字,上面還有紅勾勾。

三個月後,有個人到家裏來,說是法院軍管會派來的,拿了一張紙,要簽字。我哥哥簽了字。他說了沒幾句話就走了。印象里這個人穿戴不太整齊,隨隨便便的。他拿的那張紙給我們看了,沒有留下副本。是不是判決書?沒有給家人送過判決書。那是一份表格似的東西。

一九七七年,我為母親申訴。母親說的那些話,寫的那些東西,確鑿無疑。她「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是真的,喊口號也是真的,「打倒毛澤東」也是真的。但是她曾經被送進過精神病院也是確實的。後來就以「精神病」為理由,一九八○年給我母親平了反。

死刑沒有判決沒有記錄沒有程序

張大中母親的生和死,透過幾十分鐘的講述,用以上兩千字寫記下來。儘管我已經聽到和寫下上千個受難者的悲慘故事,依然感到透不過氣來的壓抑和難過。我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只是告訴張大中:我這裏有你母親的材料。

在那份從舊貨攤子找到的材料上,有二十名「現行反革命」的判詞。其中只有遇羅克,編號為一○,是已經進入公眾視野的一位英雄。那另外的十九人呢?他們到底是誰呢?在同一時期還有許多別的判決書,那上面被作為「反革命分子」判死刑或者長期徒刑的人,又是誰呢?在真實的生活中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呢?這些已經無法出聲的受難者的家人在哪裏呢?我一直想把他們一一尋找出來,記錄下來。

在那份材料上,張大中母親的編號是十一。說她散發了一千六百份「反動」 傳單,這數量不是真的,但是她確實寫過反對文革和毛澤東的詩和文章。然而即使在這個已經大大誇大事實的判詞裏,書寫「反動」文字也只是她唯一的「罪行」,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在中國古代,只有殺人和謀反才判死刑。在斯大林三十年代的「肅反」中,幾百萬人被送去「勞改營」,他們的「判決書」上寫着「根據法律第五十八條第一或者第二或者第三......款」作出判決。判決王佩英死刑卻沒有援引任何法律條文。至於懲罰標準,在納粹德國,集中營的規章說:任何人在書信或別的文件中詆毀國家社會主義黨或者政府元首者,禁閉兩星期和鞭打二十五下。(見《第三帝國的興亡》英文原版二七二頁。此書有中文版,董樂山翻譯。)

在法律程序方面(在法律上「程序」是特別重要的),對王佩英根本沒有開庭審判,哪怕是裝樣子的審判都沒有過。她被判處死刑,不能上訴。她被殺害,家人根本沒有得到通知,也不能去告別。她也不能留下遺言。被判刑者上訴的權利在中國古代是有的。正史上記載李斯在刑場上懷念帶着黃狗打獵的日子,歷史小說中華佗醫生把他的著作託付給了獄卒,戲劇中有竇娥在被處死前宣稱上天將六月降雪以證明她蒙冤。在張大中的母親案里,這些權利全都沒有。那時文革的「打擊反革命運動」 正在中央文件的統一指導下在全國進行。因言論可以判處死刑,判死刑後不准上訴立即執行,都是中央文件里明文規定的。不通知家屬,不發給家屬判決書,北京上海全國都一樣。這個「革命」如此徹底,不但把幾千年來死刑的定罪標準改變了,還把死刑的判決程序改變了,並且把死刑的執行方式也改了。

張大中先生後來寄來了他母親的一張照片:一位梳辮子的母親,樸素,沉靜,溫和,穿過生死的界限,她從照片上看着我們。

王佩英是一個幼稚園的阿姨,也是一個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見的人,這本來是每個人生來應有的權利。然而,在不准批評權力當局不准批評最高統治者的年代,一個有不同聲音的人就成了「精神病」人;在法制不存、暴力肆虐、迫害橫行的文革中,死刑更進一步成為對持有不同聲音者的最「方便」和徹底的「解決」方式;即使在文革被否定之後,也只能以「精神病」為理由得到平反,而不是明晰宣佈:要有言論自由,不能以言論治罪。

實際上,今天我們連她的言論都無從得知。除了「平反書」和判詞,看不到關於她的檔案資料,也看不到她為之付出了生命代價的詩文。這場革命的後果是如此乾淨徹底,後世人既不知道受難者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們的遭遇,更不知道他們的思想。

我沒有真的見到過像張大中的母親這樣勇敢而堅定的人,也不能確定這樣的人在現實中可能起到什麼作用。我和我母親討論過張大中的母親。我母親很肯定地說:文革時期,無數人受到迫害,已經是非常恐怖,而且,聽不到任何人敢對文革做任何道德上的法理上的哪怕是很小的批評,更是令人在心理上絕望。假使那時候她能聽到張大中母親的聲音,一定會是極大的精神上的支撐和指引。大多數人或者不能思考或者沉默屈服。但張大中的母親是不一樣的。她是一位英雄。

決心為母親做一座雕像

張大中先生也跟我談到別的受難者。在他的中學,北京礦業學院附中,有一位名叫朱鴻志的語文老師,班主任,四十來歲,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遭到毒打,然後被關在學校。半夜,他到學校樓後的小樹林裏上吊死了。他說:聽到朱老師的死,我當時心裏是同情不是是非,而是同情,自然而然的同情。我想起我自己的母親,她因為寫詩寫文而被關在精神病院裏。

我對他在這樣的上下文中這樣有力地使用「同情」一詞印象深刻,雖然張大中先生說他自己「文學不行」不知道怎麼來寫出他的母親。中文在傳統的用法上,「同情」的最早的意思只是「同時同樣的情」,比如,一些人一起高興或者都很不高興。但在當代漢語中,「同情」和英文的 compassion一樣,是指因他人遭受的痛苦而引起感情,意味着對他人受難不會無動於衷。「同情」比「憐憫」要強烈,往往伴隨着為減輕他人痛苦而採取行動的願望。有沒有同情,或者說人是否具有這種感受力,不但對了解、判斷和記憶關於迫害的歷史非常重要,而且上也是人的道德養成的基礎。文革是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迫害,同時必然也就充滿對「同情」的否定和壓制。可以說,「同情」是文革中最受摧殘也最為匱乏的感情之一。

王佩英得到「平反」後,法院付給她的家人三千塊錢,她的工作單位又付了四千塊。不過當局從來不肯明確承認那是對錯判死刑的賠償。王佩英有七個孩子。張大中先生用他得到的一千塊錢開了一個電器小作坊,一步步發展,成為一個大企業家。幫我找到他的陳昭宜發奮讀了大學,現在是一名外國語教師,過着清潔寧靜的生活。她多次催促這位患難之交:你要紀念你的母親,一定要為你的母親做些什麼,不要把工作和賺錢看作最重要的,要常常看看自己的心和靈魂。

張大中先生於是想要為他的母親做一座雕塑。他說,有一次他走在美國街頭,突然看到一位被捆綁的年輕英雄受難的銅像,頓時禁不住淚流滿面,因為這讓他想起了他的母親。他想找一位雕塑家。我也對此做過一點建議。他的母親的雕塑應該是什麼樣的呢?這座雕塑將怎樣表現對他母親的紀念呢?我不是藝術家,但他的這個主意讓我再次思考「紀念」的意義。(我在互聯網上建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已經九年。)就像「同情」比「憐憫」強烈,「紀念」也比「記憶」強烈。「紀念」中包含着清醒的價值取向和道德選擇:要不要紀念?紀念誰?紀念什麼?通過紀念會譴責什麼?紀念將在歷史和現實、死者和生者之間建立什麼樣的聯繫?我期待着,在那座正在構思中青銅雕塑面前,我們將紀念她,講述這位梳辮子的母親的故事,譴責殺害她的暴行,也沉思自己是否記住和實行了在幼稚園裏就聽到的友好、誠實、公平、動腦子這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品德。

轉自《開放雜誌2009年4月號》

 

責任編輯: 於飛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hk.aboluowang.com/2009/0410/1255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