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階段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至現在（2003年7月）。「六四事件」發生以後，中國共產黨最後一塊遮羞布「人民政權」「人民軍隊」都被撕碎，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層對此進行了反思，結果一致認為是受到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於是在六四以後採取了新的意識形態戰略，在教育系統恢復已經近於半廢棄的政治思想教育，對新聞媒體則採取了新的管理方式。
在採用新的管理方式方面，必須承認中共政府的學習進展非常神速，而且較之毛時代的硬性措施更聰明、更隱蔽。這一時期的管理具有下列特點：
第一、將對新聞媒體的控制管理用法律、法規及法規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80年代的一些相關條文仍然沿用，同時又制定了不少新的法律、法規，不斷頒發各種文件。
第二、實行政府領導的新聞出版署（局）與中共黨委宣傳部門雙軌制領導，在二者的權限上，宣傳部更大於政府的新聞出版部門。
第三、確立了一條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的原則。所有政治思想罪犯，不再以這一罪名治罪，能找到貪污腐敗等經濟問題的，全用這些罪名進行懲治；實在找不到這些罪證的，則用「危害國家安全罪」、「泄露國家機密罪」及「陰謀顛覆政府罪」等罪名進行懲治。而且發佈懲治通知時，不再象「六四」以前那樣，公開下達文件，而是通過電話通知，內部會議等形式。這些會議公佈的內容不許記錄，不許錄音，不許外傳。目的很清楚，「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獵名」。
第四、在新聞報導上，不再象以往一樣對某一事件表示沉默，而是採用攪渾水的方式，向公眾公開發布一些「混合着部分事實真相的謊言」。這種混雜着部分真相的宣傳，確實比完全的謊話更能迷惑人。
第一、將對新聞媒體的控制管理用法律、法規及法規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80年代的一些相關條文仍然沿用，同時又制定了不少新的法律、法規，不斷頒發各種文件。
第二、實行政府領導的新聞出版署（局）與中共黨委宣傳部門雙軌制領導，在二者的權限上，宣傳部更大於政府的新聞出版部門。
第三、確立了一條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的原則。所有政治思想罪犯，不再以這一罪名治罪，能找到貪污腐敗等經濟問題的，全用這些罪名進行懲治；實在找不到這些罪證的，則用「危害國家安全罪」、「泄露國家機密罪」及「陰謀顛覆政府罪」等罪名進行懲治。而且發佈懲治通知時，不再象「六四」以前那樣，公開下達文件，而是通過電話通知，內部會議等形式。這些會議公佈的內容不許記錄，不許錄音，不許外傳。目的很清楚，「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獵名」。
第四、在新聞報導上，不再象以往一樣對某一事件表示沉默，而是採用攪渾水的方式，向公眾公開發布一些「混合着部分事實真相的謊言」。這種混雜着部分真相的宣傳，確實比完全的謊話更能迷惑人。
堅持講真話的少部分中國學者，與本可以面對中國現實的許多國外學者之間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分歧越來越大。而這些外國學者們堅持觀點的主要理由第一是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第二則是他們到過中國哪些大城市，第三是他們曾在中國做過一些調查。但他們忽視了一條，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本身經過嚴格的過濾與造假，他們到過的地方也是政府規定的（有法律規定哪些城市對外國人開放，哪些城市不能讓外國人去[4]），他們的調查也是在國安局秘密特工參與下完成的，數據拿出國之前必須報中共政府部門審核（這一點是許多外國學者無論如何不願意承認的，因為這關係到他們研究的學術價值）[5]……
概言之，他們看到的「中國」是中共政府需要向外界展示的「中國」，他們聽到的信息是中共政府希望世界聽到的聲音，外界人士想不到的是就連加入WTO 這種並不那麼政治化的事件，中共政府還會由中宣部與中央辦公廳聯合下文，在長達48條的規定中，明確指明哪些問題不能這樣談，只能按照某種口徑談，如果違反了中央規定，要承擔什麼樣的法律後果。
這種「信息不完全」導致了人們對中國的認識片面化，當陷入「信息不完全」帶來的困惑時，人們可能會以「中國太龐大，太神秘，太特殊」來解釋，卻很少想到這完全是中共政府採用政治高壓手段控制媒體的後果。
大量外資源源進入中國，可以說是中國新聞媒體宣傳的主要功效之一。
第五，國家安全局特務系統公開監管互聯網，並隨時逮捕一些國安部門認為散佈了危害國家安全言論者。在互聯網引入中國之前，中國控制新聞還主要局限於平面媒體（紙質媒體），這種控制對人權的傷害還不易為外界所感知。
第六，在嚴厲設定各種禁載規定的同時，政府開放了社會生活領域，如性、吃喝玩樂、休閒等所有與政治無關的領域，可以說比所有西方國家更為開放。通過這種「引導」，中國社會已經高度商業化與庸俗化。在少數大城市裏的新新人類生活方式，中國人幾乎與國外的新新人類完全同步。而中國媒體幾乎完全跟着時尚走，少數有社會責任感的媒體只能在政治高壓下艱難求生，且面臨隨時被取締之險。這種商業化與庸俗化使中國人對政治的熱情逐漸衰退，對金錢的追逐則漸漸成為人們生活的主要目標。
近幾年網絡興起之後，中共政府對媒體與輿論的控制就不得不從「黑箱操作」進入半公開化狀態。自從中共政府開始建立世界上最龐大的防火牆開始，直到現在正在花費大量金錢建造的、目的在於全面監控公民行動的「金盾工程」，這些消息雖然讓世界吃驚，但對於中共政府正在引導世界如何認識中國這一事實的危害性，國際社會的認識還是相當有限。
大量外資源源進入中國，可以說是中國新聞媒體宣傳的主要功效之一。
第五，國家安全局特務系統公開監管互聯網，並隨時逮捕一些國安部門認為散佈了危害國家安全言論者。在互聯網引入中國之前，中國控制新聞還主要局限於平面媒體（紙質媒體），這種控制對人權的傷害還不易為外界所感知。
第六，在嚴厲設定各種禁載規定的同時，政府開放了社會生活領域，如性、吃喝玩樂、休閒等所有與政治無關的領域，可以說比所有西方國家更為開放。通過這種「引導」，中國社會已經高度商業化與庸俗化。在少數大城市裏的新新人類生活方式，中國人幾乎與國外的新新人類完全同步。而中國媒體幾乎完全跟着時尚走，少數有社會責任感的媒體只能在政治高壓下艱難求生，且面臨隨時被取締之險。這種商業化與庸俗化使中國人對政治的熱情逐漸衰退，對金錢的追逐則漸漸成為人們生活的主要目標。
近幾年網絡興起之後，中共政府對媒體與輿論的控制就不得不從「黑箱操作」進入半公開化狀態。自從中共政府開始建立世界上最龐大的防火牆開始，直到現在正在花費大量金錢建造的、目的在於全面監控公民行動的「金盾工程」，這些消息雖然讓世界吃驚，但對於中共政府正在引導世界如何認識中國這一事實的危害性，國際社會的認識還是相當有限。
至少人們還沒有想到：中共政府如此在意控制傳媒，是因為真實的中國有太多需要掩蓋的黑暗面，中共政府所展示的「中國」只是幾個「現代化櫥窗」，只是不到15％的總人口的生活狀況，與全面真實的中國社會相差太遠。也正因為中國在嚴格的新聞管制下，人們只能聽到一種聲音，這就使國際社會對中國社會的認知被中共政府主導而不自知。
不少學者、商人，以及其他想了解中國的人士，都被中共政府公佈的統計數據與它發佈的社會狀況，被它每年都無數次誇耀的一枝獨秀的經濟增長所激動……，總之，中共政府在媒體上營造的「中國」，與生活於農村地區及中小城市的中國人感知到的中國差距相當大，而國際社會了解到的中國，其實就是中共政府在媒體上刻意營造的「中國」。
[4]這一規定內容詳見「國務院、中央軍委批轉公安部、總參謀部、外交部、國家旅遊局《關於外國人在我國旅行管理的規定》的通知」（1982年10月9日）。自1978年開始，由中共中央政府、國務院及各部委頒佈實行且至今並未廢止的對外及涉港澳台地區信息保密的法規性文件共有60多項，其中包括旅遊、出版、攝影、複印、閱讀圖書資料、發佈統計數據、對外經濟合作提供資料保密、對外科技交流保密、投稿、對外交流、舉辦科技展覽會、複印資料等。見《中華人民保密法全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5]《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實施細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組織、個人需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統計調查活動的，應當委託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具有涉外統計調查資格的機構進行。這方面的法規性文件有《涉外社會調查活動管理暫行辦法》（2001年3月15日）和《涉外社會調查項目申報須知》（2000年3月20日）。按照上述法規規定，所有涉外調查只能由經由國家統計局民間與涉外調查管理處批准認可的機構負責，名單載於「涉外社會調查許可證頒發公告（一）」（2000年7月28日）、「涉外社會調查許可證頒發公告（二）」（2000年8月17日）。查閱上述資料，可至中國國家統計局主辦的中國統計信息網，網址為：www.stats.gov.cn.
[5]《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實施細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組織、個人需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統計調查活動的，應當委託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具有涉外統計調查資格的機構進行。這方面的法規性文件有《涉外社會調查活動管理暫行辦法》（2001年3月15日）和《涉外社會調查項目申報須知》（2000年3月20日）。按照上述法規規定，所有涉外調查只能由經由國家統計局民間與涉外調查管理處批准認可的機構負責，名單載於「涉外社會調查許可證頒發公告（一）」（2000年7月28日）、「涉外社會調查許可證頒發公告（二）」（2000年8月17日）。查閱上述資料，可至中國國家統計局主辦的中國統計信息網，網址為：www.stats.gov.cn.
阿波羅新聞網摘自： 中共政府 如何控制媒體
中國人權研究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