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作弄中國戰俘。圖中戰俘在廈門本瓶山被俘，剛當兵五個月，從衣着看是海軍或海岸要塞部隊士兵，德式鋼盔歪戴，斜掛長槍，左胸處被貼了一面小太陽旗。圖/鄢烈山
2008年12月27日趕赴成都參加一家雜誌社主辦的年度人物典禮，聽說秦暉教授等翌日要專程去參觀位於大邑縣安仁鎮的建川博物館，我也跟着去了。館長樊建川先生帶我們看的，主要是抗戰系列的「正面戰場（國民黨抗日軍隊）館」、「援華美軍館」和「中國抗俘館」。
給我印象最深，具有強烈精神衝擊力的要數這個「中國抗俘館」了。樊先生說，「抗俘」這個名詞是他特意「生造」的，專指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不幸落入日寇魔掌的戰士。他的父親和岳父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戰士，自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服役11年，但他毫不掩飾自己對「抗俘」的悲憫、尊重和崇敬，他建這個館就是要為這些不幸和不屈的人們抗辯，為他們討回歷史的公道和人格尊嚴。
博物館有道門的路邊插着銘牌，寫道：「我們不說話！讓歷史（文物）說話！」但這個「中國抗俘館」的文物是最單薄的，基本上只有照片，都是花錢從日本民間搜購來的，從中挑出了幾百幅展出。然而，單是這些照片已夠令人震撼了。這些照片絕大部分出自日本人之手，一是當時他們的攝影技術條件好，二是戰俘落在他們手中，我方自然無從拍起。電影故事片《桂河大橋》，那是表現泰緬邊界英國戰俘遭遇的；菲律賓巴拉淪島有日寇設的美軍戰俘營；緬甸有，據說中國東北也有盟軍戰俘營……
日本鬼子後來在太平洋戰場被美軍攆進叢林後苟延殘喘，豈止「狀如餓鬼」，還像蛆蟲吃死屍呢。此人吃飽後有了力氣，突然咬個鬼子一口也未可知。
1932年1月28日晚，被日軍捕獲將殺害的我便衣志士。這位志士雙眼被蒙，嘴角有血痕，長衫上也有血痕，這是與敵人搏鬥後留下的
還有一些情況是，被俘者根本來不及拼搏或自盡。查看我在館裏拍下照片，有一張是一個傷殘的飛行員，有一張是一群缺胳膊少腿的傷員，還有一張是一群女衛生兵（護士），他們顯然是在來不及撤退的戰時診療所被俘的。哪怕我方是不得已，仍然可以說他們是被自己人遺棄的，他們的被俘就像婦女被強暴一樣，是強盜的罪、保護者無力的過，而他們何錯之有？
在這些展出的「抗俘」照片裡，有許多幅是我方的便衣人員。他們的堅貞不屈令人肅然起敬。有名有姓的便衣是兩位女子。一個叫成本華，20歲，屬於「 敵後武工隊」，穿着農家冬棉裝，只有腰間束的一根童子軍的制式皮帶把她與普通村姑區別開來。她是在安徽和縣被捕的，日方攝影者為她拍了兩張照，都是雙手交叉護胸而立，面帶視死如歸的笑容。另一個女「抗俘」叫魏文全，她是在留下鎮（大約是杭州市市郊）與日軍「野副」部隊作戰時被捕的。25歲的她是便衣隊長，有一雙大骨節的發射駁殼槍子彈的手指。她身穿印着「5」號的囚衣，冷冷地側目看着給她拍照的敵方記者。
「抗俘」中有些人毫無懼色地表現着自己的反抗意志。一張被俘東北便衣群像中，靠右的一個雙眼瞠視；一張攝於上海的被綁在電線杆上的兩個便衣，年青英俊的那一個劍眉倒豎，怒目而視；還有一張是被綁在電線杆底座部分而坐在地上的年輕便衣，他在努力挺直自己的腰杆。最令人稱奇的是，武漢會戰中被俘的一個小戰士，滿臉稚氣，雙手被反綁，卻挑戰性地昂頭逼視着一群荷槍實彈站立的高他一截的鬼子兵中他對面的那一個，好像要用目光射殺敵人。
我的團長緬甸1942
作者: 於東輝
在雲南省麻栗坡縣城北郊4公里，有一處烈士陵園，陵園裏安放着937名中國官兵的骨灰，這些官兵全部犧牲於1979年的中越軍事衝突。陵園內翠柏茵茵，花木叢生，四時接受憑弔、祭奠。在這座陵園西北數百公里的騰衝縣，有着另一處陵園----國殤公墓，安葬着9000名中國遠征軍將士遺骸，陵園幾遭磨難，但總算為那段歷史留下一處紀念之地，當年40萬中國將士入緬抗日，歸來不足半數，絕大多數英烈屍骨無存。
從1942年2月之後的3年時間裏，中共政府先後派遣40萬軍隊入緬作戰，殲敵無數，振揚國威，但是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那些將士的名字、事跡一直無法見諸史冊。
直至今年，一部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讓人們又看到了幾被遺忘的中國遠征軍將士，但怪誕的劇情、誇張的表演以及近似兵痞的人物塑造又讓觀眾無法真實了解那段悲壯的歷史。這讓我們有了寫下這期話題的衝動----以已知情節和故事，儘量還原出那場戰爭和戰爭里的人。
67年前四月的一天，在43攝氏度的高溫下，團長劉放吾帶着他的團匆匆趕往一處叫仁安羌的戰場，故事就從這裏開始。
黃昏時分，劉放吾和他的113團趕到了濱河北岸。
雖然日暮西垂，中緬甸的山地還是熱得喘不過氣，劉放吾命令已經疲憊不堪的士兵們就地佈防休整，他知道留給弟兄們休息的時間並不多。
在濱河對岸，便是仁安羌大油田，油田上空濃煙滾滾，一座座井架坍塌在地上。那裏蜷縮着仍在抵抗的英軍第一師7000官兵。在第一師的四周，是兇悍的日軍33師團。
幾個小時後，中國遠征軍113團將向10倍於己的日寇發動攻擊，去解救同樣10倍於己的盟軍將士，劉放吾不知道自己還有800同袍這一次能不能活着走出戰場。
這一仗將名垂青史。
這一天是公元1942年，4月17日。
1942年4月，緬甸中部重鎮曼德勒。這座以柚木橋和佛塔聞名於世的緬甸王朝的故都此時已變成一座大兵營。25萬中英士兵集結於此，等待與日軍主力決戰。 8日，戰區總司令蔣介石飛抵曼德勒，號召中國軍人拼死禦敵。然而聯合作戰方案並未付諸實施，那場想像中的大會戰也沒有像模像樣地打響過。英國人不願意在熱帶叢林裏拼光自己的士兵，他們只打算利用中國軍隊阻擊日軍，而將自己的主力部隊撤到印度。近似卑鄙的逃跑發生在14日，英軍第一師置友軍安危於不顧，單獨撤離陣地，向仁安羌油田撤退。日軍33師團趁勢緊逼，一支3000人的聯隊近乎奇蹟地突破英軍防線，隱秘地繞到英軍後方，佔領濱河大橋，當斯高特看見大橋上飄起的太陽旗時，立刻明白自己已被33師團關進了鐵瓮。
日軍33師團，1939年2月組建於日本仙台，3月即入華作戰，曾被編制於華東第11軍戰鬥序列，參加過湘贛會戰，駐防於中國江西。來自仙台的士兵被日本陸軍視為最優秀的戰士，正是這些戰士把英軍第一師逼進絕境。
緊急求援，英軍的最後希望寄托在一個42歲的中國軍官身上，他叫孫立人，他在曼德勒的新編38師扮演了仁安羌烈日下垂死英軍的拯救者。
如果不打仗，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孫立人會是一名不錯的土木工程師。1937年淞滬會戰孫立人帶團阻擊日機械化部隊久留米師團，身被13創，以戰功擢升新38師少將師長。
接到救援仁安羌英軍的任務後，孫立人立即命令劉放吾率113團馳赴仁安羌。
英第一軍團長施利姆將軍懇求孫立人立即命令113團渡河作戰，但孫立人認為倉猝攻擊會暴露我軍兵力，要劉放吾再做一段時間的準備。施利姆心急如焚：「第一師已經支撐了兩天，它可能在下一分鐘就垮掉了！」孫立人態度堅決：「第一師既然支撐了兩天，就讓它再支撐一天。」
看着施利姆，孫又補充了一句：「113團打到最後一個人，打到就剩我自己，我也會把第一師救出來。」
八百壯士
戰鬥其實在18日凌晨，即劉放吾的113團抵達濱河北岸幾個小時後便已打響。
劉放吾這一年34歲。這位來自湖南桂陽的上校團長18歲考入中央軍事政治軍校第六期步兵科，21歲擔任軍校教導隊學生隊排長，24歲即參加「一二八」上海抗戰，與日軍首度交手。在以後的歲月里，劉放吾一直追隨孫立人，那個留美歸來風度翩翩的少年將軍，並和他一起穿過緬北叢林，來到這片乾燥悶熱的曼德勒平原。
英軍第一軍團長施利姆將軍後來一直記得劉放吾接受任務的那天晚上，在率部出征前向他粲然一笑，他想不明白一個人在赴死之際如何能笑得如此從容、自然。
戰鬥打得異常慘烈，日軍用飛機和巨炮對113團陣地施以轟炸，而113團則向北岸日軍發動一輪猛似一輪的正面衝鋒，同時用小股部隊攻擊日軍兩翼。日軍無法弄清對方到底有多少部隊，在遭受重創之後，全部涉過濱河，退守南岸陣地。
接下來劉放吾要做的是讓他的團以過人的精力不斷襲擊、騷擾敵方陣地，讓日軍誤以為遭到大部隊攻擊。如果日軍明白過來對岸只有幾百人，它會傾力渡河一擊，這一擊是劉放吾和他的團無論如何承受不住的，他們會在包圍圈裏的英軍覆滅之前被清除得一乾二淨。
但那致命一擊始終沒有發生，作戰經驗豐富的33師團在兩面受敵的情況下顯然不敢貿然分兵。劉放吾要做的就是在攻擊之前讓敵軍無法偵知自己的真實兵力，他做到了。
19日拂曉，孫立人師長下令113團渡河攻敵，解救英軍第一師。劉放吾率部渡河，猛攻33師團。同時設置疑兵，四面呼應，造成聲勢。日軍曾全力反撲，南岸陣地三次易手，油田上遍地屍丘。最後，33師團擔心被中英部隊聯手吃掉，於下午5時全部撤出戰鬥。
是役，劉放吾和他的800弟兄斃敵1200人，而他自己也失掉了一半的弟兄。
日軍撤離後，113團首先看到的是500多名美國傳教士和新聞記者，接着，英軍第一師的步兵、騎兵、炮兵、戰車部隊等7000餘人陸續走了過來，113團幫助他們渡過濱河撤出陣地，「中國萬歲」的口號一時響徹河灘。
戰鬥結束後孫立人下令審問33師團戰俘，凡曾入華作戰的一律就地處決。這幾乎成了後來孫立人部不成文的規定。
仁安羌戰役被認為是1894年中日戰爭之後，中國軍隊首次在境外對日作戰取得大捷。劉放吾團長為此被擢升為國民革命軍陸軍少將。
1955年10月31日，由於涉及「郭廷亮匪諜案」，孫立人被免去他在島上的一切職務，軟禁家中33年。33年中孫立人只以庭中玫瑰為伴，他親手種植的「 將軍花」在台中名重一時。由於他特殊的身世和歷史原因，他入緬抗戰的事跡在兩岸官方史冊上均無載述。1988年台灣當局為孫立人平反，並宣佈恢復其「言論和行動」的自由，1990年，將軍病逝於台中寓所。
孫將軍病逝的第三年，是仁安羌大捷50周年。在這一年的4月，一位84歲的中國老人在美國被媒體「挖掘」出來。4月11日，在芝加哥卡爾登酒店，造訪美國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專門會見了這位中國老人，親自感謝他和他的團在50年前浴血救出 7000英軍將士。老人就是50年前的113團團長劉放吾。
就在這一年，美國導演史匹堡開始執導拍攝一部歷史巨片《辛德勒的名單》，影片歌頌了一個德國人在二戰期間解救了1200名猶太人的事跡。次年，影片在全球放映，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的觀眾都感動於那個德國商人人性的光芒之中。但沒有人留意那個用數百兄弟的鮮血拯救了7500條西方人生命的中國團長，那個始終生活潦倒，一度靠販賣煤球為生的將軍。
1994年，劉放吾團長病逝於洛杉磯。
在他去世的兩年前，台灣當局為團長補發了一枚遲到了整整50年的榮譽----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
2007年4月，騰衝曲石的怒江邊上，兩個中年男人長久地徘徊，他們決定在這裏拍一部遠征軍入緬作戰的電視劇，名字叫《我的團長我的團》。
65年前那個同樣山花爛漫的早春，劉放吾和他的團正從這條江邊奔赴緬北叢林，他回過頭去，看見的是一張張年輕的面孔，他們朝氣蓬勃、無所畏懼，嘹亮的軍歌迴蕩在南中國的上空----
「旗正飄飄，馬正蕭蕭，好男兒，好男兒，好男兒，報國在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