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導，此次甕安事件定性為「嚴重的刑事犯罪活動」，乃經中央政治局某常委批示。倘細加分析，可見內藏玄機，用心良苦。
在筆者印象中，這起有數萬人參與，並焚燒縣公安局、縣委與縣政府大樓的群體事件，應屬大陸文革後32年來絕無僅有的一次。故用「嚴重」一詞理所當然，甚至可能尚不足以表現其程度之強烈。
問題是，事件的要害在於民眾不滿當局徇私枉法，未給被姦殺的女學生一個公道，由此激起民憤，進而衝擊公安局與政府大樓。雖無「顛覆現政權」的政治目的，卻屬於廣義的維權運動。
但倘在定性中出現帶有政治色彩的字眼，諸如「反政府」或「人權」之類，則勢必授人以柄，倍受海外媒體關注，這是北京當局所最不願意看到的。
同樣，「亂」字也極犯忌諱。儘管這回實質上發生了一場騷亂，全縣46萬人中，介入及圍觀的佔十分之一以上，後者雖無激烈行動，實際上內心同情與支持帶頭髮難的中學生。對此，當局心知肚明，可是卻沒有將之定作「騷亂」或「動亂」，更不稱「暴亂」。只說是「刑事犯罪活動」，用語十分克制。
這樣避開「亂」字，大概和「六。四」的教訓有點關係。當年《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就是把學生上街反官倒的大遊行定為「動亂」，導致其與當局矛盾激化。如果這回也說「動亂」，就會刺激眾多市民，故策略地舍之不用。
不過，如此在字面上刻意淡化該事件，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力求有助於向外宣揚奧運前大陸社會的「穩定」，同時注意防止西方國家為此質疑中國的人權狀況。
因為，「刑事犯罪活動」不論如何嚴重，均可說成本國的「內政」，不容外人「說三道四」。這就堵住了「反華勢力」悠悠之口。
美中不足的是，假如有記者在新聞發佈會上提問：為何在外省一個小縣城，會發生上萬人涉案的「刑事犯罪活動」，那倒是難以作答的。
但上述擔心，應屬筆者過慮。北京的一干發言人，包括若干「海歸」派，無不精於運用中國文字，而且早有應對「預案」，加以其口舌便給，與樣板戲《沙家濱》裏的阿慶嫂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說起話來滴水不漏。境外傳媒想從其口中掏出真話，以挖掘事件真相，沒門（No way）！
不僅如此，此前官方新聞稿的用語，也是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其縝密周到，令人嘆為觀止。
例如，談到事件緣起，僅稱：「一些人」「對該縣一名女學生死因鑑定結果不滿」，迴避了「輪姦後謀殺」等關鍵字樣。這就很有技巧。
蓋少女遭強暴再被推下河淹死這樣的案件，人們肯定同情一介弱女子而痛恨眾歹徒。而被抓獲後幾個小時即予釋放的兇嫌，又正是公安局包庇縱容的權貴子弟。倘若如實報導案由，徇私枉法的當局勢成千夫所指。其後大舉出動軍警鎮壓手無寸鐵的百姓（裏面不乏十幾歲的中學生），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了。
有鑑於此，新華社稿匠心獨運，使用不含任何感情色彩的中性技術名詞，組成極為簡練的詞組「死因鑑定結果」，從而有效地降低了這條焦點新聞的敏感度，冷卻了讀者可能發熱的大腦，使其不知不覺之中乖乖地墜入官方設定的彀內。
此外，「一些人」這個詞語也用得大有奧妙。能「煽動」起幾萬民眾的，照常理至少應不下數百人。而在普通人心目中，「一些」往往意味着極少數。「一些人」充其量數十人了不起了。
於是，這個提法也起了一箭雙鵰的作用。既可分化當日參與事件的民眾，即所謂「爭取一大片，打擊一小撮」；又可誤導海內外「不明真相」的讀者，使之以為只是十幾個或幾十個「不法分子」「搞事」，而非數萬民眾義憤填膺的自發抗暴之舉。
當局玩弄文字愚弄公眾固然煞費苦心，機關算盡。但資訊發達的今天，到底難以盡掩天下人耳目。欲蓋彌彰，弄巧反拙，終至黔驢技窮。無論甕安事件此刻如何定性，正義最後必勝。
（08-7-1）
貴州公安廳政治部主任、新聞發言人王興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