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中國大學生又下鄉
英國《金融時報》席佳琳(Kathrin Hille)北京報道 2009-03-19
4年前踏進大學校門時，蕭立升（音譯）擁有遠大的抱負。他盼望在蓬勃發展的沿海大都市上海的一家出口公司擁有光明的前途。
但現在，在他即將畢業並拿到國際經濟貿易學位時，他的前途看來可能要繫於寧夏的黨委講師團了。寧夏位於中國的西北部，偏遠而貧困。
全球經濟放緩對中國沿海出口基地造成衝擊，而今年6月中國將有600萬大學生畢業，在此形勢下，中國再一次將年輕的高校畢業生送向農村。
「我們鼓勵大學生到城鄉基層去，在西部地區擔任村幹部、教師和志願者工作，」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上周介紹政府解決大學生失業問題的計劃時表示。
中國共產黨擁有將年輕知識分子送到廣大農村內陸地區的悠久傳統，常常給人帶來可怕的折磨，並造成災難性的經濟後果。但中國官員及分析人士堅稱，此次情況不同。
「上世紀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知識分子下鄉）是出於意識形態動機，」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表示。他本人1975年從高校畢業後曾在一家農場呆過3年。「如果我們能找到辦法，使之對大學生和所去地區都有利，那就具有經濟意義。」
中共政府認為大學生失業問題「形勢嚴峻」，並已明確表示，它就像擔心沿海工廠上千萬失業民工一樣擔憂大學畢業生的命運。
對許多省級政府來說，大學生的困境為它們提供了一個機遇。有些政府已派出代表團，到大城市招聘工作沒有着落的大學畢業生。在寧夏政府上周末舉辦的此類招聘會上，近千名大學生排隊應徵300多個職位。這些職位工資普遍很低，位於這些大學生中很多人幾年前根本不會考慮的地區。
蕭立升應徵的職位就屬於這種情況。共產黨講師團派講師們到全國各地「重新激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激情，傳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寧夏講師團團長高亞東表示。「具備哲學碩士學位和愛國思想」是應徵的主要條件。該工作年薪約為2萬元人民幣。
但蕭立升十分明確地表示，就他本人來說，什麼工作都行。「前些年，畢業班的學生在這個時候有80%都簽了約，可今年我們班簽了約的只有20%。」
「所以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份有薪水的工作——以後我總是可以往上升的。」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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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學生找工作難在哪？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王錚 2009-03-09
大學生就業難無疑是今年「兩會」上最熱的話題之一。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寫入了「為大學生找工作」的具體措施。3月7日，人大、政協的兩場新聞發佈會也均與此話題密切相關。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2009年《經濟藍皮書》稱，到2008年底，有100萬名大學生不能就業。而2009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611萬人，比2008年增加52萬人。大學生就業被普遍認為進入30年來最艱難的時期。民進中央常委、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在7日的新聞發佈會上預測，今年大概只有300多萬的學生能夠找到工作，不到應屆畢業生的一半。
中國人自古相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期望只要一朝金榜題名，便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近年來，隨着考試壓力增大和受教育成本的增加，許多普通中國家庭為了培養一個大學生付出了無數心力、財力，對孩子大學畢業後找個好工作，改變自身命運，改善家庭條件的期望也自然增高。因此，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不僅會直接威脅社會穩定，更會從根本上動搖整個社會對知識，對公平的信念，損害社會健康發展的根基。
中國社會對大學生找工作難的討論，也逐漸深入到對教育體制的追問。加之目前被熱議的高三學生「快被逼瘋了」的訴苦信和高中是否應取消文理分科問題，對中國教育體制如何更加公平、合理的新一輪反思正浮出水面。
面對大學生就業難，持續多年的高校大力擴招近來廣受攻擊，支持者辯解稱大學生就業難受國際形勢、經濟周期等各方面影響，不是擴招惹得禍。然而，同樣面對經濟危機，為什麼偏偏大學生這一受過高層次教育的人群就業困難最為突出？
近來，社會各界為幫大學生找工作可謂出盡各種「猛招」甚至「怪招」，保穩定是燃眉之急可以理解，然而，如若不能正本清源，即使能讓就業率一時變得好看些，也是飲鴆止渴，長期看來，也只會積累矛盾，喪失結構調整的契機。
總結各類奇招，其中一類曰：找不到工作就先別找了。北京市政協會議期間，孫狄委員提議仿照博士後制度，設立「學士後」、「碩士後」，讓學生只拿基本生活費到企業「見習」。7日的政協記者會上，五位專家也紛紛表示：國家可以鼓勵專升本、本科讀研、加大公費留學力度等方式緩解就業難；大學畢業生回爐再讀一個學位，甚至到職業學校繼續學習，都值得鼓勵。
一時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通過等待和重塑調整自身並非錯誤，但這樣的時間必須真正使大學生增值，而不只是逃避一時的就業壓力。在人才市場嚴重供過於求的情況下，一些無良資本已經百般霸道，在求職過程中大量廉價甚至免費使用勞動力，更多的「學士後」是否會助長這樣的風氣，更加不利於勞動者權益的保護？
同樣，很多大學畢業生繼續深造也不乏盲目。中國至少與高考同樣死板、應試的考研製度使很多名校的研究生素質甚至不如本科生，而研究生階段的教育又更加傾向於培養研究型而非實用型人才，兩、三年後往往年齡增大，期望值提高，找工作難度不降反升。
二類招數曰：不要對工作期望太高。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高校畢業生到城鄉基層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崗位就業，給予社會保險和崗位補貼；到農村基層服務和參軍入伍，給予學費補償和代償助學貸款。「兩會」上各界代表倡導大學生「調整就業觀念，放低身段」幾乎眾口一詞。
「調整觀念」說了許多年，為什麼始終難以實現？難道當今大學生真的普遍沉浸於脫離實際的理想化幻想麼？到中國高校走一走就不難發現，今天的大學生恐怕已經處於歷史上最為現實的階段。金融風暴來襲，曾在名校被普遍認為「沒追求」的公務員馬上炙手可熱，大學生的觀念轉變不可謂不快。但在當今中國城鄉、地區差異仍極大的情況下，期望大學生輕易放棄留在發展前景明顯更優的大城市，恐怕是政策的制定者想法不切實際。
更有人鼓勵大學生「民工化就業」，或者噹噹「走鬼」（流動小販）。「行行出狀元」固然沒錯，然而不同性質的工作對人綜合素質的要求和可能提供的發展空間的差異也是現實存在的。上大學也是一種投資，眾多工薪階層和農民的孩子不得不考慮如何收回成本。還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投資沒有收益，當初還上大學幹什麼？必須承認，相當一部分中國人還沒有富足到可以瀟灑地單純為了學習而學習的地步。
市場經濟下，人力也是一種資本。金融危機導致資本重新定價，大學生作為勞動者的確也需要接受自己的價值一定程度上被重估。這樣的觀念轉變在市場的主導作用下恐怕不難實現，而政府面對大學生就業難同樣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經濟下滑凸顯大學生就業問題，政府要維持短期穩定，更應利用整個社會反思教育的氛圍，引導教育資源更加合理的配置，推進教育體制改革，使危機在教育領域同樣成為長期結構調整的契機。
大學生能否找的到工作，源頭上取決於選拔什麼樣的人上大學。讀大學在中國仍然是只有少數人可以享受的待遇。高考恢復三十餘年來，雖然其程序的公平已被中國人普遍認可，但隨着改革中社會結構的調整，問題也逐漸暴露。中山大學校長黃達人呼籲，教育公平要從基礎教育開始，當前高校中來自農村的大學生比例下降，因為農村娃輸在了起跑線上。「兩會」上熱議取消高考戶籍限制，許多專家以擔心落後地區在全國統一標準下會更不利為由反對。
天津市長黃興國8日表示，在天津市購買了商品房的外省市人員和持天津市農村戶口人員，可以登記辦理天津市藍印戶口，取得藍印戶口的外地學生只要在天津市普通高中有正式的學籍，並在天津高中從一年級開始讀到三年級，學滿三年，獲得本市普通高中畢業證書的，都可以在天津市參加普通高考。
可見解決問題的政策出台並不難，關鍵在於執行、推廣的決心有多大。發達地區學生綜合素質較高是實情，高校自然願意對這些學生提供優惠，但對於欠發達地區，這只能造成教育更加應試的惡性循環。打破地區和行業之間的利益壁壘，才是政府應有所作為之處。
而上海市對外服務有限公司發佈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報告顯示，高職生就業率超過本科生。盲目在高等教育上求「大」求「強」，忽視職業教育，已是中國教育資源配置的一大弊病。引導觀念轉變宜提前，鼓勵大學生畢業後去養豬，不如鼓勵孩子直接去職業學校學養豬。
大學生能否找到工作，更取決於大學怎麼上。擴招之後，眾多高校無論硬件、軟件均欠賬嚴重。大學裏眾多老師忙於「出書」、「走穴」，對學生缺乏關心，呼籲已久的職業教育仍然十分不足。高考的應試暫時難以改變，大學就更需要幫助學生實現從書本到社會的轉變。大學生真正需要的職業教育，是引導他們成熟、理性地思考自身定位和發展方向，當貫穿大學生涯始終，而不僅僅是像現在的許多高校，只在臨近畢業時催促學生簽約以保就業率，就業指導老師甚至比學生還要盲目，短視，甚至對就業數據進行各種「加工」。如此「就業」，即使實現，恐怕只能貽誤學生發展，積累社會矛盾。
大學生能否找到工作，取決於就業市場提供什麼樣的機會。當今中國招聘過程中存在的各種或明或暗的歧視、對高學歷的盲目崇拜，製造了大學生求職的各種怪現狀。在3月8日這個中國人認為屬於女性的節日裏，不知有多少女大學生還在為許多文員這樣的崗位都只要男性而嘆息。
政府要做的不是直接為大學生找工作，而是創造公平公正的就業環境。國務院年初發出通知，要求對企業招用非本地戶籍的普通高校專科以上畢業生，除直轄市按有關規定執行外，各地城市應取消落戶限制。這一「新政策」獲得一片好評。然而，早在2006年，中央十四個部門就曾聯合下發《關於切實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明確要求：對用人單位跨地區聘用的高校畢業生，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地級市應取消落戶限制。可見，此次新政策能否逾越制定到執行的鴻溝仍是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