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年代的結束
——送別戈揚老人及其同代革命知識分子
戈揚老人走了。她投身「革命」幾十年，曾為中國的「自由民主」苦苦奮鬥，自從20年前她被迫辭國之後，就再也未能踏上那塊她為之奉獻了青春與激情的國土。從她的晚年遭遇，我除了看到幾分悲情與無奈之外，更多的是看到她與她的同代熱血青年無法逃脫的歷史宿命――被革命大潮裹挾，最後還成了「被革命吞噬的親兒女」。
訃告將戈揚稱之為「前中共高幹」。我不知道她的在天之靈是否滿意人們對她的這種身份定位，但我想這些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她最後對自己人生道路的領悟。我與戈揚老人曾有過兩次晤面，那時她行動已經不太方便，但頭腦還比較清醒。從她的談吐中，我知道她早已將現在的共產黨與她當年追求革命時的共產黨區分開來。這種區分使她痛苦，讓她有「播下去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這種感覺。但由於年近90，身體多病，對那場裹挾了兩至三代人的「革命」，她已經來不及有更深的思考。
自從《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出版之後，我與中共黨內有良知的一些老人――從李銳、李慎之、王元化、任仲夷、朱厚澤、李普，一直到當年投身革命後來卻成為一代藝術家的黃永厚先生等，都曾有緣相晤並深談。他們大都對今天黨內的腐敗嚴重不滿，對國運憂心忡忡。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一些40及5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所缺少的一些品質，比如真誠。我也總是不揣冒昧地要問他們一個問題：你們當初為什麼要參加革命？後來後悔了沒有？對前一個問題的回答幾乎一致：當時國民黨實在太腐敗，救亡圖存是首要事情，而只有在共產黨身上才看到這一希望。對後一個問題的回答則有多種，相同點是認為今天的共產黨並非他們參加革命時的共產黨。從那時我就常常在想，那是一個時代，在那條今天看起來註定通往專制的追求共產主義的道路上，曾經有無數傑出的人物跋涉其間。即使今天被國內左派視為「極右」的我，如果屬於他們的同代人，恐怕也有可能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因為看看當時共產黨的《新華日報》及各種鼓吹民主自由的宣傳品，人們又怎能想得到共產黨從一開頭就只想將這些作為動員民眾的口號，沒打算將其付諸實施？
20世紀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世紀？從英國左派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對自己幾部煌煌巨著的命名當中，就可看出這個世紀的特質：從1789年到1914年間的歷史，他分別以《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與《帝國的年代》命名，但只有20世紀，他命名為《極端的年代：1914－1991》。何謂極端？恐怕就是社會主義的暴力革命加上法西斯主義成為這個時代的底色。
生活於20世紀前70年的知識分子，大都經歷過左傾思潮的洗禮，只是由於後來對人的價值的思考不一樣，他們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思想道路。自由主義思想大師、《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的作者卡爾•波普，年輕時也曾自謂是「馬克思主義的狂熱信徒」，但在20歲之後，他逐漸疏離馬克思主義，而且對利用青年一代上街流血犧牲的任何社會動員都深惡痛絕；而霍布斯邦不僅終身以馬克思主義的信徒自許，還以「人民的歷史學家」享譽於世界歷史學界。但即使如此，霍布斯邦還是認為，以共產主義的興起與滅亡為特色的20世紀，雖然激起了人類所能想像的最大希望，但同時也是摧毀了所有幻想和理想的極端年代。戈揚老人生活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
法國政治家克雷孟梭（1841—1929）經歷了《共產黨宣言》鼓盪起世界風雷的時代，他理解同時代青年所經歷的思想煉獄，曾說過一句名言：「一個人30歲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靈有病；一個人30歲以後繼續信仰左翼思潮，他的頭腦有病」。由於中共治下的中國處於思想極端不自由狀態，這話用來概括戈揚及其同代革命知識分子，時代可能要往後推10年、20年。但歷史就是歷史，每一代人有獨特的命運及認知，戈揚老人及其同代人的思考終點，已成為我們這代人的思想起點。
何清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