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中國在線
導言：關於"中國威脅論"的國際噪音還沒有完全消失，有關"中國危機論"又開始蔓延起來。伴隨宏觀調控策略的調整和加強，海內外關於中國今後一二十年內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較劇烈的危機的言論正在引起高層關注。前不久，北京大學硏究機構，就２０１０年前中國可能面臨的危機問題，組織海內外上百家機構和著名專家，進行了規模的多控性調查分析。現將此次調查分析形成的專題報吿，摘要編發如下。
一、關於此次活動說明：
１．方法。在過去的幾個月中，我們與國內外有關專家，包括政府專家和非政府專家、國際專家和國內專家密切聯繫與合作，通過面對面訪談與討論、電話交談與調查、傳眞問卷調查、電子交流與郵件問卷調查一起來確認２０１０年前可能影響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風險因素、可能發生風險的領域以及可能發生的風險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衝擊程度。
２．參與機構。在這個過程中，課題組儘量使不同部門、不同專業背景、不同組織機構和不同國家的專家都能夠參與到確認過程中來。最後，課題組一共得到９８位專家的支持，與他們進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也收到他們的答卷。從專業條件上，我們儘量使專家的專業領域能夠覆蓋經濟、社會、環境、軍事和外交等方面；從職稱和職務上，我們選擇正敎授、硏究員或政府有關部門副局級以上官員。我們確認這些專家的標準是：他們必須是所在硏究領域的學科帶頭人或領軍人物，必須在國內外有一定影響，所選擇的政府官員同時也是學者或在某個領域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在國內外形成一定影響。考慮到中國未來發展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硏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際專家大有人在，我們儘量與國際上硏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專家取得聯繫，爭取他們的支持，例如，２００２年曾經因對中國統計數據提出質疑而名聲大噪的美國匹茨堡大學經濟系敎授Ｔｈｏｍａｓ Ｒａｓｋｉ就參與了我們的調硏討論，還寄來了他的最新硏究成果。我們也與許多駐華國際組織的專家取得聯繫，聽取他們的意見，這些組織包括聯合國駐華代表處、世界銀行駐華代表處、亞洲開發銀行駐華代表處、美國福特基金會，等等。這些來自國際組織的專家從他們的視角提出了自己對中國未來發展，特別是中國２０１０年前發展的看法。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我們需要不同視角的人參與我們的硏究和討論。
３．參與專家。境內專家８１位，境外和境內國際組織專家１７位。北京的專家來自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門，包括國務院硏究室、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民銀行、中國銀行、國家環保總局、國務院西部開發辦、民政部、國家統計局、商務部、國資委、衛生部、勞動部等；硏究和敎學單位的專家來自國務院發展硏究中心、國家發改委硏究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水利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中央黨校、中國國際關係硏究所、中國農業大學等等；外地機構包括深圳綜合開發硏究院、吉林大學東北亞硏究院、南開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境外機構和組織包括福特基金會、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匹茨堡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德意志銀行、日本女子高知大學、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瑞典皇家硏究院等等。
在這次調硏中，我們特別選擇了一些目前在國內很活躍的非營利部門的領導人參與我們的工作，其活動領域包括環境保護、社會福利，他們活躍於實際工作的第一線，又屬於草根組織，有對問題的自己的視角。在我國不同領域發揮積極作用的非營利組織正在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不可忽視的力量。民間組織的專家來自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靑少年發展基金會、環境與發展硏究所、行動援助、零點公司、天則經濟硏究所、中國國際問題交流基金會、中國國際金融學會、中國宏觀經濟硏究會、工業聯合會等等。這些專家在專業上的分佈為：經濟領域４５位，環境領域４位，社會領域１６位，國際關係領域６位，衛生領域２位，公共政策領域６位，其它領域１７位。
４．提醒注意。通過專家來確定未來發展趨勢是我們開展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硏究中的一種嘗試，我們的目的是通過專家的綜合性意見來確定關鍵危機性因素，為國家中長期發展決策提供一種中長期的戰略眼光。特別是通過與專家之間的建設性對話來確定未來發展趨勢。因此，所有的風險因素都是建立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基礎上，在使用這個分析的時候，必定始終記住：
--沒有一個因素會決定中國２０１０年前的走勢；
--每一個因素的變化都會引起諸多因素的變化；
--這些因素在一定情況會相互加強，引發連鎖反應。
--這些因素在中國２０１０年前的變化還取決於中國２０１０年前社會和政府採取的有關政策及其效果，因此，我們需要跟蹤中國２０１０年前的政府政策效果評估。
５．此次硏究的目標因素：中美關係、台灣問題、周邊關係、人事更替、全球化與外貿、金融風險、國有企業問題、"三農"問題、社會差距（貧富、地區和城鄉）問題、失業問題、社會秩序、公共安全、生態環境和能源、民族衝突、治理危機、敎育和人口素質問題、社會風氣與信心危機、公共衛生。從總體上看，這些因素相互交叉，形成一幅完整的２０１０年前中國面臨挑戰的形勢圖，據此我們能以不同程度的自信做出並確認一些影響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棘手的不確定因素。我們的基本判斷是：中國２０１０年前面臨的國際環境越來越複雜，國際競爭越來越激烈；國內經濟和社會領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越來越複雜。
６．專家們最為關注的危機領域。由於專家們的專業背景、工作背景不同，他們關注的危機類型也不一樣，關注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最多，占專家人數２６．３９％，在經濟危機中，人們較為關注金融危機。信心危機並不在課題組最初的調查框架中，但是很多專家都關注信心危機。他們認為人們對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對企業信用和個人信用缺乏信心，對政府信用和政府政策效率與透明度問題缺乏信心，對企業虛假浮誇擔心，以及對某些個人品質、素質問題的擔心是潛在的社會危機。
７．專家們對於危機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歸結起來，有以下幾類。 危機意味着動盪，意味着"經濟、社會領域的發展突然失去了平衡。例如高通貨膨脹或緊縮，或銀行由於呆、壞賬過多引起民眾恐慌、擠兌而出現金融危機"。
８．危機和衝擊意味着遭受損害。"雖然我國有特殊的手段解決一些問題，但應該看到問題積累的嚴重，不可低估。浮誇、浮躁以及不眞實越來越多"。"環境污染意味着許多人死於環境污染，許多人的健康受損害"。"消除危機無疑需要付出代價，視代價的大小而影響經濟、社會的發展，如減慢發展速度、停滯、甚至倒退"。"敎育的改革滯後，將極大地損害未來社會各個群體的就業安排，在敎育投入上存在着巨大的戰略偏差，過於注重高等敎育，而輕視基礎敎育的做法，將使中國製造業與一般服務業停留在低水平，同時技術工人奇缺，高等敎育人才就業困難，低水平勞動力無法實現起碼就業"。"我國嚴重的水旱災害本身就可能導致嚴重的環境危機。歷史上一旦出現長時間、大範圍的大旱大澇、連旱連澇的天氣形勢，或赤地千里、或汪洋一片，社會與環境都會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在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階段，人與自然間的脆弱的平衡必然被打破，環境問題的出現是難以避免的問題。一些發達國家是在人均ＧＤＰ達到７０００－１００００美元時才走出環境惡化低谷的。我國目前的環境仍然處於總體惡化過程中，區域間經濟發展的差距在繼續加大，即使經濟最好的區域，要達到人均７０００美元的水平，也還有相當的距離。環境危機的發生將直接威脅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環境退化不可逆轉"。
９．危機意味着無法應對衝擊和困難。"信心危機意味着社會和國家鬆散無力，經受不了衝擊和困難"。危機"意味着社會經濟的非正常化並產生連鎖反應，伴隨而來的必然是政治危機、信心危機等其它危機"。"如果可能出現什麼突發性事件或危機的話，很有可能是在社會領域或局部的信心／政治領域。實際上過去幾年中這類事件在不同地區時有發生，只是規模較小，沒有產生全國性影響而已"。"在國際問題方面，出現危機意味着可能發生戰爭。我國應當盡力避免戰爭，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對抗"。"危機意味着發生了對每一個人都是很危險的事情"。
１０．危機和衝擊意味着對抗。"政治危機動搖人們的信心，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中國的政治體制還是比較脆弱的"。"所謂政治危機，主要是指政治性的大規模抗議，或高層發生公開的分裂"。"外交危機主要是指台灣問題導致中美之間出現直接的軍事對抗形勢"。"經濟危機指因匯率問題處理不當導致經濟大幅度滑坡"。"社會危機指因收入差距過大導致局部社會動盪"。"政治危機指因腐敗、經濟滑坡和受差距過大影響導致政局不穩"。
１１．危機意味着無力抵禦風險。"經濟危機，尤其是因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結果往往導致市場恐慌、社會動盪、政局不穩乃至政權更迭。這一局面已經在印尼、阿根廷等國家發生。我國目前金融領域問題很多，不良債權居高不下。兌現入世承諾又需開放金融市場，尤其是一旦實行自由浮動匯率（這只是時間問題），風險將浮出水面。一旦危機爆發，我國將面臨比印尼、阿根廷等國家更加糟糕的局面，任何國際機構或國家都無力拯救中國，況且我國還存在制度與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問題。"從經濟的視角來看，投資決策是所有危機的根源。失敗的投資除了創造債務外沒有創造任何價値。中國最大的危險來自銀行和金融系統，來自他們的壞賬和死賬"。
１２．危機意味着衝突。"在城市中由於失業和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而導致越來越多的不滿情緒，尤其是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在城裏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以及缺乏正常的權利保障。在農村中，農民收入的持續相對下降，農村中缺乏基本的醫療衛生條件，農村中各種矛盾的嚴重化和複雜化等因素都使整個社會潛伏着危機。如果遇到某些誘發事件，可能釀成較嚴重的社會衝突和政治危機事件"。"如果經濟的發展出現停滯，那麼一個國家諸如社會、政治以及國民信心方面的大危機就會隨之發生"。"治理危機處理不好會轉化為政治危機"。"危機將使發展進程暫時放緩"。"不斷增加的失業、貧富差距的擴大、腐敗、對農民橫徵暴斂，這些集合到一起會引起人民的不滿，可能會引發政治動亂"。"從社會尺度來說，危機的存在反映了社會整合的缺乏。對於社會危機的低估導致政府忽視對現存社會問題的審視和採取相應的措施，這會使事態進一步惡化"。
二、中國２０１０年前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及發生的領域
１３．對於中國在２０１０年前是否會發生影響這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的重大危機，有７７位專家作了回答，其中５１位認為會發生重大危機，２６位認為不會，分別占６６．２３％和３３．７７％，說明大部分專家認為中國２０１０年前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風險較大的時期，或者說是危機多發期。事實上自從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危機決不是短期現象」。全球化將還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置於風頭浪尖之上。亞洲眾多國家都面臨這樣的問題，「亞洲國家經濟面臨的共同問題是幾乎所有國家都缺乏一個完善的國內市場，在全球化背景下，他們在金融和勞動力方面的弱點暴露無遺」。在深度市場化和快速全球化進程中，中國在金融和其它體制方面的弱點將越來越明顯。
１４．專家們認為中國２０１０年前政府在危機管理問題上要關注金融問題，目前金融還談不上危機，但金融風險很大，並會對社會產生重要影響。一些銀行連續出現大問題，不僅是經營管理問題，也與體制有密切關係。當然，金融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
１５．中國整個社會體系是非常脆弱的，但是由於公眾組織性很低，演化成大規模社會動盪的因素雖然存在，但形成實際的社會動盪的條件不足。不過，金融危機、失業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値得重視。城鄉差距是個大問題，處理不當將產生嚴重後果。農民工，特別是農民工中的受過敎育的精英人物會成為中國２０１０年前不穩定的領導力。目前這個階層缺乏就業機會、社會保障、衛生保障、敎育機會和公共服務。這裏有一個悖論，不解決農民的社會安全網問題會引發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全面解決他們的社會安全網問題會大大提升政府的財政支出和勞動力成本，中國勞動力的國際競爭優勢會不復存在。如果腐敗在近期還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國２０１０年前成為社會動盪的根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可能是危機的導火索，與失業下崗、貧困等問題交織在一起，其危險性大增。所以，有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未來社會不穩定的前景。
１６．人們對於危機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所以重大危機的狀態、程度、方式也是有着各自的理解。危機能否演化成激烈的社會動盪還有待於進一步硏究，ＳＡＲＳ的經驗要求我們在觀察危機時要特別小心，即便是身臨其境都不容易把握其趨勢，更何況是那些可能發生在數年之後的不確定事件。但是由現實嚴峻形勢引發對未來的擔憂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無論從國內還是到國外，包括２０００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報吿都提出了未來１０年到１５年中國發展存在的不確定性。
１７．專家們列舉中國２０１０年前最可能出現的三個危機，並按可能性高低排序。
對於可能性最高的危機，專家們的回答是這樣的：出現頻次最多的依次是「社會危機」（佔總數的２１．２５％），「金融危機」 （佔總數的１８．７５％），「經濟危機」（佔總數的１２．５０％），「就業危機」 （佔總數的１０．００％）。
對於可能性次高的危機，專家們的回答是：出現頻次最多的是「經濟危機」 （佔總數的１２．８２％）。
對於可能性第三的危機，專家們的回答是：出現頻次最多的依次是「信心危機」（佔總數的１２．１６％）。
１８．我們把這些領域重新歸類，分為社會（包括社會差距、就業、公共安全等）、經濟（包括「三農」問題、金融）、國防與外交、環境、政治（包括人事交替）和信心，則得出如下結論：專家們認為中國２０１０年前發生重大危機的領域主要在社會領域（４１．２５％），其次為經濟領域（３５％），第三為政治領域（７．５％）。
在社會發展領域，社會差別拉大（包括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失業下崗問題被認為是高風險的領域。在經濟領域，金融風險、「三農」問題最為人們關心。社會危機包括地區差別、城鄉差別和貧困差別的擴大、公共衛生狀況惡化（如「非典」和愛滋病的擴散）、中產階級的成長及其對權力的要求、高失業率、腐敗泛濫、社會穩定、進城民工的抗議和騷亂、少數民族地區的衝突、「三農」問題、公共衛生問題、公共安全危機。「經濟是基礎，信心是關鍵，二者不可分割。從爆發的可能性來說，社會領域產生爆發點的可能性最大」。
１９．根據調整數據綜合分析，失業問題、三農問題、金融風險、貧富差距、生態環境、台灣問題、社會秩序、公共安全、中美關係、全球化和外貿、周邊安全、人事更迭、治理問題、民族問題、愛滋病和公共衛生問題、國有資產流失與金融危機問題，等等，都是中國２０１０年前的不確定因素，可能會對這個時期經濟社會持續、健康和全面發展帶來衝擊，尤其是就業、金融、社會差距以及生態環境。此外台灣問題也不可忽視。
２０．在現有思維模式和就業戰略模式下，就業問題將成為我國未來發展中不太容易解開的結。「高失業率意味着潛在的勞動力資源沒有得到充分運用，這樣，經濟增長就達不到其可能性生產便捷；還有一部分原因是：高失業率會使貧困現象難以治癒」。目前的問題是失業率持續上升，一直居高不下，現行創造就業崗位的政策不能奏效，但又提不出新的有效對策。必須清楚地看到，沿着目前的政策取向走下去，擴大就業是不會有明顯效果的。尋求新的就業政策和戰略，將是政府在新的五年計劃期間必須解決的問題。未來的五年計劃，尤其要在戰略上有明確解決就業問題的思路。國內專家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我國就業增長速度下降得越來越快：『八五』期間，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能夠創造９０多萬個就業機會；而在『九五』期間，雖然ＧＤＰ以每年近１０％的速度遞增，但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只能創造７０—８０萬個就業崗位。按照這種趨勢，很容易就能感覺出『十一五』期間我國就業形勢的嚴峻」。國際上也有類似的看法，主要來自美國的蘭德公司，「失業問題以及有時也引起的城市貧困和鄉村貧困可能在未來１０年中影響中國每年ＧＤＰ增長的０．３－０．８個百分點，因為失業會造成降低要素生產率、造成低儲蓄率和減少資本形成」。這個問題實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我國就業形勢十分嚴峻。不僅勞動力總量矛盾和就業結構性矛盾交織在一起，還有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部分高校畢業生就業以及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等問題相互交織的複雜情況」。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和有限的勞動力市場的矛盾將長期存在，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將處於供大於求的狀態；２００６年，中國將全面履行ＷＴＯ規則，入世後僅考慮３％的糧食進口，也將減少農業就業機會上千萬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在現有１０００多萬的基礎上，每年還將增加至少２００萬個。在目前生產力水平下，我國農業勞動力需要的合理數量在１．５億人左右，未來至少有１．９億左右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需要轉移出來；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和失業人員在一段時間內仍將維持在１０００多萬人左右，這部分人年齡較大，技能單一，再就業較為困難；從２０００年開始到２０１０年還是我國中學生的畢業高峰，高等院校如果不繼續擴招，大批高中畢業生將失去繼續敎育的機會，這對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極為不利，如果高校繼續擴招，從目前形勢下，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將不會是個短期問題。「要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僅靠調控運行的戰術性措施已無濟於事，必須根據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對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做出重大調整」。
２１．「『三農』問題可能引發的危機。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我國『三農』問題的嚴峻形勢不能根本消除的」。但是，對於「三農」問題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在過去的十幾年中，儘管我國國民經濟以７％以上的速度增長，但是農業幾乎成為一個無利可圖的產業，農民的收入基本停滯不前，而且大部分農民的收入基本上是下降的。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情況下，國內大部分農產品價格將遠遠高於國際市場價格，通過大幅度提高農產品價格來提高農民收入是不可能的。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尋找工作是農民擺脫困境的基本選擇，但是這些進城農民並沒有因為進入城市而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在身份上他們依然是農民，城市的福利，包括子女受敎育的權利與他們無緣。由於農村人口眾多，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將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但是農民的弱勢地位和不利處境將使他們不斷為更大的生存空間抗爭。 「近十年來，我國農村特別是中部地區，發生了一系列針對基層政府的群眾性事件。這些事件大多經過各級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較妥善的處理。但是，也有些實踐由於處理不當，各種矛盾和衝突依然存在，並逐步產生了一些以『減負上訪代表』、『減負代表』等名義出現的所謂『農民利益代言人』。在他們的組織和領導下，部分農民與基層政府進行長期的抗爭，其結果是，農村的群體性事件在數量、規模和對抗性程度方面都在增長。與此同時，農民的政治訴求也發生了重大升級，在內容上變得更有進取性，並提出了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要求，其具體表現就是自發籌建農民協會」。對於農民、農民工問題的最有利政策莫過於政府採取善治模式，「三農」問題的治理危機將會引發全面農村的危機，這也許不是危言聳聽。各級基層政府，特別是農村基層政權和城市與農民工有聯繫的基層政府作風的根本轉變對於緩解「三農」問題危機最為關鍵。在「三農」問題上引發的危機將是治理危機。
２２．雖然我國儲蓄率高，資本形成順利，但是眞正意義的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卻一直沒有建立起來。金融體系缺乏引導資本順利流向生產領域，缺乏對資本運行的規範和監管功能，這是中國經濟發展中一個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國企業經營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國有銀行佔有８０％的總信貸資金，吸收７５％的居民儲蓄，卻創造不足３０％的工業總產値。行政干預下的銀行機構一直在直接或變相向半死不活的國有企業『輸血』。受國有企業的不良貸款拖累，銀行系統的改革進展緩慢，從整體上加大了金融風險。這種體制也為權力作為資本進入經濟過程創造了外部條件，是導致驚人腐敗和國有資產流失的根本原因。目前國有銀行的根本問題是接近甚至超過２５％的呆帳，以及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改革方案。根據國際標準，銀行呆帳比例應當控制在５％才屬於可管理水平，但是，我國已經遠遠高於這個標準。儘管有人僥倖中國在１９９７年沒有遭受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但這並不意味其內部沒有任何問題。事實上，１９９７年保護中國金融體系免遭衝擊的是人民幣的國家固定匯率，而不是現行的金融體制。換句話說，金融業的現狀，可能是危及中國經濟安全的最大風險。「在各種環境下，中國能夠經歷資金從銀行撤出的驚慌——大規模資金流出，儲蓄減少，以及資本形成的驟然減少等等。繼而發生的金融危機和信譽滑坡將導致要素生產率降低０．３％，伴隨每年股市增長率的降低和失業率上升，年均ＧＤＰ將降低０．５－１．０％」。
２３．貧富差距已經在國際預警範圍之內，而且幾乎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嚴重。分配的不平等反映了持續拉大的收入差距，包括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敎育差距，從經濟發展來說，我國過去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契機，但是從社會發展來說，我國的過去２０年創造了巨大的社會不平等。社會不平等對於社會穩定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貧困的農民、無法就業的學生和失業的工人都將成為不穩定的社會力量。貧困將會導致犯罪率上升。社會不平等的結果會在社會秩序中得到反映。最近不斷發生的企業家遭受傷害事件已經敲響社會不平等的警鐘。被整體性拋入社會弱勢群體的人群包括那些下崗失業職工以及面對明顯制度性歧視的進城農民，從數量上說，他們已經不在１億人之下。通常解決社會不利群體的政策之一是政府通過稅收政策和公共項目、公共服務來實現社會財富的轉移，即由富裕群體向貧困群體轉移，發達國家的基金會、慈善組織、非營利部門、社會救助組織，等等，就在發揮類似的作用，它們存在的基礎是政府的社會財富再分配政策。但是到目前為止，在我國政府的社會發展政策中還不曾有這樣的規劃和計劃，短期內也不會看到這樣的政策和法規出台，所以未來一個時期內社會差距縮小的政策環境不會有很大的改觀，貧富差距問題也不會得到根本性地遏制，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將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基本趨勢。國際經驗表明，社會差距拉大的最簡單結果是社會安全，特別是公共安全將受到極大傷害，南非社會治安不斷惡化的基本原因是白人與黑人之間社會差距的持續拉大。這個曾經是非洲最繁榮和安全的國家，現在被社會不安全和愛滋病纏繞着，投資環境受到極大傷害。
２４．生態與資源危機不容忽視，以石油為例，我國石油資源人均佔有量較少，勘探開發的難度越來越大，石油供需缺口逐漸加大，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度越來越大，我國在２０２０年以前能源需求將是巨大的。世界石油資源分佈不均勻及數量有限，造成了在世界範圍內對石油資源的爭奪並導致了無數的戰爭和地區衝突。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發生的特大自然災害和新世紀初發生的鋪天蓋地的沙塵暴，以及近二年經歷過的ＳＡＲＳ衝擊，給中國的環境和生態問題敲響了警鐘。沙塵、洪澇、乾旱、地震、蝗蟲等各種自然災害，襲擊中國的三分之一國土。由於生態破壞而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於當年國民生產總値的１４％。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Ｍｉｃｈｅｌ Ｃ． 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受美國太平洋政策委員會和蘭德公司亞太政策中心的委託，領導的「未來中國硏究小組」提出：「中國面臨着嚴重的環境問題。水污染、大氣污染、土壤侵蝕以及水資源短缺已經嚴重影響健康並限制增長率」。聯合國認為未來對中國持續發展的衝擊將來自「區域不平衡發展、自然資源的破壞」。另外一個常常被人們忽視的問題就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資源和環境基礎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但就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値３０００美元來說，它依賴的能源和資源是否能夠通過國內資源得到滿足？雖然翻兩番不是很大的目標，但是畢竟中國的人口基數太大，如果說，２０世紀翻兩番可以通過國內資源得到實現，下一步翻兩番的目標能否得到國內資源的支持就是値得深入硏究的問題。如果國內資源不能滿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目標，我國的策略是什麼？通過國際性治理得以實現？還是戰爭？這種方式在歷史上都曾被應用過。
２５．台灣危機問題。從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以來，台灣問題一直在朝着我們不願意看到的方向發展，台灣居民對於大陸的認同程度的降低，這不應當被看作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信號，事實上它應當被看作為台灣走向獨立的嚴重信號。在對台關係問上，我們忽略了這個問題。另外，台灣地區領導人的一系列推動台獨的行動和言論也不是孤立的，它是整個台獨勢力有組織、有計劃行動的一部分。２００４年的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結果對於中國２０１０年前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從目前來看是不確定的，因為我們不知道誰將當選，陳水扁如果繼續當選，台灣進一步走向獨立的可能性極大。未來台灣問題的走向是要看台灣的民意，如何影響台灣的民意將是大陸對台政策的關鍵，這是考驗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最重要的指針，也體現新一代領導人的智能。沒有台灣民意的支持，台灣問題的解決將是非常困難的，這是我們對台政策的最大失誤。台灣問題的複雜性在於美國對亞洲事務的介入，換句話說，台灣問題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部分，在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美國不會放棄對台灣問題的干預，這就大大增加了解決台灣問題的難度，大陸與台灣問題之間的摩擦將長期存在，並不斷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或大或小的衝擊。與台灣問題相關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香港問題，香港最近出現的問題，對於兩岸的統一投下了陰影，這個影響不可低估。
２６．全球化正在成為全球發展的主要驅動力。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對其１９９７年與２０００年預測報吿的比較發現，在過去的幾年中，全球化的影響已經超出了他們１９９７年的預料，換句話說，２０００年的狀況表明，１９９７年他們對全球化影響的估計過低。世界貿易組織和信息技術傳播將發揮更大的作用。現在看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並不像我們最初預料的那樣會體現在幾個主要的產業上，世界貿易組織將通過其規則影響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結構。全球化治理的影響正在凸現，最近的朝鮮核武器問題六方會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主權國家之間、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合作處理全球公共事務和公共危機的作用將超出我們最初的預料，類似恐怖主義、全球犯罪、全球能源和水資源問題、環境問題、糧食問題、等等，對於經濟發展的制約越來越明顯，通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越來越強烈。
２７．「——中國下列已經成為國內外共同關注的問題：
在過去２０多年保持的經濟增長速度還能保持多久，增長速率如何？
——未來１０年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斷層和厄運是什麼？一旦這些挑戰、斷層和厄運發生——個別發生或連鎖反應，它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的影響有多大？
——中國經濟成長的步伐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軍事現代化？
——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會使美國獲益還是受到傷害？
這些問題很大，很複雜，也相互關聯。對於美國決策者來說，對於第四個問題的回答是非常關鍵的，這是美國對於中國經濟增長態度的底線」。
２８．「未來一個時期，中國可能還會保持較高的外資直接投資率。但是也存在一些不確定的環境，這些環境可能會使外來直接投資驟然減少，這些變換的環境包括由於權力更替導致的內部關係緊張，可能的內部金融危機，人民幣的不可自由兌換，以及中國不能履行對ＷＴＯ的承諾，或者外部關係緊張，包括在其它國家出現良好的基礎設施投資環境，如歐洲、印度、俄國，或其它地方。未來中國外來資金直接投資取決於與其它國家比較下的投資風險，退稅政策等」。
２９．未來眞正影響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因素恐怕還是中國經濟和社會內部的結構性問題：如需求結構不合理、產業結構矛盾加重以及生產資料銷售價格與居民消費價格變化不協調，等等，激起更深層次的矛盾。國內治理危機使人們較為關注的危機因素，這是課題組在調查涉及之前沒有考慮到的因素，治理危機包含的因素很多，包括對黨和政府的信任、腐敗問題、法制建設問題、軍政不分問題、政治危機問題、公開參與政治制度改革問題、共產黨高層內部的團結問題、政府官員的責任不清問題、黨群關係問題、政府的形象問題、中央政府政策渠道不暢通問題、政府的法律權威下降問題，以及政治改革滯後等等。這是一個自壩示恚??頤鞘褂玫撓鎇圓煌??榻崞鵠詞欽庋?恍┮蛩兀?頤牆?涔榻嵛?衛砦；?侍狻Ｕ飧鑫侍廡枰??懦x究，詳細可見《公共事務和公共危機的善治問題硏究》。這個問題的解決方向看來是需要淡化政府的責任，強調其它部門在公共事務中的作用和責任。如果不是這樣，人們對於政府的期望値一直居高不下，但實際上政府又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這個落差有可能造成人民的怨恨和不滿。尤其値得注意的是，部分官員的貪污腐化、欺壓百姓、違法亂紀，不嚴格執行黨和政府的政策，將激化現已存在的社會的矛盾，引發進一步的社會危機，換句話說，治理危機可能會成為大規模經濟或社會危機的導火索。
３０．除了治理危機，信心和誠信問題也是專家們關注的問題。有的專家認為失業問題關係到民生問題，誠信和信心關係到精神問題，這兩大問題是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核心問題，當然並不是所有專家都持這樣的看法。誠信問題和信心問題是與治理危機問題聯繫在一起的問題，人們之所以失去信心和缺乏誠信與某些政府官員以權謀私、貪污腐敗、敗壞黨風、敗壞風氣有着密切的關係。正是這些官員的腐敗導致人民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心，也從此失去理想。信用問題不單是一個道德問題，也是一個制度性問題。目前我國的信用現狀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主要表現在：企業信用低下，公民個人信用基本屬於空白，商業銀行信用風險隱患嚴重，許多銀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居民對於中央銀行的信任之上，信用缺位對我國國民經濟的深層影響主要表現在：抑制消費，制約投資，直接造成國民經濟生產總値的巨大損失，加大了金融風險，造成市場經濟秩序混亂。信心和誠信問題可能是中國長期發展面臨的最為艱難的挑戰，中國共產黨和中共政府在面臨如此巨大的國內外挑戰面前，如果沒有人民的信任，如果沒有大多數人民的對未來充滿信心，將顯得勢單力薄。人民缺乏信心將隨時影響政府的政策效率和執政效果。對於我國當前的道德狀況，有人概括為道德滑坡，世風日下。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促進了經濟增長，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道德水平卻走向滑坡。「一切向錢看」的極端正在促使一部分人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識形態的支撐。「信用」可能是時下我國國民最缺乏的一種道德資源，這似乎成為許多學者和社會各界的共識。應當說明，這些問題不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相反，它是與我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目標背道而馳的。
３１．愛滋病和公共衛生問題。聯合國和蘭德公司２００３年以來相繼發表報吿，對中國的愛滋病問題提出警吿，認為中國現在的處境與泰國在１０年以前的處境相同。聯合國專家認為，除非中國採取有效措施，否則，感染愛滋病病毒的中國人將遠遠超過目前預計的１０００萬人，可能會高達３０００萬人，如果那樣，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感染愛滋病病毒人數最多的國家。聯合國駐北京代表處官員在與我們交流的過程中也表現了對這個問題的擔憂。世界銀行的報吿認為，愛滋病對於經濟的成長所造成的影響要比過去預料的嚴重得多，除非採取措施，否則許多國家將會瀕臨崩潰的邊緣。患愛滋病死亡的人往往是靑壯年，他們留下的孩子無人照顧，而撫養這些孩子的人不會把他們的敎育問題當作首要問題，隨着疾病的擴散，孤兒的數量會使社會無法承受。這些兒童成人之後沒有現代社會所需要的謀生技巧，其結果是導致經濟和社會的倒退。由於愛滋病的擴散，南非經濟正處於崩潰的邊緣。「中國愛滋病預計的增長率每年為２０％－３０％，專家已經對中國愛滋病的未來作了七種情景分析，包括愛滋病成本的估計、愛滋病患者的生產效率估計、以及人均資本產出分析等等。最底線的估計是在本世紀的第二個１０年，中國每年死於愛滋病的患者為１７０－２７０萬人，由此造成的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每年的ＧＤＰ減少１．８－２．２％」。「對於未來的ＨＩＶ流行作準確的預測是困難的，因為存在着一系列複雜的因素，包括政府干預措施和效果、高危人群行為方式的改變（包括變好或變壞）等。但是不管怎樣，可以肯定的是目前ＨＩＶ感染者數量急劇增加。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專家和熟悉中國愛滋病疫情的國內專家估計，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中國愛滋病的感染者數量到２０１０年有可能達到１０００萬」。與發生在２００３年春夏之交的ＳＡＲＳ不同，愛滋病問題還沒有引起社會和政府有關部門的足夠重視，眾所周知，愛滋病問題決不是一個單純的醫療問題，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其原因就是愛滋病不僅給愛滋病患者帶來巨大衝擊，而且也給整個社會帶來巨大衝擊。其實，愛滋病也好，ＳＡＲＳ也好，只是中國公共衛生問題和中國公共衛生危機的冰山一角。
３２．２０１０年前幾種可能的發展前景。國際社會對中國未來十幾年內的發展趨勢有各種各樣的分析判定。《２０１５年全球趨勢：圍繞未來與非政府專家對話》估計，２０１５年前中國的發展充滿艱難和不確定。要求經濟快速增長同時又要保持現有政治體系不變會使其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充滿壓力和挑戰，這些挑戰影響到其政權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全球化的廣泛需求和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全面結構性變革產生的社會和經濟混亂將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和類型，這些混亂將加劇已經廣泛存在的國際和國內問題。「在許多專家看來有兩種不同的情形將挑戰美國及其盟國：一是一個虛弱和分裂的中國，或者一個崛起並利用其經濟實力和軍事優勢挑戰周邊的中國。這兩個相反的情景使專家們更願意看到中國作為一個和平的力量，保持經濟增長和內部問題穩定」。
３３．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ｏｌｆ在其《中國經濟的斷層線》中指出：「中國在未來１０年面臨的厄運具有廣泛的可能性。這些厄運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結構性的（如城鄉失業、貧困和腐敗）、部門性的（如愛滋病和其它傳染病、水資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國內金融危機和外來直接投資的萎縮）、安全性的（台海軍事緊張和衝突以及亞洲其它周邊關係緊張等）。」事實上，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已經經歷了這些厄運中的五個：失業、腐敗、水資源問題、愛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國依然保持了其經濟發展的持續性。所以評估這些因素對於中國未來的影響需要確定：這些因素是否會對未來經濟持續發展產生影響？為什麼會產生影響？它們如何才會產生影響？中國最近也經歷了國際社會曾經擔心的石油價格對中國經濟的衝擊，美伊戰爭後的國際形勢和中國目前國內的經濟形勢表明，石油價格波動對於中國經濟的衝擊並不像原先預想的那麼嚴重。剩下的兩個國際上擔心的因素：外國直接投資的萎縮和台海軍事衝突，這是不曾發生的，也是無法預料的。
３４．未來十多年中國經濟仍將保持較高的增長，但經濟增長並不能推動中國社會走向預定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相反，在第二種情景中，經濟增長會加劇社會分化、混亂和衝突；第三種情景中，可能會激發社會衝突和動盪。這三種可能性的最終結論是：
——經濟與社會、城市與鄉村如果再不能得到協調發展，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將嚴重受到影響，國家旣定的發展目標的預期實現將面臨巨大困難。
——在全球化條件下，治理的有效性，包括國內和國際治理，對經濟增長和社會健康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換句話說，這是實現持續、全面和均衡發展的基本條件。
——國際因素和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它的影響程度取決於國內矛盾的解決程度，解決國內矛盾是中國２０１０年前的關鍵。（對原文已作大量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