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章乃器生於1897年，他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滿清帝制、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獨裁統治之後，對人民共和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充滿希望。他說：「憲法公佈以後，資產階級吃了三顆定心丸，一、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二、保護資產階級的財產所有權；三、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地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父親的老朋友羅隆基是憲法專家也是人大代表，當時曾興奮地在人代會上發言說：「中國人民就要有一部真正民主的憲法了，這是多大的一件喜事！」
這兩人當時都沒有想到，僅僅三年之後，他們會因使用《憲法》第八十七條規定的言論自由，而被扣上「右派」帽子。隨著國家民主與法制的破壞，與他們一起受難的五十五萬「右派」公民及其家屬，也因而逐步喪失《憲法》所賦予的公民權利，淪為社會的賤民。
一， 賤民制度
古為今用 ，將人分為等級，古今中外皆有之，但正式規定賤民身份的，卻不多見。
在種姓制度下，古代印度人被分為四個種姓：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首陀羅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原住民，處於奴隸地位。 在首陀羅之下，還存在着一個沒有種姓的群體───賤民，其地位遠在前四種種姓之下，俗稱
「第五種姓」。按照印度教教義，賤民被稱為達利特人，意為「不可接觸之人」。
各個種姓職業世襲，互不通婚，以保持嚴格的界限。《摩奴法典》對各個種姓的衣食住行都有煩瑣的規定。不同種姓間不能同處一室，不能同桌吃飯，不能同飲一口井裏的水。倘有觸犯者，輕則處罰，重則被開除出種姓之外。
開除出種姓的人及不同種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即成為賤民，最受鄙視。只能居住村外，不可與婆羅門接觸，只能從事被認為是最低賤的職業，如抬死屍，清除糞便等。走路要佩帶特殊的標記，並不斷發出特殊聲音或敲擊器物，提示高級種姓者及時躲避。婆羅門如接觸了賤民，回去後要舉行淨身儀式。
種姓制度經過長期演變，越來越複雜，在四個種姓之外，又出現了數以千計的亞種姓。雖然該制度在1947年印度獨立時即告廢止，但實際上仍頑強存在。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印度10億人口中，賤民人數約為1.6億，半數以上居住在農村。
日本「明治維新」前，華族、士族與平民之間禁止通婚，其下則為賤民，分為兩級：一是穢多，二是非人。穢多是在戰國末期到江戶初期激烈的社會變動中沒落的和歷來受賤視的人們，為了生活而從事處理死牛死馬、清掃、遊藝等活計和乞討等。也有從事農耕者。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全國統一稱之為穢多。
非人與穢多有明確區別，身份更為低下。江戶時代的非人，有世代為非人者，也有因犯罪等而從上等身份轉落為非人者，但絕大多數是十七世紀後半葉從貧農和城市貧民中出現的沒落者。其中登入非人「人別帳」上的稱「抱非人」，無住處者叫「野非人」。非人平日以乞討為生，亦從事賤役，如帶領犯人遊街和收拾死人等，在風俗上禁止束髮。1871年（明治四年）發佈的《解放令》，宣佈穢多、非人「應與平民相同」 ，承認他們職業、婚姻、居住的自由。但社會的歧視仍然存在，直到今天，他們仍被稱為部落民，在教育、婚姻、就業等方面受到歧視。
中國歷史上的賤民有樂戶、惰民、丐戶、□戶等名目，形成世襲制度，不得與良民通婚、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不得捐錢買官以改變身份。其身份地位的形成，有所操行業上的原因，更有政治、禮教上的原因。其中最歹毒的，莫過於明成祖朱棣將反對他起兵篡位的忠臣妻孥，編入教坊司為娼。
封建時代的賤民，在全社會中所佔人數是很少的。樂戶的虐政，到清朝雍正帝即位，便下旨予以革除，其後惰民、丐戶、世仆、伴當、□戶等賤民，也被陸續降旨成為編戶齊民，獲得人身自由。中華民國元年，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再度明令：解放□戶、惰民、丐戶，使其一律享受平等待遇。
1949年以後，開始用戶籍制度將人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人口，這是一種經濟地位的劃分，農業人口事實上是二等公民。從政治地位上又將專政對象確定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四類分子」，1957年後又增加了「右派」品種，統稱「黑五類」。雖然《憲法》沒有規定這些人是「賤民」，但政治上的「帽子」制度，足以令其世世代代不得翻身。
二， 七歲兒童，「對號入座」
人對從小被賦予的身份，是在不知不覺中接受的。自從被林巧稚[1] 大夫接生到這個充滿痛苦的世界上來，直到七歲發蒙之前，我一直不懂得等級社會「出身即命運」的意義。現在回想，我的「低種姓」賤民身份，其實是自己「對號入座」領來的，但有一段認知的長過程。
1957年我剛滿七歲，是不到法定年齡的「准公民」──祖國的花朵和未來，當時正在邵力子[2]夫人傅學文辦的「培新幼兒園」接受學前教育。「反右」初起，父親成為全國鬥爭的重點，就有人不斷地找已經同他分居的母親談話，施加壓力，要她表明自己的態度。我那時不懂事，但從小就被告知「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老人家要批判父親，父親一定是有錯，因為毛主席是不會錯的。一天，母親從幼兒園接我去參加一個大會，事先教了幾句話，要我上台去說。
原來這是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聯合召開的一場批判會，但父親沒有到場。許多人上台發言，憤怒聲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輪到我上台，把事先背好的話說了一遍，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的父親，但我還是要反對他，跟他劃清界限。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廣眾面前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下台時還有人跟我熱情握手。後來聽母親說，握手者是吳大琨教授──父親早年的助手，曾尊父親為恩師的人。母親也發了言，事後她悽然對我說：沒有辦法，別人是無關痛癢，我們可是有關痛癢。
懵懵懂懂地當了一次政治工具，在日後的歲月里，「劃清界限」的噩夢，始終困擾着我的人生。但親情是無法用政治來割斷的。父親沒有責怪不懂事的我，也原諒了母親，他自己也有許多對不起母親的地方。
當時我不懂得母親話中的含義，後來漸漸懂得，七歲的我，今後將永遠打上一個身份的烙印，從此淪為社會的賤民。這是痛，而不是癢。
1957年秋天，我成了北京第一中心小學（後改為府學胡同小學）的一名小學生。六年的小學生活，我和別的兒童一樣快樂，沒有感覺到這個社會所發生的變化。不過我加入少先隊比別的孩子晚，而且始終是一名普通的少先隊員，連班幹部都沒有當過。
那時，我對文學和繪畫很有興趣，曾在北京市少年宮舉辦的徵文比賽中獲得優秀獎，並參加那裏舉辦的繪畫班，夢想成為一名文學家或畫家。但父親說，「你最好去學自然科學」，母親的意見也是一樣。後來我逐漸明白，他們不主張我學文科，是因為在這個體制中，文科是高風險行業。
三， 師生之間，築起心防
韓愈《師說》開宗明義便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道理，我從小就懂得。
1963年我考上了清華附中，成為一名住校的初中學生。
那時已開始填各種表格，其中有「家庭出身」一欄。我問父親該怎麼填，他說，你的哥哥姐姐以前都是填「革命幹部」，我們這些民主黨派成員，1949年後參加政府工作，都被承認是革命幹部。
但我怎麼也無法把頭上扣著「右派」頂戴的父親與「革命幹部」劃等號，雖然他從來不承認這頂帽子；學校里有不少氣宇軒昂的「高幹」、「革干」子女，我也不想與他們劃等號。於是接受母親的建議，在「家庭出身」欄里填了「職員」，她曾經是父親創辦的中國徵信所和港九地產公司的職員。
入學後安排我當外語課代表，我不想當，自願當了美術課代表。美術老師吳承露先生很喜歡我，有一次他安排作業，題目是「我的家」，我回家請父親坐在書房裏當模特兒，畫了一幅速寫，當作業交了卷。父親的豐富藏書和文物，也被收入畫面。吳老師將作業作為示範，在本班展示，畫中的人物和陳設引起了同學的議論。那時已很強調階級鬥爭，這樣的家庭環境，顯然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於是我的「出身」從此打上問號。
學英語學到「Capitalist」（資本家）這個詞，於是有同學造了一個詞「Capitalist's son」（資本家之子）來取笑我。他們還不知道，我的「出身」比資本家要糟得多。清華附中的老師，有不少是教授夫人，例如錢偉長夫人孔祥瑛、周培源夫人王蒂澄等。我的班主任是語文老師王女士，夫君是清華大學著名的一級教授，1957年與錢偉長、黃萬里等一同被劃成「右派」。王老師對我的作文能力也很欣賞，那時我經常不交作文，因為有些題目我沒法寫，例如「我的父親」、「我的家」之類。記得某個學期只交了一篇作文，期末王老師仍給了滿分。
有一次母親去參加家長會，王老師在談話中知道了父親的名字，從此對我比較注意。我的「出身」也由此被透露出去，開始被同學稱為「小右派」。我那時喜歡寫一些詩詞，還與一位同窗相互唱和，被好事者從課桌中翻出，偷偷交給班主任。於是王老師某日找我談話，囑將平日所讀之書，開列一個單子，作為教學研究的參考之用。我老老實實地將所讀的書寫成一個不短的書目，交給了老師。
不久在王老師主持下，全班開了一個批判會，批判我和那位同窗的不健康思想，我當場頂撞了她，從此在本校列入「另冊」。而那位同窗因為轉向快，加上出身「革干」，得保平安無事。
我所尊敬的老師，因為丈夫當了「右派」，就整自己的學生來表現進步，令我無比困惑，從此開始厭學，以至於留了一級，離開了原來那個班。雖然父親表示會支持我上大學，但我自己清楚，憑「出身」論「表現」，哪個最高學府都不會敞開大門。於是率性自為，讀雜書，畫山水，練習書法篆刻，完全按照舊時文人的方式生活，與這座著名工科大學附中的學習氣氛格格不入。
近年校友聚會，老同學史鐵生回憶說，立凡那時光畫畫兒不做功課，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鄉」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見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沒有上大學的命。我愛讀書，不認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歪理，但那時不是「讀書無用」，而是讀書無用武之地。
我保持着對古典文學的興趣，讀了王力教授的《漢語詩律學》以後，發現自己的作品多有出律之處，於是苦心鑽研，但對於漢語中已經消失的入聲字，總是難於識別。古代詩詞韻轍依據的主要是「中州原韻」，相當於古代的河南話，我不是河南人，感到難以掌握。某日試著用家中日常的南方話來識別，忽然頓悟，原來「吳音」是有入聲的，很快就辨別清楚了。後來我讀詩詞有了一個新習慣，開卷先辯格律，漸漸發現毛澤東詩詞有許多不入律處乃至詩病。但那時已學乖，這種發現不可與外人道。學乖還不止於保守內心秘密，自從有了被批判的教訓，我的悟性中又添了幾分圓融，不再鋒芒畢露地與人爭論。王老師雖然不再是我的班主任，但仍教初中的語文。她知道自己做了對不起我的事，於是開始設法彌補，曾安排我在課外時間給全班同學講解詩詞格律。師生關係恢復了平靜，但失去了信任。
「文革」中王老師私下向我透露，當年她曾請示萬邦儒校長，在萬校長的指示下，於某個教室中舉辦一個不公開的展覽，將我所作的詩詞全部展示，作為本校「階級鬥爭」的例證。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 時，我作為「反動學生」與韓家鰲副校長關在一起，他也證實有此事。
王老師晚年讀了我寫的父親傳略，曾打來電話鼓勵，並再度表示歉意。我說，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您不必在意。如今王老師以及萬邦儒校長等皆已去世，他們都是好老師、有成就的教育家，知識分子良心沒有泯滅。如果不是碰上那個荒唐的年代，是不至於整人的。我懷念師長給我的教育和知識，但永遠詛咒整人的歪理邪說。
四， 「不准革命」，樂得逍遙
轉眼到了1965年的「文革」前夜。
這幾年思想領域大批判不斷，批判「人性論」、「中間人物論」、「時代精神匯合論」以及翦伯贊、羅爾剛的史學觀點等等。我為了看個究竟，便找來那些被批判的書籍文章閱讀，結果發現這些觀點不是沒有道理。那時周谷城為了捍衛自己的「時代精神匯合論」，對每篇批判文章都有反批評，但報紙不登，於是有李平心教授出來為周打抱不平，也遭批判，被稱為「自己跳出來的反面教員」。我偷偷寫了一篇文章，支持周的學術觀點，及至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及後來的批判「三家村」，才明白是權力鬥爭而非學術之爭，慶幸沒有把自己的文章寄出。
1966年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後，北京大專院校學生躁動起來，清華大學有人給蔣南翔校長貼大字報。那時本校高中的一些幹部子弟，已開始不公開地批判校領導的資產階級辦學路線，校領導惟恐隔壁大學之火殃及池魚，於是宣佈「內外有別」，規定大字報必須貼在指定的一間大教室里。
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那時有一條政策，叫作「一看成分，二不要『唯成分論』，重在表現」。我對清華附中的整人之風歷來不滿，認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於是與幾位同班同學一道，在本校的一樓門廳公開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對校領導壓制輿論的做法提出異議，不料一下子捅了馬蜂窩。
我們這幾位初中同學馬上成為眾矢之的，各種反擊的大字報貼滿全校，面對強大壓力，不得不起而應戰。我連續三天幾乎沒有睡覺，趕寫了不少辯駁的文章貼出。由於毛澤東批准發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形勢開始向相反的方向轉化，這時高年級同學也在另一條戰線上出擊，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批判校領導。終於有一天，附中黨支部的主要成員聚在一起捶胸頓足地大哭，說自己站錯了隊，學生們則站在門外大罵。支部的門上也被貼上一副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橫批「一群混蛋」。不久，共青團中央派出以劉晉、章建華為首的工作組進駐本校，開大會宣佈校長萬邦儒「停職反省」，校領導班子被宣佈為「修正主義黨支部」，老師們紛紛揭發校領導，並相互檢舉以圖自保。高年級的「紅衛兵」成立了校革命委員會，開始執掌大權。校長等被扣上「黑幫」帽子，開始從事掃廁所的賤役，淪為「低種姓」賤民的一員。
我那時有些幸災樂禍，曾畫了一張漫畫貼出，背景是本校的六層教學大樓，將所有被揭發為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校領導和老師，都畫了進去，裏面也有素來欣賞我的美術老師吳承露。據說吳老師看了這幅畫，頗有幽默感地說：「畫得還挺像。」這是我至今追悔的一件虧心事。
回家向父親說起學校的情況，他告誡我，形勢沒有你想像的那麼簡單，不要卷到這種事情裏面去。
父親的政治經驗果然不錯，由於我「出身」不好，「紅衛兵」上台首先就與我「劃清界限」。他們的「造反」有其政治背景，而這幾個初中同學貼了第一張大字報，似乎是搶了不該搶的風頭。於是耍起政治手腕分而治之，收編了其他人，對我則實行「邊緣化」──不准革命。
我本是個自由散漫的人，貼大字報只是為了爭取發表意見的權力，而不是想掌什麼權。既然「不准革命」，難道還擋得住阿Q當「逍遙派」？從此常跑圓明園遺址和頤和園，去畫風景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