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和蘇聯 兩共產大國全面戰爭一觸即發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接近中午時分，中共與美國關係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正在到來。在北京機場的停機坪上，已經年逾古稀的中共總理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軍領導人站在瑟瑟的寒風中，等待着迎接美國總統尼克遜的到訪。

    尼克遜後來在回憶錄中是這樣描述這一歷史時刻的：

    周恩來站在舷梯腳前，在寒風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蓋不住他的瘦弱。我們下梯走到快一半時，他開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國的習慣鼓掌相報。

    然而，就在周恩來彬彬有禮地同尼克遜談笑風生時，他的內心卻並不輕鬆，十分清楚在同美國這樣一個世界上頭號自由國家打交道時在政治上所潛藏的風險。儘管這是毛澤東本人作出的決策，但毛的反覆無常、翻臉無情也是他曾多次領教過的。周這種臨深覆薄，唯恐越雷池一步的心情，從他接待尼克遜的兩個例子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一個是周恩來在事後精心挑選了一張由他的專職攝影師着意捕捉到的他同尼克遜即將握手的瞬間，作為第二天中國官方報導的新聞照片。照片上剛剛走下舷梯的尼克遜身體前傾，迫不及待地將手伸出來，而周本人則站在原地不動，面帶微笑，從容不迫地等待着。

    另一個是在歡迎宴會上，周恩來向尼克遜敬酒時，特意將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遜的酒杯持平後再碰杯，而他在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碰杯時，總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對方杯子的中間部分，以示對訪客的尊重。周這樣做，是為了刻意體現對尼克遜訪華"不卑不亢，不冷不熱"的接待方針。這種姿態，與其說是作給國外看的，不如說是給國內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周恩來如此謹慎小心，並不全是由於他為人天性上"多畏多慮"，而是確實有着某種預感。後來事情的發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儘管他在與美國打交道時十分小心翼翼，奉命唯謹，但到頭來還是遭到毛澤東的猜忌和整治。

    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擴大會議批判周恩來對美外交的"右傾投降主義"。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充滿了火藥味，對周的批判上綱很高，被戴上"投降"、"賣國"，"甘當兒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於死地的味道。一時間，周恩來的處境岌岌可危，中國政壇上倒周的勢頭暗潮洶湧，山雨欲來。

    後來，周恩來總算是憑藉自己在幾十年政治生涯中煉就的隱忍順守的"太極軟功"化解了這場軒然大波，死裏逃生。但經過這場劫難之後，他的身體徹底垮了下來，從此一病不起。這件事並成為周氏臨終前最放心不下的兩塊心病之一。他就是在精神上背負着這樣沉重的十字架，鬱鬱而終的。

    中共和美國雙方都是被這場由北韓金日成挑起並且在背後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戰爭拉下水的，結果兩敗俱傷。中共雖然自稱是"自願"參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實際上卻是毛澤東為了打消斯大林對他所謂"扯皮白蘿蔔"的疑慮，即表面上的共產黨而實際上的民族主義，以便取得加盟社會主義陣營的許可證，以至在國內立足未穩的情況下，扮演了一個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

    相形之下，蘇聯則是韓戰最大的贏家。它在把中共拖下水後，自己卻一直避免直接捲入，躲在幕後坐山觀虎鬥，收漁翁之利。通過韓戰，蘇聯一石數鳥：既利用北韓打了一場代理人的戰爭，在東方牽制了美國而減輕了蘇聯在歐洲的壓力；而且還趁機大發中共的軍火財，把大量二戰時期的剩餘軍火賣給中共，還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賺了一筆。

    不過，蘇聯這種損人利己，趁火打劫的作法，雖然得逞於一時，但也讓中共從此認清了自己這位"老大哥"的真實面目，種下了日後交惡的種子。

    中蘇關係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來開始持續惡化，從意識形態上的爭論發展到國家關係的全面緊張，彼此之間激烈對罵，邊境糾紛不斷。兩國之間的邊境由原來的"有兵無防"或"有兵少防"發展到雙方大兵壓境，劍拔弩張，終於大打出手，徹底鬧翻。

    珍寶島事件後，中共在國際上的處境變得十分險惡，受到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南北夾擊，處於兩面受敵的境地。特別是蘇聯在中蘇邊境大量增派部隊，陳兵百萬，虎視耽耽，對中共構成巨大的威脅。這種腹背受敵的處境，讓中共領導層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為此，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以往中共反對美蘇並重的外交戰略，改變兩個拳頭打人的作法。實際上，早在珍寶島事件之前，毛就已經開始把目光轉向國際舞台，尋找在對蘇鬥爭中各種可能的同盟軍，珍寶島事件以後更加強了這種緊迫感。諳熟中國歷史的毛澤東很快便從自己的老祖宗"以夷制夷"的傳統中找到靈感，萌生了" 聯美整蘇"的想法，決心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同遠隔太平洋的美國緩和關係，利用國際間的合縱連橫來對付北方近鄰蘇聯，以減輕中共自身的壓力。

    不過，中美關係的僵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樣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況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國講和，難免給世人留下中共走投無路，只好投靠美國的印象。這樣做，既有損中共"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於中共在與美國討價還價時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最初按兵不動，期待美方在中美和解的問題上採取主動行動。

    珍寶島事件後，毛澤東的這種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語道："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為了在與美國人的談判中佔據有利的位置，深諳欲擒故縱之道的毛決定暫時穩住中蘇關係，至少不使兩國邊境武裝衝突的事態進一步擴大，以免給美國增加談判籌碼，然後再徐圖改善中美關係。

    基於這種想法，毛澤東在處理珍寶島事件的問題上，提出了"堅決反擊，準備談判"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在宣傳戰中對蘇聯嚴詞譴責，以"哀兵"姿態爭取世界輿論；另一方面，不關閉談判的大門，呼籲緩和邊境的緊張局勢。這一點從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中對珍寶島事件的官方表態中也可以看出，文章做的是活扣，可進可退。

    與做事喜歡迎接挑戰，敢於放手一搏的毛澤東相比，周恩來在處理珍寶島事件的問題上顯得更加謹慎。這既是他一貫的行事風格，也是和他對國家面臨內亂外患的危局而感到憂心忡忡有關。

    一九七0年，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了第四個年頭，雖然九大召開在即，然而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背後，卻是一個大亂過後留下來的爛攤子，各地仍然派鬥不已，生產停滯，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蕩然無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這時，中共又與強鄰交戰，整個國家面臨的形勢異常險峻。周恩來深知兵凶戰危，兩方的軍事實力相差懸殊，擴大戰事無異於玩火，會把整個國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須嚴格控制中蘇邊境武裝衝突的規模。在這一點上，他和毛不謀而合。

    為此，周恩來在主持處理珍寶島事件時，全力執行毛澤東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在表面上決不示弱，以中共政府的名義照會蘇聯政府，就邊界流血事件提出強烈抗議；另一方面則在內部做工作，儘量緩和當時部隊中強烈的求戰情緒。周多次召見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強調說：

    "我們已經有理，也要有節，我們打的是一場局部的邊界戰爭，一方面不要擴大。這要求我們必須具有戰略思想!"並再三叮囑：炮彈至多只能打到江邊，萬萬不可向縱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蘇邊境再次爆發武裝衝突後，周恩來又立刻指示陳錫聯轉告瀋陽軍區前線指揮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開炮了，通知蘇方把他們的屍體和廢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給他們一個台階下。"

       這裏有一個插曲：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方面擔心邊界武裝衝突的事態發展失去控制，想與中共方面進行最高層次的對話，由柯西金親自出面，試圖通過中蘇之間原有的熱線電話，要求同毛澤東直接通話，誰知中方的話務員竟然未經授權，把柯西金大罵一通，說：修正主義份子!你是什麼東西，配和我們偉大領袖講話?隨即把電話掛斷了。

    事後，周恩來嚴厲批評了這件事，並指示外交部以中共政府備忘錄的形式做了補救，表示舉行外交談判的大門並未關閉。不過，一次可能的共產大國之間最高層級的對話就這樣夭折了。

    蘇聯在以柯西金為首的溫和派碰了釘子後，自然惱羞成怒，其內部的強硬派意見佔了上風。勃列日涅夫在隨後發動的外交攻勢中，嚴厲抨擊中共，鼓吹建立旨在針對中共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蘇聯軍方則公開將中共和美國、西德並列為主要假想敵，並在中蘇邊境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邊境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武裝衝突從烏蘇里江擴大到黑龍江，從水界擴大到陸地，從東段擴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間在新疆鐵列吏提地區又一次爆發嚴重的武裝衝突，蘇軍為報復珍寶島事件，伏擊圍殲了中共的一個邊防巡邏排。

    不僅如此，以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為首的軍方強硬派甚至主張動用部署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共的軍事政治的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共威脅"。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為此奉命約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通報蘇聯準備對中共實施核打擊的意圖，試探美國方面的反應，並通過各種渠道放出風聲，對中共進行核威脅。一時間，雙方邊境戰雲密佈，兩個共產黨大國的關係已經惡化到爆發全面戰爭的邊緣。

    蘇聯這種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使得處於相對弱勢一方的中共承受了極大的壓力。當毛澤東獲知蘇聯準備對中共進行核打擊後，表示無非是打核大戰，但鄙人不怕。毛雖然嘴上很硬，但實際上卻對形勢估計得十分嚴重，甚至準備再度上山打游擊。他設想了各種最壞的可能，準備全世界的"帝、修、反"聯合起來，從四面八方同時進攻中國大陸，其中蘇聯是中國內外的主要威脅，打仗在所難免。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戰爭迫近的危機感緊緊地攫住了毛澤東，使得他無法再故作矜持，對尼克遜在一九六八年競選美國總統前後對中共搖動的橄欖枝置之不理了。為此，毛做了兩手準備：一是加強國內的戰備，以防蘇聯隨時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二是開始認真考慮打開和美國關係，利用間接同盟軍來抗衡蘇聯。

   毛決心打開中美關係，固然主要是出於中共國家利益的考慮，同時也有着眼於中共黨內鬥爭的需要。

    毛澤東深知他本人是導致中蘇交惡的始作俑者，黨內親蘇派對此有不少反對意見。雖然經過文革，他們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但隨時可能在強鄰壓境的情況下，死灰復燃，裏應外合，對他算總賬。這種擔憂，是促使毛決心打開中美關係僵局更深一層的原因。

   與毛相比，周對打開對美關係，如果不是更積極主動，扮演了幕後推手的角色的話，至少也是心領神會，配合默契。這是由周本人的經歷和為人的特點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