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比改革三十年更大的棋局在下，那就是憲政與專政的征戰。改革是其中一個戰役，而不是全部。固然對於追求民主自由憲政的人們來說，這三十年可以興高采烈一些，可是並不能改革與憲政等同起來。在政治控制上的一些放鬆，經濟有些自由，公民社會的初步形成，並不一定就可以宣告專政的終結。因為專政有槍桿子和筆桿子，再加上壟斷經濟足矣。
我們必須承認，黨國體制，有一種利維坦的性質，凌駕於社會分化的各種利益政治主體之上，帶有中立性君主的超越地位。這樣他們可以隨時隨地，根據政治需要劃分敵我，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改革開放加入全球化，而整個80年代至今三十年，世界的潮流是自由化和市場經濟的擴張。當文革時代的政治運動，讓其合法性和正當性走向枯竭的時候，他們就重新劃分敵我，認新自由主義為朋友。此一時彼一時，無不出於政治利益和政治領導權的需要。
對於黨國體制來說，其主導力量已經沒有主義和終極極值的追求，只有死死抓住政治領導權，這是溺水的最後一根稻草。對政治領導權的冒犯，會勃然大怒和殊死彈壓。這時候，維護特權的權力意志，就赤裸裸的體現出來。很明白，儘管不是那麼潤滑，但是當政治利益需要，重新劃分敵我，把新自由主義認作敵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翻燒餅一般。這在2003年胡溫新政之後，趨勢逐漸明顯。
就像癌症，黨國體制，國家利益為黨利益犧牲，進而為權貴利益犧牲。堅持政治領導權，才能辦到這一點。
別相信經濟決定論，應該切斷公有制或者市場經濟，與專政或憲政之間的關聯。公有制與專政，並非是連體人，而是專政的前政治的條件，是可以切割的。對於一個把劃分敵我作為革命首要問題的黨國體制，做到切割還不是幾年的事情。
為改革與憲政思考而且吶喊的人，幾乎都是棋子，並且是棋子把自己當做棋手。當然從一個局中人來說，相信一個線性進步的歷史觀，相信自己的主義與歷史前程是一致的，這樣才能最大可能的推動。可是這種欺人導致自欺的意識形態，當需要反思自己棋子地位的局限性時，就成了遮眼布，有了一種致命的自負，或者專橫的自以為是。
整個進程真的是朝向憲政的麼？從計劃經濟走到市場經濟，就能抵達政治自由或者立憲麼？市場經濟也好，計劃經濟也好，在其上面展開的政治，都是前政治的政治。與政治自由之間有巨大楚河漢界，有卒子不造船，是過不去的。卒子們不是相信一個線性進步的歷史觀，就把問題通過念咒或者鬼畫符那樣，就過去了。
什麼是政治改革，就是結束黨國體制，其他的雜碎出現都是託詞。本來寄託於市場化改革指向結束黨國體制的希望，在專政劃分敵我的鐵拳之下粉碎。對於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來說，政治博弈本來就是弱小的敵人共舞，是一種同床異夢而攫取最大政治利益的藝術。只要敵人弱小但有足夠用，即使心思不同，可以為我所用，只要阻擋着其意圖不要實現就好。夢想不同，有什麼關係呢。
利維坦的中立性君主，從政治設計來說，仿佛很完美，除了一個因素，那就是強大的政治權威被某一個權貴集團的利益所綁架。而黨國體制，問題比這個嚴重。一個君主在腐敗墮落，都是有限的，很容易忍受的，而一個幾千萬人的"神話君主"或者國家黨，更無法阻擋自己的腐敗和墮落。這裏一戳就死的阿里基斯之踵，不僅在腳下，而且全身每一寸皮膚都是。
即使按照利維坦的歷史邏輯來看，也到了扭轉和結束黨國體制的時候了。因為其歷史任務已經完成，自身已經成為障礙或者大規模擴散的癌症。這時候，是恢復國家利益與政黨利益的主奴關係、打擊權貴利益的時候了。
改革是專制的功勞
改革的重大成就，都是專制集中力量辦大事辦出來的，也就是他們所反對的專制父親搞的。一個比較形象比喻是，就像貪官給海外留學的兒子會貪污款，兒子看起來很有錢。於是改革派說，你看看，改革成就多大。
打個群眾喜聞樂見的比喻說明。改革三十年的前進步伐，是專制主義的身體推動改革的陽具。沒有身體，哪裏來的陽具運動。當陽具進入女人身體，就幻覺整個身體進入，陽具就變成整個人的代表。但是改革陽具是要打垮專制主義身體，可是沒有專制主義的身體，改革的陽具還咋辦，陷入一種無法解決的悖反當中。
一個道德政治的話語，必然是鼠目寸光的。要麼奇蹟是改革造成的，要麼腐敗是改革造成的。非此即彼，要麼抬高這個，要麼太高那個。負面的東西都歸於對方，把內在的疾病外化，推動圍牆外面，於己無關。
如果把功勞算在貪官兒子改革的頭上，那麼其水平，等於左派認為腐敗是改革造成的一樣水準。這兩種評價因果性相當混亂。你說唐太宗把功臣李世**故意流放，讓太子李治登基之後收回來，好對李治感恩戴德。你說李治是好人還是壞人，功勞很大麼？我們省仙遊縣的游醫，在城市各大小區公用設施上抹上傳染病菌，然後開醫院救治他們，你說仙遊游醫改革成就很大麼？所以不能嵌入1949年的政治格局討論問題。如此三十年與六十年歷史相對主義的視野，並不足取。
如此高度讚美改革新的因素，同時也是對舊專制因素的肯定。就像"說真話"，沒有大量的人說謊，"說真話"的價值就不會極度放大。其實讚美少數人"說真話"，就會需要大量的人說謊。高度讚美改革，被鑲嵌在一個強大專制與微末自由之間，老鼠玩貓的複雜張力之中，不能脫身而出。經濟自由奔向政治自由，只是有意圖倫理的老鼠，一廂情願的老鼠，在貓抓下，被放風玩耍，還以為自己為王呢。
讚揚改革，就是強化專制。因為改革主要是專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結果，雖然是被動的，遲一步的，反應緩慢的。專制是最短的短板。內在的解放運動與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夾擊之下，短板開始調整，後來搶功勞。
從整個政治因果的首要性來說，確實是專制短板調整，不短板調整確實沒戲。可是本來的欠人錢的，好不容易還錢，就被感恩戴德。欠錢的是老大，債權人是孫子。被迫如此，不能上升為好與善。
整個歷史百年近代史是前進的，而1949年是一次後退，然後改革在後退中開始恢復，那麼放在近代史中，還是屬於後退階段的，屬浪費時間。而絕不能是洋務運動那樣，值得讚美。
改革的極權主義特徵
改革是天下棋局中將死的一條大龍，棋子下的太重了，只有權貴得益這一口氣。現在需要的是棄子，捨棄大龍，騰挪到後改革和維權運動。改革棋局如果有兩個口氣，或許還能維持十來年∶除了權貴得益，然後再加上百姓分享。
百姓為共同體的犧牲，不能被少數人攫取，這是其一。其二，這種犧牲總是有限度的。我們即使假定厲以寧茅于軾等老一代對基於市場的現代化進程（他們在文革之後存在真誠的世俗政治的信仰，這是由於激情和必然性造成的，是政治災難命運造成的極端情緒），確實是科學的，合理性的，犧牲弱者也是必然性的，但是強化犧牲弱者，必然引起整個改革方案合理性的瓦解和懷疑，甚至反抗。即使要推進改革，一些人類文明的底線是要遵守的，例如保障生存底線。
政治是現世性的，當下性的，關乎首要的和急迫的。就像大齡光棍娶老婆，茅于軾等總搬出中產階級主導社會的學說來，來應付，那就相當於說，大齡光棍你別急，等我兒女生了孫女，長大後你來自由競爭。當下首要的和急迫的，推到遙遠的未來。遙遠的未來也沒關係，還推到虛無縹緲的地步，鬼知道自由競爭是什麼結果。
把百姓當作待富者，空頭支票的猴年馬月兌現的受益人，這樣長遠的打算，如同波普爾在批判極權主義時說的，完全為虛無縹緲的未來犧牲現在和當下。改革意識意識具有極權主義的內在特徵，具有烏托邦工程的特徵。
當我這話說的時候，改革具體推動者會嘲笑我理想主義。可是我必須指出，不犧牲弱者就無法推動改革，這樣的改革還是別改的好。不可能沒有報應的，而且是現世報。
這裏改革方案絕對可以要求人們無條件犧牲的高度。畢竟是利益的，世俗的。在改革三十年中，我們可以看到，把市場當作彌賽亞救贖的信仰∶有了市場一切就好起來；可以看到犧牲弱者並且給與來世救贖的安慰∶百姓是待富者，空頭支票將在猴年馬月兌現；可以看到改革時代具有歷史終結或世界末日的感覺。
沒人敢想像超越改革，或者告別改革，沒有了改革，中國咋辦，就像毛澤東去世，中國咋辦一樣。改革意識形態，是一種啟示錄的世俗政治神學。
改革是充滿自信的夢遊。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做的是不是對的，但是自欺欺人，欺人自欺。"我要如此"成了"就是如此"，強烈渴望造就了海市蜃樓。從文革中熬出來，空肚子的人，一點毒酒就醉了。改革是一場酒後囈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