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范璐璐
時 間：2008年5月7日20:00
地 點：北京師範大學教九502
分 類：中國轉型論壇第七期
主 辦：北京師範大學農民之子—中國農村發展促進會
主持人：
大家晚上好！歡迎大家來到「農民之子」中國轉型論壇第七期。「農民之子」中國轉型論壇邀請中國思想界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來論壇演說，剖析改革中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體驗人生的痛苦，分享進步的欣喜。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請到了《南都周刊》資深記者郭宇寬先生與我們交流，現在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郭宇寬先生的到來。郭宇寬先生1999年在西安交大獲得了國際大專辯論賽的最佳辯手，郭宇寬先生先後參與的央視《新聞調查》以及湖南衛視《新青年》等欄目的編導、採編、主持的工作；多年來以業餘時間參與公共辯論的推廣，他認為可以通過公共辯論，對現實問題關注的公共辯論來推進一種有反思、有選擇的生活方式。
今天郭宇寬帶着他寬闊的視野、獨到的視角以及深刻的思考與我們做交流，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他作「中國農民全球化」的精彩演講。
郭宇寬：
非常感謝大家在這樣一個周末，而且春天也是一個戀愛的季節，這麼多朋友，放棄很好的活動來聽我講一個標題聽長去非常沉悶枯燥的話題，我非常的感動。我特別感謝「農民之子」給我這樣一個機會來跟大家做交流，我最初聽到農民之子是通過我認識的一些朋友，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一種非常可貴的氣質，在今天的大學裏，這種胸懷天下的氣質尤其讓人感動。
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一個話題不是想給大家灌輸一種觀念，而是把我的思考跟大家來分享。也許大家會注意到我的經歷我學的背景是自動化出身，但是我在大學裏邊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在辯論賽上。有當辯手這樣的經歷給我一種習慣，讓喜歡尋求問題的答案，而且喜歡從不同的角度來推敲問題。後來我做了主持人以後，再後來做記者，記者的職業又給我一個接觸中國社會底層問題的機會。最初做記者的時候我會跑農村，關注拆遷、土地種種問題，在當時帶來一種激動，而且我們也是能夠發出幾萬字非常有影響力的報道，給你帶來一種成就感。但漸漸我會發現中國這些問題似乎不能用新聞的字眼來概括，那時候讓人有一種焦慮的感覺，你覺得你自己的思慮或者你覺得你自己的事業無處安放，因為你所關注的覺得這個社會最痛的問題恰恰不是新聞。比如講，當我作出對於農業的問題，比如農村的征地的問題，一篇有影響力的報道之後，全國各地會有幾百個來信、電話，比如說作出拆遷或者醫療服務報道也是這樣，你作出那個報道很有影響力，有幾百個電話、上千個電話和來信告訴你，你快到我這兒，我們這裏的情況更加悲慘，你為什麼不來關注？你的良知到哪裏去了？讓你非常的難受和氣氛。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用新聞的角度來一篇一篇報道這樣的故事，你會發現你專門辦一份報道，這份報紙的名字叫「中國拆遷報」，你每天都能把報紙辦的跟辭海一樣厚你都寫不完，而且全是故事。就逼着你去想背後一個更大的問題，在這個層面上，學理的思維、學術的思維跟我們對社會的關注聯繫在一起。
今天我為什麼要把中國農民的問題跟全球化的問題聯繫在一起跟大家做一個交流呢？這是我對於中國「三農」這個學術圈的一種困惑而產生，最初我自己產生這樣的問題。在討論中國農業問題方面，一般會有兩個核心的議題，一個是市場經濟，一個是全球化，這是在學理層面討論農業和農村問題關鍵的兩個議題。這兩個議題不僅僅是中國的議題，而且是全世界知識分子的議題。在世界上，基本上我的一個經驗，衡量一個知識分子是左翼知識分子和還是右翼知識分子的分水嶺，左翼知識分子通常態度是反全球化，反市場經濟；右翼的知識分子通常是支持自由市場、自由貿易，支持全球化。
造成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比如說我曾經在印度去參加一次交流，這是一次論壇，這個論壇是全球的左翼知識分子的一個論壇，中國大陸去的就我一個人，都是世界各地的一些左翼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這些人。他為什麼邀請我呢？因為有人推薦，說我寫過拆遷的一個開發區的報道。我去做一個演講的題目，題目叫做「中國的經濟開發區和征地問題」這樣一個報告，這個報告做完以後，這些人都非常高興，你這麼關心中國農民的命運，你看你做這樣的調查，你一定是一個非常有底層情懷的左翼知識分子。馬上跟我勾肩搭背，覺得大家都是左派，左派情緒非常高漲。但是我覺得奇怪的是恰恰我在中國別人提到我，大多數人會把我歸納為右派，而有趣的是在中國一般來說，參與農村的維權或者說征地、拆遷，或者說這些問題的知識分子一般也都會歸納為右派。我就非常奇怪造成這種認識的差距在哪裏。
還有一個有趣的經歷，無論跟美國、印度、歐洲的左翼知識分子討論到Globalization或者Open - door policy的時候，他們一般的態度是你是一個來自中國關注中國農民命運的一個人，他非常期待從你這裏得到一個共鳴，這個共鳴就是你怎麼看待全球化還有市場經濟對中國農民帶來的影響？我說全球化和市場經濟對中國農民好像也不少好處。他們聽完非常憤怒，你還是一個左翼知識分子，你怎麼能這樣說話呢？你一定損害了農民的利益。我就發現認識中間蘊含着非常大的差距。
還有一次我是陪一個印度一個大學的教授，這個大學的教授是印度一個左翼的社會學教授，他邀請我陪他去看一看中國的農村，特別是經濟開發區。他就帶他去看，到四川重慶那一帶，還有雲南那一帶，陪他走了走，看了一些經濟開發區，見到一些農民。這些農民土地以非常廉價的價格被當地政府強行徵用，徵用完以後轉手賣給開發區或者賣給公司，其中一個大的征地項目賣給軍工廠，轉手政府可以獲得上百倍的利潤。當時看了覺得對你的良心是一種折磨。其中有一些農民的代表要去上訪，誰上訪把誰抓起來，你看到非常善良的老人就被抓起來了，看到身上的傷，你會覺得非常的氣憤。
這次來了以後，印度的教授那天晚上喝了點啤酒，非常深沉的告訴我，宇寬，我親眼看到了全球化對中國農民帶來那麼深重的災難。我一下腦袋懵了，怎麼看了這麼多天你的邏輯是怎麼得出來的？這怎麼會是全球化帶來的災難呢？這分明是我們社會體制甚至是我們的法制方面的問題，並不是全球化的問題。他說「That is my belief」。我一下子暈掉了。
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那一次山西的黑磚窯事件大家都知道，在我們看來，中國非常好理解，一個村裏面的惡霸，這個惡霸是村裏面的黨支部書記，黨支部的大大兒子抓人在裏面折磨，做苦力。結果也是一個印度籍的學者，這個學者在紐約一家報紙上發了一篇文章，從這個黑磚窯事件批判「新奴隸制度」，這個我們都好理解，最後的落腳點也是全球化給中國人民帶來那麼深重的災難。你看的非常莫名其妙，這樣一個黑磚窯事件跟全球化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在我們的腦海中產生的印象，「全球化」在世界的知識界會給人帶來一個印象，就是全球化好像是傷害農民的利益，還有農村的利益。這個給我的刺激是非常大的。
再有一件事兒，中國加入WTO的時候，有一些外國的新聞同行包括一些學者問我，說宇寬你怎麼看？為什麼加入WTO這麼大的一件事情好像中國的農民沒有發出什麼抗議？你看在香港搞一個任何全球化的大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開，一定會有全世界的農民組織去抗議，比如韓國的農民組織，甚至非常激烈的抗議。說為什麼你們中國農民對全球化一點兒沒有抗議？北師大的農民之子也沒有辦一個農民全球化的論壇，怎麼回事呢？難道中國的農民智力水平這麼底下這麼麻木不仁嗎？好像全球化是全世界對農民的妖魔，而中國的農民不知道反抗，為什麼？這也逼着我思考。我當時非常不好意思，中國的國情決定，我們的決策體系不是一個非常平和的抉擇體系，比如在WTO上面的簽名，龍永圖、朱總理這些人他們就簽了，我們老百姓不要說農民，就連我們這樣的人也沒有發言的機會，沒有人徵求一下我的意見，更不要說農民有什麼機會來發言或者對這個事情有所了解。
後來我要說，隨着我的調查發現真正的問題不在這地。我到印度還有到韓國包括到美國、英國都想了解一個問題：日本這個社會，這些農民包括他們的農民團隊，這麼激烈的反對市場經濟，反對全球化，他們的邏輯是什麼？我在中國也有很多在農村生活的經歷，我也沒覺得全球化給我帶來負面的影響。問題在哪兒？我尋找一個問題的邏輯是先看看人家反對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出發點。比如拿印度來說，印度在一個小村鎮裏面，你會發現打着橫幅，「打倒全球化」，「打倒市場經濟」。我就跟印度的農民伯伯座談，我說你們全球化給你們帶來什麼傷害嗎？他們馬上苦大仇深了，全球化太壞了，為什麼呢？過去我們印度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印度農民享受很多的補貼，補貼體現在比如說化肥50塊錢一袋成本，政府會有補貼，個別最多達到20塊錢。包括農用的電力，灌溉季節政策有補貼，這是非常高的補貼。當然這種補貼反而不公平，有的時候反倒是比較富裕的農民耕作的面積比較大，補貼的越多。再比如用水也有補貼，糧食收購，政府價格收購的也比較好，也有補貼。全球化以後，引進了競爭，直接美國的糧食進口到印度，印度的糧食價格下降了，而且以全球化的名義，印度的農民補貼減少了很多。他就覺得帶來的災難都怪全球化。
為什麼印度也有人不怪全球化？比如說印度搞軟件產業的他們就不會說這種話，就是因為有了全球化，印度生產的軟件才能賣遍全世界。同時印度有一些產業也不怪全球化，比如印度生產棉花的產業，他們的棉花賣到世界上比原來的價格高了。但有些傳統的產業他們的競爭力比不上美國，比不上加拿大，他們對全球化批評非常強烈。
這是印度的例子，再說韓國，韓國人為什麼痛恨全球化呢？我跟韓國的農民交流，韓國的農民太幸福了。就從朴正熙時代開始，他們韓國的農民享受很好的福利補貼。韓國人一般不吃牛肉，一般連炒菜的鍋都沒有，不是不想吃牛肉，是吃不起牛肉，牛肉太貴了，一般吃一次牛肉他們會猛吃一頓，這一禮拜就不用吃了。好牛肉貴到什麼程度？折合人民幣大概是幾百塊錢一斤這樣的標準。
韓國還有水果，韓國地理的緯度大概跟山東煙臺差不多，韓國蘋果很好吃，但我吃起來跟煙臺蘋果或者陝西蘋果其實口味差不多，但他們韓國的蘋果多少錢一斤？折合成人民幣50塊錢一斤。韓國的蘋果為什麼貴？牛肉為什麼這麼貴？有一個政府的保護措施，不允許進口來衝擊韓國的本土市場，韓國的農民過的日子比起我們的農民就太幸福了。包括日本也是這樣，日本的農民你到農村看，由於全球化，比如日本的稻穀、日本的大米，基本上米折合成人民幣也是幾十塊錢。他靠什麼來維持這個價格？也是靠組織國際貿易，比如中國的大米不准輸入進去，而且農業享受很多的補貼。就更不要說法國的農民了，法國的農民抵抗全球化是最激烈的，哪裏有全球化，法國農民要衝上去鬧事，搞一點打砸搶活動。法國的農民為什麼反抗全球化？也是法國農民享受的社會福利太好，法國每一個農民基本上都是莊園，而且還享受補貼，而且還有享受優惠。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些人他們會受到衝擊。最可能對他們構成衝擊的就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中國的農產品價格太低了，一旦全球化，貨物的自然流通，這就對他們的經濟產生影響。
說到這兒，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我就非常好理解，為什麼在世界這些比較自由、民主的國家，農民群體都會非常激烈的反對全球化，他們反對全球化是因為全球化以自由競爭、開放市場的名義，取消了他們的以往所具有的福利補貼。
我們過去經常有一個概念，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把社會主義理解為一個好福利、公共福利的社會，其實民主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某種意義上來說跟印度相比還不能說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再來理解中國農民為什麼不反對全球化？我舉一個例子，前一段時間我到浙江去，大家都知道浙江的土地面積非常少，但是中國人跟世界上任何地方不一樣，中國的人種我一直覺得跟世界上是不一樣的，中國人有一個性格，就是勤勞。農業產業的構成有幾種要素，一種是土地，一種是資本投入，再有就是勞動力投入。勞動力投入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最重要的要素，中國農民的勤勞就決定了我們在這方面有非常大的優勢。在浙江人均耕地非常少，就在一個地方，他們現在生產香菇，香菇可以搭好幾層的架子，雖然土地很少，只要你勤勞，你天天管理、看護得好，勞動力密集型，你產量就會高。
在過去假如是計劃經濟的年代，你這種產品統銷你只能賣給政府，那你賺不到錢，什麼情況下能賺錢呢？現在這些農民把自己的產品賣給日本，賣給韓國，一下子特別賺錢，收入變得很高。進一步說，這些產業給他們帶來的效益體現到他們原來的勞動投入、他們在農業方面的生產可以到一個更廣闊的市場尋找一個更好的買主。
結果上次去，碰到一個情況，那邊就說現在那幫農民反全球化，現在給政府施加壓力，不許吃我的香菇了。今年日本不來我們這兒採購香菇了，我的價格低下來，我就吃虧了。可想而知這些農民是不會反對全球化的，全球化給他們帶來了福利。
中國什麼樣的農民可能受全球化不好的影響？比如說在日本種稻米的農民會受全球化的影響，對他來說是一個不好的影響，因為補貼沒了。但中國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很多人一說到中國的農村問題，一說誰代表中國農民的利益，有毛主席在就好。但是恰恰是在毛澤東時代，那個時代中國的農業絕不是全球化的，而且絕沒有自由市場。造成的結果是什麼？國家統顧統銷，而且強征糧食。這意味着什麼？今天假如說全球化給中國農民一個選擇的話，我生產的香菇我可以在一個廣闊市場上尋求一個給我價格最好的買主，而且買主會進行競爭。比如說今年韓國的一個批發商到我這兒來，說你這兒香菇20塊錢，我都包了，他只要有利可圖，明年就會又來一個韓國或者菲律賓的批發商過來，他給20塊錢太低了，我這兒給你22。這種競爭對他的利益就有一個保障。女孩子都有這樣一個感覺，假如有好多的男生追求你，你的感覺一定非常好，假如有一個人說你死了這條心吧，反正別人也沒人要，就我要你了。你就會覺得我的人生好像沒有選擇。
在毛澤東的時代中國農民就生活在這樣一種狀態下，所有你的糧食只有賣給唯一的買主，而買主為你規定的價格，你統顧統銷。他們的理由是什麼？我們要對付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要侵略我了，現在非常危機，要做犧牲。這是他的一套理論。但不管怎麼說，這些農民面對的危機就來了。
阿瑪蒂亞·森有一篇文章就講為什麼民主和大饑荒之間有必然的關係？在有民主的國家，一般來說最難發生這種大規模的情況，因為他可以在全球的市場上尋求到糧食。比如這段時間我的糧食欠收，糧食欠收。我們國家這段時間糧食欠收了，但是有煤炭，有鋼鐵，我們賣一些現在不那麼迫切的東西，然後到其他地方買一些糧食，大家不是吃飽喝足了嗎？在集權制的國家帶來的情況是，即使農民手裏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情況，而政府依然可以繼續出口糧食，甚至往外贈送糧食。我們國內老百姓已經餓死很多了，我們領導人在國際上非常慷慨，包括給印度毛分子支援，他號稱是無產階級領袖，人民大救星，但他對國內死多少號人並不很擔心。
當時有一個討論，梁漱溟追問毛澤東，你號稱代表農民的利益，為什麼對農民這麼苛刻？這麼壓迫農民，你征餘糧徵到了比地主還厲害的地步，就連地主也不會讓農民活不下去。毛澤東說砸鍋賣鐵當褲子也要搞原子彈，可問題是毛澤東你有褲子，而現在農民沒有褲子，你要噹噹你自己的褲子砸你自己家的鍋，不要逼着把農民的褲子都當了，毛澤東自己住着全國各地的別墅，卻逼着老百姓把自己的鍋都砸了。但是非常有趣的是梁漱溟這個人被打成了右派，毛澤東說你懂得農民問題啊？我才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你敢跟我討論誰代表農民的利益。
說到這兒，回到今天講的，我們來理解為什麼全球化的今天對於中國農民來說沒有造成損失？這不是因為我們中國農民在全球化下特別幸運，好像WTO條款對中國農業特別優惠，其實不優惠。WTO條款對中國來說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我們在保護自己利益方面，比不上韓國的農民，比不上日本的農民，比不上法國的農民，但是人家還抗議我們為什麼不抗議呢？這不是因為WTO對中國農民更加照顧，而是因為農民在過去幾十年中間在我們的體制下被剝奪到一無所有的地步，WTO的剝削再厲害也沒有毛澤東時代和統購統銷，集體所有制的剝削厲害，WTO那點兒小麻煩，中國農民不在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都沒給餓死的人，還能給WTO嚇死麼。
WTO，全球化，自由市場，會讓法國農民、日本農民失去一些東西，但是對於中國農民來說，中國農民是一種非常悲哀、無奈的心理，中國農民在歷史上壓根兒沒有可持續的東西，印度農民可以抗議說你WTO之後把我的農業補貼給削減了；法國農民說你今天衝擊我的市場，我的福利沒有了。中國農民在歷史上就從來沒有享受過這種福利，我們對農業一直是抽血的形式。難道讓我們的農民抗議一個他們自己從來就沒有擁有過的東西嗎？當然不。
相反，在這種開放的市場上，中國農民包括市場經濟給中國農民第一次帶來了選擇的機會。在以前，比如說在以糧為綱的時代，假如說你是一個農民，你名義下有你承包的一塊土地，但這塊土地被集體化了，你實際上成為了這個集體的一個奴工，什麼叫奴工？你沒有選擇的機會，就跟黑磚窯一樣，你無處可逃。今天說一個工人或者一個農民工在城市裏打工他再苦、再累他有選擇，這個老闆對我不好，剋扣我工錢，但這個市場上總會有好一點的老闆，一個北京有幾萬個老闆供我選擇，我可以選擇好一點的老闆。而在集體所有制和計劃經濟下的農村，中國的農民就跟黑磚窯的一個工人一樣，他名義上可以給你一個好聽的名義，說你是集體所有，你是主人了，你說我們是主人翁，但是我是一個主人，我有沒有離開家的權利？就好像你被綁架在一個地方，告訴你是一個主人了，但是你每天得工作，得給我干多少時間的工活，你不能逃跑，而且你也沒有地方逃跑。我今天不想當農民了，我想進城，我能不能把我的土地賣掉換錢，到城市裏找一份工作？不行，你是農民。
在這種體制下，決定了那時候中國農民不僅沒有處理自己的生產品的權利，比如不能賣你的一個生產產品，甚至連你的人生權利都沒有。而且你連決定生產方式的權利都沒有。比如說這片田地明明祖上說這篇是沙土地，適合做花生，但是規定了以糧為鋼，你就得種小麥，哪怕產量非常低，這就是一個安排。這在人類歷史上不多見的極端傷害農民利益的一種環境。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當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今天的中國農民依然不自由，沒有進城的自由，沒有就業的自由，但是比過去，有了一些相對自由，這些相對自由意味着你可以進城打工的，儘管你不能在城裏留下來。這樣反而帶來很多在農村地方的或者農民務工增加了，人民反倒有見識了，特別是不在少數的一批人產生懷念，會懷念說過去的計劃經濟毛澤東時代多，公平。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當然有一個反差，過去那個時代，可以說是壓抑着人民對於所有生活想像力，使你沒有選擇和挑選的餘地。比如黑磚窯裏面，你周圍所有的人都是奴工，你想我的生活也就是這樣，而且既然大家都是奴工，你當時想美帝國主義的勞動人民生活一定更艱苦，你現在很幸福了，不會有不公平感，沒有什麼怨言。當今天這種開放的大門打開以後，有了市場經濟以後，會產生一種情緒的傾向，會發現城裏人為什麼這麼生活？再一看，怎麼美帝國主義的人生活這麼好？這個不公平感就會產生出來，這種不公平感我舉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來比較。
比如說過去，在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民連自己家裏面養一隻老母雞都會被批鬥，更不要說拿雞蛋市場換錢，那是要受批判的。但那個時候雖然受批判的，還沒有不公平感，只是政策，我違反政策了。今天允許你拿着雞蛋到城裏去賣，這個雞蛋賣出的價錢比過去賣的高，城裏人都喜歡吃農村的土雞蛋。過去土雞蛋在農村的山裏有一點像全球化一樣，比如一個深山裏面的一個村，假如這個村就是一個國家，就是中國，外面的村鎮對一個村來說就是一個世界，原來這個雞蛋只能在這個村裏面交換，換也換不了多少錢，突然城裏的旅遊者來了，鄉村土雞蛋好吃，我花一塊錢一個買。一方面對農民的利益來說肯定是好，把你的雞蛋價格抬高了，或者你們家養的老母雞、土雞20塊錢一斤，你的利益提高了。但回過頭來你會覺得不公平，這幫城裏掙的比我還多，看，他開着車來，我辛辛苦苦養出的雞蛋一個才一塊錢，這幫城裏人每天坐在寫字樓里，每天對着電腦敲一敲，手裏也不沾泥，也不從事勞動，一個月就能拿好幾千拿一萬，他是剝削我，這不公平。就會產生這樣一種情緒。
這種情緒是不是有其合理性？我覺得當然有其合理性。人類追求一種公正的影響永遠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一個開放的社會就是要給弱勢的人有一種表達的機會，而且使他的訴求能夠不斷被傾聽，進而產生一種博弈的環境。比如說這個村裏的老百姓我這個土雞蛋，你們城裏人這麼有錢買我的土雞蛋才1塊錢一個，下次要漲價了，我宣佈1.2一個，這可以，這是應該鼓勵的，就是應該有一種現代市場的談判意識。可是假如我們產生一種情緒，這些城裏人就花1塊錢，他們一個月掙幾千塊錢，坐在電腦前面，也不挑豬糞，以後不賣給他了，關掉大門，把山上的路挖掉，以後我們自立更生搞建設，我們不做周圍人的生意了。假如走上這樣一條道路，可想而知，這種感覺可能很爽，把城裏全都趕走，但最後損害的是誰的利益？
我要說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也是為什麼我要選擇這樣一個題跟大家交流。在中國的知識界，特別是關注農村問題「三農」專家的知識界我感覺有一種非常讓我感到憂慮的現象，有一批知識界的學者特別是號稱代表中國農民利益的學者，他們會「代表」中國農民反對市場經濟，「代表」中國農民反對全球化，「代表」中國農民反對土地私有制。這就帶來一種非常可怕的結果，在哪裏？我們前面說過，假如把中國農村限制在土地上，剝奪了他對土地自由經營的權利，而且限制了他在自由市場上尋找更好的機遇，最後損害的只有中國農民自己的利益。
但是，有一些人還非常「崇洋媚外」，他們把自己包裝成關心農民利益的左派，會非常善於引用一些西方知識分子，比如法國學者的理論，印度學者的理論，告訴你全球化是一個壞東西，市場經濟是一個壞東西。那麼，對於農民來說，有時候會被輿論的力量特別當這幫人又代表學術、又代表學者，又同時號稱代表農民，號稱用腳做學問的知識分子，深入農村，我是「三農」方面的專家，代表農民維護農民的利益，而提出的口號的思路是「反全球化」、「反市場經濟」，「反私有制」，一旦這樣的話，農民就可憐了，就要受剝削、受壓榨了。
最後農民的可憐在於，中國的農民太容易被代表，他甚至沒有自己的話語進行表達。印度的農民可以表達出來的話語，他可以視為我原來享受的福利，現在沒有的。所以，我不管你說全球化有多好，我就反全球化。而中國的農民是在一種尷尬的狀態中，他們的話語沒有任何的依附點，印度農民，法國農民可以說我反對一個東西，因為過去有一個好的東西，中國的農民一旦在現實狀態中間遇到了不公平，他沒有辦法再找到一個參照的模型係數告訴大家過去是好的，他一找就會找到毛澤東時代，他們可以參照的就是毛澤東時代。一早說毛澤東時代怎麼樣公平，那好，如果你要這樣子公平的話，那就意味着讓你們所有人都做奴工，大家都公平。這對於中國農民來說才是真正的災難。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對於全球化還有市場經濟和中國「三農」問題的一點思考，我背後所想到的其實是一套思維和認識世界的方式。有時候你會覺得在討論一些問題的時候，你會發現為什麼你遇到一些人的邏輯總是無法自洽？這種無法自洽可以舉三農方面的例子。比如說我們有一些三農專家會說中國現在的城鄉二元結構是一種必須的東西，為什麼是一個必須的東西？他說我們中國國情決定城市不能放開，難道你希望中國的城市全是貧民窟嗎？但是同樣是這樣的專家，他又批判全球化，而批判全球化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目前的全球化基本上是一種貨幣、金融的全球化，而在很大程度上難以實現勞動力的全球化，這是一種不公平。比如在中國也做一個廚師，一個月拿3000塊錢，你在美國做一個廚師，一個月能拿3000美金，乾的是一樣的活。這個因素目前無法實現自由的東西，這也是批判全球化非常主要的問題，就是全球化帶來的不公平性，你只選擇、掠奪走了對你比較有利的人，咱們的勞動力為什麼不能自由化？但是你會發現，奇怪的是同樣在批判全球化缺點的這批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一方面批判，而且會引用阿馬蒂亞森的觀點，批判美國的全球化美洲的虛偽，一方面要自由，同時就不讓中國人進美國。但一旦談到中國的農村問題，中國的農民為什麼不能進入城市？他們會在一套完全不一樣的立場，這時候的立場又是另外一套邏輯，他會是使用主義說，說我們現在國情不允許。而更可怕的是當他說這一套對中國農民沒有任何好處的一個政策為他辯護的時候，他又以中國農民代言人的身份來說，這種危險非常可怕的。
我一開始非常難以理解這些人的大腦是怎樣發育結構的。因為我以前喜歡搞辯論，搞辯論的人帶來一點經驗，一個人在講一個話的時候，前後邏輯一定要一致。我對這一點是非常敏感的，什麼叫一個人是知行合一的知識分子？一定是他相信的道路他所理解的真善美他所理解的社會願景，一定是有一個公道和真正的理想在哪裏，而不能用不同的邏輯來區分。一方面，假如說你要代表農民的利益，你說現在全球化國際資本在壓榨中國的農民，這個時候你批判；換一個問題，說到毛澤東時代，壓榨中國農民搞農業化，你就覺得這是必須而且合理的。這就是一個人的邏輯混亂，但遺憾的是，也許中國人缺少辯論思維的訓練，對這種邏輯不一致，缺乏敏感。
為什麼中國的學者會出現大批的邏輯混亂現象呢？我一開始也想不明白，我對人的大腦結構非常好奇，為什麼會發育成這樣，而且說的時候說兩套完全不同的，而且都振振有辭。
我有一個經歷，在一個國際研討會上，一個非常著名的教授，在前半場討論的時候他就批判，說美國亡我之心不死，他們始終帶着霸權主義色彩，阻止我們解放台灣，這就是霸權主義的典型。這個話我覺得有邏輯的道理。結果到下半場的講話，說現在南北韓的分裂非常符合中國國家的利益，這種狀態一定要維持。好像前後邏輯，一個人的腦袋怎麼長出來？這種人非常奇怪。後來發現這樣的人他的共同有一個思想的根源基礎在於毛主席。回過頭來講，毛主席是一個非常天才的政治人物，他有這方面的才華。毛主席他有一個叫「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比如說今天我可以跟你說，民主資產階級就是我們談的對象。咱們是哥兒們，我們一塊兒對付美帝國主義，我們一槍把他打倒。打倒完了以後，再劃一個界線，現在工農是咱們的哥兒們，民主資產階級需要改造，他們也是壓迫者，再把他打倒，打倒了。再打倒完了以後，再看，現在剩下農民是哥兒們，知識分子也是壓迫階級，把知識分子打倒了。打完以後，過一段時間再看，農民里再分幾等，還有富農，富農也壓迫我們，把他也打倒，最後他自己就是絕對老大。
從這個過程中間你會發現其實他的邏輯也是沒有一條非常統一的邏輯，從一個基本人的觀念來說，假如作為普通的人都會覺得不可思議，今天舞台下三個同學說咱們是哥們兒，我們干一件事兒，把那個給幹掉。咱們幾個是哥兒們就要哥兒們，不能說過幾天看誰不順眼，咱們幾個中間我跟你們兩個是哥兒們，跟那個不是哥兒們，把他一塊兒幹掉。要是從做人來說這個人就太不地道了，但是毛主席怎麼能夠這麼做呢？毛主席我覺得他的心理素質有好的地方，另外一方面毛主席有他的一套哲學，這個哲學是一套非常強大的，但是又是非常粗糙有效的思維，我把它稱作敵我的思維，跟他相對應的你是知識分子，你不是搞政治的，政治家，你會覺得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就好像前面提到的教授，假如他說美國阻止中國解放台灣是錯誤的，錯誤的是非觀念是統一的，同樣他應該看待南北韓的統一如果是一些阻礙，也應該是一個錯誤的。假如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非觀點應該是這樣。但是假如你產生，你的認知是建立在敵我的基礎上，這種敵我的基礎背後的邏輯不是說誰是正確的，誰是錯誤的，而是誰是我的朋友，誰是我的敵人，誰是我現在要團結或者利用的對象，誰是我現在選擇要打倒的對象。如果根據這樣的一套邏輯思維的話，就會得出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理論。在這樣一套邏輯上也有它一以貫之的曲線，也有他的思維脈絡，這個思維脈絡就是他的政治符號。他為了完成一個政治目標他所想的是步驟，我先要打倒誰，然後打倒誰，為了這個目標，我設計的是誰哪些方面是錯誤的，哪些方面是正確的。
到這兒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毛主席要團結民主資產階級，要打倒蔣介石所謂的官僚買賣資本主義的社會。他們會說你們民族工商業是有功的，你們是我們的盟友；而另外一個集團代表的是買賣資產階級，我們跟他不一樣，我們打倒他。但是再把那個打倒完了以後，我現在要打倒你了，反過來，你發展民族工商業，你就是剝削中華民族和剝削苦大仇深的工人，現在再把你幹掉。他的思維可以毫無負罪感的思維方式。
學生：從農民的地位如果從唐朝一直到現在看來，沒有必要把毛主席那個特別的年代彰顯出來，還是緊扣農民這個主題比較好。
郭宇寬：如果談一個問題不從根子上談透的話，特別是全球化，我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中國農民沒有理由反對全球化和市場經濟，這個根子如果不在毛主席時代開始，這個問題就解決不了。如果你不同意我這個觀點，接下來你可以問我具體的問題具體討論。
問：您覺得是美國的石油財團、美國的世界銀行，還是中國的中央政府？還是各大科學研究所各大學的農業、經濟研究團隊，還是媒體，還是NGO，這些不同的集群，哪個對中國的農民影響最大？哪個真正站在農民的立場？謝謝！
郭宇寬：可以回到前面說的那些話來解決。這位朋友問如果在中國現在，誰對於中國農村和農業影響力最大？毫無疑問，現在中國的政府是對中國的農村和農業問題影響力最大的。我說的政府是廣義的政府，政權系統可能更準確一點，對中國的農業、中國的農民影響最大。你也可以說，是不是這些石油財團或者國際資本對中國農業沒有影響呢？當然有影響，比如說全球化在一些地方也會對中國農民產生比較負面的影響。在什麼地方？比如說廣西，廣西生產蔗糖的農民和生產芒果的農民現在就面臨一個競爭，這個競爭來自於哪裏？來自於越南甚至緬甸、老撾等，特別是緬甸的農民。因為大家知道緬甸的軍政府對農民還有控制，他們的環境更惡劣，就使得他們的價格可以比廣西、雲南這些地方更便宜。造成的問題，全球化在哪些地方開放關口以後，衝擊廣西、雲南這些市場。這個地方對中國整個盤子來說，世界周邊全球化帶來的影響，比如說北韓，北韓假如跟中國開放貿易的話，也會對中國沿邊的農民造成壓力，帶來就業機會的減少。為什麼？北韓的農民假如到了中國，到農民國一個月50塊錢都願意干。為什麼？他在自己的國家被壓榨的太可憐的。跟這些相比，中國那些地方的利益會有一個交換的系統。但是恰恰有趣的是反倒是那些最受壓榨的國家，前面說過，今天在全球化的體系中間你的受益相對來說是正的。就比如說中國農民跟法國農民如果同時開放市場，肯定法國農民受損害，中國農民受好處。比如法國的桃你賣30塊錢一斤，我們現在賣1.5一斤，我假如賣給你5塊錢一斤，我都衝擊了你的市場。當然，對中國農民是有好處的。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現在像中國，包括北韓，官方反全球化情緒更加強烈，而反全球化他們的又經常自稱代表農民利益，這是可怕的。
再回到前面的問題，有很多的組織和機構，包括世界銀行，也是周期全球化中間受左翼知識分子的批判的，包括全球的石油、貿易，也是受到左翼知識分子批判的東西。我覺得這裏要提出一個詞和它本質的意義，Hegemony在英語裏面叫霸權，我曾經碰到一些知識分子，他走到世界各地都要批判資本主義，為什麼批判資本主義呢？我說你老批判資本主義不客觀，資本主義國家勞苦大眾的利益被全球資本保護的挺好的。他說不對，我走遍世界都批判資本主義，我到美國批判美國的資本主義，到中國批判中國的資本主義。我問他為什麼批判資本主義呢？他說資本主義的霸權和壓迫。我說資本主義的霸權跟壓迫確實該批判，但是你有沒有想到在沒有資本主義的時候，又回到那個問題，回到毛主席的時代，在毛主席的時代對農民的壓迫、霸權更離譜。現在任何一種資本主義的當局恐怕對農民的壓榨和對農民的權利的剝奪都不會達到毛主席時代對農民剝削的程度。為什麼不批判那個呢？他馬上無言以對。
是不是我們今天在這裏批判這些內容，比如說批判毛主席時代的農業政策（現在我們官方也反思、批判毛主席時代的政策），反過來我就是說資本主義世界銀行就是天使？我也不這麼認為。但我背後有一個思考方法，隨着我接觸更多農民工的生活，我認為一個開放的世界對中國農民有好處。
再基於前面粗俗的例子，我要和一個女同學談戀愛，我要選擇我的對象。我並不是告訴她，你只能跟我，不跟我我就扁你，就給你毀容，潑硫酸。這樣的男孩絕對是非常壞的，你一定不能跟他在一起，你會受折磨的，無論他說多愛你你都不能跟他在一起。我是不是說這個人好，你跟那個人就絕對好呢？不是，我的原則是一個人一定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就像一個女孩子一樣，你應該多有幾次跟男同學打交道的機會，你應該多跟不同的男同學交往，在選擇的過程中間，讓不同的男同學都跟你獻殷勤，這樣最符合你的利益，而且最後在挑選中間你能夠選擇出來最能夠給你帶來幸福的男孩。對中國農民也是一樣，問中國農民一個問題，說你的糧食賣給國家糧庫好呢？還是國際開發商或者賣給一個NGO組織更好？沒有這樣的答案。但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就是允許競爭，大家都來競爭，這有利於中國農民滿足他的福祉。一個可怕的社會，就是一個只有一種力量號稱為人民服務的社會，我來為你服務，但是你不能讓第二人為你服務。如果你有第二個人為你服務，就別有用心，就跟帝國主義一樣，我就要跟你干到底，我們大家都要團結起來。
一個好的社會，大家競爭，你這個NGO號稱符合中國農民的利益，那一派學者、這一派學者都號稱為中國農民做好事。好，大家一起競爭做，就相當於追女孩子一樣，大家一起追求她，競爭看誰最符合他的福祉，而且一直要開放競爭的途徑，把自由競爭作為一種制度定下來。這樣的環境是最適合中國的。而我這個答案不僅適用於中國農民，它可以適用於中國任何社會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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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縱觀您的全部演講，我大概理清三個思路，中國農民是什麼，為什麼，怎麼樣。前兩個問題您說的非常精闢，您一直在講市場化沒有什麼不好，可是我們在上高中的時候，高中特別教育我們，市場經濟有個弊端就是在於盲目性、滯後性。比如說最近一段時間，農產品價格在不斷的上漲，大家都有深切體會。就像您所說的，農民私有化，在全國範圍內隨便配置了。如果他們種糧不掙錢，養豬不掙錢，這個時候到底傷害了誰的利益？如果市場經濟的盲目性、滯後性應該怎麼辦？我們可以拿一些其他的資源到其他市場換，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像溫總理所說的，任何小問題，乘13億人就是大問題，我們可能拿着錢到國外去買，人家不賣給你。最終市場經濟的滯後性和盲目性與中國這種國情綜合起來，您如何看待中國農民全球化的問題？您有一個什麼樣的方向或者有什麼辦法？
郭宇寬：這個也是一個比較經典的問題，就是關於市場盲目性的問題。市場盲目性當然是存在的。我和中國一些比較右翼的學者不同的是，我並不美化市場，而且我不認為市場經濟能夠解決中國社會的大多數問題。比如說福利問題，市場會帶來競爭，這是肯定的，但是市場不可能照顧競爭中的弱者。比如在一個市場的競爭中間什麼樣的人會受益？比如中國農村人，你們一家有三個兒子，特勤勞，你們家肯定致富，勞動力密集型，你開養豬場幹什麼都可以掙錢。我們家就一個獨苗，還特別懶，搞市場經濟你肯定吃虧。這一部分屬於福利要解決的問題，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不認為市場經濟能解決任何問題，未來社會的發展會讓一些在市場競爭中失敗的人，也想有足夠的基本保障，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回到前面的問題，盲目性的問題，特別是在中國農業方面。在教育青年一代的時候，有一種非常錯誤的導向，有一點愚民的感覺，反覆給大家灌輸市場盲目，但是不給大家灌輸政府和政權的盲目性。市場是會盲目，比如說美國經濟危機，一聽說這個生意好，大家都會去做這個生意，會不會一段時間一說糧食好大家都做這個糧食?會不會有的農民投入大了就會虧損，就跟炒股票一樣？但是市場的盲目畢竟還有很多隻眼睛，很多個頭腦在選擇，大家可以作出一個自由的選擇，在市場中間有些人會作出不同的選擇，而不同的選擇會分散市場的一些東西。而政府的選擇具有唯一性，獨斷性，而且在我們這種政府決策之下，可能一個人拍腦袋作出一個決策，就像毛主席說以糧為綱，這樣一個決策的盲目性，領導人頭腦發熱的盲目性比市場的盲目要盲目一千倍，給中國農民造成的災難更可怕。而且市場的危機大家還可以批評，可以反思，政府出現的盲目都沒有人敢批評，這種片面的宣傳帶來的問題也更大。
具體回到你說中國這段時間糧食泡沫的問題，有一些學者——就是前面說的個別「三農」學者他會說，你看市場出了問題了。但是我要說的是在這個問題上恰恰不是市場在起作用，恰恰那是只看得見的手——我們的政策在起作用，造成了盲目的問題。
前面說到現在農產品價格上漲，有些人很不適應，它帶來一系列的制度，原來依靠特別低保生活的人，一下子大米漲到5塊錢一斤，這些人的生存一定是需要思考的。但是回過頭來看，中國整個價格體系為什麼會被扭曲？中國的大米為什麼就不能賣到5塊錢一斤？北京一個樓房就能賣到2萬塊錢一平米，如果拿一個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做比較，拿他的農產品價格和房產價格做比較的話，絕不會像中國這樣畸形，這個問題是怎麼產生的？恰恰不是因為市場的盲目，而是由於政府的盲目產生，或者說政府也並不是盲目，而是一種政府為了逐利帶來的管制。為什麼中國的房價特別高？因為中國的土地開發權利掌握在政府手裏，中國政府在房地產這個產業中間，他能夠大量的尋租，它是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大莊家，所以它樂意把房產的價格抬到2萬/平米，他能從中間獲得很多的利益。農民是分散生產大米的，這一塊對於政府來說很難從中間獲得直接的收益，於是他採取人為壓低的價格，壓低中國農產品的價格有很多好處，一個好處壓是低農產品價格可以在人民中間造成印象：我們那麼關心民生，中國老百姓糧食那麼便宜。很多城市人會覺得這是一個好處，對政府的好處是：壓低農產品的價格同時也就是壓低了農業勞動力的價格，壓低農業勞動力的價格就逼着很多農民不得不到城市來打工，逼着他們打工就是逼着他們出賣勞動力。而中國比如東莞這些工廠全部都是出口性產品，比如說我們中國賣到美國的那些玩具。Nike賣的是鞋子嗎？賣的是衣服嗎？不是，賣的是中國勞動力，拿中國的血汗和勞動力換回來的外匯體現出了政府的政績，你看中國崛起了。
同時還有一個好處，壓低農產品的價格就可以壓低農業土地的價格，這就使得中國農業用地的價格跟開發用地的價格有一個巨大的落差。這個巨大的落差又帶來一個利益，因為中國的土地沒有自由交換。比如說美國一個農民他可以把這個土地賣給開發商，開發商跟我談判，多少錢一平米我賣給你,誰出的價高我給誰。中國農民不行，你的土地唯一的收購人就是政府，政府有意的壓低收購的價格，同時另一方面抬高開發土地的價格，最後帶來獲利，這個模型就非常清楚。
你看我們中國的農業土地都被拋光了，有時候說市場盲目這個東西，如果是一個大學生這麼講是還可以理解，但如果是一個「三農」專家這麼說，要麼是他頭腦壞了，要麼是他沒有良心。
問：您剛才說的對於某一個關係學的專家的評論，說明一個問題，我們國家現在所有的知識分子存在一個問題，你們在為人民或者為農民群體說話的時候，反而不理解你們，認為你們背叛或者違反了他們的利益。就像你剛才講的國際關係專家，他講的，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沒有闡述清楚，所以導致出現這樣一個問題。你說他是敵我的觀念代替了是非概念。我覺得正是由於這種所謂的是非道德感，導致了他說這種話其實並不符合整個世界的發展。你說的利益是各國都存在的，而且這種雙重標準也不是我們自己有的，像中國阻礙南北韓統一和美國阻礙中國和台灣統一，這個如果不用道德感，用利益來解釋的話，我覺得更容易講得通。這種道德感太強，反而導致有些說的東西不加理性。今天我得到一個新聞就是南方報的長平副總監被免職了，我覺得就是這種道德感導致了他被免職，而不是由於他某種論述是錯誤的，或者代表什麼漢奸的利益。中國就是因為這種道德感而導致了很多問題的產生。很多問題我們總是用道德來評判，實際上更好一點的是用利益輔助是非概念。這種概念很道德，但人們就是認為他是一個敵人，就是不能接受的豺狼禽獸。我覺得長平副總監被免職，就是由於整個民眾的不理解，而且這種自由態度的知識分子最好在論述方式方面有所改進，否則這種現象還會不斷地產生。你們為某一個群體比如說為農民群體，為他們說話，但是他們聽到你們的言論的話，他們反而會覺得你們並不是為了他的利益。
另外，剛才有一個同學說的那個問題，就是市場的盲目。實際上市場明智的，我非常同意郭老師的說法。如果真的我們上大學更自由一點，有機會上網可以看一看美國基金會的一個關於中國農業問題的報告，與郭宇寬的說法非常相似。我還希望你們在從事寫作或者應該說的時候，能夠以更容易被民眾所接受的方式來解決，是你們為某些人說話，這些人反過來咬你們一口。
郭宇寬：我一直不主張劃成這麼清晰的派。我和你之間也沒有太大的階層的劃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你懷着你心中的理想，你說的對。回到你這個問題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但是你對我前面講的有一點可能是我沒有表述清楚，我並不是認為利益的分析思維方式不對，我也並不是特別強調道德是非的思維放是是壓倒一切的。但是我所要說的是一個人一定要有統一的概念，比如你是一個政治家，你從頭到尾要清晰一件事兒，我是維護誰的利益。比如你是一個政治家，是一個議員，我這個州是農業省，我就要維護這個州的農民的利益，我就要代表他們來談判，就像律師一樣。在這一點上，不需要強調太多道不道德的問題。
反過來，假如說你的身份是一個大學的老師，你的大學叫師範大學，為什麼這個學校的名字培養老師不叫教師技術進修學校叫師範大學？范代表一種規範，代表認為崇高的道義的理想，你要告訴別人的就是是非，給人從不同的角度批判性行為培養的精神。
我之所以提到國際關係的教授，我不是反感他用利益或者道德，是他不一致。他在批判美帝國主義的時候，他是用一種道義制高點，亡我之心不死。但是當他說北韓問題的時候，他又變得非常功利。同樣這些知識分子在討論全球化問題的，一下子批判一個國際的問題，批判美帝國主義或者CNN，他會非常道義化，一旦說到中國具體農民的問題，他會變成非常實用主義。這樣的人帶來的人格分裂，我始終覺得他不論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知識分子都是不稱職的，這是人的邏輯混亂需要警惕的，基本上可以確信要麼是腦子有問題，要麼是良心有問題。一個人要抱着你所堅信的方向去生存，作為我自己來說，我很難想像絕對代表一方面利益。比如我做的一些事情，客觀上來說我是在為農民說話，或者為下崗工人說話。但我不主張像有些人那樣因為這個群體是受壓迫的群體，就在道德上把他們崇高化。
你說的這個問題引起我思考，為什麼有些人一方面出賣農民的利益，工人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有的人還很相信他。前段時間我看一部電影叫《盲山》，講一個拐賣婦女的故事。我就想這幫人都是大學生，怎麼被拐賣呢？拐賣人有一個竅門，就是一開始要在情感上給你一個基石，在道義上把你端到非常高的地方。毛主席就會這一套策略，農民你腳上有牛糞，但是你是最高貴的。農民一聽就非常舒服。接下來具體的政策損害你的利益怎麼辦？我覺得現代人的應該有越來越聰明的判斷，這種判斷力一是道義上的，二是對於一種是非的敏感。假如有人告訴你，你是這個世界上最高貴的人，你的手上沾了牛糞，但是你的內心是純潔無暇的，這樣的人一定要警惕，他可能很容易在農民中間產生共鳴。但是我從來不認為中國任何一個階層可以在道義上純潔無暇。
如果說我不贊同我被劃成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當然不是，我的生活跟資產階級沒什麼關係，我出門就擠公共汽車；你說我是一個三農學者，我也不是；你說我代表農村的利益，我並沒有。但是我心中有一個公道，這個公道是一個知識分子身上應該擁有的一種品質，古人叫「無恆產而有恆心」，使你保持自己獨立判斷。那種公道體現在，比如我們要維護工人的利益，現在中國有東莞那些血汗工廠，我們應不應該批判？當然應該批判。但是假如我們說是工人階級創造世界的，我們今天把這個廠一把火燒了。可能工人會覺得你代表我的利益，非常爽，但是恰恰出賣了利益，這些人恰恰是工賊。
公道在哪裏？中國現在的知識分子分成兩派，比如一方面鼓吹私有化，說一個企業私有化好啊，提高效率，這本身沒錯，但私有化要遵循什麼樣公正的程序，就聽不到他們說話了，把企業送給企業家就對麼。這個公道不公道？一個企業的效率是不是僅僅由企業家造成的？沒有勤勞的工人會不會有這種效率？當然不會。
但另一種中國所謂的左派，我們工人階級改造世界，你們怎麼樣，你們是最高尚的。這些人也胡說八道，比如說像寶鋼那樣的企業，是寶鋼那些工人自己干出來的嗎？全國人民的血汗，包括中國農民的血汗，抽上來的稅收，全國人民的錢堆成這樣一個寶鋼。
我們現在要研究的這個問題是什麼？是一個公道的問題，比如說假如寶鋼或者說首鋼這樣的企業要搞股份制改革，全部把企業送給廠長，這公平嗎？肯定是混蛋，他的廠長幹了十年，全國人民的血汗就都給你了，你再說你有企業家的才能我也不相信。反過來說，我把這個產權分給工人，但這個不是你寶鋼工人干出來的。你的股份制改造就涉及到，比如國有股佔多少，你說一個廠長發的薪水是不是比普通工人多？當然多，你應該占的股份是不是應該多？但是多多少呢？這個就需要一個開放社會來解決，通過不同利益階層反覆的博弈。包括擺在到桌面上，我們這樣討論，你的貢獻大還是我們的貢獻大，這樣的社會就公道。這樣的社會裏面，你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所扮演的角色，當你覺得這個時候壓榨了工人，工人是弱勢群體，你所努力的方向應該幫他們說話，幫他們把他們的聲音發出。
像你所說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適合劃分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是我覺得我的信仰是有公道、有正義的。我在生活中間確實會遇到這樣的痛苦，比如你在這樣一個群體，碰到有一些左翼的群體，覺得你跟我們不是一路人，說你是代表資本主義利益的。當然我知道自己不是，但是你跟他辯解很難講清楚。但同時我如果碰上一個非常右翼的，粗糙地鼓吹私有化的，我跟他們講我的道理，他們又會覺得你不是我們一路人，你是代表什麼什麼利益的。究竟代表誰的利益我自己知道，如果說需要時間的經驗，包括今天這麼多大學生，你們未來就是這個社會的骨幹或者意見領袖，當你們的識別能力能夠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我覺得這個社會裏面任何一個人跳出來號稱他代表誰的利益，大家都要睜大眼睛，不要給人忽悠了。
問：我認為「三農」問題歸根到底還是中國的民主問題。我想問一下包括「三農」在內的問題，怎樣才能真正實現民主？像您剛才說的坐下來進行辯論或者說集會，農民根本就沒有這些自由。中國走向民主，應該從哪方面做起？包括言論自由，應該怎麼樣實現？什麼時候達到台灣那樣的狀態？比如說像在座的各位都是未來國家的主人，但是不可以反對政府的政策。您認為從言論自由這方面應該怎麼發展呢？
郭宇寬：你問的這樣一個問題是天問，中國哪一天能不能到這樣一個過程。我覺得這個答案誰都給不出來，而且我相信這一定不是一天的時間，假如一夜之間中國民主了，或者一夜之間中國農民有權利了，不會，一定是長時期積累的過程。如果要達到台灣那樣的狀態，恐怕不會是個簡單的過程。
真正回過頭來，全球化的好處在哪兒？全球化打開了中國人的視野，使我們知道我們還有很多的選擇。比如過去告訴你說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現在美國勞動人民還等着你去解放呢，中國人民守着「你看，我們多幸福呀」，每天都吃不飽肚子，然後整天在一塊兒跳集體舞，社會主義多麼美好。
等開放了視野以後給我們帶來了很多不同的選擇，過去絕望我們會認為是我們的命運，今天全球化比如給我們參照體，我們有香港、台灣，在世界上還有馬來西亞、南洋的華人，同樣是華人，我們一樣的文化傳統、一樣的性格、這都是非常像的人，一樣的語言文字，為什麼他們過那樣的生活，他們會有不同的選擇？我覺得這個會帶來一種積極的、加速變化的一種因素。但這個過程也會非常漫長，如果我們以台灣這個過程來看，我想恐怕80年代的台灣狀態跟今天中國是非常的相似。
就是80年代的台灣島內的經濟發展水平，可能比大陸現在還好一點點。同時他的社會也不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我們還知道有一首歌，現在大學生都知道的叫《綠島小夜曲》，大家知道這首歌嗎？這首歌非常悠揚，大家現在很多人唱的時候，都以為是一種戀人唱的歌。當時的綠島是台灣關押政治犯的，其實當時台灣的政治犯心中傾訴着對外面的愛情，傾訴着自己的願望。那個時代，你看台灣經過20年的努力，翻過了這一頁，今天台灣的民主也變的更加成熟，我覺得大陸會經過這樣一個非常艱苦、非常痛苦的轉型。在這個過程中間，我覺得大家怎麼思考自己的時代定位，中國的事情總是…你看眼下的時候，你着急的話，你非常絕望。但是如果你拉長一個歷史的趨勢，比如拿今天和十年前的中國比，你會覺得我們近幾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情況，而且你的幸福在於感覺。中國的社會裏面有你的參與，你起了這份作用才使他變的更好，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今天你們在大學裏已經20多歲，那麼你們設想一下，你們怎麼面對20年後的中國呢？現在你們是大學生，你們沒有收入，你們在學校裏面學習。那麼20年之後面對那個中國的時候，可能需要中國一批議員，需要社會活動主持公道的，需要好的學者，那麼現在這個時候你們怎麼面對未來的社會塑造自己？我反正在做一件事情，我做的是這些年來一直在大學裏、在社會上推廣演講、口才辯論這方面的訓練，這樣的社會我想20年以後中國的社會一定是一個講道理的社會。
什麼叫講道理的社會？一個靠強權維持的社會，誰拳頭越大誰就越有力量。我靠推土機來征地，你拿釘耙來反抗，是這樣一個社會。那麼一個講道理的社會，就是我前面說的公道要行於世的社會，那時候每個人要來陳述自己的訴求、陳述自己的道德。那麼你要成為那個社會的骨幹，你現在掌握的技能就是要把自己培養成尊重不同觀點，而且要學會講道理方法和技巧的這樣一個人，面對這樣一個時代來塑造自己。
還有一點可能也會是你們要求的，現在這個社會，你不覺得這個社會比較黑暗？比如說當新聞記者到處都是拿紅包的人，你如果對自己有這個期望，我希望為中國的進步做一點點事情，你所想的是20年以後我們的中國會變的更好，你所做的就會用更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即使現在中國的外部環境沒有那麼好，我們要求自己更嚴格一點。因為我們的要求是以20年後中國的社會標準來要求自己的，我們做事情可能我們要按照這個標準。反過來如果你認為中國這個社會沒有希望了，反正也就這樣了，也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在中國這個社會上逗留；按照中國現在這個社會的遊戲規則，使你成為這個遊戲規則下的成功者。還有一種是乾脆出國，這也是全球化給我們帶來的好處。過去在我們毛主席的時代，中國人沒有機會出國，所以在這個國家裏面，執政者想把你整死就把你整死，你只有跟它合作。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總體來說你看到的光明太少，你的選擇是什麼？你會為你的選擇付責任，而未來20年之後，你是什麼樣的人？是由您今天所做出的選擇決定的。
回到今天我非常感謝「農民之子」這個社團對我的邀請，我也感動於在北師大有這樣一批大學生。他們今天做的事情，比如在「農民之子」里從事義工，能給他們帶來獎學金嗎？不能。能給他們加多少學分嗎？能保證他們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嗎？不能。但是他們對自己的期許，這麼投入的做這件事情有一個願望，是要通過這種錘鍊，使自己更加的適應於我所說的20年之後的中國骨幹的訴求，所以非常祝福你們。
問：我沒有什麼批評意見，不過我想就你兩篇文章的問題問一下。我看過你以前寫的一篇文章關於北京征地的文章，好像是根據以前的情況。我想問一下結合北京現在這個情況是不是還是那樣？我看許紀霖的書，講許紀霖以前有個關於研究生招生的入學歧視待遇的問題。我認為國家投入的太少以至於跟上面的高校差距太大，所以他們的研究生跟本科生的教育會比較差，達不到一些導師的標準，您是否認同我這個意見？
郭宇寬：對於你的第一個問題我比較好回答，我寫的第一篇文章大概，寫的是03年左右的故事。在03年左右的時候這個故事在北京的拆遷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呢？當時在北京，比如從二環左右的一個四合院，這個四合院的面積比如400平米，這樣一個四合院的市場價值當時就有1000萬左右。但是補償原來的房主補償多少錢呢？叫危舊房改造，補償大概2萬—3萬。你可以想一想，誰說出來都是難以置信的一個數字，你如果反抗，反抗就把的你抓緊監獄裏。
我當時這篇文章全文發出來是2萬多字，在今天看來也是一個奇蹟。就是這些年來我沒有發現在拆遷方面有比這個更加深入的報道，但是現在我發現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是一樣的，就是這個問題已經說透了，那個報道當時出來了以後，在北京帶來的直接效果是，北京的宣傳部門趕緊到處收繳這份雜誌，不讓它賣，然後很多人複印這篇文章到處傳閱，而且剛好我發表這篇文章是在兩會之前發出的，給北京造成很大的壓力。
中間很多故事，包括對我個人的壓力我就不說了，我就說今天的結果，今天北京的拆遷依然是強制拆遷，但原來的四合院補償的價值已經達到1平米2萬以上了，那麼他轉手可能能賣4萬、5萬。那麼回過頭來你說你這個努力有什麼價值呢？還是強拆，你不服氣還是可以把你抓監獄裏，但是我覺得在朝公道靠近裏面，比過去的社會有一點點進步，而這個進步發生也就5年時間，所以我覺得努力和不努力還是不一樣。
至於你說研究生教育的問題，我回想當時我為什麼要批評許紀霖呢？因為許紀霖他是一個知識分子，而且號稱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那麼你所說的觀點，就是說因為教學投入的差異造成了教學差異的區別，我完全同意。但是你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你持有批判角度的知識分子，你要批判的是什麼？許紀霖連續幾次在各種場合，我第一次聽他說話我就忍住了，沒有批評他，後來我忍不住了，我就公開跟他討論了一下，他反正很下不來台。
這個問題恰恰是計劃體製造成的，這個計劃體制他所考慮的其實不是公共福利和義務的最大化，考慮的是他的政績和面子工程，作為教育部來說，他願意花幾十億都投在比如北大、清華這樣的學校裏面，然後給世界看。你看我們有這麼牛逼的學校，你看我們的大理石地面不比你們美國差，而他不在於考慮說是這個社會有一個更加好的研究生教育體系。但是許紀霖的錯誤在於他的批判對象對準了從那些相對比較二線、三線院校，在研究生教育中間投入更少的學校的研究生，他認為這些人是沒有理想的，是只知道考試的，沒有學術追求的人，這個是我從內心所不能接受的。這就是我前面說的一個知識分子缺少一個邏輯的思維，因為我知道許紀霖自己原來就是一個所謂思想政治工作專業畢業的研究生，他後來通過自己的奮鬥成為一個大學的教授，而且他到哈佛去訪學。我設想在哈佛大學那些教授的眼裏，你一個華東師範大學恐怕也就相當於，比如在北師大眼裏你連那個安徽師範學院恐怕還不如，但是哈佛大學沒有說你是從這樣一個學校來的，我就看不起你，而是依然把你邀請來，分享我們的教育資源。
那麼許紀霖他所作的就是跑到這個地方，我記得當時那次會議就是在北師大開的。在北師大說你看我們是重點大學，招的都是二、三流院校考進來的學生，他們的素質都很差，那麼你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你持有這種態度，你無論在道義還是邏輯上都太站不住腳了，而且跟你持有自由主義的理念也完全不符合。你怎麼能說你在所謂的華東師大就代表了尊崇學術的精神，人家一個安徽師範畢業的學生，人家內心裏面就沒有學術的追求了，人家跟你的學術追求比可能更好，他才會追求自己命運的改變，要靠近這樣一所師範學校。這種心態還有讓我比較敏感的，就是每一個階層，當他擠入一個行業內，都想把其他階層排擠掉，不要分享我的資源。你說華東師範大學是一個多了不起的學校？他不過就是一個華東師範大學的教授而已，那麼華東師範大學要說排名也比不上北師大，那麼北師大的排名也比不上北大。試想如果這樣邏輯推理下去，北師大會說華東師大算什麼學校，現在華東師範大學的教授都可以到我們這兒做廣告，那我們是不是太掉架子了？你們會不會這樣說？會。如果把這種邏輯推到北大，北大的教授會說，你看我們北大是什麼樣的學校，你們北師大的教授那水平沒有學術追求，憑什麼到我們這兒來講課？這樣的邏輯，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荒誕的邏輯。而知識分子的荒誕延續他們的缺點跟我相比，我覺得他們沒有受過辯論的訓練，因為沒有受過辯論的訓練，所以他們沒有自我反思的能力，沒有思考我這句話說出來其實在哪些地方是站不住腳的，不能站在另一個角度，從別人的角度思考我這句話說出來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效果和代表的立場，造成了他的邏輯混亂的描述，他如果不在這個問題有所反省，我覺得他就不能算作知識分子。這是我的一點點回應。
問：謝謝你解答了這個問題，當我回憶在前天的除夕晚上，當我聽到北京市的農民工子弟小學的孩子在演說一首詩歌的時候，我聽到一句話叫我們也是祖國的花朵，當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的眼淚刷一下就下來了，因為我是農民的兒子。現在當我看着我的同學在投簡歷，在跑工作，在向國企單位投簡歷的時候，我真的想對中央說我們是祖國的人才，我們也是祖國的人才，所以我從小時候長大一直到高中的時候，那時候我才開始農村的一些事。一直到現在我都快研究生畢業了，我一直覺得每一次當我聽到農民這個詞的時候，當我看到農民工的時候，我的身體就像被針扎一下，當聽到您做演講的時候，我從第30分鐘開始，一直到現在我的心都在怦怦地跳，就像思念一個戀人一樣一直在跳，可能我就沒有情緒，我就覺得我現在作為一個農民之子向走向中國的大舞台，走向世界的時候，我覺得我的地位在中國還是有血緣影響、世襲影響的。我以前也沒有說過為中國的農民做貢獻，去年新西蘭的總理到這兒演講的時候，他就提到了中國的農村經濟全球化，中國三農全球化，那時候我認識到了一個澳大利亞國會的議員，他給我發電子郵件的時候，他給我談中國全球化的時候，談到了中國農村的基礎建設、農村的教育和福利，還有中國的經濟，農村的經濟命脈怎麼與國際接軌然後利用這種機會，當時我就覺得我作為一個農民的孩子，我想擔任這個擔不起，我沒有影響力，我又不能當這個官，所以我覺得還是為背負這項出國，然後再當一個教授，在一個環境優美的城市，然後有身份地位了，能夠從國外科學階層一直升為中國的中產階級，我才有能力，才不會被社會的這種矛盾給沖刷掉，我當時就是這樣想的。現在想來，我覺得作為一個農民之子，以後要走向社會，代表農民的時候，有句話叫矯枉過正，我就覺得中國的利益每年都是一個總值，農民的利益、工人的利益和上游社會的利益肯定是矛盾向衝突的，我覺得代表農民的利益，矯枉必須過正，所以必須參與農民的基礎設施，從上游社會搶錢，這些錢才能夠運用於農村的基礎教育和醫療，要不然他們的社會地位、知識地位永遠不會提高，因為沒有民主。
我還說最後一句話，一個韓國的朋友對我說，他已經40歲了，在中國研究歷史，他說中國沒有民間文化，我說以前有，他說現在沒有了。他說像湖南的戲曲還有河南的民間戲曲，還有民間藝術基本上都消失了。這次我回家的時候，也深深的感受到了中國沒有民間文化，但是我爸爸媽媽在看《鄉村愛情》的時候，你不知道他們有多麼開心，但是現在媒體普遍暴露的都是上游社會貴族的一些家庭觀理念，還有中產階級和偶像劇的一些行為，然後政府報道的是中國收入是什麼樣子。我覺得他們的民間文化，尤其是社會觀念和那種階層的社會觀、價值觀有文化感嗎？我覺得沒有。所以我的問題是想問郭先生，我作為農民之子，我能做什麼？
郭宇寬：非常感謝這位學生的真誠，但我對你的發言有些失望，因為你沒有批評我，我每次演講，非常想聽聽批評我的人的觀點。
還是回到發言，說到大家都是祖國的花朵，大家都是中國的孩子，不如回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大家都應該是公民，或者大家都是人，作為一個公民和人，我會問你強調我作為一個農民的孩子我要做什麼？我作為一個中國人要做什麼？其實最本質的是你作為一個人，你怎麼過有尊嚴的生活，這個問題我覺得可能更有超越性。
向你前面所提到的那種出國，是我很多師弟、師妹包括朋友都會碰到的，我把他歸納為人所具有的靈與肉的困惑。靈與肉的困惑是我應該找一份好工作，到一個環境比較好的城市當一個儘自己價值的責任，還是說把我作為一個農民之子，替他們說話，承擔更多的責任？我覺得這個靈與肉問題的答案在你自己身上，在於你自己的選擇，而這個選擇在你的各個階段都不一樣。在你剛畢業的時候，我想可能你直接面臨先要回報自己的家庭，給自己先找到一份能夠安身的工作，有所積累。未來我覺得我們寶貴的地方在於在你心中相信始終有一顆種子，這顆種子是希望…假如在我目光所及的地方能夠看到更多的童真。即使你自己生活的非常好…拿我自己來說，我覺得我很幸運我也很不幸，我從事新聞這個工作，我覺得給我帶來了內心的折磨和壓力非常大。
我過去在大學裏面，我的發展和各方面的工作都非常的順利。那時候我覺得我是生活在一個可以講道理的社會，那時候我覺得中國大方向都是好的，當時我的印象中有一個情景，就是當時我做節目主持人，在中央台你會看到門口經常會排很多人，有一次我在做節目的時候我見到，一個人跪在地上被脫出去，那人發出的聲音像殺豬一樣非常慘，我說他幹嗎呢？他說他想進去找《焦點訪談》，邊上剛好是一批孩子，是春節晚會上那幫小孩在表演，由家長帶着，就說這個叔叔怎麼回事呀？家長說他不懂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文化程度不高，所以闖中央電視台被拽了出去。後來在調查拆遷這個事情，我就親眼看到在北京，你有再高的文化，當國家機器粗暴的對待你的時候，沒有任何的地方講道理，那幾個月我在採訪中我看到的東西對我良心的折磨是……其實我真的希望自己有一種能力我能夠裝作看不見，能夠走開，假如一開始我就沒看到這種情況，可能我現在活的要快樂的多，我的工作、我的家庭生活狀態要比現在好的多。但是很不幸，恰恰我看到了，也許我和一些人不一樣的地方是，我看見了我就不能裝作我沒看見。
我記得在採訪的時候，就是你面對那些人在講他們故事的時候，你會覺得中國這麼大，我們有這麼多的好項目（形式上的）為什麼人遇到不公正的時候，沒有地方講道理？那時候甚至我採訪出來以後，我看到街邊上有一輛獻血車，我難受的說：「你趕快給我抽點血」。好像放點血，我的心跳才能舒服一些。即使現在我也覺得自己所作的東西非常的少，但是我也相信我們做和不做是完全不一樣的。
回到你所說的那樣一個線，這個社會有這麼多的不公正，我們是不是要矯枉要過正？我想你的表達並不清楚，如果說你作為一個農民之子要代表農民利益，而爭取權利要從蛋糕裏面切下更多的一塊，我完全贊同，比如應該談判，比如農村的基礎建設應該更多，這是對的。但是我不認同那樣的矯枉過程，那種矯枉就意味着說：好，今天你壓迫我，那明天我就壓迫你。這就是前面我說的你內心是不是真正有對公正的追求。假如你認為他壓迫你是不對的，那麼你不能反過來過一會兒又換了一個拳頭我壓迫你，就理直氣壯了。毛主席給這個國家帶來的災難，就在於他喚起了人們心目中邪惡的一面。因為每個人生活中都有各種不公平，這種不公平可以通過和解，可以通過大家的反省來解決。也有一種解決方式是，今天你對我不公平，好，明天我就壓迫你，等回過頭來你再壓迫我，行，那我再殺你。喚醒人性中的邪惡，並且利用人性中的邪惡來操縱人群，我覺得這本身是一種最邪惡、最不道德的事情，用佛教的思想來說，遲早是會有因果報應的。
那我們談到印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大家知道印度有種姓制度，這個是幹嗎呢？種姓制度就是高種姓的人可以當祭祀、當教授，你們低種姓的人就受到歧視，你只能掃馬路，你甚至連廚師都不能當，你當廚師人家會說你手是髒的。就是說這種歧視是非常強烈的，後來印度民主化了以後，也有一種力量叫矯枉過正，包括印度的毛派力量，就是受毛澤東的思想啟發，他說你看我們翻身當家，我們人多我們要壓迫你，今天把你叫過來，在這兒撒泡尿在地上，然後你給我舔乾淨，他們就有人幹這樣的事情。這回過頭來就像我說的，這樣的社會永遠不可能淨化成一種很好的社會，用佛教的話來說這叫因果，眾生的孽報。
體現在農民身上也是一樣的，你用那套你覺得不公平的方式比如矯枉過正，用這套不公平我再來壓迫別人，那麼未來不會改變自己。就好像在毛主席的時代，那幫人為什麼富裕？富裕不是因為他勤勞是因為他壓迫，所以都是富農、都是地主，行，你把他給批鬥，回過頭來我不相信通過這樣的方式，一個階層自己帶着大家都富裕。那麼要使一個階層或者一個群體崛起，我覺得要喚醒人內心向善和人尊嚴的追求，這種意識我所相信的是不卑不亢。前兩天我和他們在討論什麼叫不卑不亢？有的時候感受到受不公平待遇的時候，人的本能反映是一種亢奮，就是說我要用加倍的這種行為來表達我對這種不公平感的逆反，比如你們這幫城裏人，臭知識分子，你看着他們家裏打掃的乾乾淨淨…我記得也是我的一個朋友，上次表現很不好，就是孫大午。
孫大午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有一個很尊敬孫大午的朋友，說請孫大午先生到我們家來做客。讓孫大午作客，主人比較講究，進門這是拖鞋，你換上拖鞋吧，孫大午立刻就感覺受到了強烈的傷害，好，你城裏人看不起我，你讓我到你們家拖鞋，你嫌我們農村人髒、臭，我跟你斷交。我覺得這就是他內心的一種…甚至是由於過去歷史上受傷害、自卑帶來的過分亢奮的一種反映。這種反映同樣是一種不公道，就像毛澤東的《農民考察》那裏面說的看到地主的床，我們上去踩兩腳吧。那麼人家邀請你到他家去，她是懷着善意，即使是邀請其他的朋友也是拖鞋進來，這是她習慣的生活方式決定的，那麼你在這種環境下，作為一個友人也要相互的理解。那麼就從這個地方體現出來的過度亢奮，同樣也是一種不健康的心態。後來過了一段時間，我在孫大午的一本書里看到他檢討了自己當時的過度敏感和偏狹，孫大午的這種反思精神讓我覺得，他真了不起。我希望我們大家要真正喚起人對善良、對公道的追求，對於一種理想的追求，大家能有一種平常的心來組織建設，包括以這種平常心來對待你身邊的人。
包括你作為一個農民之子，你未來一定會走向工作崗位，在你的工作崗位中間，可能會有很多城裏人。你說你想出國，你可能遇到的是外國人。那麼他在他的角度會有不同的思維和習慣，你會很容易感覺到受到傷害，那麼你怎麼以一種不卑不亢的心態讓別人來認識你？我覺得從你身上體現出來你的問題和你的狀態，其實也是整個階層所面臨的狀態。
今天假如我到一個美國農民的家裏，他的自信就會完全的不一樣。我想中國有20年也會進入到這樣的一種狀態。謝謝！
問：感謝郭老師，今天給了我們很多思想的閃光點，一些不同的視點，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其中郭老師說有一個困惑，自己到底該有些什麼？其實左也好、右也好，你不必代表什麼，如果你一輩子能夠堅持代表你的公道，我覺得就是一個人一生最高的境界了。不管對於科學也好、對於人生也好、對於整個社會也好，我想在座的聽眾都會有這樣一種感覺，也是我們的一個希望，希望你一輩子能夠代表公正。
我正在寫一篇農民讀了書以後還能再接受什麼教育的文章，所以我看到這張海報以後，我就非常感興趣，中國農民全球化，而且郭老師也是早有所聞，非常敬仰的一個人。我的問題是你認為全球化對中國的農民帶來了什麼？到底帶來了哪些正面的、負面的？那麼導致這些的原因又是什麼呢？我們如何去揚長避短呢？這個問題太大了，他本身就是一個論文。如果你有這方面的文章，或者你看到了，或者你自己有這些方面的文章的話，可否介紹看一下？謝謝！
郭宇寬：您說的農民的教育問題也是我最近再思考的問題，我還沒有思考成熟，不能夠回答你這種狀態。前一段時間我和幾個朋友到青海考察一個學校，這個學校面臨着一個問題，就是在那個地方，也有一些公辦學校，那麼公辦學校教書的東西，包括歷史各方面這些教材跟他們的文化跟他們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沒有任何用處，他們在那裏上完學對他們的工作，對他們在那種環境下生活沒有任何用處，那麼因地制宜的教育，我覺得不是學者一個人開導而能夠想出的一種方法。但是我想到的目前可以分享的一個原則是中國的教育應該走向更加自由、增加尊重多樣性的選擇。其實在教育方面解決地區差異，包括農村和城鄉的差異最好的辦法是教育的多樣性，允許各個學校保持自己的特色。假如這個地方是以產棉花著稱的一個地區，那麼他搞的教育，他的課本應該花很大的篇幅，哪怕歷史教育都應該給大家講棉花的歷史是什麼，而不是給大家講一些聞天祥、邱少雲這些所謂歷史故事。
那麼這樣的創新，能否解決中國這個問題？這是我現在所能想到的一個方向。同時各個地區有一些經驗可以匯總下來，比如前段時間我到青海，他們那個地方是以「辯經」的方式來搞教學，你們師大的同學很應該去學習一下。在那裏的學生原來都是牧民的孩子或者孤兒，原來都不識字，結果5年、6年的教育都考上大學，一個人原來連寫自己名字都不會寫，在那裏上兩年的課，可以跟我用英語對話。你們在座的大學生學過多少年英語？你們有幾個人可以跟我對話的？你就會奇怪這個地方有這麼好的教學經驗？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應該總結起來的。
再說全球化，全球化背後事實上是一整套的觀念，全球化和我們對自由和開放的理解是聯繫在一起的，他總的背後的一個背景就是信息、資源、人才的開放、選擇機會和交流，包括物資的交流。那麼我們怎麼界定中國的農民？在中國這個語境下，我們說中國農民本身就容易引起歧義，因為中國農民通常被作為一個固定的身份標識，比如一個人明明到城裏打工，叫他農民工，這個在哪個國家都是說不過去的，為什麼在中國會出現這個？在中國的元朝也會出現這樣的，把人分為幾等什麼色目人、漢人，把人分位幾個等級。那麼這一套對人的身份、標識甚至出生的性質是在毛主席時代開始得到強化的，那時候資產階級的孩子，即使你的孩子依然歸到資產階級叫「黑五類」，你爸是地主，你的孩子也是。你爸是貧農，哪怕你現在已經當了主任，你生活的比富農還好呢，你還是叫貧農，這叫出身。
其實我在印度的時候，很多印度的知識分子說，哎呀，我們印度的種姓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制度，太專制了，居然能夠給人的身份做一個限制，我說這不是最邪惡的，毛主席的時代我們中國也是對人的身份這樣限定的。他說你不知道，我們低種姓的孩子想跟高種姓的孩子結婚都不行。我說毛主席時代也是一樣，一個富農的孩子想跟貧農的孩子結婚也不行，你資產階級的孩子想跟工人階級的孩子結婚，組織都是不允許的。那麼這種身份標識系統牢牢的套在了包括中國農民的心中，即使你有了工作，即使在城裏有了發展，你依然脫不去這個烙印。也就是像剛才那位朋友，你看你戴着眼睛，穿的衣服也挺時尚，怎麼看也不像一個農民，我估計現在讓你種地你也不會種，但是你依然根深蒂固的覺得我是一個農民之子。為什麼會給你這樣一個感覺？為什麼西方國家一個農民的孩子，一個農民的孩子進了城找到了工作，他不會有這麼強烈的感覺，身份識別，我跟別人不一樣，我是屬於農民階層。這就是我說毛主席年代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罪孽，他以追求公平的名義，強化了反人性的出生和血統意識。
後來我又說全球化的開放給中國的農民帶來了什麼樣的選擇？我舉個例子，浙江的這些人。今天浙江的經濟非常的發達，但是浙江在毛主席的時代可能是中國最可憐的一個省份。因為他是蔣介石的家鄉嘛，所以我們也不給他投資，也不上大工業項目，那時候最讓人羨慕的是比如東北，工人階級活的特別好，浙江人活的一塌糊塗。在那個時候，浙江的農民有人想做點小生意，小生意都要被批鬥，甚至關監獄、槍斃，非常慘。但是浙江的農民最早開始走向世界做生意，就是我們說的溫州浙商嘛。他們最早做的是收豬毛、收雞毛賣或者到一個地方給人剃頭、賣茶葉蛋，這都是城裏人最不願意做的事情，甚至賣鈕扣、針線。他的勇氣就是說我要融入一個更大的市場、融入更大的空間。他們的艱辛、辛苦，那描述起來是可以寫很多電影劇本的。在他們融入了以後，他們從這個體系中間收益。跟那些在計劃經濟下，滿足於計劃經濟的人相比，他們融入全球化以後，他們發現中國的這些勤勞使中國人走遍世界都是最有競爭力的群體。
今天有些國情專家在我看來特別不要臉，請允許我用情感比較強烈的詞語來形容他們，因為我忍不住。他們總是愛說，我們中國的政策好，政府領導的好，你看中國的經濟發展了。其實中國人是世界上一個奇怪的動物，換句話說我們中國人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根本不需要政策好，政策只要不過於壓迫他就行了。比如說在南洋的華人，像印尼、馬來西亞華人是少數民族，主流族群壓迫華人非常厲害。可是即使不管多少壓迫，華人依然是那個社會裏面經濟上最強勢的群體。靠的是什麼？華人的勤奮、華人的重視教育、華人的奮鬥精神。那麼中國的這種血脈裏面，有這種強悍的東西，這種強悍使我們有很強的生存力，可以經受挑戰，所以有的人說我們中國人害怕全球文化，中國人不怕。中國害怕的是關起門來自力更生，一旦關起門來，我們的統治者就怎麼折磨中國人都可以，一旦開放帶給我們的機會，包括那位朋友說的，在中國，你哪怕在北師大，別人會覺得你是一個農民，你可能普通話不標準北京人都會歧視你。但是當你在全球化中間，你走到了美國，你說着不標準的英語，沒有人會歧視你，為什麼？因為在紐約，幾乎所有的人英語全都不標準，什麼印度英語、牙買加英語、菲律賓英語，你一打電話，接線員說的英語你都聽不懂，這就是一個全球化的社會。這個時候人就剝離了他原有的身份烙印，當然我也不能說絕對就沒有歧視，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個更加現代化、更加全球化的社會就剝離了人所原來有的那種身份的標識，而回到你是一個人，從你人所具有的特性出發。
就像馬丁.路德的演講：不是用你的膚色，用你外在的身份審視你，而是用你內在的品行來審視你。不知道我的回答會不會多少回答了大家的一點困惑，我想也是對大家的祝願，我想在師範大學這樣一所有教育精神的學校，我們大家都會培養自己的價值觀，推動這個社會向更加公道的方向努力。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