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寧夏固原市有五位警察的家屬給我發來一封郵件。郵件中附一份投訴材料，標題是《百姓有難找警察，警察被冤誰來管？》。

他們在材料中提到，一個飛車搶奪的犯罪嫌疑人邵某，在看守所關押五天後因發病，被送到醫院搶救而死亡。自治區檢察院作了法醫學檢驗，沒有發現屍體有外傷，醫院出具的檢驗報告單，則認為是疾病死亡。因邵某家屬不服，又到西安、上海的司法鑑定機構檢驗。上海這家鑑定機構，是司法部司法鑑定科學技術研究所。該研究所做的鑑定結論，認為死者是遭到鈍器外傷而死。當地檢察院以此鑑定結論為依據予以立案，五名警察被法院分別判處了有期徒刑15年、13年、8年、3年（緩刑）、2年（緩刑）。

他們提到的問題中，有兩點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司法部司法鑑定科學技術研究所的鑑定是否有效問題。二是警察也遭「刑訊逼供」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在談楊佳精神病鑑定程序違法問題的文章中質疑過，司法部司法鑑定科學技術研究所是無鑑定主體資格，法律依據是《刑事訴訟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司法鑑定若干問題的決定》。還有最高人民法院就該家研究所做的鑑定是否有效問題，對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一個批覆。

需要提醒五位家屬的是，除了上述法律和最高法院的批覆依據，還有一個依據是，1998年1月19日由六部委頒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8條。

在此，我不想多談這個司法鑑定的問題，我感興趣的是警察也遭刑訊逼供問題。

五名警察被抓被追究刑事責任，按家屬們的說法，是「檢察院公訴材料不真實，辦案人員置審訊程序而不顧，違法辦案，私設公堂，對嫌疑人實施刑訊逼供，暴力取證，故意製造冤假錯案。」

家屬們所說是否屬實，我無法下結論，但並不妨礙談論警察也遭刑訊逼供問題。

警察涉嫌犯罪時，也會被同行們刑訊逼供，這不是新鮮事了。我曾經在去年寫過一篇文章，談過這方面的問題。

最典型的案件有，杜培武、李久明被警察刑訊逼供製造的殺人冤案。

杜培武原是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警察，妻子王曉湘也是一名警察。1998年4月20日，王曉湘與昆明市路南縣原公安局副局長王俊波被槍殺死在一輛微型車上。於是，公安就懷疑到了杜培武頭上。為了破案立功，昆明市公安局警察秦伯聯、寧興華「鐵面無私」，毫不顧及杜培武曾是公安戰線一員，是自己的同事，就動用刑訊逼供手段，採用連續審訊(不准睡覺)、拳打腳踢、或指使、縱容辦案人員對杜培武拳打腳踢，並用手銬將杜吊掛在防盜門、窗上，然後反覆抽墊凳子或拉拴在腳上的繩子，讓其雙腳懸空全身重量落在被銬的雙手上。杜培武難以忍受、喊叫，又被用毛巾堵嘴，還被罰跪，「背銬」用電警棍電擊，直至杜培武「承認殺人犯罪事實 」， 「指認作案現場」。

李久明原是冀東監獄二支隊政治處主任、二級警督，因與一女民警的妹妹有曖昧關係，被當地公安機關認定為故意殺害女民警的嫌疑人，其被唐山公安抓獲後，由於不招供而遭到刑訊逼供。李久明在《控告書》詳細記載了同行是如何逼供自己：「第一次對我刑訊逼供時，南堡分局局長王建軍對我說，案子是你做的，鐵證如山，不說就讓你脫三層皮，別想活着出去。副局長楊策說：你不說就整死你。」「他們將電線系在我的腳趾、手指上實施電刑。我喊冤枉，他們就用布堵住我的嘴，並說要電我的下身。」 「2002年8月26日晚8時，王建軍開始第二次刑訊逼供。王建軍、楊策等人把我從看守所帶到一間提訊室，讓我戴着手銬、腳鐐，在提訊椅上坐了7天8夜，不讓我睡覺，一閉眼就打耳光。」「在這7天8夜裏，王建軍、楊策等人每次都是酒後刑訊逼供，採用的手段是灌涼水、灌芥末油、灌辣椒水、用打火機燒、打耳光等。他們買來10瓶芥末油和一包辣椒麵，用芥末油和辣椒麵兌上水灌我；把芥末油抹在我的眼睛上、鼻子裏；把水瓶放在頭上讓我頂着，掉下來就灌涼水。一次，他們往我肚子裏灌了一箱礦泉水，灌得我解大便也全是水。」李久明雖然是一名警察，但也終於招架不住同行的刑訊逼供，只能屈打成招。

身為警察的杜培武和李久明，萬萬沒有想到同行們會那樣無視法律，對自己搞刑訊逼供。當無法忍受殘酷的刑訊而招供後，就把希望寄託於檢察院的監督，寄託於法院的公正判決。但是，檢察院、法院也讓他們失望了。如果不是真兇落網，他們的冤案不僅無法昭雪，公安人員的刑訊逼供違法行為，也不至於被曝光。

這兩起警察逼供警察的冤案，使公安機關的形象受到了很大影響。

刑訊逼供毒瘤在司法機關體內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如果不改革司法體制，不制定切實有效的預防措施。如果執法者在執法時也不依法，那麼執法者涉嫌犯罪時，同樣難以逃脫「自家人」的刑訊逼供。

從這個方面來看，發生警察逼供警察，檢察官逼供警察和法官，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五名警察，是不是遭到檢察官的刑訊逼供，會不會是一起冤假錯案，經過家屬的申訴，也許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作者：北京市憶通律師事務所劉曉原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