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中國的老百姓對於「大救星」和「偉大領袖」的第一次婚姻，是一無所知的。他們大多只知道毛主席的夫人是個「電影明星」，只知道他的前妻被國民黨殺害了。直到三十年代末，《西行漫記》出版之後，人們才知道一點訊息。正是《西行漫記》這本書，透露了斯諾記述的毛澤東的第一次婚姻。
埃德加•斯諾是第一個進入陝甘寧邊區採訪的西方記者。一九三六年六月，他由北京出發，冒着極大的危險進入蘇區，到達延安，見到了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等紅軍將領，分別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並在蘇區採訪了四個多月，為英美報刊寫了一系列關於中國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以及有關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報道。這些文章，衝破了國民黨和西方世界對蘇區的新聞封鎖，擴大了中國革命在國內外的影響。一九三七年，他將這些文章編成一本書，書名叫《紅星照耀中國》，由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首次出版，引起了轟動。一九三八年，上海一批進步的抗日救亡人士幾經周折，翻譯了這本書，改名為《西行漫記》出版發行。在這本書中，斯諾理所當然地用了很大的篇幅敘述毛澤東。書中的第四篇《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除了開頭簡短地交待採訪的過程之外，通篇都是用毛澤東「第一人稱」的口吻來寫的。稍前於此，大約是一九三七年秋，上海復旦大學文摘社編輯的《文摘》月刊，便開始連載《毛澤東自傳（特譯稿）》。隨後，在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的支持下，正式出版了單行本的《毛澤東自傳》。其實，這本《自傳》，就是斯諾《西行漫記》中的那一章。在這兩本前後出版的書中，涉及了毛氏的第一次婚姻。
本來，按毛澤東的性格，他是歷來不願多談自己的，何況是面對一個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聞記者！可是斯諾在他的新聞觀和職業習慣的驅使下，窮追不捨。他在這一章的開頭語中，如實記下了採訪毛澤東的艱難過程：「我交給了毛澤東一大串有關他個人的問題，要他回答」。但毛卻「很少提到他自己」，「往往只談委員會啦，組織啦，軍隊啦……等等，而很少談到個人經歷」。這使得斯諾很不滿足。他咬住不放，使出了他的「殺手？」。他對毛說：「在一定程度上，這比其他問題上所提供的情況更重要」，「大家想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再說，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謠言。」什麼謠言呢？「有些人說他能說流利的法語，有些人則說他是個無知的農民，有消息說他是一個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則強調他是一個發瘋的狂熱分子……」。當時，這些話使毛澤東「稍微感到意外」，於是，他「再一次審視」著斯諾寫的「個人歷史」提問表，同意向斯諾談他的「生平梗概」。
談到在第一師範求學的這段生活時，毛澤東忽然回憶起他的第一次婚姻。斯諾仍然是用第一人稱（一說是斯諾後來編輯出版此書時，聽取了他夫人海倫的意見才改用第一人稱的）記下了這段話：
「我十四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活過----後來也沒有。我並不認為她是我的妻子，這時也沒有想她」。
這段話後來竟然被作為根據，反覆引用。一些研究毛氏的學者，為證明毛澤東「不存在」和「不承認」有過這麼一次「不合理的婚姻」，可謂用心良苦。筆者愚鈍，始終鬧不明白，這次婚姻，究竟是有損於毛澤東的偉大形象呢，還是有礙於毛氏後來幾位夫人的地位？不然，何以它被無端地扭曲、湮滅，直欲去之而後快。
埃德加•斯諾記下的這段話，在不經意間留下了一道難題。
現在已有一些嚴肅的學者論及了毛澤東的這次婚姻，但大多語焉不詳。筆者為了研讀這首《虞美人•枕上》，幾次專程訪問了韶山的一些老人，特別是毛、羅兩族的老人，找到了兩家的族譜進行認真的考證，終於茅塞頓開。
毛澤東的元配羅氏，生於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日（《韶山毛氏族譜》載：羅氏生於光緒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日丑時），那時農戶家的女兒大多沒有正式的名字，她的乳名叫秀妹子，因為她在姐妹中居長，所以父母后來就叫她「一秀」或「大秀」。一秀十八歲那年（一九Ｏ七，光緒三十三年）坐着花轎，吹吹打打，明媒正娶地嫁到了毛家。她的夫婿毛澤東比她小四歲，但個頭比她還高。在毛家，一秀是幸福的。因為羅家也是殷實大戶，一秀的父親羅鶴樓是個通文墨、有田產的農民。一秀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家教，性格溫柔賢慧，勤勞儉樸，人也生得體面豐滿。嫁到毛家後，她尊敬公婆，體貼丈夫，操持家務，深得公婆喜愛。丈夫雖然由於早婚，開始有些靦腆，後來也非常尊重她，關心她，愛護她。全家都隨着她娘家的習慣，叫她「一秀」、「大秀」或「大妹子」，幾年來日子過得溫馨而又和美。
這場後來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的婚姻，在當年卻是有些因由，且是合情合理的。
一秀的娘家羅氏家族這一支，世居韶山楊林橋（其他兩支居麂子灘、鵝公垻）爐門前，與南岸毛家相隔不過六里之遙。毛、羅兩家不但都是當地的殷實人家，而且是有些世親關係的。翻閱《羅氏族譜》，遠的不說，光是祖、澤、貽、芳、遠（一秀之父鶴樓，即「遠」字輩，派名「遠雄」）五輩中，「配毛氏」者屢見不鮮。而毛澤東的伯祖父毛德臣（派名恩農）的妻子，即為「羅氏」。羅鶴樓的元配，一秀的生母，就是「毛氏」（《譜》載：詠堂公女。作者按：毛詠堂是毛澤東的遠房叔曾祖）。羅鶴樓在家族中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而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家有二十多畝良田，又兼作穀米生意，在銀田寺還有商號，再加上這種遠親關係，兩人是熟識的。這就是兩家結親的背景。
羅鶴樓與毛氏，生有五子五女，不幸五個兒子和次三兩女均早夭，只剩下三個女兒（羅鶴樓與繼室尹氏也生過一子，亦夭亡）。而毛貽昌（即毛順生）有三個兒子。這正是羅鶴樓選中毛家結親的一個原因。一秀過門後，每當農忙時，毛澤東都去爐門前岳家幫助干農活，以盡半子之勞。這使得鶴樓老人對女婿非常器重。
有的人用現代的眼光去觀察和衡量歷史，說毛、羅的婚姻是「父母包辦」、「收童養媳」。試問，在光緒末年誰的婚姻不是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毛、羅兩家在互相了解的基礎上，由兩方長輩訂下的這樁婚事，在當時已經是很開明的了。
還有人說，一秀比毛澤東大了四歲，這不是他父親作的孽嗎？這同樣是一種無知妄說。女大於男的現象，在當時是很普遍的。東北民謠不是說「女大三，抱金磚」嗎？在韶山一帶，女大於男的親事多得很。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就比他父親大了三歲。毛貽昌為了這門親事是頗費了一番心思的。他當時為了做穀米生意，經常在外面奔波，妻子的身體不好，家裏還請了長工和短工。一家子的大事小事，妻子是難以應付的。所以他必須早早地找一個成年了的、能幹賢德的大兒媳，幫助妻子操持家務。選來選去，他選中了勤儉賢慧的羅一秀。作為當時一個在鄉里頗稱精明的當家人，他確實沒有選錯。
在當時當地，這確實是一樁美滿的婚姻。對此，兩家《族譜》均記載無誤。
《韶山毛氏族譜•世系表（竹溪支）》載：廿派，貽昌子三，長，澤東……元配，羅氏……（可惜"一秀"這個名字始終沒有被承認）；
《羅氏三修支譜》載：遠雄，字鶴樓……，元配，毛氏，……生女，長歸毛……。
這裏必需說明一點，現存《韶山毛氏族譜》是"民國三十年四修本"（公元一九四一年）；而《羅氏三修族譜》是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的版本，續修則是"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兩譜續修的時間，都在毛澤東和斯諾談話和《西行漫記》及《毛澤東傳》出版之後。因為遠在北地，毛澤東當時大約都未見到。
有意思的是，《韶山毛氏族譜》中在羅氏的條目下，還記載著這樣一件事：「子一：遠智（承夫繼配楊氏子為嗣）」；在「繼配，楊氏（作者按：即楊開慧）」下，亦有「子四：長遠仁、次遠義、三遠智（與夫原配為嗣）」一句，以與前面相照應。按毛氏輩份，從十五世起，是祥、恩、貽、澤、遠五派，"遠"字輩即毛岸英這一輩了。遠仁即岸英，遠義即岸青，遠智即岸龍。這裏說的"過繼"一事，是因為羅氏無出，故將岸龍過繼給她為子。主修這一版族譜的是毛麓鍾，他是韶山的第一個秀才，滿腹經綸，在蔡鍔部下任過職，有一定的新思想，光緒末年回故鄉家居時，做過毛澤東的老師，指導他讀過一些新書。論輩份，他是毛澤東的堂兄。但他不屬「竹溪支」，而屬東茅塘那個支脈。「岸龍過繼」的事，究竟是否和毛澤東商量過？抑或是毛麓鍾先生出於一種倫理上的考慮（作者按：舊時修譜，凡內室無子先亡者，可將兄弟之子兼祧其下，以示尊重，以慰亡靈，並無實際意義），在譜中自作主張寫下這麼一筆，現在已經無法考究了。
兩譜所載，足可證明：毛、羅兩家對這樁婚姻，都是嚴肅而鄭重的。
事實上，當年的毛澤東自己對這樁婚姻也是嚴肅而鄭重的。據韶山的老人們傳說，毛澤東除上述常去岳家幫工，以盡半子之勞外，一九一一年春去長沙求學時，正是插秧的季節，毛澤東還到岳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話，即在大田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走的。一九二五年他帶著開慧和孩子回韶山從事革命活動的那段時間裏，還曾經去爐門前岳家拜望過。一九二七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過一晚，而且次日離開韶山，就是從爐門前走的。
一九五Ｏ年毛岸英回韶山時，曾受父親的囑託，去爐門前看望過堂舅父羅石泉。（據《羅氏族譜》載：因羅鶴樓五子皆夭，曾將其兄竹樓的次子迪泉過繼為子。迪泉於一九二一年正月病逝。）羅石泉即一秀的堂兄，長毛澤東五歲，早年在毛澤東影響下參加過地下黨組織，任過湘潭（韶山）特別區農協執行委員。大革命時期韶山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羅石泉受盡迫害，遠走他鄉，輾轉在洞庭湖濱的華容、南縣、安鄉等地謀生，直至日寇犯湘，湖區淪陷後，方遷回楊林避難。毛澤東並未忘記這位妻舅，他叫岸英送給舅父一些錢（一說是舊幣五百萬元，一說二百萬元，也有說七十萬元、二十萬元的。送錢屬實，數目存疑。—作者注），一筒好茶葉，還邀他去北京小住。但羅石泉患有嚴重的哮喘病，他答應次年立夏後天氣轉暖時，再去北京看看「姑爹」，一併治治病。不幸次年春節後他的哮喘病發作，引發肺炎辭世。此外，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回韶山時，還曾請他的連襟毛華村吃過飯。按：一秀最小的妹妹五秀，（《族譜》載：「五歸毛」。即這個老五），也嫁給了韶山毛家，即東茅塘的毛華村—毛澤東近支的一個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