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 遠超8964 不為人知的大屠殺

全文：佔西藏人口95%的農奴是怎麼統計出來的及其他


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區人大九屆二次會議一致通過決議，決定將每年的3月28日設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不久，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又於3月２日發表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白皮書指出：「1959年之前的西藏是一個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落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佔西藏總人口不足5%的農奴主佔有着西藏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壟斷着西藏的物質精神財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遭受着極其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掙扎在極端貧困的悲慘境地中，根本談不上做人的權利。」

白皮書的內容不過是重複了以往的宣傳論調。長期以來，國內的媒體和出版物等一直對人們灌輸說，在舊西藏的人口中，農奴佔了95%以上，而農奴主階級則不到西藏人口的5%。如《光明日報》1月28日刊發的署名文章《天翻地覆慨而慷——寫在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設立之際》中稱「占人口不到5%的農奴主階級佔有全部土地、草場和絕大部分牲畜，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農奴的人身自由。」（作者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幹事、研究員拉巴平措。）這篇文章很有代表性。雖然有時候宣傳材料中也會略微變換一下說法，把「占人口95%以上的農奴」改為「占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如前面提到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但其實這兩種說法是一樣的，一般情況下，差巴、堆窮、朗生被統稱為「農奴」，只不過有些時候也將朗生稱為「奴隸」。


在這些關於舊西藏的資料中，5%和95%這兩個數字對比十分鮮明，特別是農奴的比例達到95%以上這一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為什麼農奴占舊西藏人口的比例不是63%、74%或86%，而偏偏是整整齊齊的95%呢？這個數字是怎樣統計出來的呢？鑑於95%這個數字頻繁出現在媒體和出版物中，特別是最近被作為抨擊舊西藏和藏獨勢力的有力武器而被大量使用，因此有必要弄清這個數字的來源，以對其嚴謹性有個確定的結論。

（1）關於地域範圍

要弄清楚舊西藏農奴階級在人口中的比例，首先要確定「西藏」的地域範圍。根據中共官方的解釋，「西藏」所指的是目前西藏自治區這個地域範圍，在解放前則為西藏政府的轄區（包括當時西藏政府轄下的昌都地區）。當然上述是從政治的角度所談論的「西藏」，而除了「政治西藏」之外，還有「民族西藏」、「文化西藏」的說法。而藏語中的「圖博」，英語中的「Tibet」，指的實際上是「民族西藏」之區域範圍。許多國外學者在使用「西藏」（Tibet）這一名詞時指的是衛藏、康和安多三區之總和，大致包括目前之西藏自治區和青川甘滇藏區。用漢語之「西藏」翻譯藏語之「圖博」、英語之「Tibet」時，很容易發生混亂。因此，國外學者的著作中提到的西藏人口情況往往囊括了更廣大的範圍，這一點需要注意。本文為方便起見，文中所用「西藏」一詞均指西藏自治區或西藏政府轄區之範圍，同樣為方便起見，將1959年之前的西藏稱為「舊西藏」。


（2）舊西藏的人口數

限定了西藏的地域範圍後，接下來還要弄清舊西藏的人口數量，而這卻是極為困難的。在民改之前（甚至民改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西藏從未進行過真正意義上的人口普查，各個歷史時期的西藏人口數字均不準確，各種數字相差懸殊，讓人無所適從。這裏主要研究「解放後」官方統計的西藏人口數字。1953年和1964年的第一次、第二次人口普查時，西藏的人口總數只有人口估計數而無普查實數（《中國藏族人口與社會》，P178。另：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青川甘滇藏區的藏族人口雖有詳細數字，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數字也並不可靠）。據國內資料記載，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西藏的人口數由西藏噶廈政府向中央申報為100萬，但不包括昌都地區。100萬人只是一個非常粗略的估計數，並未經過實地的人口普查。作為中央直轄區的昌都地區上報的人口數為273964人，同樣地在昌都地區也未進行實地的人口普查，這一人口數也未必可靠，國內的人口資料亦不清楚該數字是如何統計的，只是含糊其辭地寫着「昌都地區由於是中央直轄區，故當地行政機構可能根據各縣的戶籍資料對該地區人口進行估算或統計。」（《中國藏族人口與社會》，P179）這樣1953年人口普查的結果，西藏的人口估計數為1273964人。而《中國藏族人口與社會》一書的編寫者則根據人口自然增長率，倒推出1953年西藏藏族人口（扣除了漢族人口數）為1213000人。但是他們所依據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很有問題。他們為了倒推西藏藏族人口，假設1950——1959年西藏的人口自然增長率與甘孜州的大體一致，而1960——1965年則使用的是1965年的自然增長率，而這兩種依據都有問題。首先，從1959年開始至六十年代初，西藏自治區經歷了戰爭、階級鬥爭、饑荒等劫難，社會發生劇烈動盪，人口大量損失，因此這段時間內的人口增長率不可能與1965年基本相同。其次，五十年代甘孜州的人口數字原本也存在與西藏自治區類似的問題（未進行實地的人口普查），也是不可靠的。（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理塘縣誌》第96頁記載：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理塘縣正處於不穩定時期，故未進行人口普查工作。」）民改前中共對藏族社會的控制程度十分有限，戶籍制度也不健全，人口漏查少報在所難免。更何況五十年代後期甘孜州發生大規模戰爭，人口統計工作變得更加困難，而為了掩蓋人口損失的實際情況也要對人口數字做手腳，致使其失真更加嚴重。既然甘孜州的人口數字已經存在很大問題，又怎能根據甘孜州的人口數字推算出西藏自治區的準確的人口數字呢？用這種方法倒推出來的1953年西藏藏族人口數量，只會大大少於實際數量。

西藏自治區統計局在80年代整理公佈了1952年西藏總人口數，為115萬（包括昌都地區），據說這是西藏自治區統計局根據當時所掌握的一些資料、數字進行推算而得來的（《中國人口·西藏分冊》，P61）。這種推算的準確性令人懷疑。在這套人口數字中，50年代除了1952年和1959年之外，其他年份的人口數則付闕如。1959年的人口數也不知道是怎樣統計出來的，那一年正是西藏極為動盪的一年，參加戰爭及逃難之藏人達到六位數之多，在這樣動盪的時局之下居然還能統計出人口總數來，實在是難以理解，大概也是靠推算得來的吧。另據國內資料記載，西藏於1951年「和平解放」後，西藏噶廈政府曾調查了全西藏的人口，總數為120萬。此外，我曾看到一部內部資料，其中翻譯了一份中央情報局的資料，據這份資料透露：「有一定可靠程度的最早的西藏人口統計是三百九十萬，這是拉薩政府於一九五一年對大致相當於目前的西藏自治區這個區域內的人頭稅的記載推算出來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兼併西藏：中國的進步和問題》，《國外藏胞資料叢刊》第五期P78）

西藏自治區統計局公佈的西藏自治區歷年人口數（單位：萬人）：

（5）結論

綜合以上論述，我認為所謂農奴占舊西藏人口的95%以上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沒有任何材料能夠支持這一說法。不僅如此，其他許多關於舊西藏農奴制的說法都是站不住腳的。

近年來，國內的藏人知識分子中已經有人對舊西藏農奴制的情況發出了質疑的聲音，如媒體人、作家才旺瑙乳寫道：「西藏有數百萬人口，西藏民族在歷史上的社會構成主要是僧人、商旅、草原上的遊牧人和河谷地帶的農民。在幅員遼闊的青藏高原上，西藏人以遊牧人居多，「農奴」極少，屬於政體鬆散的族群。」（《妖化西藏：敬請李敖先生止步——才旺瑙乳致李敖的公開信》，2007年3月）還有網友說：「在西藏有天葬的習俗，是一種奉獻精神，人皮、頭骨等都是捐出來的，人生在世時大多是拿予，生離死別後盡力給予，肉體布施給飢腸轆轆的鳥，是一種回饋自然的感恩的精神，從佛法的感知就更深了，但是就像現在提倡捐獻器官一樣，是可以理解的。這些事在西藏人人皆知的事情。當初為了鼓舞解放軍的作戰精神和正當性，歪曲西藏人文的做法怎麼會捲土重來，令人匪夷所思。一些刑法處置後砍斷手掛在那邊或割舌、挖眼的工具，都是起到一個震懾的作用，是百年裏難得有幾個禍害極大的人受到此懲處，只有一座監獄能容下幾十人，西藏的監獄都長年是空的，與現在相比過去就是小巫見大巫了。」（見「藏人文化社區」中網友對李敖關於西藏言論的批評， http://bbs.tibetcul.com/dispbbs.asp?boardid=14&;id=11604&page=1&star=1）。甚至一些漢人也對西藏農奴制的資料產生了懷疑。如有人在互聯網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誰動了西藏農奴的人皮？》的文章，對農奴主殘害農奴的證據進行了嘲諷，文章結尾寫道：「所以，讓我悄悄告訴那些還在大喊西藏人民被咱金珠瑪米從活剝人皮的奴隸社會解救了出來的同志們小聲點，最好是別說了，免得把其他許多有常識的同志們的牙巴笑掉。」而理論家年大六甚至認為：「把西藏傳統社會等同於「封建農奴制社會」不僅意味着理論錯誤，而且意味着政治錯誤。」

當然本文的目的並不是完全否認舊西藏存在農奴制和農奴，舊西藏是否存在農奴制這是個很大的課題，本文無力就此問題進行全面研究並得出最後的結論，何況即使存在農奴制也不等於舊西藏是農奴制社會，這使問題更加複雜。但在考察了各種資料後，我不得不認為舊西藏的實際情況至少與國內的宣傳材料存在很大差距。就以農奴占舊西藏人口95%以上這一說法為例，我竟找不到任何材料支持這種說法。然而不幸的是，這種說法卻在出版物和媒體中廣泛流傳，儼然已經成為鐵板釘釘的事實。但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一種無法證實的觀點，即使重複千萬遍，它也不可能變成真理。

（6）人口數字的真偽與藏區人口的損失

這裏再談一談幾個其他的但絕非不重要的問題。前面已經說過，五十年代後期甘孜州發生大規模戰爭，官方為了掩蓋人口損失的實際情況對人口數字做了手腳，致使人口數字失真更加嚴重。其實在各藏區都存在這種情況，即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人口數字有造假的跡象。下面舉出一些證據。以青海省果洛州為例，1958年果洛州爆發了激烈的戰爭，很多人在戰爭中被殺或逃亡，而逃到外地的也大多被消滅。還有很多果洛藏人被逮捕或俘虜後死於監獄，還有難以計數的人死於饑荒。據黨秋巴桑著《果洛史》記載：在果洛的戰爭中，許多部落都在戰鬥中滅亡，如康薩部下屬的洽闊措瓦有15戶人家、83人，1958年在逃往拉薩方向的途中消失，後來有該措瓦的嘉阿德、松洛、扎措三人返回家鄉，才知道整個措瓦的男女老少除了他們三人之外其餘全部在途經瑪多時被殺，類似情況非常多，因此稱果洛三部為寡婦三部；1959年藏曆三月，阿俊三部的兩千餘名僧俗集中在吉庫不知所從之時，突然被大量中共軍隊包圍，在六架飛機的轟炸和地面部隊的進攻之下，二千餘名藏人中除了幾百人被俘虜之外全部被殺死；由於發生了饑荒，果洛地區餓殍遍野，宋日瑪部有600余戶人家，約3000餘人，其中有百分之四十餓死；在阿竣貢瑪部所屬的嘎突溫隆有1500餘人餓死。（轉引自跋熱·達瓦才仁著《血祭雪域》第八章）1959年至1960年聚集在二號地區（約在西藏自治區與青海省玉樹州交界處）的藏人組成了七個兵團共約六千人，其中之一為安多果洛部，在二號地區戰役中該部全部陣亡或被俘，無一人逃脫，而被俘者也性命難保。據當時參戰的百嘎成列回憶：「從索德部所在處再往北，一路上到處是死屍，大部分都是果洛人，因為他們腳上的卓郎靴子是最明顯的身分證明。」又說：「…… 當時除了索德部落損失幾盡，果洛的死亡也差不多而外，……」（《血祭雪域》第十五章）可見死亡人數之多。還有班禪喇嘛在1987年3月28日人代會西藏代表團小組討論會上發言時說：「果洛地區打死了許多人，把屍體從山上拖下來，挖個大坑埋在裏面，把死者的親屬都叫來宣佈「我們把叛匪消滅了，今天是喜慶的日子，你們在屍體坑上跳舞」並架起了機關槍，在那不管參叛不參叛把機關槍一掃，牧民的帳篷都打下去了。」 除了在戰鬥中被殺的藏人之外，還有相當多的人被逮捕，甚至沒有進行反抗的部落也被抓走了幾乎全部的成年男性。王力雄在《天葬》一書中寫道：「我有一個朋友是位藏族縣長，名字叫昂強，她爸爸是當年果洛一個小部落的頭人。她告訴我她爸爸一直比較喜歡漢人，也擁護共產黨，所以在整個果洛全部參加叛亂時，只有她爸爸管轄的部落沒有參加。但是厄運照樣落到他頭上，他被抓走並且死在了監獄。」

那麼國內的歷史資料是怎樣反映「民改平叛」時期的果洛州人口變化情況的呢？據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果洛州志》記載：1957年果洛州人口為58109人，1958年為54660人，1959年因有大批河南青年遷居果洛（實際上是準備建立漢族青年的防叛武裝）使人口增至64200人，1960年為60389人，1961年為53740人，1962年為53662人。1958年到12月為止從 大陸遷入果洛建設青年9000名。1961和1962年分別遷入人口1334人和1399人，遷出人數則分別為6714和3700人，到1962年為止共遷返了萬餘名支邊建設青年。1961和1962兩年中遷出人口比遷入人口多7681人。因此，從1959到1962年，果洛州的遷入和遷出人口到最後大部分都互相抵消了。根據這套數字，1958年果洛州人口比上一年減少三千多人。1962年人口比1957年減少四千多人。

然而藏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果洛藏族社會》一書所記載的果洛州人口數字卻是：1957年7.33萬人，1958年5.17萬人，1959年6.31萬人，1960年5.87萬人，1961年6.89萬人，1962年5.29萬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人口數竟然比1957年驟然減少了兩萬多人，這暗示了果洛州在1958年即戰爭爆發的那一年確實損失了大量人口。

而《中國人口·青海分冊》一書中的記載則顯示：1953年果洛州人口為100343人，1964年為56071人。這是1953年和1954年青海省兩次人口普查的結果。根據該書提供的數字，1964年果洛州的人口比1953年減少了44272人。而從1953年到1957年即到1958戰爭爆發的那一年以前，果洛州的人口一直都是增加的，而1963年和1964年的人口也是在增加的。也就是說，1958年至1962年期間減少的人口數量，還要比44272人多得多。如果說在這幾年間果洛州的人口數量減少了一半，恐怕不能算是誇張。

以上三種資料中，關於果洛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人口數字，竟然出現了三種不同的記載，這是十分奇怪的。最令人信服的解釋是：由於1958——1962年果洛州的人口損失達到了極為嚴重的程度，對「民改平叛」的正面形象構成了嚴重威脅，有關部門為了掩蓋這一事實，對人口資料做了手腳，使得人口的減少程度看起來不是那麼可怕。1993年出版的歌頌果洛州在新時期發展成果的《果洛四十年》一書中，所採用的人口數字與《果洛州志》相同，顯示兩者為同一來源。毫不奇怪的，這本書對果洛州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發生的人道主義災難，包括臭名昭著的大饑荒時期的慘狀基本上隻字未提。

另據《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一書透露：1956年果洛有14萬人口，而1964年的調查表明果洛還剩下七萬人。作者賈斯柏·貝克在中國進行了實地調查，包括對青海乾部也進行了採訪。此書的記載也可算作是一家之言。

有關資料中記載的果洛州人口變動情況（單位：人）

又如同一時期青海省玉樹州的人口數。據2005年出版的《玉樹州志》一書記載，1957和1958年玉樹州的人口都是162171人，甚至所屬各縣（玉樹縣、稱多縣、囊謙縣、雜多縣、治多縣、曲麻萊縣）的人口數在這兩年也是一模一樣，沒有任何變化。歷年人口數分別為：1957年162171人，1958年相同，1959年168005人， 1960年100527人，1961年93095人，1962年95589人。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大量幹部職工派往玉樹工作，並從河南等地遷入大批「支邊青年」，1961——1962兩年共遷出14374人。

《玉樹州志》記載的玉樹州歷年人口數（單位：人）

在《玉樹州志》記載的人口數字中，1957年和1958年的人口總數及各縣人口數完全相同，這是不合常理的，兩個年份的人口數不可能相同。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怪事？顯然玉樹州的人口數字也造了假，沒有真實地反映那段時期的人口變化。玉樹州也是在1958年爆發戰爭的，反抗與鎮壓的戰鬥相當激烈，死亡及逃亡的藏人數量非常多。1958年4、5月份左右，百日麥瑪部落徵兵1013人準備反抗，後來在這一年的夏天，百日麥瑪幾乎全軍覆沒，只有扎巴南嘉等六十多人衝出包圍圈，其餘大都傷亡，少數被俘者也大都死於監獄；喀納、休瑪部落的軍隊也絕大部分戰死或被俘後死亡，未參戰的僧俗民眾也死傷慘重；8月下旬的讓娘寺戰鬥中，有近千僧俗防守寺院，除少數突圍外，絕大部分在戰鬥中陣亡，其餘被俘者也幾乎全部死在獄中；巴甘寺也和讓娘寺一樣，守衛寺院的僧俗民眾與寺院玉石俱焚；布日寺有三、四十名守軍，除一人裝死外其餘全部戰死，躲藏的百姓也全部被打死；然覺寺遭到中共軍襲擊時沒有任何反抗，寺院中的僧人除了被打死的之外，大部分都被逮捕。雅拉部落的圖登吾色回憶說：「……五八年剩下外逃的三百餘戶在歷次的戰鬥中又被殺的很慘，我們一個措瓦（一起放牧的圈子）有五戶人家，我叔叔家五個僧俗兄弟和兒媳以及一個女兒，除了女兒全都死了，我的父母及三個兄妹只有我一個人活着，我們措瓦五戶人家，最後剩下的就只有我和叔叔家的女兒，其餘全都死了。另有我的兩個姑姑，一家有五口人，另一家是都嘎家，有六、七口人，全都死了，沒有一個活下來，象這樣的太多了。」1958年5月18日，增達村發生了玉樹州境內最早的反抗，中共幹部項謙被藏人打死，不久反抗軍被勸降後，領導人格扎及其他人共九人被活剮處死，增達村的其他男人全部被逮捕，無一倖免，後來到八十年代初只有一個人活着返回家鄉。其他村莊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據仲達村的卓瑪拉莫回憶：「……當時每個村都有三、四名成年男人，有的村可能超過這個數字，有的則不到這個數字，如增達村，一個成年男人都沒有。」「仲達村被捕的男人無一倖免，全部都從此消失了。」1958年藏曆五月，結古鎮附近的禪古寺舉行宗教法會時，中共軍突然包圍了禪古寺和禪古村，大肆抓人，同時在結古鎮抓走了幾百人，被抓的人從此就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這一段內容主要根據《血祭雪域》的記載整理）

中共資料也承認在玉樹州平叛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但是，當時由於省委指導思想的錯誤和州委對尖銳複雜的鬥爭形勢缺乏冷靜的分析，未能嚴格執行中央關於「軍事圍剿、政治爭取和發動群眾相結合」的方針，導致打擊面過寬，犯了擴大化錯誤。」八十年代初，對於糾正「平叛擴大化」的問題，「經過半年多努力，到1981年12月，圓滿完成。凡屬冤、假、錯案，除着重從政治上解決外，根據不同情況，在經濟上給予撫恤和救濟、補助。」全州共撫恤和救濟、補助23414人，金額4418975.39元（平均每人不到二百元）。(《中共玉樹州黨史大事記》P67—68）類似地，據《果洛州志》記載：到1982年12月為止，果洛州對「1958年平叛擴大化案」進行了複查，平反改正平叛擴大化冤假錯案8525件。平叛中被打擊的藏人之多，可見一斑。

實際上，得到撫恤金是有條件的，只有認定為是冤假錯案、有人作證才能得到撫恤金。《血祭雪域》的作者跋熱·達瓦才仁在記述二號地區平叛的慘狀時寫道：

「這一地區的藏人被大量的屠殺，本書作者八十年代初曾作為中國工作人員前往這一帶為平叛擴大化中無辜被打死的藏人分發撫恤金，撫恤金分三等，一等200元人民幣，二等150元，三等80元，四等是慰問，發一些茶磚而已。

作者去的是索加鄉當曲大隊第一生產隊，原屬於藏舉、布舉等部落的人，生產隊共有一百零幾個人，其中大部分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只有死難者的直系親屬提出自己的親人不是戰鬥人員（戰鬥人員沒有資格享受撫恤金）而被打死或死在監牢中，而且必須有三個當事人證明確實如此才能得到撫恤金，結果當曲一隊需要分發70余份撫恤金。

據了解，更多的是已經絕戶而沒有人可以申請領取撫恤金，當時有一本厚達幾百頁的被捕後死在監牢中的藏人名單，作者和同事從中能夠找到為他們申請撫恤金的直系親屬寥寥無幾。

當時有一個百餘歲的老太婆，和與她同樣年老的女兒和孫子相依為命，她的五個兒子和丈夫都在那一次的戰鬥中死去，但她只能領到一份撫恤金，因為她的兒子都是在作戰中陣亡或被俘，只有她的丈夫由於年老沒有參加戰鬥，得知兒子被俘後，由於兒子沒有任何的食具，因此前去送碗，由於是男性，竟被敵軍一起抓去，從此消失。」

而青海省黃南州隆務寺的卡索活佛在1958年突然和其他人一起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七十年代末被釋放，81年落實政策時被平反，得到補償二百多元，另外還有不少活佛和高僧死在監獄裏的，補償的就更多一些有三百多元。1960年卡索活佛的生父和養父都餓死了。（《郭宇寬：一個活佛的回憶和念想》）

總之在「民改平叛」開始後，藏區許多地方陷入了「處處起狼煙，無村不戴孝，戶戶聞哭聲」的慘境！這就是強制藏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後果，這段血淚史至今沒有在大陸得到正式承認。

再回到西藏自治區的人口數字上來。根據前引西藏自治區統計局公佈的西藏自治區歷年人口數，1959年至1962年西藏自治區的人口從1959年年底的122.80萬人增加到1962年年底的130.17萬人。實際上，從1959年到1962年，僅流亡境外的藏人就達近十萬人，而被平叛部隊消滅的「叛匪」也多達9.3萬人。當然，這些藏人中有一些是自治區以外藏區的藏人，被消滅的「叛匪」也不是全都被打死。但是除了這些人之外，還有大量藏人（非戰鬥人員）被平叛部隊打死或者被逮捕、批鬥。降邊嘉措著《班禪大師》第96頁記載：「新調去的平叛部隊……他們根本不熟悉西藏的情況，絕大多數人在到西藏之前，甚至沒有見過一個藏族人。不少指戰員甚至認為留着長發、穿着長袍、佩帶腰刀的藏民都是「叛亂分子」。」

至於那些被俘虜或者被逮捕的藏人，他們在監獄中的死亡率極高，例如有大量藏人俘虜或犯人被送到藏北無人區挖掘硼砂，結果絕大部分就死在那裏，生還者為數寥寥。類似這樣的事情非常多。據《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記載：在拉薩郊外的某個監獄中，從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一萬七千名犯人中有一萬四千人死亡；西藏自治區的被採訪者們認為，在大躍進引起的饑荒中，約有百分之十的人死亡，也有人認為是百分之十五，這都不包括監獄中的死亡人數。我認為：包括流亡者在內，保守估計，西藏自治區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損失了大約15萬——20萬人口。而西藏自治區統計局公佈的數字卻顯示1959年年底至1964年年底西藏自治區的人口一直在增加，其中1959年年底到1960年年底就增加了四萬多人。這種事情明顯是不可能發生的，只能解釋為造假。1960年是戰事激烈的一年，中共軍對三萬多「叛匪」進行了圍剿。而在定日地區，在這一年還發生了一萬多人大批外逃的事件，阻止邊民外逃的工作組還被外逃者用石頭砸死了兩個人。（朱秉乾《西藏二十年回憶錄》P44）在這一年裏，流亡者不斷到達境外，很多人死在路上。不計其數的藏人在監獄中面臨死亡。在這樣悲慘的背景下，西藏自治區的人口怎麼能在一年內增加四萬多人呢？難道倖存的藏人閒着沒事幹，熱衷於生產人類？實際上那幾年裏各藏區都在發生着可怕的事情。據藏人貢秋（他的家鄉在甘南）回憶：「一九五八年，中國人在我們寺院（貢保納嘉）逮捕了一百五十餘名僧侶，寺院並未參戰。當時也不僅僅是我們寺院，到處都在捕人，被捕者中，我們寺院回來的不過二十餘人，我被關押在合作寺法座的經堂，開始關了三千餘人，我出獄時只有四百餘人活下來。其中中國人只有幾名而已。那些死去的人，共產黨在寺旁挖了一個大坑，全埋在裏面，每天死十幾個人，都是因餓而死。冬天土凍，屍體就堆在寺院的馬廄里，後來死人太多，馬廄也容不下了。……」（林照真著《喇嘛殺人》第三章）在青海等地修建的超大規模的勞改營中，包括藏人在內的各民族的犯人大批地死去。據《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一書記載：一名四川阿垻州的藏族僧人告訴作者，他的家鄉由於反對中共幹部的所作所為而進行了反抗之後，三分之二的男人被逮捕，大部分被送到成都附近的灌縣勞改營，那裏的犯人有70——80%餓死。沒有被送到勞改營的人也在人民公社裏過着悲慘的生活，有的人不堪忍受而逃進山中住了很多年。該書還記載：安多藏區的死亡率極高，同仁的某個村莊裏，原有人口906人，其中20人逃亡、267人餓死，67人被送往青海的某個勞改營，結果僅有24人生還，總計有三分之一的村民死亡；一名藏人告訴作者，他的八名家人中，有四人餓死、兩人逃到印度；他的三個叔父被迫害毆打致死；另一名藏人則告訴作者：他所居住的村莊原有210人，到1964年只剩下127人，男人們幾乎全部被逮捕而再也未能回到家鄉。關於西藏自治區及所有藏區的藏人的非正常死亡的準確數字，恐怕將永遠成謎。所能肯定的是，從1956年到1962年，藏區的三百萬到六百萬藏人中，有數十萬人永遠地消失在這個世界上了。

（6）誰是反抗軍的主力？

在國內的各種文宣中，對於藏族地區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的反抗戰爭，統統都說成是「少數上層分子」或者「極少數分裂分子」、「少數農奴主」發動了武裝叛亂，強調進行反抗的只是少數人。可是實際情況如何呢？到底是哪些人構成了藏族反抗軍的主力呢？

《班禪大師》一書中這樣寫道：「全西藏的領主、代理人，加上他們的親屬子女，總共不過六萬人左右。據有關方面統計，不算逃亡國外的叛匪，在幾年的平叛鬥爭中，包括戰場擊斃、俘獲和投誠的，共消滅叛匪X萬多人（應為9.3萬人——筆者注）。這個數字，比全西藏領主、代理人，包括他們的親屬、子女的總和還要多。這裏還不包括各級政府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實行專政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和「敵對分子」。」「當時把「領、代、反、叛」作為主要打擊對象。……「反、叛」分子裏，絕大多數是貧苦農奴和牧奴。」這本書里還沒有提到大量跟隨反抗軍逃亡的、未能逃到境外的非戰鬥人員，即所謂被解放軍從「叛匪」手中「解救」出來的群眾。至於這些群眾是否希望被解放軍「解救」，則是件值得推敲的事情。據《西藏平叛紀實》一書記載：在1959年的麥地卡戰役中，解放軍在進攻由阿羊、洛桑、群沛率領的藏軍時，藏軍在山上一邊用排子槍向解放軍射擊，同時數百名男女百姓為他們吶喊助威，並幫助藏軍用石頭砸向進攻的解放軍。（《西藏平叛紀實》P174）

在青海省，雖然藏人數量少於西藏自治區，可是被消滅的「叛匪」竟然達到十二萬多人！這還不包括作為非戰鬥人員的「被裹挾的群眾」。有如此多的藏人造反，怎麼能說成是「極少數」、「一小撮」呢？

當時在藏族的上層人物中，有很多人經過中共的統戰工作而選擇了同中共合作或者至少保持中立，典型的如班禪喇嘛、阿沛·阿旺晉美、喜饒加措大師、晉美彭措法王等等。扣除了這些人物後，事實更加明顯：藏族上層人物在反抗軍中僅佔一小部分，絕大部分官兵都是普通百姓。當然，上層人物由於其聲望和組織能力等，容易成為反抗軍的領導人，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但是也並非所有的領導人都是上層人物。如1958年5月18日在青海省玉樹州打死中共玉樹縣委書記項謙、打響了玉樹州反抗戰爭第一次戰鬥並號召全村人造反的格扎，就是一名普通藏人，是從德格地區流浪到增達村、入贅到增達村覺格家的，他在投降後慘遭活剮。《波密記趣》（作者：曉帆）一文記載：波密縣則普鄉的打讓村約四十多戶人家，「大多數是農奴，沒有領主，也沒有代理人（他們在叛亂中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關押或者外逃了）。但此地是全叛區，家家戶戶都出人參加過叛亂，有的還參予過攻打波密縣委，可他們都是受脅迫的貧苦農奴。其中有一個老獵人，赤貧戶，邊垻會戰時，曾利用外國敵對分子空投的美式武器，狙擊我平叛部隊，打死打傷我半個班。」按照中共劃分階級的方法，這個赤貧的老獵人無疑屬於農奴階級，可是他卻在戰鬥中重創了中共軍，怎麼看也不像是「被脅迫」的。總之在藏族反抗軍中，被中共稱為「農奴」的普通藏人是主要力量，他們的反抗是不能用「被裹挾」、「被欺騙」、「不明真相」之類的陳詞濫調來解釋的。

更加有說服力的是，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西藏自治區許多地方再次爆發了武裝反抗，在當時被中共稱為「再叛」而遭到了鎮壓。當時西藏自治區共有71個縣，被牽扯進「再叛」的縣有52個（18個縣被定為「全叛」，24個縣被定為「半叛」，還有一些縣是「預謀叛亂」），占74％以上。個別中共資料承認在這次平叛中也犯了「擴大化」的錯誤。而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造反的藏人都是中共所說的「翻身農奴」，沒有一人是過去的「農奴主」。例如在尼木領導反抗軍的是貧苦尼姑赤列曲珍，她後來被殘酷地處死。中共在西藏進行了民主改革後，卻又有這麼多最底層的藏人冒死反抗中共的統治，這是對中共的所謂幸福美好的「新西藏」的絕妙諷刺。當然，對這樣一場波及範圍很大的戰爭，除了個別歷史資料以外，在國內的宣傳中是絕對不會提起的。在中共發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中，看不到在中共的鎮壓和統治下藏人遭受的屠殺、饑荒、監禁等災難，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看不到班禪喇嘛撰寫的《七萬言書》，能看到的只是類似劉文彩的水牢和周扒皮半夜雞叫這樣的謊言。但是，這些謊言雖然可以欺騙一部分人，卻終究不能抹殺掉斑斑血跡的歷史。


2009年3月27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