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地質災害治理的投入，如今看起來像個無底洞。三峽庫區地質災害的總體規劃，僅提出6億元資金，而現在實際開銷已超過120億。這些還都只是蓄水前。而那些剛剛背井離鄉的三峽移民，又再次面臨着遠走他鄉的困境。

上級要求，蓄水期間，不能死一個人！」冉洪鈞一邊向上級匯報工作，一邊跟記者訴苦，壓力太大。他是重慶市雲陽縣地質觀測站站長，這個三峽庫區腹地最大的移民縣，剛剛又出現了5處新的滑坡帶，最嚴重的是江口鎮盛元村，「涉及100多人，房子裂縫太厲害了，必須趕快搬遷。」冉洪鈞剛從那裏回來。

從9月底起，三峽大壩開始試驗性蓄水至175米，生態容量和地質結構都將承受最大的考驗。不能死一個人的死命令，自上而下，層層傳達，一直到最基層，讓庫區的各級官員繃緊了神經。

11 月22日，庫區發生了最嚴重的地質災害，秭歸4.1級地震，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這次地震是否跟三峽蓄水有關，一直沒有得到有關方面的確認，但是，庫區範圍內大大小小的地質災害，卻在蓄水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時如約而至。這次試驗性蓄水，最終並沒有達到預期的175米，而是停止在172.78米。

試驗性蓄水是三峽庫區生態和地質的第一次大考，但這僅僅是開始。「長江庫岸的穩定、新的生態系統的平衡，至少需要8~10年的時間。」重慶大學環境工程設計研究所所長王里奧說。這也意味着，對於三峽庫區輸血式的投入並沒有隨着三峽工程的建成而結束，在新的生態系統達到平衡之前，庫區範圍內的每一宗環境事故都會成為敏感話題，生態建設的投入將會與日俱增。

災害頻仍

自從三峽大壩開始蓄水以來，黃成民就開始了不斷搬家，先是從老房子裏搬了出來，到今年6月份，大壩175米蓄水，要進行清庫，他家最後的幾間瓦房也要被淹沒了，新房子卻還沒有着落，他不得不把一家老小暫時搬到了鎮上廢棄多年的糧庫里住，如今，水面還沒有達到175米，糧庫房頂和牆壁上的裂縫一條接一條地崩現。

11月19日，記者來到這個湯溪河（長江一級支流）邊的小村時，黃成民正坐在糧庫的高牆上，望着天天漲水的湯溪河發呆，「往年這個時候，湯溪河裏的水不到1米，捲起褲腳，人都可以趟過去。」黃成民說，如今，河水不斷漲，岸邊的房子也不斷裂縫，他住的糧庫是裂縫最厲害的。

黃成民帶記者把村里跑了個遍，幾乎每家房子上都有這幾個月新出現的裂縫，最大的有20多厘米寬，3米多長。冉洪鈞帶着地質隊來看了以後說，這房子肯定不能住了，要他們馬上搬走。

「雲陽這5處地方的居民大部分都得搬遷。」冉洪鈞說，可是目前大部分都搬不了，主要是沒有錢，新地災點的治理以及居民搬遷，國家都還沒有立項。地質局只好給村民們發了捲尺，每天去測量裂縫的寬度，有變化的馬上打電話向上報告。

三期蓄水期間，庫區一共出現了多少處新的地質災害點？記者在重慶市國土資源與房屋管理局採訪時，該局沒有明確透露，只是向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據：除了已經完成治理的366個地質災害點以外，目前還有511個搬遷避讓項目正按照「尊重群眾意願、分輕重緩急、有序推進、適時搬遷、確保安全」的原則實施，共有 80457人需要搬遷，其中已經完成了37051人。

三峽總公司11月7日公開發布的消息稱，近垻庫區地震活動正常，庫岸基本穩定，沒有發生大面積庫岸崩塌、滑坡現象。不過據記者在庫區的調查，小規模的崩塌、滑坡以及由此造成的居民房屋裂縫卻普遍存在。

據專家們的預測，蓄水期並不是地質災害出現的高潮，到了明年4、5月份退水的時候，才是最嚴峻的考驗，從記者走訪的幾個村落來看，情況確實如此，大部分裂縫和滑坡都是今年5月份水面從150多米退回140多米時出現的，到明年5月份，庫區水面將從175米退到145米，新的地質災害點大量出現將不可避免。

就在蓄水任務剛剛完成10多天後的11月22日，庫區腹地的湖北省秭歸縣就發生了4.1級地震，震中距三峽水利樞紐約29公里，三峽垻區有明顯震感。「水庫蓄水後，河谷下的斷層的水壓增加了，加上地下水的滲漏，對斷層的滑動起了潤滑的作用。因此，庫區會出現一些『水庫誘發地震』(不是天然地震)，這是很正常的現象。」香港大學前副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李焯芬教授告訴記者。

李焯芬教授曾任加拿大安大略水電土木建築部主任，在加拿大工作多年，參與並主持了加拿大多座大型火、水和核電站的地質論證、環境評價和土建工程。他說：「由於斷層滑動是局部的，震幅有限，歷史上，震幅最大的是1962年的廣東新豐江水庫(M6.1)及1967年的印度Koyna水庫(M6.7)，一般來說，水庫誘發地震的震幅都在M1至M5之間，遠在大壩的抗震設計標準之下，對三峽大壩的結構安全不應構成威脅。」

追加投入

小震幅的地震和小規模的滑坡真正威脅到的是庫區百姓的房屋和生命安全。雲陽縣地質局一位副局長告訴記者，因為地質災害的緣故，全縣已經搞了兩次避讓搬遷，一共搬了1萬多人，總投資達到2億多，縣裏還專門成立了避讓搬遷指揮部。可是，隨着蓄水位的不斷升高，長江沿岸以及各級支流沿岸還在不斷地出現新的滑坡等地質災害點。

對於這些新出現的地質災害點，國家的治理計劃顯然落後於庫區的現實。「現在上級的要求是，哪裏出現險情，哪裏就緊急搬遷，反正不能因為蓄水死一個人。」冉洪鈞說，至於搬遷後如何安置，「等着國家的政策吧，如果有四期治理項目，我們就繼續申請資金。」

對於地質災害治理的投入，如今看起來像個無底洞。以雲陽為例，冉洪鈞告訴記者，去年全縣普查一共有959處滑坡，175米蓄水影響的有200多處，如今已經完成治理121處，投入了8億資金。這些還都只是蓄水前，專家們勘測過，已經立項了的，可是不斷出現的新地質災害點，都還等着國家拿錢來治理或者搬遷。整個重慶市的地質災害治理投入已經達到了77億。

三峽工程開建之前，雖然對於地質災害問題也做過相當漫長的考察和評估，但是，對於治理的投入卻相當有限，記者查閱《三峽庫區地質災害防治總體規劃》及其相關文件發現，整個三峽工程400億元移民投資總概算中，僅拿出6億元，用於三峽地質災害治理。可是，三峽大壩建成以來，隨着越來越嚴重的地質災害問題的出現，為了保障不能死一個人的目標，中央政府不斷追加投入。

截至2006年的三期蓄水，地質災害治理經費已經從最初6億上升到近120億。但這並不算結束，每次的蓄水與退水，新出現的地質災害點都還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治理或者搬遷。剛剛發生的秭歸地震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是涉及12個鄉鎮的災後重建無疑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是由地方政府解決，還是納入三峽地質災害治理？現在還不得而知。

「用工程加固的手段來解決庫岸邊坡的穩定性，這是世界各地水利工程中普遍採用的辦法。」李焯芬說。但是，對於面積巨大的三峽庫區來說，地質災害不斷湧現，工程治理的模式陷入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尷尬，庫區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地質災害防治和生態治理的長效機制，隨之而來的則是高昂的建設和運營成本。

「庫區大多是山高坡陡的地形，環境類的工程項目建設成本，在庫區比其他地區高出四五倍很正常。」王里奧說，比如庫區新建城鎮的污水處理廠雖然都已經建好了，可是陡峭的地形讓管網的鋪設變得異常困難，很多地方都因為投入巨大而暫時沒有鋪設。

其次就是運行成本，中央政府負責給錢建設，卻不再給錢運轉，但由於庫區嚴格的排放標準限制，環保設備的運轉成本更高，財政收入貧乏的地方政府幾乎不可能長期負擔下來。「殘缺的管網、破舊的垃圾車邊走邊灑，這些庫區普遍存在的現狀都是資金不夠的表現。」王里奧說。

微薄的補助

除了地質災害的治理之外，全面的生態建設需要的資金總額還沒有清晰算出，目前採取的措施是，庫區的環境治理項目每年單個向上報，爭取中央政府各種渠道的資金來解決。對於中央政府來說，控制三峽建設的成本一直是個大問題。記者查閱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近年來每次會議後公佈的會議公告發現，成本的問題越來越被強調。

三峽大壩建成後，一直以來，三峽庫區的環境變化都是國內外各界最為關注的領域，每一次環境事故的發生總能給中央政府帶來巨大的壓力，因此，國家對於三峽庫區生態治理的重視程度和投入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是基礎設施和工程治理的投入佔據了絕大部分。這也讓庫區的百姓總是抱怨，他們該得的賠償太少。對於老百姓來講，直接的貨幣補貼無疑是最實在的，可這方面的補貼標準往往是最低的。

對於受到地質災害威脅而必須搬遷的居民，國家給予的補助標準是每人補貼5500元。多年來，為了庫區的水土流失能夠減緩，重慶市政府也一直在做「高寒山區異地扶貧搬遷」工作，希望能將25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退耕，周邊村民搬遷，但是搬遷補償的標準同樣微薄。

「 重慶實行的是7+1的辦法，每戶（1人）7000元，每增加1人，補助5000元。」雲陽縣負責生態移民工作的發改委副主任肖宗炳告訴記者，不過，這些補償款只有60%發放給農民們建房，其餘的要被地方政府留下來搞基礎設施建設。而庫區建設一棟12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需要6萬左右，兩者之間大約存在3萬多元的缺口，對於喪失了土地、沒有任何收入來源的貧苦農民來說，這幾乎是難以負擔的。

以黃成民為例，自從三峽蓄水淹沒了他家的土地，他吃米買菜，一切生活用度都要花錢來買，過去的7年裏，他一直在廣東中山打工，在建築工地上被砸傷，老闆賠了他9000元，是他最大的一筆收入，一直用到現在。到今年金融危機，廣東的錢也掙不到了，他回到老家，唯一的收入是幫別人養牛，每個月200元，村里其他家庭的狀況也好不到哪裏，用一貧如洗來形容這個急需搬遷的小村，一點也不過分。

從6月份開始，黃成民和盛元村的村民們已經去找政府20多次，可是，移民款有着嚴格的控制程序，跑了幾個月，他們的申請報告上，已經蓋了5個章，還缺一個。糧庫也沒法住了，黃成民一家人都在院子裏生火做飯，「馬上過冬了，這可怎麼辦呢？」記者臨走的時候，這個老實的農民還喃喃自語地抱怨。

在糧庫下的山坡地上，政府規劃的新農村正在建設，政府也引入了「地產商」，「私人蓋的房子，毛坯房每平方米480元，一棟房子算下來要6萬多。」黃成民說，不但貴，而且質量沒保證，剛蓋好的房子，就開始裂縫了。村里人買不起，也不敢買，村里房子裂縫最嚴重的 6戶人家，還都戰戰兢兢地住在滑坡帶上，等着政府的治理規劃，也等着自家把蓋房的錢攢夠。

二次移民

與工程治理相比，生態移民、退耕還林、避讓搬遷才是庫區生態好轉的根本途徑，但是，相較於工程治理上動輒數十億的投入，可謂微不足道，並不足以讓庫區百姓能夠放棄原有的生存方式而得以活下去。庫區生態和地質的破壞一刻也沒有停止過。

10 多年前的三峽百萬移民，真正移民到庫區以外的不足20萬，超過90%的移民事實上都是「原地後靠」，從被淹沒的低地搬遷到海拔更高的半山腰。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一次三峽移民僅僅是應急性移民，保障了三峽蓄水不被淹沒，但是，到更高的山坡上開墾農田、建設城鎮和村莊，卻進一步加劇了水土流失和對地質結構的破壞。對於原本就已經因為過度開墾而生態結構脆弱的庫區來說，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王里奧對三峽庫區的環境容量、消落帶治理、水污染防治做過多年的研究。「農業開墾的污染和破壞才是三峽庫區生態的最大威脅，這一點有些出乎最初專家們對庫區環境問題的預料。」王里奧說，三峽庫區水土流失、地質災害問題的好轉還在於大量農業人口從這些生態脆弱帶搬走，最好的生態建設模式是不去擾動大自然，三峽庫區陽光充沛，雨量充沛，完全具有良好的生態自修復能力，只要沒有人的擾動，庫區就可以形成新的生態系統的平衡。

2007年9月份，重慶市政府上報國務院的「2007至2020年城鄉總體發展規劃」獲得了批准，其中提到了更大規模的移民計劃，美國《華爾街日報》據此刊發一則新聞稱，三峽二次移民400萬，讓重慶市政府緊張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還特意約請該報做了澄清，只是城市化規劃的一部分，並不是三峽工程的二次移民。跟第一次的強制移民不同的是，這一次移民主要靠產業發展帶動就業來進行。

但是，政府宏觀上規劃與移民微觀的現實至少在這一代庫區人的生活中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記者在雲陽多個鄉鎮採訪時，由於今年沿海地區大量的工廠倒閉，賦閒在家的青壯年勞動力比過往的年份成倍增加。在過去的30年裏，幾乎所有的庫區勞動力都有在外打工的經歷，但真正留在外邊的人卻少之又少。他們這個群體在自己故鄉生存尚且困難，在外邊的大城市更加不可能，而搬遷到政府正在如火如荼建設着的中心城鎮，同樣找不到生計。

儘管土地已經非常稀少和貧瘠，但是農民們對於土地墾殖的興趣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濃。「這幾年來，種糧的補貼越來越多，而且現在工也不好打了，農民們更加不願意退掉土地出來。」肖宗炳告訴記者，生態移民這一塊，整個重慶市提出的任務是到2020年完成35萬，雲陽分到了2.4萬多。與需要搬遷的10多萬人規模相比，人數不多，但是他們的動員工作卻越來越難做了，即使搬遷到城鎮裏住，幾乎沒有一戶農民願意把土地退掉。

而雲陽全縣有130多萬畝耕地，其中除了30多萬畝稻田，其餘的90多萬畝都是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裏人們辛辛苦苦在陡坡上開墾出來的耕地，在整個國家的長江上游生態保護規劃里，這些陡坡耕地全部都是要退耕還林的，過去10年的退耕還林計劃已經成功地退掉了30多萬畝，「現在的工作主要是鞏固以前退耕還林的成果。」肖宗炳說。

微薄的退耕還林補償標準已經難以抑制農民們種糧的衝動，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有的農民已經開始把以前種上的樹重新砍掉來種糧食了，政府不得不再延續一個補償周期，每畝地105元，再補5年。

犧牲一代人？

11月17日，記者來到已經被淹沒了一大半的雲陽老縣城時，長江邊上剛剛搬遷完畢留下的廢墟已經被新來的移民們迅速地開墾成了連片的菜地。而在新縣城附近的桂灣居委會農民村，村民們看着已經漲到家門口的長江水，還都在盤算着等到明年水落下去的時候，搶種一季稻子。

「 聽說每年這麼高的水面只有一兩個月，其他大部分時間水面會退下去30多米。」管貞梅說，那樣的話，家裏的一畝多田就都全露出來了，完全可以再種一季稻子。雖然她從農民變成了居民，可是土地仍然是唯一的生活來源。但是，他們期待的再搶種一季稻子的願望顯然會落空，退水時所裸露的土地正存在被科學家們憂心會污染環境的消落帶問題，政府已在想各種辦法治理了，顯然不會讓他們再去開墾。

對於土地的留戀，並不是農民們多麼熱愛種地，而是他們從這個龐大的水利工程中分享到的利益實在有限。這些最為貧困的人群是為這個舉世工程付出最大代價的群體，他們得到的回報，很多時候維持最低標準的生存都顯困難。

「這種生存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巨大矛盾，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我們的人口太多，工業產值科技含量不高。」王里奧說，以消落帶為例，從生態學的角度來講，消落帶是一個水與岸邊物質交換的過程，如果沒有人的擾動，用不了多少年，消落帶就會形成新的濕地，成為良好的生態屏障。

可是，現在人要吃飯，要有物產，必須費盡腦筋從這片土地獲得經濟收益，如果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科技含量高起來，這些人不需要從這類土地獲利，那就解決問題了。

政府的宏大規劃和科學家們的良好願景並不能說服那些深山裏的百姓走出來，對於他們來說，丟掉土地，離開農村，到城市就業，幾乎是天方夜譚。但是，變化也在悄然發生，在老縣城的觀音閣附近，縣城搬遷留下的舊房子裏，已經住滿了從山裏搬出來的農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鎮上在觀音閣建了一座希望小學，這個明朗、方便的小學校吸引了600多孩子來讀書，為了陪伴孫子、孫女讀書，這些年邁的老人大部分都義無反顧地放棄了他們視之為生命的土地。

「我們活不了幾年了，3個孫子將來一定要出去。」66歲的王記興說，在山裏孩子上學要走兩個多小時山路，來這裏方便多了，那點地跟孫子們的學業比起來，不算什麼，他剛剛從深山裏的三坪村搬來這裏。

鎮上的小學、中學成了吸引人們走出深山、放棄耕作最大的現實動力，這樣的狀況在每個新建的鄉鎮幾乎相類。這是記者在庫區各地的採訪中，唯一感到欣慰的一個細節。也許，巨型的水利工程犧牲的是這一代早已習慣了困苦生活的庫區人，當他們的下一代成長起來的時候，才能夠走出這片早已不適宜生存的土地。 (本文來源：南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