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中國現在社會經濟結構不協調
中國現在社會經濟結構的不協調，正是因為中國太多的收入和資產財富掌握在國家手中，而不是將更多收入、更多資產換給老百姓，由私人去消費、去投資，這樣使跟民生貼近的服務業難以發展。
陳志武先生
別拿美國次級貸說事
——郭宇寬對話陳志武(陳志武博客)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長江商學院訪問教授）
我們的交流是從國內熱議紛紛的次級貸危機開始的。我問陳教授次級貸在你們那邊影響大麼，有點兒慰問美國人民的意思。他在電話那頭哈哈大笑，在他看來，他美國老百姓現在日子好得很，次級貸影響對美國社會微乎其微，即使經濟發展速度階段性調整也算不上危機，更向我介紹美國大選在即，美國國內情緒何等飽滿，即便不是可視電話，我都能感受到那邊陳教授眉飛色舞的興奮。他反問我，你看春節以後中國老百姓是不是氣氛有些不對，投資股票的垂頭喪氣，沒投資股票的也為通貨膨脹惶惶不可終日？股市在春節之後大跌，並在兩會之際大跌，這在中國證券業歷史上是罕見的，這意味着一個國家信心的逆轉。
我們的共識是，中國如此的危機，幾乎不能怪到美國次級債頭上，是我們中國自身內在的嚴重問題所導致的，美國的次級貸危機並不能成為中國也爆發危機的理由，中國面臨的危機原因是獨特的。
美國這邊很穩定
郭宇寬：最近你在美國那邊感覺金融界受次級貸危機影響大麼？
陳志武：有一些，一些金融公司在忙於處理不良資產，涉及比較深的公司比較緊張。
郭：次級貸危機對普通老百姓的影響大麼？
陳：有一些沒有支付能力的人壓力確實比較大，一些人原來沒有支付能力，但因為過於樂觀，零付款就買了很大的房子，眼下就供不起了，他們過於透支自己的未來，現在會很吃力。
郭：這種危機造成的恐慌情緒嚴重麼？美元貶值沒有給大家帶來危機情緒麼？
陳：這次危機影響面本來就是很窄的，對於大多數有支付能力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不會受到次級債什麼影響。再加上美國現在國內物價比較穩定，國內就業率也不錯，只要你不是出國旅遊，大家的生活也沒有什麼影響，所以沒有什麼危機感。而那些本來支付能力很弱的人，房價一下滑，有一些確實面臨個人信用破產危機，不過美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些人原本就是弱勢群體，現在就得回到原點，但也不會出現二三十年代大蕭條時，露宿街頭，吃不上飯，看不了病的問題。所以美國的社會遇到這樣的危機會比較平穩，就算經濟有一點增長放緩或者停滯，也沒有太大問題，相信這個周期很快就會渡過去。倒是中國現在的公共保障體系和美國二三十年代的狀況更相似一些，這就註定了，我們一旦出現大規模的金融危機，造成的社會動盪和傷害會非常強烈。
郭：這個危機有沒有影響公眾對美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信心？
陳：我感覺不到，最近我們討論得最多的大概就是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選舉，美國人現在簡直是熱情高漲，特別這次奧巴馬脫穎而出，更是讓人感到美國社會了不起，你知道麼，在我這個州統計，大多數男性白人都投票給了奧巴馬，一個黑人也能被男性白人主流接受認可作為領袖，這說明美國社會的強大和充滿希望，它的自我調節和適應能力是很強的，所以大多數人的預期都是大選之後美國經濟就會走出陰影，要統計信心指數肯定是蠻高的。
次級貸本質是—— 委託代理機制的問題
郭：有一種觀點說次級貸危機表現美國總體的金融體系出問題了，是這樣麼？
陳：當然是出問題了，但是要說得那麼嚴重也沒有必要，美國社會的言論和新聞自由，使得危機相對於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國家能夠較早爆發出來，使全社會意識到，不會刻意營造安定祥和的環境，捂住蓋住問題。所以在問題牽涉面還不大的時候就提早爆發出來，社會也可以及早調整，反而還是件好事。
郭：但至少提醒我們，像美國這樣一個金融非常成熟的社會，也還是會出現問題。
陳：是的，但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委託代理機制的老問題，這個問題解決起來並不困難。
郭：怎麼講？
陳：原來貸款由銀行發放，銀行負責核對發放條件的人，是非常嚴格的，因為美國都是私立銀行，風險控制意識是非常強的，不像我們的國有銀行會發什麼政策性貸款。他們會很小心地要看這個人又沒有還款能力，他要對老闆負責，如果一筆貸款收不回來，他們就虧了，老闆會把這種不負責任的人開掉的。但美國房價這些年來穩步上升，大家對美國發展也都非常樂觀。所以有一些人原來沒有買房能力的人，不花一分錢，就可以貸款買房，銀行的一個期望是房價還會上漲，這樣就不擔心人家沒錢還款。再一個原因是，次級貸作為一個金融產品開發出來以後，發展過快了，本來把不同風險等級的貸款，打包讓人們根據自己的風險偏好去投資，是一個金融創新。但現在的銀行，左手發出貸款，右手就賣給次級貸公司，反正有人要，自己就不用操心了，這樣委託代理關係的鏈條就中斷了，銀行放貸的人，不用再為信貸風險操心，而那些次級貸公司也不操心，這樣就不負責任的發出大量貸款。在房價上漲的周期中，這些問題都不會暴露，房價一下跌，哪怕只有一點點波動，問題就顯現出來。
但就像我說的這是一個委託代理機制的問題，這次敲響了警鐘，只要在機制設計上稍作調整，明確一下貸款環節的責任，就可以解決，目前造成的損失有一個階段就可以消化，不會對美國整體的金融系統造成太大的結構性影響。
中國自己的問題更加危急
郭：最有有些言論，把中國這次股市的大跌稱作，受次級貸風波的影響。
陳：有些影響是肯定的，因為美國大概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它的金融體系是非常開放的，它的次級貸風險很多被全世界分攤了。這就是全球化的威力，美國經濟好對全世界都是利好，美國經濟不好，對全世界都是壞消息。
而當前有一個現象是反諷的，中國現在對金融開放非常恐懼，恐懼的理由是，害怕國際資本進來賺錢，占我們的便宜，他們就不想想，當中國出問題的時候，你關上門，就只有自己受罪，而開放也是這些國際資本來分擔我們的風險。
郭：次級貸對中國的影響會有多大？
陳：沒有多大，我們當前的股市大跌，基本不能怪到次級債上，我們應該說主要還是面對自己經濟結構的問題，而我們的經濟結構問題，比美國次級貸根子更深，危害也更大。中國現在社會經濟結構的不協調，正是因為中國太多的收入和資產財富掌握在國家手中，而不是將更多收入、更多資產換給老百姓，由私人去消費、去投資，這樣使跟民生貼近的服務業難以發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資產財富份額極低的情況下，第三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從哪裏來？而政府掌握了錢，除了加劇它的腐敗以外，它的驅動機制，決定了它不會首先從民生需要出發，而是從政府的體面和利益集團的利益出發，上大項目，搞面子工程，而且培育大量低效且腐敗的國有企業降低整個社會的福利效率，讓它們日子過得很好。並且這些腐敗而低效的國有企業也正是造成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
中國的問題其實也是一個委託代理機制問題，不過和美國的問題相比，可怕的是，對上而不對下負責任的利益集團往往即使很清楚也從自身的利益出發缺乏足夠的意願去解決它。這個問題逐漸爆發出來以後的影響會比美國次級貸嚴重得多。 (本文來源：中國經濟網 作者：郭宇寬)
中國現在社會經濟結構的不協調，正是因為中國太多的收入和資產財富掌握在國家手中，而不是將更多收入、更多資產換給老百姓，由私人去消費、去投資，這樣使跟民生貼近的服務業難以發展。
陳志武先生
別拿美國次級貸說事
——郭宇寬對話陳志武(陳志武博客)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長江商學院訪問教授）
我們的交流是從國內熱議紛紛的次級貸危機開始的。我問陳教授次級貸在你們那邊影響大麼，有點兒慰問美國人民的意思。他在電話那頭哈哈大笑，在他看來，他美國老百姓現在日子好得很，次級貸影響對美國社會微乎其微，即使經濟發展速度階段性調整也算不上危機，更向我介紹美國大選在即，美國國內情緒何等飽滿，即便不是可視電話，我都能感受到那邊陳教授眉飛色舞的興奮。他反問我，你看春節以後中國老百姓是不是氣氛有些不對，投資股票的垂頭喪氣，沒投資股票的也為通貨膨脹惶惶不可終日？股市在春節之後大跌，並在兩會之際大跌，這在中國證券業歷史上是罕見的，這意味着一個國家信心的逆轉。
我們的共識是，中國如此的危機，幾乎不能怪到美國次級債頭上，是我們中國自身內在的嚴重問題所導致的，美國的次級貸危機並不能成為中國也爆發危機的理由，中國面臨的危機原因是獨特的。
美國這邊很穩定
郭宇寬：最近你在美國那邊感覺金融界受次級貸危機影響大麼？
陳志武：有一些，一些金融公司在忙於處理不良資產，涉及比較深的公司比較緊張。
郭：次級貸危機對普通老百姓的影響大麼？
陳：有一些沒有支付能力的人壓力確實比較大，一些人原來沒有支付能力，但因為過於樂觀，零付款就買了很大的房子，眼下就供不起了，他們過於透支自己的未來，現在會很吃力。
郭：這種危機造成的恐慌情緒嚴重麼？美元貶值沒有給大家帶來危機情緒麼？
陳：這次危機影響面本來就是很窄的，對於大多數有支付能力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不會受到次級債什麼影響。再加上美國現在國內物價比較穩定，國內就業率也不錯，只要你不是出國旅遊，大家的生活也沒有什麼影響，所以沒有什麼危機感。而那些本來支付能力很弱的人，房價一下滑，有一些確實面臨個人信用破產危機，不過美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些人原本就是弱勢群體，現在就得回到原點，但也不會出現二三十年代大蕭條時，露宿街頭，吃不上飯，看不了病的問題。所以美國的社會遇到這樣的危機會比較平穩，就算經濟有一點增長放緩或者停滯，也沒有太大問題，相信這個周期很快就會渡過去。倒是中國現在的公共保障體系和美國二三十年代的狀況更相似一些，這就註定了，我們一旦出現大規模的金融危機，造成的社會動盪和傷害會非常強烈。
郭：這個危機有沒有影響公眾對美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信心？
陳：我感覺不到，最近我們討論得最多的大概就是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選舉，美國人現在簡直是熱情高漲，特別這次奧巴馬脫穎而出，更是讓人感到美國社會了不起，你知道麼，在我這個州統計，大多數男性白人都投票給了奧巴馬，一個黑人也能被男性白人主流接受認可作為領袖，這說明美國社會的強大和充滿希望，它的自我調節和適應能力是很強的，所以大多數人的預期都是大選之後美國經濟就會走出陰影，要統計信心指數肯定是蠻高的。
次級貸本質是—— 委託代理機制的問題
郭：有一種觀點說次級貸危機表現美國總體的金融體系出問題了，是這樣麼？
陳：當然是出問題了，但是要說得那麼嚴重也沒有必要，美國社會的言論和新聞自由，使得危機相對於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國家能夠較早爆發出來，使全社會意識到，不會刻意營造安定祥和的環境，捂住蓋住問題。所以在問題牽涉面還不大的時候就提早爆發出來，社會也可以及早調整，反而還是件好事。
郭：但至少提醒我們，像美國這樣一個金融非常成熟的社會，也還是會出現問題。
陳：是的，但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委託代理機制的老問題，這個問題解決起來並不困難。
郭：怎麼講？
陳：原來貸款由銀行發放，銀行負責核對發放條件的人，是非常嚴格的，因為美國都是私立銀行，風險控制意識是非常強的，不像我們的國有銀行會發什麼政策性貸款。他們會很小心地要看這個人又沒有還款能力，他要對老闆負責，如果一筆貸款收不回來，他們就虧了，老闆會把這種不負責任的人開掉的。但美國房價這些年來穩步上升，大家對美國發展也都非常樂觀。所以有一些人原來沒有買房能力的人，不花一分錢，就可以貸款買房，銀行的一個期望是房價還會上漲，這樣就不擔心人家沒錢還款。再一個原因是，次級貸作為一個金融產品開發出來以後，發展過快了，本來把不同風險等級的貸款，打包讓人們根據自己的風險偏好去投資，是一個金融創新。但現在的銀行，左手發出貸款，右手就賣給次級貸公司，反正有人要，自己就不用操心了，這樣委託代理關係的鏈條就中斷了，銀行放貸的人，不用再為信貸風險操心，而那些次級貸公司也不操心，這樣就不負責任的發出大量貸款。在房價上漲的周期中，這些問題都不會暴露，房價一下跌，哪怕只有一點點波動，問題就顯現出來。
但就像我說的這是一個委託代理機制的問題，這次敲響了警鐘，只要在機制設計上稍作調整，明確一下貸款環節的責任，就可以解決，目前造成的損失有一個階段就可以消化，不會對美國整體的金融系統造成太大的結構性影響。
中國自己的問題更加危急
郭：最有有些言論，把中國這次股市的大跌稱作，受次級貸風波的影響。
陳：有些影響是肯定的，因為美國大概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它的金融體系是非常開放的，它的次級貸風險很多被全世界分攤了。這就是全球化的威力，美國經濟好對全世界都是利好，美國經濟不好，對全世界都是壞消息。
而當前有一個現象是反諷的，中國現在對金融開放非常恐懼，恐懼的理由是，害怕國際資本進來賺錢，占我們的便宜，他們就不想想，當中國出問題的時候，你關上門，就只有自己受罪，而開放也是這些國際資本來分擔我們的風險。
郭：次級貸對中國的影響會有多大？
陳：沒有多大，我們當前的股市大跌，基本不能怪到次級債上，我們應該說主要還是面對自己經濟結構的問題，而我們的經濟結構問題，比美國次級貸根子更深，危害也更大。中國現在社會經濟結構的不協調，正是因為中國太多的收入和資產財富掌握在國家手中，而不是將更多收入、更多資產換給老百姓，由私人去消費、去投資，這樣使跟民生貼近的服務業難以發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資產財富份額極低的情況下，第三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從哪裏來？而政府掌握了錢，除了加劇它的腐敗以外，它的驅動機制，決定了它不會首先從民生需要出發，而是從政府的體面和利益集團的利益出發，上大項目，搞面子工程，而且培育大量低效且腐敗的國有企業降低整個社會的福利效率，讓它們日子過得很好。並且這些腐敗而低效的國有企業也正是造成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
中國的問題其實也是一個委託代理機制問題，不過和美國的問題相比，可怕的是，對上而不對下負責任的利益集團往往即使很清楚也從自身的利益出發缺乏足夠的意願去解決它。這個問題逐漸爆發出來以後的影響會比美國次級貸嚴重得多。 (本文來源：中國經濟網 作者：郭宇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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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武：重新思考「中國奇蹟」
訪談者：李利明 受訪者：陳志武，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
僅僅模仿是不夠的
李利明：最近各界討論最多的有幾個話題，一是圍繞新《勞動合同法》的爭議，二是中國經濟正在出現的新一輪國有化，三是在宏觀調控中，很多政府機構的行為又退回到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對一些競爭性產業的價格上漲進行直接控制。我們希望你能結合自己的調查和思考，談談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陳志武：改革開放30年，到今天經濟成就很大，這是世人所見、世所公認的，中國人的勤勞終於有了成效。但是，我們也看到了許多問題，特別是因為體制改革相對滯後，各種問題開始表現出來。也因為過去只顧經濟發展而忽視體制改革，忽視對過去30年經濟成功背後的真正原因的研究與認識，在今天的具體政策制定上，極容易做一些搬石頭砸自己腳的事情。比如，重新國進民退，重回強制性行政干預，以各類名義過度徵稅，強化政府作為投資者和消費者的角色，推出備受爭議的新《勞動合同法》，等等。表面看起來這些現象互不相關，但卻都是中國式漸進改革的必然結果，如果再繼續下去，可能到哪一天經濟倒退了，還不一定知道是怎麼回事。
實際上，從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和問題中，我們更能理解幾年前楊小凱與林毅夫關於「後發劣勢」與「後發優勢」的爭論。林毅夫的「後發優勢」論指的是，後發展國家可以從先發達國家那裏很快模仿到技術，不用重複先發達國家走過的彎路。而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論指的是，正因為後發展國家可以輕便地模仿技術、快速發展經濟，所以會缺乏改革自己的制度的動力，結果犧牲了長久繁榮的機會，後發便利反成了「劣勢」。
幾年前，人們更多看到的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所以，那時不少人認同林毅夫的「後發優勢」論。但是，現在，我們的確正在經歷楊小凱講的「後發劣勢」。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認識到這一點，以糾正「後發劣勢」。
李利明：那麼在你看來，中國過去30年經濟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陳志武：過去30年的經濟成功，是中國通過「改革」(市場化、民營化)和「開放」充分利用了後發的「優勢」所致。
我要強調，僅僅「改革」和「開放」是難以造成這些成就的，因為晚清、民國時期是私有市場經濟(所以，那時不需要做市場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 「開放」(儘管晚清是被迫 「開放」)，可是那時的「改革開放」沒有產生這種經濟成功。另外，單憑中國人的勤勞也不足以產生這種經濟成就，因為不只是今天的中國人才勤勞，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人也照樣勤勞。如果說今天的成功是因為「人多力量大」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這也站不住腳，原因是1830年時中國人口佔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佔五分之一。
客觀講，中國經濟成就至少包括兩個主因：已成熟的工業技術和有利於自由貿易的世界秩序。這種發展條件或者說機遇來自於世界，具體講來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在於讓中國加入了起源於中國之外的世界潮流，讓中國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後發之所以有「優勢」也在於這種「便車」已經存在。如何理解這點呢？
首先，我們看到，根據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安德森·麥迪遜的估算，從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時間才增加了一倍。然而，從1880年到2000年，這短短120年裏，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說，過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兩千年人類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這種發展發生在中國之外，在中國積極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國捲入，但中國要麼拒絕、要麼不情願地介入。
從19世紀到20世紀，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發展？到1880年，工業革命已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全面進入新的高潮，特別是從那以後，電氣技術、汽車技術、飛機技術、電話技術相繼出現，1940年代後又出現電腦和互聯網。工業製造技術越來越成熟，而交通運輸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使這些技術的跨國移植變得可行。這些發展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後飛速增長。這是中國在1978年甫一實行改革開放即能快速發展的重要前提，沒有這種工業革命背景，就不會有中國目前的成就。
李利明：你能否舉幾個例子。
陳志武：例子太多了。比如，中石油去年的營業額超過8000億，利潤將近2000億元人民幣，對中國GDP貢獻10000億以上(包括間接貢獻)。仔細想一想，中石油對中國GDP的貢獻是源自哪裏？這10000億的產出，在100年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換句話說，100年前的晚清政府，不管它有多能幹，也不可能出現中石油這樣的大企業。據我了解，地下鑽油技術在1859年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發明，而石油行業真正有規模地發展還是1900年後的事。原因主要有幾個。第一，汽車業在1900年之後才開始出現，到了1910、1920年代在美國才有比較快速的發展。如果沒有1930年代建設的美國高速公路網絡，汽車的普及就不可能。沒有汽車的普及，石油的需求就不可能大。第二，飛機是石油業的另一個推動力量，雖然萊特兄弟第一次試飛成功是在1903年，但航空運輸的真正興起是二戰以後的事。
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再能幹，也不可能出現像中石油這樣的大企業。而相比之下，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汽車在全球的普及程度已經非常高，國際海運、空運的規模已經非常大，石油行業規模空前，中國很快就出現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大型能源企業。現在，這三家企業加在一起，對中國GDP的貢獻在10%左右。
再比如，電力行業等也是19世紀後發展起來的。簡單說，中國GDP的80%以上都來自現代工業和服務業。
李利明：中國經濟增長得益於世界發展的大潮流，這一點不會有爭議。但是，中國人均GDP從1978年到1998年短短20年間就翻了兩倍，這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所沒有的。
陳志武：這當然是很大的成就，值得我們所有中國人自豪、慶祝。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其背景。從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三倍多，而在此期間中國的人均GDP只翻了一倍，這等於是中國把工業革命帶來的發展機會留給了1978年以後。實際上，從1950年到現在，全球人均GDP翻了兩倍，而中國人均GDP從1978年到現在也翻了兩倍多。也就是說，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長，中國只花了30年，中國的速度不是更快嗎？表面上，確實是這樣。可是，50年前國際秩序和工業技術的發達程度，跟30年以前中國準備改革開放時的情況，是沒法比的。
比如，個人電腦和微軟這類軟件企業都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出現，互聯網在1980年代以後出現。這些新技術使生產能力、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只要後發國家願意模仿，越是後加入發展的國家，其追趕的速度就越快。此外，在過去30年，不僅通訊技術和運輸技術使各國的市場範圍迅速擴張，而且從美國的里根、英國的戴卓爾夫人，到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到中國的鄧小平，這麼多國家同時進行市場化改革、自由貿易改革，使市場全球化出現突破性進展，這些都加快了中國的追趕速度，肯定比50年前的日本等亞洲國家的趕超速度更快。
不要說中國，就連美國的UPS(聯邦快遞)公司也一樣。UPS是美國最早開展快遞業務的物流公司，1909年在西雅圖成立，二戰之前雖然有一些發展，但規模不大，可是在過去30年，這家公司的規模突飛猛進，去年的銷售額是492億美元。如果沒有這一期間的全球化和各國市場化改革，UPS的銷售額不可能達到這種規模。
從以上情形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從技術發展角度講，晚清時候的中國不可能出現過去30年這種經濟增長，民國時期也不可能。第二，從國際秩序變遷角度看，情況也如此。1914年之前，全球貿易體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軍實力為基礎，你沒有海軍實力，你就不能發展世際貿易。連當年的跨國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軍。晚清政府即使想把當時的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也不可能，因為首先要有自己強大的海軍。但是二戰之後，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規則為主體，今天美國的跨國公司要聘請許多律師，而不需要養龐大的軍隊。這也就是為什麼1978年後，在沒有強大海軍的情況下，中國馬上就可以開展國際貿易，迅速變為世界工廠。
在討論過去30年經濟增長的時候，我們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的縱向發展上，拿今天的中國跟過去的中國比，這樣當然容易看到奇蹟。但是，如果把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過去150年的發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橫向比較，並考慮到同期間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國際秩序狀況，我們會發現，過去30年的發展與其說是中國的奇蹟，還不如說是世界帶來的奇蹟。如果靠模仿也能給中國帶來奇蹟，那恰恰說明西方過去500年發展的科學技術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性。
李利明：這就是所謂的「後發優勢」了。
陳志武：是的，越是往後實施貿易全球化、資本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國家，在增長速度方面就越有優勢。到目前，中國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對科技創新的貢獻、對建立並維繫世界秩序的貢獻卻很少，低於五分之一，但這些並沒妨礙中國利用別人建立的技術和世界秩序發展自己。不過，正因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往往使大家產生錯覺，好像體制改革並不重要。他們沒有意識到，模仿對於一個處於發展初期的國家來說的確管用，但自身卻很難內生出持續增長的推動力。僅僅模仿是不夠的。
國有經濟須繼續改革
李利明：前些年大家還在強調民營化、「小政府大社會」等理念，但現在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走。
陳志武：前些年大家對產權多元化、對國家在經濟中的定位的認識很到位，但是，正如剛才講的，以模仿為主線的「後發優勢」實在太強，特別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後，中國國有與民營的企業都在增長，於是，一些人開始感到資產由誰所有不重要了，國家相對於社會、相對於私人的界限在哪裏也不重要了。我必須強調，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製造來增長經濟，國有企業或許也行，過去這些年的現實表現可能也是如此。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不能再依賴出口市場帶動了，實際上今後的出口市場空間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無限地拓展了，必須靠內需、靠內生的增長動力。民營經濟得不到更快發展，將抑制中國內需的增長。在中國經濟仍然以國有制為主體的情況下，增長的結果是，國家越來越富，而老百姓沒有足夠地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這不僅抑制內需增長，而且扭曲產業結構。
李利明：目前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應該通過增加分紅的方式，減少國有企業掌握的資源，你是怎麼看待這個觀點的？
陳志武：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把更多的錢從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這些企業轉移到財政部，至少可以限制這些企業在許多相關、不相關行業里盲目擴張，去搶佔本來屬於民間的收入增長機會。但是，這樣做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把國有企業的收入通過分紅轉移到財政部，財政部怎麼花？用什麼機制去監督它？只有進一步推進民營化改革，只有讓中國公民從資產增值和資產收入中分享到好處，才能改變目前內需增長不足的局面。 (本文來源：中國經濟網 作者：陳志武 李利明)
李利明：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進行民營化改革，是否行得通？
陳志武：為了中國的長久持續發展，這種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實際上，現實壓力也要求進一步推進這種改革。
第一，由於美國次級按揭貸款問題可能使美國和全球經濟出現蕭條，這對高度依賴出口市場的中國經濟會有較大的負面影響。為了保證國內的就業和收入增長，必須想辦法刺激內需的增長。就像1998年的住房市場化改革和住房按揭貸款的推出從根本上刺激了中國經濟增長、使中國從亞洲金融危機中順利走出來一樣，現在如果加快民營化改革、使中國公民真正分享到國有企業改革的好處，必將刺激中國經濟的內需，也將進一步帶動新的產業高潮。
第二，中國的產業結構也必須轉型，如今是重型製造業太重，服務業太輕。以前蘇聯為例，在國有計劃經濟下，蘇聯經濟也曾經增長很快，只是它增長的是製造業和軍工，而不是服務業。當資產增值和資產收入的絕大部分都屬於國家、並由國有企業和政府機構去花費時，他們當然更喜歡看得見、摸得着的製造業和重化工業。國有經濟支持的是一種產業結構，民營經濟支持的是另一種產業結構。誰可以決定錢怎麼花，誰就最終決定產業結構。
第三，國有經濟分量過高，對法治建設會形成某種威脅。根據對幾十個國家的情況做的研究，我發現，一些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為什麼會是這樣？民營企業界的人對這一點可能有很強的感受，因為任何行業只要有國有企業介入，那個行業就很難平等競爭，遇有法律糾紛，有關部門甚至會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們注意保護國有資產。
《勞動合同法》是「後發劣勢」的具體表現
李利明：當年建立國有經濟，主要是基於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現在如果進一步推進國有資產多元化，今後國家如何為社會提供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呢？
陳志武：這中間有很多誤區，甚至是誤導。首先，我要強調，1950年代將私有財產和私有土地進行全面國有化的時候，我們對老百姓有這樣的許諾：你把你的土地和財產都歸公，但你今後的工作、生活、醫療、養老、教育等等都由國家包了。這是一種對稱的交易。
那麼，在當前這種情況下，中國公民是否得到很多福利呢？我們可以看看政府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據財政部長謝旭人介紹，2007年在這三項上的總開支約6000億元，相當於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461元 (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國有經濟比重並不高的美國，去年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約為15000億美元，相當於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為美國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當於一個普通美國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絕對數字算，還是按相對水平，美國政府回饋給老百姓的醫療與社會保障都遠高於中國，儘管美國是十足的市場經濟。
許多人說，中國還處於初級發展階段，所以沒法跟美國以及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比。這種說法站不住腳。美國去年的財政稅收佔GDP的18%，而中國5.1萬億元財政收入佔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國企收入和國有資產增值，僅財政稅收，中共政府的相對收入就高於美國，在民生上的開支沒有理由低於美國。
這又回到了「後發劣勢」的問題。財政預算的邏輯到底是什麼？是不是有些地方應該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該把更多的錢從行政開支以及其他浪費性開支中轉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教育投入？由於增長來得太容易，所以，我們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對財政預算的制約和監督，在很多方面還付之闕如。公平與公正，只有在相配的權力制約機制下才可能得到保證。
李利明：你上面提到的這些與 《勞動合同法》有什麼關係？
陳志武：把民生責任推回給民間自己以後，普通大眾的生活安全靠什麼呢？這就引出來一些問題，「後發劣勢」就表現出了。本來，應該通過憲政改革強化國家對民生的責任，但這條路難度較大，所以，就有了新《勞動合同法》這條更容易走的捷徑。
這部法律的初衷是要保護勞動者的權益，這當然非常好。但是，其中有很多條款是把政府沒有盡到的社會保障責任推到企業身上。比如，在與一些參與起草《勞動合同法》的專家討論中了解到，之所以規定任何人在一個僱用單位工作10年以上即為終身職員，是怕35歲或更年長的人如果被解僱就會再找不到工作，在沒有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障的情況下，可能會有太多的人到中年後沒工作，從而變成社會負擔。所以，他們規定工作10年以上就不能再被解僱。另外還有，企業與員工簽約兩次以後就不能再解僱員工，所有勞動關係都必須有勞動合同，超過一年無合同就自然認定僱員為終身僱員，如此等等，初衷都是要保護勞動者的權益。
但是，這樣做的實際效果有可能適得其反。第一，受害最大的是有技能的工人、中產階層和大學畢業生，因為農民工流動性很大，10年對他們來說太久，兩次簽約可能已經正好，而那些真正水平高、有特殊技能的人才又不會在乎有沒有鐵飯碗，他們到哪裏都有人要。對於那些受過大學教育但沒有什麼特殊技能的人，可能在工作時間快到10年前被解僱。第二，過去30年中國經濟之所以增長這麼快，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巨大的便宜勞動力供給，也因為勞動力市場變得越來越自由。而新的《勞動合同法》使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將加快全球製造業向其他國家轉移，從而導致中國核心競爭優勢的喪失，對中國經濟產生根本性的衝擊。第三，很多用人單位在僱人方面會變得非常謹慎，能少僱人就少雇。所以，今後的整體就業水平會更難上升，特別是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影響會很大。
有一點值得一說，那就是，並非沒有勞動合同、沒有勞動合同法，勞動者的權益就必然受到隨便侵犯。在美國，比如我所在的康州，一般的企業都沒有勞動合同，僱傭關係是隨意的(employmentatwill)，也就是說，僱主在任何時候解僱人都可以。這聽起來好像勞動者權益被隨意侵犯，但實際情況正相反，因為解僱人是件很嚴肅的事，雖然你可以隨意解僱員工，但你還得考慮到，如果你隨便解僱人，其他的僱員是否會有安全感呢？事實上，在我所看到、了解到的美國企業里，沒有隨意解僱人的，反而是想盡辦法把人留住，美國勞動者的工作環境就是這樣一步步改進的。反倒是限制性過度的勞動法會阻礙整體就業機會的增長，讓更多人沒有工作。
我之所以舉這個例子，就是因為《勞動合同法》的出台是「後發劣勢」的一種具體表現。由於配套制度改革的遲滯，到今天，雖然我們的財政稅收佔GDP比重比美國高，雖然我們有這麼多國有資產和公有土地，但是卻沒有到位的社會保障、失業福利、醫療保障、教育福利，到最後就希望通過《勞動合同法》把一些責任推到用人單位身上。立法者可能沒想到，轉嫁的結果是把中國更多的就業機會往別的國家送。 (本文來源：中國經濟網 作者：陳志武 李利明)
訪談者：李利明 受訪者：陳志武，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
僅僅模仿是不夠的
李利明：最近各界討論最多的有幾個話題，一是圍繞新《勞動合同法》的爭議，二是中國經濟正在出現的新一輪國有化，三是在宏觀調控中，很多政府機構的行為又退回到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對一些競爭性產業的價格上漲進行直接控制。我們希望你能結合自己的調查和思考，談談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陳志武：改革開放30年，到今天經濟成就很大，這是世人所見、世所公認的，中國人的勤勞終於有了成效。但是，我們也看到了許多問題，特別是因為體制改革相對滯後，各種問題開始表現出來。也因為過去只顧經濟發展而忽視體制改革，忽視對過去30年經濟成功背後的真正原因的研究與認識，在今天的具體政策制定上，極容易做一些搬石頭砸自己腳的事情。比如，重新國進民退，重回強制性行政干預，以各類名義過度徵稅，強化政府作為投資者和消費者的角色，推出備受爭議的新《勞動合同法》，等等。表面看起來這些現象互不相關，但卻都是中國式漸進改革的必然結果，如果再繼續下去，可能到哪一天經濟倒退了，還不一定知道是怎麼回事。
實際上，從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和問題中，我們更能理解幾年前楊小凱與林毅夫關於「後發劣勢」與「後發優勢」的爭論。林毅夫的「後發優勢」論指的是，後發展國家可以從先發達國家那裏很快模仿到技術，不用重複先發達國家走過的彎路。而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論指的是，正因為後發展國家可以輕便地模仿技術、快速發展經濟，所以會缺乏改革自己的制度的動力，結果犧牲了長久繁榮的機會，後發便利反成了「劣勢」。
幾年前，人們更多看到的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所以，那時不少人認同林毅夫的「後發優勢」論。但是，現在，我們的確正在經歷楊小凱講的「後發劣勢」。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認識到這一點，以糾正「後發劣勢」。
李利明：那麼在你看來，中國過去30年經濟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陳志武：過去30年的經濟成功，是中國通過「改革」(市場化、民營化)和「開放」充分利用了後發的「優勢」所致。
我要強調，僅僅「改革」和「開放」是難以造成這些成就的，因為晚清、民國時期是私有市場經濟(所以，那時不需要做市場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 「開放」(儘管晚清是被迫 「開放」)，可是那時的「改革開放」沒有產生這種經濟成功。另外，單憑中國人的勤勞也不足以產生這種經濟成就，因為不只是今天的中國人才勤勞，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人也照樣勤勞。如果說今天的成功是因為「人多力量大」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這也站不住腳，原因是1830年時中國人口佔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佔五分之一。
客觀講，中國經濟成就至少包括兩個主因：已成熟的工業技術和有利於自由貿易的世界秩序。這種發展條件或者說機遇來自於世界，具體講來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在於讓中國加入了起源於中國之外的世界潮流，讓中國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後發之所以有「優勢」也在於這種「便車」已經存在。如何理解這點呢？
首先，我們看到，根據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安德森·麥迪遜的估算，從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時間才增加了一倍。然而，從1880年到2000年，這短短120年裏，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說，過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兩千年人類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這種發展發生在中國之外，在中國積極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國捲入，但中國要麼拒絕、要麼不情願地介入。
從19世紀到20世紀，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發展？到1880年，工業革命已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全面進入新的高潮，特別是從那以後，電氣技術、汽車技術、飛機技術、電話技術相繼出現，1940年代後又出現電腦和互聯網。工業製造技術越來越成熟，而交通運輸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使這些技術的跨國移植變得可行。這些發展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後飛速增長。這是中國在1978年甫一實行改革開放即能快速發展的重要前提，沒有這種工業革命背景，就不會有中國目前的成就。
李利明：你能否舉幾個例子。
陳志武：例子太多了。比如，中石油去年的營業額超過8000億，利潤將近2000億元人民幣，對中國GDP貢獻10000億以上(包括間接貢獻)。仔細想一想，中石油對中國GDP的貢獻是源自哪裏？這10000億的產出，在100年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換句話說，100年前的晚清政府，不管它有多能幹，也不可能出現中石油這樣的大企業。據我了解，地下鑽油技術在1859年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發明，而石油行業真正有規模地發展還是1900年後的事。原因主要有幾個。第一，汽車業在1900年之後才開始出現，到了1910、1920年代在美國才有比較快速的發展。如果沒有1930年代建設的美國高速公路網絡，汽車的普及就不可能。沒有汽車的普及，石油的需求就不可能大。第二，飛機是石油業的另一個推動力量，雖然萊特兄弟第一次試飛成功是在1903年，但航空運輸的真正興起是二戰以後的事。
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再能幹，也不可能出現像中石油這樣的大企業。而相比之下，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汽車在全球的普及程度已經非常高，國際海運、空運的規模已經非常大，石油行業規模空前，中國很快就出現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大型能源企業。現在，這三家企業加在一起，對中國GDP的貢獻在10%左右。
再比如，電力行業等也是19世紀後發展起來的。簡單說，中國GDP的80%以上都來自現代工業和服務業。
李利明：中國經濟增長得益於世界發展的大潮流，這一點不會有爭議。但是，中國人均GDP從1978年到1998年短短20年間就翻了兩倍，這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所沒有的。
陳志武：這當然是很大的成就，值得我們所有中國人自豪、慶祝。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其背景。從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三倍多，而在此期間中國的人均GDP只翻了一倍，這等於是中國把工業革命帶來的發展機會留給了1978年以後。實際上，從1950年到現在，全球人均GDP翻了兩倍，而中國人均GDP從1978年到現在也翻了兩倍多。也就是說，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長，中國只花了30年，中國的速度不是更快嗎？表面上，確實是這樣。可是，50年前國際秩序和工業技術的發達程度，跟30年以前中國準備改革開放時的情況，是沒法比的。
比如，個人電腦和微軟這類軟件企業都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出現，互聯網在1980年代以後出現。這些新技術使生產能力、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只要後發國家願意模仿，越是後加入發展的國家，其追趕的速度就越快。此外，在過去30年，不僅通訊技術和運輸技術使各國的市場範圍迅速擴張，而且從美國的里根、英國的戴卓爾夫人，到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到中國的鄧小平，這麼多國家同時進行市場化改革、自由貿易改革，使市場全球化出現突破性進展，這些都加快了中國的追趕速度，肯定比50年前的日本等亞洲國家的趕超速度更快。
不要說中國，就連美國的UPS(聯邦快遞)公司也一樣。UPS是美國最早開展快遞業務的物流公司，1909年在西雅圖成立，二戰之前雖然有一些發展，但規模不大，可是在過去30年，這家公司的規模突飛猛進，去年的銷售額是492億美元。如果沒有這一期間的全球化和各國市場化改革，UPS的銷售額不可能達到這種規模。
從以上情形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從技術發展角度講，晚清時候的中國不可能出現過去30年這種經濟增長，民國時期也不可能。第二，從國際秩序變遷角度看，情況也如此。1914年之前，全球貿易體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軍實力為基礎，你沒有海軍實力，你就不能發展世際貿易。連當年的跨國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軍。晚清政府即使想把當時的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也不可能，因為首先要有自己強大的海軍。但是二戰之後，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規則為主體，今天美國的跨國公司要聘請許多律師，而不需要養龐大的軍隊。這也就是為什麼1978年後，在沒有強大海軍的情況下，中國馬上就可以開展國際貿易，迅速變為世界工廠。
在討論過去30年經濟增長的時候，我們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的縱向發展上，拿今天的中國跟過去的中國比，這樣當然容易看到奇蹟。但是，如果把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過去150年的發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橫向比較，並考慮到同期間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國際秩序狀況，我們會發現，過去30年的發展與其說是中國的奇蹟，還不如說是世界帶來的奇蹟。如果靠模仿也能給中國帶來奇蹟，那恰恰說明西方過去500年發展的科學技術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性。
李利明：這就是所謂的「後發優勢」了。
陳志武：是的，越是往後實施貿易全球化、資本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國家，在增長速度方面就越有優勢。到目前，中國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對科技創新的貢獻、對建立並維繫世界秩序的貢獻卻很少，低於五分之一，但這些並沒妨礙中國利用別人建立的技術和世界秩序發展自己。不過，正因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往往使大家產生錯覺，好像體制改革並不重要。他們沒有意識到，模仿對於一個處於發展初期的國家來說的確管用，但自身卻很難內生出持續增長的推動力。僅僅模仿是不夠的。
國有經濟須繼續改革
李利明：前些年大家還在強調民營化、「小政府大社會」等理念，但現在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走。
陳志武：前些年大家對產權多元化、對國家在經濟中的定位的認識很到位，但是，正如剛才講的，以模仿為主線的「後發優勢」實在太強，特別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後，中國國有與民營的企業都在增長，於是，一些人開始感到資產由誰所有不重要了，國家相對於社會、相對於私人的界限在哪裏也不重要了。我必須強調，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製造來增長經濟，國有企業或許也行，過去這些年的現實表現可能也是如此。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不能再依賴出口市場帶動了，實際上今後的出口市場空間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無限地拓展了，必須靠內需、靠內生的增長動力。民營經濟得不到更快發展，將抑制中國內需的增長。在中國經濟仍然以國有制為主體的情況下，增長的結果是，國家越來越富，而老百姓沒有足夠地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這不僅抑制內需增長，而且扭曲產業結構。
李利明：目前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應該通過增加分紅的方式，減少國有企業掌握的資源，你是怎麼看待這個觀點的？
陳志武：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把更多的錢從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這些企業轉移到財政部，至少可以限制這些企業在許多相關、不相關行業里盲目擴張，去搶佔本來屬於民間的收入增長機會。但是，這樣做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把國有企業的收入通過分紅轉移到財政部，財政部怎麼花？用什麼機制去監督它？只有進一步推進民營化改革，只有讓中國公民從資產增值和資產收入中分享到好處，才能改變目前內需增長不足的局面。 (本文來源：中國經濟網 作者：陳志武 李利明)
李利明：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進行民營化改革，是否行得通？
陳志武：為了中國的長久持續發展，這種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實際上，現實壓力也要求進一步推進這種改革。
第一，由於美國次級按揭貸款問題可能使美國和全球經濟出現蕭條，這對高度依賴出口市場的中國經濟會有較大的負面影響。為了保證國內的就業和收入增長，必須想辦法刺激內需的增長。就像1998年的住房市場化改革和住房按揭貸款的推出從根本上刺激了中國經濟增長、使中國從亞洲金融危機中順利走出來一樣，現在如果加快民營化改革、使中國公民真正分享到國有企業改革的好處，必將刺激中國經濟的內需，也將進一步帶動新的產業高潮。
第二，中國的產業結構也必須轉型，如今是重型製造業太重，服務業太輕。以前蘇聯為例，在國有計劃經濟下，蘇聯經濟也曾經增長很快，只是它增長的是製造業和軍工，而不是服務業。當資產增值和資產收入的絕大部分都屬於國家、並由國有企業和政府機構去花費時，他們當然更喜歡看得見、摸得着的製造業和重化工業。國有經濟支持的是一種產業結構，民營經濟支持的是另一種產業結構。誰可以決定錢怎麼花，誰就最終決定產業結構。
第三，國有經濟分量過高，對法治建設會形成某種威脅。根據對幾十個國家的情況做的研究，我發現，一些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為什麼會是這樣？民營企業界的人對這一點可能有很強的感受，因為任何行業只要有國有企業介入，那個行業就很難平等競爭，遇有法律糾紛，有關部門甚至會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們注意保護國有資產。
《勞動合同法》是「後發劣勢」的具體表現
李利明：當年建立國有經濟，主要是基於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現在如果進一步推進國有資產多元化，今後國家如何為社會提供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呢？
陳志武：這中間有很多誤區，甚至是誤導。首先，我要強調，1950年代將私有財產和私有土地進行全面國有化的時候，我們對老百姓有這樣的許諾：你把你的土地和財產都歸公，但你今後的工作、生活、醫療、養老、教育等等都由國家包了。這是一種對稱的交易。
那麼，在當前這種情況下，中國公民是否得到很多福利呢？我們可以看看政府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據財政部長謝旭人介紹，2007年在這三項上的總開支約6000億元，相當於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461元 (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國有經濟比重並不高的美國，去年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約為15000億美元，相當於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為美國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當於一個普通美國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絕對數字算，還是按相對水平，美國政府回饋給老百姓的醫療與社會保障都遠高於中國，儘管美國是十足的市場經濟。
許多人說，中國還處於初級發展階段，所以沒法跟美國以及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比。這種說法站不住腳。美國去年的財政稅收佔GDP的18%，而中國5.1萬億元財政收入佔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國企收入和國有資產增值，僅財政稅收，中共政府的相對收入就高於美國，在民生上的開支沒有理由低於美國。
這又回到了「後發劣勢」的問題。財政預算的邏輯到底是什麼？是不是有些地方應該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該把更多的錢從行政開支以及其他浪費性開支中轉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教育投入？由於增長來得太容易，所以，我們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對財政預算的制約和監督，在很多方面還付之闕如。公平與公正，只有在相配的權力制約機制下才可能得到保證。
李利明：你上面提到的這些與 《勞動合同法》有什麼關係？
陳志武：把民生責任推回給民間自己以後，普通大眾的生活安全靠什麼呢？這就引出來一些問題，「後發劣勢」就表現出了。本來，應該通過憲政改革強化國家對民生的責任，但這條路難度較大，所以，就有了新《勞動合同法》這條更容易走的捷徑。
這部法律的初衷是要保護勞動者的權益，這當然非常好。但是，其中有很多條款是把政府沒有盡到的社會保障責任推到企業身上。比如，在與一些參與起草《勞動合同法》的專家討論中了解到，之所以規定任何人在一個僱用單位工作10年以上即為終身職員，是怕35歲或更年長的人如果被解僱就會再找不到工作，在沒有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障的情況下，可能會有太多的人到中年後沒工作，從而變成社會負擔。所以，他們規定工作10年以上就不能再被解僱。另外還有，企業與員工簽約兩次以後就不能再解僱員工，所有勞動關係都必須有勞動合同，超過一年無合同就自然認定僱員為終身僱員，如此等等，初衷都是要保護勞動者的權益。
但是，這樣做的實際效果有可能適得其反。第一，受害最大的是有技能的工人、中產階層和大學畢業生，因為農民工流動性很大，10年對他們來說太久，兩次簽約可能已經正好，而那些真正水平高、有特殊技能的人才又不會在乎有沒有鐵飯碗，他們到哪裏都有人要。對於那些受過大學教育但沒有什麼特殊技能的人，可能在工作時間快到10年前被解僱。第二，過去30年中國經濟之所以增長這麼快，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巨大的便宜勞動力供給，也因為勞動力市場變得越來越自由。而新的《勞動合同法》使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將加快全球製造業向其他國家轉移，從而導致中國核心競爭優勢的喪失，對中國經濟產生根本性的衝擊。第三，很多用人單位在僱人方面會變得非常謹慎，能少僱人就少雇。所以，今後的整體就業水平會更難上升，特別是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影響會很大。
有一點值得一說，那就是，並非沒有勞動合同、沒有勞動合同法，勞動者的權益就必然受到隨便侵犯。在美國，比如我所在的康州，一般的企業都沒有勞動合同，僱傭關係是隨意的(employmentatwill)，也就是說，僱主在任何時候解僱人都可以。這聽起來好像勞動者權益被隨意侵犯，但實際情況正相反，因為解僱人是件很嚴肅的事，雖然你可以隨意解僱員工，但你還得考慮到，如果你隨便解僱人，其他的僱員是否會有安全感呢？事實上，在我所看到、了解到的美國企業里，沒有隨意解僱人的，反而是想盡辦法把人留住，美國勞動者的工作環境就是這樣一步步改進的。反倒是限制性過度的勞動法會阻礙整體就業機會的增長，讓更多人沒有工作。
我之所以舉這個例子，就是因為《勞動合同法》的出台是「後發劣勢」的一種具體表現。由於配套制度改革的遲滯，到今天，雖然我們的財政稅收佔GDP比重比美國高，雖然我們有這麼多國有資產和公有土地，但是卻沒有到位的社會保障、失業福利、醫療保障、教育福利，到最後就希望通過《勞動合同法》把一些責任推到用人單位身上。立法者可能沒想到，轉嫁的結果是把中國更多的就業機會往別的國家送。 (本文來源：中國經濟網 作者：陳志武 李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