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桅揚帆》一書，主體是揚帆的口述自傳，曾在1989年出販，以後經傳主與整理者丁兆甲先生合作，作了較大充實，由群眾出版社於2001年9月出新版。
揚帆本名石蘊華，三十年代和曹禺同時進入戲劇界。參加革命後，棄文從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為上海市第一任公安局長。一生中經歷兩次冤獄。四十年代延安發生搶救運動，他在新四軍受到牽連。被關了10個月；1954年，他成為潘揚反革命集團案的主角之一，蒙冤長達25年。出獄時不但垂垂老矣，而且精神失常，與妻子兒女都無法交流。後經治療，才恢復了正常的思維和表達能力，總算留下了包括這本自傳在內的寶貴文字。
潘揚一案，在當時轟動全國，今天已經水落石出，所有的罪名不是捕風捉影，就是顛倒黑白。據傳主判斷，冤案最重要的成因是來自江青的打擊報復。揚帆了解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影劇界名聲不佳，曾在1939年向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匯報，項擔心"潤之吃虧"，便向延安發電，不贊成毛江結婚。其時木已成舟，事後江青懷恨在心。然而以今天的眼光來，這樣大的案件之所以能夠在五十年代釀成，株連數百人，歸根結底是因為制度的缺陷。最高領導人一言九鼎，不論是當事人；還是知情人，都百口莫辯。認為這個問題是由於毛受了江青欺騙，說服力是不夠的。從一些熟悉揚帆的高級於部在他平反前夕的友好表示，可以推測他們對這個長達25年的冤案早有不同看法。然而老人家在世，他們就沒有表達不同看法的可能，或者說，知道表達也沒有用，反而會招來麻煩，只好沉默。只有等到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形成聲勢，他們才有可能公然表示同情，並推動揚帆一案昭雪。一個好的制度，本身應當具有防止公民受冤枉的機制。公民一旦受了冤枉，還應當有申訴和洗冤的渠道。當時，像揚帆這樣的公安部門高級幹部都不能免於冤獄，一般百姓就可想而知了。揚帆的同情者里，有更高級的幹部，他們明知楊帆冤枉，也愛莫能助，可見制度層面的問題有多麼嚴重！
從另一重意義上說，揚帆比起同案的潘漢年還是幸運的，他不但活到冤案昭雪的一天，並且有機會通過自己的親身感受反思歷史的教訓。他在自述的最後一節《痛定思痛——我的思考》裏說到——
在今天強調法治、健全法律的時候，我認為，今後發生冤假錯案就不能再強調"既往不咎"了。否則，老是口頭上說下不為例，不認真追究，老是這樣下去，又怎樣保障人權？怎樣主持社會正義？怎樣體現法律的嚴肅性？現在的立法機關應當汲取這些教訓，以形成法律來防止冤假錯案的產生。還應該立法來懲治製造冤假錯案的責任人，並對受冤假錯案傷害者的損失進行賠償。我們已經建國五十年了，重視這方面的立法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作為一個受過長期冤獄痛苦的的人，痛定思痛，以我親身體驗，說說一些感受，（也可能有片面性）也許對總結經驗教訓有點參考作用。我現在是個風燭殘年的老人，總想在離世以前把想說的話都吐出來，而不要遺憾地隨身帶走。
這話說了不久，揚帆便於1999年2月20日與世長辭，時年87歲。老人臨終前的這片肺腑之言，可謂金玉良言。如果為政者能夠聽得進去，加以實行，必定有功於當世，造福於後代。不知以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