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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月24日午後，我們來到南四環中段一居民區的一座樓房裏，會見了巫先生和他的老伴。我們幾乎暢談了一個下午。到夕陽西下時，我們只得告辭。他把我們送到樓下，分手時還分別送我們一人一本他所著的一本書，名叫《一滴淚》。
（二）
有了這本書，才知道他第一次應邀回國是在1951年。在這之前，他的履歷很簡單：1938年，他作為揚州中學的一名流亡學生來到了武漢，參加了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受訓三個月。後來他去了西南聯大，作過左傾的學生文藝團體「冬青文藝社」的積極分子。珍珠港事件之後，他就中斷了西南聯大外文系的學習，為美國人士援華的「飛虎隊」擔任譯員。1943年10月，他又去了美國，為在美受訓的中國空軍人員擔任翻譯。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他進了印第安那州曼徹斯特學院讀書。兩年後，他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英文系。1951年新年，他眼看就要獲得博士學位了，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的急電，邀請他到燕京大學任教，人民共和國的政務院也有信表示歡迎。於是，就決定放下寫了一半的有關英國文學的博士論文，決心回國任教。他的主要行李，就是幾個裝滿了他匆匆搜羅來的左派書刊的鐵皮箱和紙板箱。
1951年7月初，他到了三藩市，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的友好同學李政道博士特地來幫助他整理行裝，並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寫上「北京燕京大學巫寧坤」。
1951年8月中旬，他從廣州乘車抵達北京。進入燕京大學西語系任教。他回國不到六個星期，就到中南海懷仁堂聽了周總理七個小時的有關「思想改造」的報告。這時，他才想起來李政道在分手時說的「洗腦」，但又想也許不會吧。
「十一」一過，「思想改造」就成為教師的中心任務。時隔不久，全國又開展「三反」，燕京大學被定為「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堡壘」，校長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們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成了重點批判對象。另一個重點批判對象是哲學系主任張東蓀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為美帝效勞，儘管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當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不久，上級宣佈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按科系分別併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他的去處是天津南開大學。
（三）
1952年11月份，他和老繼母分乘兩部三輪車，前往坐落在天津西郊的南開大學。他被分配去教英國文學史、美國文學選讀和中譯英，工作量很大，但他並無怨言，因為他是唯一一個30來歲的教授。在一次課間，他引述了魯迅的名言：所有文學都是宣傳，但並非所有宣傳都是藝術。從而間接地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欽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確與否而決定文藝作品優劣的教條提出質疑。
儘管有不同看法，但他出色完成教學任務之後，還勤奮翻譯《莎士比亞在蘇聯舞台上》、《白求恩大夫的故事》，是他那時的譯作。
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每次開小組會，首先洗耳恭聽一名積極分子朗讀文件，仿佛大家都是目不識丁的大兵。討論時，人人都得在發言中暴露思想實際，沉默是不允許的。
1954年春天的一天下午，大約有20多名的英、俄語老師開他的批判會。有人指出他所說的「洗腦」，是美帝捏造的反動讕言。有人揭露他在斯大林逝世時非常勉強地參加了悼念隊伍，而且毫無悲痛的表現。巫寧坤在教學方面取得的成功，也被譴責為表現自己、損害同仁。還有人說他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個人英雄主義。
1955年時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南開文學院召開全院教職員一百多人的大會，主持會議的人聲色俱厲地宣佈巫寧坤不僅是南開的頭號「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目。積極分子們爭着發言，大喊大叫，聲勢洶洶，把一個曾任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翻譯官的俞姓俄語講師，嚇得當場昏倒而被人抬走。 | |||||||
他剛到家，有三男一女破門而入，自稱是公安人員，還亮出一張「搜查證」。那個女的竟搜查已經有孕在身的巫寧坤的妻子李怡楷，並搜查已患糖尿病多年的老繼母的身。翻箱倒櫃地搜查這個家，把東西扔得滿地。還問巫寧坤有沒有手槍和別的武器、收發報機等等。他們沒有找到任何「特務活動」的物證，感到很失望，臨走時，就把他的信件、地址本、筆記本、文稿等等，全部帶走。
這時，巫寧坤除了深感受到了侮辱傷害外，更悔恨自己不懂得「謹小慎微」。同時他想起林肯總統的名言：「該抗議的時候卻保持沉默，這種罪過使人成為懦夫。」
在這期間，他聽說對門俄語講師的太太和一個在他家寄宿的先生因為「運動」的關係，雙雙上吊自殺了。接着他又聽說南開還有其他人自殺。所有這些自殺的人，都被說成是「抗拒運動，自絕於人民」。並說：「黨和人民絕對不會被他們的罪惡行徑嚇住。」
但是，由於自殺事件不是一個兩個，「運動」馬上降溫。當又一次盤問巫寧坤在美國的經歷、並懷疑他的愛國主義時，他開始憤怒地反抗了。他說他的一生是敞開的書。
他被軟禁在家時，收到巴金夫人蕭珊寄來的法文原版的司湯達的小說《巴爾姆修道院》，他就着手翻譯起來。他覺得司湯達筆下優美動人的世界和心靈高尚的人物，與包圍着他的齷齪的政治和奴顏婢膝的小人形成絕妙的對比。
1956年春天，出乎他的意料，黨報刊登了周恩來總理關於知識分子政策的報告。周恩來檢討了建國以來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在知識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錯誤，要求各級黨組織領導人和知識分子交朋友。這使巫寧坤頓感高興。不久，中共天津市委派到南開的一位幹部向他道歉，並向他保證：「這種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今後決不會再發生。」這使巫寧坤更加深了對受人敬愛的周總理的報告所懷抱的信念。
5月中，學校人事處通知他即將調往北京一所為黨中央培養機要外語人材的學院任教。他的妻子李怡楷也去該學院工作。6月中，他們夫婦帶着五個月的兒子巫一丁前往北京。
（四）
7月中，巫寧坤被調去參加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翻譯處工作，翻譯處羅致了北京各大學的著名英語教授，其中也包括錢鍾書等人，在當時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中感到自由自在。有一次，巫寧坤翻譯一篇發言稿，感到原文辭不達意，就脫口大聲說：「這麼笨拙的文字，讓人怎麼翻啊？」素來以言辭鋒利而聞名的錢鍾書，這時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接着又把一根食指豎在自己的嘴唇上輕輕地「噓」了一聲。這使巫寧坤感到自己太天真而忘乎所以。
大會閉幕後，適逢「十一」，他被邀參加觀禮。他和很多人站在天安門對面的觀禮台上，遙望毛澤東接受遊行隊伍高呼「萬歲！萬萬歲！」他不理解對共和國的領導人，怎麼能像對皇上一樣山呼萬歲。
返校任教後，他擔任兩門閱讀課和一門作文課。三個班的學生都喜歡他的課，領導和同仁也時有好評。在1957年「百花齊放」的春天，他忙裏抽閒地供應幾家重要學術刊物的約稿。
整風運動大張旗鼓地開展了五個星期之後，「偉大領袖」再次親自出馬，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又一篇社論，譴責目前的批評出現不少「毒草」，對「肅反運動」記憶猶新的人們，又被投入一場更殘酷的「反右運動」。「偉大領袖」事後透露：這不是什麼陰謀，而是「引蛇出洞」的「陽謀」。
在這之前，校黨委召開教職員「鳴放」座談會，大夥的發言冷冷清清。一天晚上，於副校長來訪。言之鑿鑿地保證：黨中央強調了這次整風必須「和風細雨」，提意見的人決不會受到任何打擊報復。動員巫寧坤幫助黨和黨員改進工作作風。同時他表示對教職員鳴放會很不滿意，提出的都是些雞毛蒜皮。他認為大學教師都是高級知識分子，應當就重大問題提出批評意見。
以後接連兩個晚上，於副校長又親自登門，講的是同一個意思。同時，教師黨支書老劉也來敦促他大膽鳴放。他覺得自己再也沒有任何理由懷疑他們的誠意，於是在又一次教職員大會上就發言了。
他首先簡要地回述了他六年前中斷了博士論文的寫作，應邀回來為新中國工作，沒想到回國後卻碰上種種困難，然後重點談到「肅反」中他在南開的遭遇，「那是毫無道理、十分荒謬的，肆無忌憚地違反民權，明目張胆地官方私刑。即便來我家搜查的人手裏捏着所謂的'搜查證』，他們有什麼權利對我懷孕的妻子和生病的老母親進行搜身？南開大學至少應向我們道個歉吧？」繼而他讚揚黨的「雙百」方針，讚揚目前廣泛徵求知識分子的意見和鼓勵言論自由的氛圍。他引用了「防民之口勝於防川」的古訓，並發揮為「防知識分子之口勝於防洪」的高度。從而他說在我們幾億人口中，知識分子少得可憐，應當鼓勵他們作為民族的良心，而不應當讓他們繼續當封建王朝那樣卑躬屈膝的士大夫。
在外交方面，他認為「一邊倒」的親蘇政策，未必最符合國家利益。談到英語教育，他對中國大學聘請「蘇聯專家」來指導英語教學的做法提出疑問。他說難道有一天我們還要請「蘇聯專家」來中國大學指導中文教學嗎？
關於文藝理論和批評，他認為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政治標準第一是不全面的，因為那是由於戰爭年代宣傳工作的需要，現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齊放」的精神加以補充。
主持會議的於副校長對這席發言滿意，後來有的教授在言談中也表示讚賞。不久，就放暑假了，他放心大膽地着手翻譯史坦貝克的《珍珠》。暑假還沒結束，教職員們就忙於參加政治學習。接着院黨委就要大家聯繫自己和聯繫學院「階級鬥爭」的實際。
9月1號開學卻並不上課，是高等學府第三次停課搞「運動」。在揪鬥「右派學生」後，也揪鬥教師中的「右派」，巫寧坤又一次當上了頭號政治罪人，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被定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名列全校榜首。學校的毛校長（女）抽着一支支香煙對他說：「巫寧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體會到你有多麼幸運。如果你對國民黨犯下了你對共產黨犯下的罪，你會被槍斃，絕對沒錯兒。」
1958年4月17日下午，他被送到了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園附近的「半步橋監獄」，與小偷流氓和各單位送來的「右派」混雜在一起。吃的是發霉的玉米面做的窩窩頭、鹹得發苦的醃蘿蔔。6月11日深夜，幾百名「右派」登上了一眼望不到頭的一長溜公共汽車，通過了行人絕跡而都有荷槍的士兵站崗的街道，到達前門火車站，登上武裝押解的「專列」，一連三天三夜，到達臨時戒嚴的濱臨興凱湖的密山小城，然後由幾隻大木船，把這些人都運往小興凱湖上沼澤遍佈的勞改農場。在那兒夏天修堤，冬天打冰方，有時候也割蘆葦、拉爬犁、種大豆。冬天忍受着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夏天則與蚊蠅搏鬥。
1960年10月26日，這些「勞教」的「右派」，由武裝押送到河北省清河農場的三分場，又稱寧河農場，陷入了更嚴重的飢餓。一名年輕的俄語教師「右派」，由於長期便秘得了腸梗阻，差點兒送了命。更可怕的是全都浮腫，也有死亡。巫寧坤的老繼母和妹妹從北京，李怡楷的幾位兄長從天津，輪流「探監」，給他帶去黑市尋購的高價食品，但他仍然浮腫和肌腸轆轆。就這樣，還要出工強勞動。有一次，李怡楷的大哥又送來高價買來的一包烙餅，同房中的一個姓劉的已經浮腫很久的原搞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者，用優美的柳公權字體給他寫了一張條子：「教授，我懇求您借給我一張烙餅，等內人從湖南來給我送食品，我保證一定加倍奉還。」還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巫寧坤趁別人不注意時，悄悄地遞給老劉一張烙餅。第二天，這位老劉就搬到重病號集中的屋子裏去了。分手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對巫寧坤說：「老巫，你不知道那張餅味道有多好。我內人一到，我就加倍奉還。」巫寧坤說：「別掛在心上，老劉，你要多多保重。要是你不還，我就把你的柳體字借條裱起來作個紀念。」
冬去春來，全國都渴望一個好年成和少餓死一些人。5月的一天，巫寧坤奉命帶另外兩名「右派」去農場的一個偏僻的角落，挖一個六尺長、二尺寬、三尺深的坑。坑一挖好，他就看到一匹瘦馬拉着一部平板車慢慢走來。待快到眼前時，他看到車尾一張污穢的草墊子下面露出一雙枯瘦的腳。他掀開草墊一看，嚇得全身戰慄：原來是老劉！他含着淚，埋好老劉後，趕車的要他們「搭順車」回，他們三個人一個也不肯上車，寧願自己走回去。
這件事，使他十分感傷。他想到，老劉上大學時是個運動員，一向體魄健壯，他居然那樣摔手而去，下一個就不會輪到我巫寧坤！在拋去了重重顧慮，向李怡楷發出了「可能見最後一面」的緊急呼號。
（五）
確實，李怡楷是個極忠實的伴侶。1952年冬天，燕京大學撤銷後，巫寧坤被調到天津南開大學時，李怡楷還是南開英語系三年級的一個學生，人稱「假小子」，自行車騎得很快，冬天還愛溜冰，還是女排健將。由於巫老師講課特別好，她有時和別的同學一起到巫老師家串門，也順便說說自己學習的心得和問題。她面如滿月，不時發出孩子般爽朗的笑聲，這使巫寧坤打開了人生新的一頁。
1954年7月一放假，他們就在7月8日成婚。回到南開，系領導沒有一句祝賀的話，而且不給怡楷分配工作。他們就依靠巫寧坤微薄的工資過着簡樸的生活。1956年夏初，巫寧坤被調回北京那所學校任教，李怡楷才被分配到英語系資料室管理英文報刊。1958年巫寧坤被「勞教」後，李怡楷一度險乎被迫放棄公職，後又把她流放到合肥的安徽大學當英文打字員。
現在巫寧坤面臨生死，她好不容易請了一星期的假，到清河農場探監，親眼看看三年沒見面的現在又面臨絕境的愛人。她先後兩次帶着三年沒見過爸爸的兒子一丁和出生後從未見過爸爸的女兒一毛，在天津、唐山間的茶淀車站下車，來回輪換着背着孩子和高價購買的黑市食品，每一次行走單程18里、來回36里的石子路，與氣勢衰弱的巫寧坤見了三次面。在那裏，她碰到了一個小學教師的妻子帶着九歲的兒子，來為愛人收屍。這個孤苦伶仃的女人靠打零工養活孩子和自己都不夠，哪有能力到黑市購買高價食品支援丈夫。她的遭遇使李怡楷淚流滿面。她寧可冒着超假的危險，也要把巫寧坤救出苦海。
她為此決心深入虎穴，重返北京，找到了當初再三鼓動巫寧坤鳴放的於副校長。雖然於副校長藉口他們夫妻二人已與這個學校沒有任何組織關係再三推託，但她反覆陳情，終於說服了於副校長。他最後說:「巫寧坤目前的情況太糟糕了。我們當然不願看到他死在農場。國家需要高級知識分子，我們學校缺乏稱職的教授。讓校黨委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保外就醫……」
（六）
1961年6月29日午後不久，巫寧坤正和幾百名勞教分子和勞改犯在搶收小麥，忽然值日隊長通知他去和總場來的人事幹部談話。在一個樹蔭下，這個中年男子向他宣佈：「農場領導讓你回家保外就醫。這是革命人道主義，你明白嗎？」「保外就要好好表現，明白嗎？」
這樣，巫寧坤趕快打起行囊，先到天津拜見了老岳母和李怡楷的哥哥姐姐們，然後直奔合肥。1962年暑假期間，李怡楷知道安徽大學英語專業急需高級教師，便鼓起勇氣向外語系李主任兼黨總支書記提出讓巫寧坤重登講台。
不久，系裏就通知巫寧坤從九月份起當臨時工，每月工資60元。這雖然不及他當教授時工資的三分之一，但他感到很滿足。1964年7月4日，他又被「摘掉極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勞動教養」。李主任表示：很快就可以讓他轉正，大幅度提高工資。
8月初，系領導決定新學年開始，分配怡楷教公共英語。因為她的愛人巫寧坤已摘掉了「右派」帽子。至於巫寧坤恢復公職一事，因學校人事處的刁難毫無結果，只給臨時工的工資待遇由60元漲到70元。
1965年，一些著名的影片，如《早春二月》和《抓壯丁》在報刊上被定性為「毒草」。年底，全國的報紙大張旗鼓地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安徽大學文科樓上也貼滿了大字報。有的大字報把他畫成「笑面虎」的漫畫，說他是「死老虎沒死」。接着他就被學生們揪鬥。還有他班上的一群學生在夜間衝進了他的家，叫嚷「打倒極右分子巫寧坤！」「打倒美帝國主義！」把他拉下床，拖到樓下門口與外語系幾位直挺挺跪在門前小道上的教授一起，被「革命學生」一路吆喝，連推帶搡，押解到人山人海的水泥籃球場。從此，作為「牛鬼」被關押在「牛棚」，離他「回到人民的隊伍」還不到兩年。他的七十多歲久患糖尿病的老繼母也被誣稱為「地主婆」，被轟回揚州老家，不久就離開了人世。他的「臨時工」工資也由70元減為30元。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先後進駐學校，對「牛棚」里的「牛鬼蛇神」的鬥爭和嚴管更加升級，並強迫他們從事重勞動。同時，還逼着他們寫出了這樣的「認罪書」——
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是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們狗膽包天，竟敢反對偉大領袖，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光輝革命路線，真是死有餘辜。感謝您的英明偉大，您親自發動、親自指揮的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動了我們的靈魂。我們莊嚴地宣誓：我們一定用毛澤東思想的顯微鏡深入檢查個人的罪惡歷史和反動思想，盡一切努力棄舊圖新，儘快回到您的光輝路線上來。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中國人民的大救星萬歲！
1968年11月，安徽大學師生員工三千人，包括老弱病殘和「牛鬼」在內，徒步前往三百多里外的和縣烏江公社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大家一連走了好幾天，每晚途中宿營時，「牛棚」的人還得組織學習「四個偉大」或進行批鬥。吃飯時，人人都得向掛在牆上的毛主席像鞠躬「請示」，背一條毛主席語錄。吃完飯後再到毛主席像前「匯報」和高呼「毛主席萬歲」。
這時，一些已經解除專政的「牛鬼」和尚未解除專政的「牛鬼」家屬，還是工宣隊的眼中釘，成了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對象。李怡楷首當其衝地被「下放」到和縣孫堡公社高莊生產隊。她只有一間半堆滿了犁、耙、大糞桶、尿桶、耙子、種子、化肥的叫做「公房」又暗淡無光的茅屋，蚊蠅撲面，充滿了尿臊、牛糞、發霉的糧食和耗子屎的臭氣。
1970年4月底，出了「牛棚」的巫寧坤又被取消了「臨時工」待遇也被「下放」到這個生產隊。雖然全家團聚了，但全家大小五口全靠李怡楷的57元工資過活。他們熬過了幾年，林彪折戟沉沙，1973年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再一次提上日程，經省革委會文教副主任楊效椿和安徽師範大學校長魏心一的一再努力，巫寧坤於1974年一月底，被調到蕪湖安師大任教，恢復了每月70元待遇。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已改稱「國際關係學院」的原單位辦理「右派」改正。
（七）
1980年2月29日，他和李怡楷帶着正讀高三的三兒子巫一村啟程回京。一丁和一毛留在安徽讀高等院校。路過南京，他特別拜訪了他過去讀中學時的歷史和國文老師羊達之。這時，羊老師已是南京師院中文系的著名老教授。他在一張宣紙上給巫寧坤書寫了宋詞人陳與義的《臨江仙》，因為詞人劫後餘生，故國重遊，感喟國破家亡之痛。在暢敘別後四十年時，巫寧坤曾很有興味地談到了這首詞：
二十餘年成一夢，
此身雖在堪驚。
閒登小閣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3月2日，他們才到達北京。國際關係學院離頤和園不遠，原是侍奉慈禧太后的大太監李蓮英的私邸。一進大門，有一條短短的汽車道通向一座四層紅磚樓。他一進校就聽說「文革」期間有一女生被批鬥逼瘋，從這樓頂上跳樓身亡。這又使他想到羊達之老師給他書寫的《臨江仙》：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
他恢復教學後不久，即1980年10月，聽說社科院外文所主辦的「全國外國文學學會」訂於12月在成都召開成立大會。他向學院陳院長請教可否參加。陳院長立即打電話給外文所所長馮至教授。馮教授大喜：「我們不知道寧坤還活着。」這樣，他很快就接到了一個特邀請帖。
12月，200多人聚會時，他見到了許多多年不見的老友，很是高興。其中不乏「改正右派」。在一次全體大會上，主辦單位的一位蘇聯文學研究者作報告，題為《要文學，還是要革命？》等於重寫了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寫過的一篇文章，猛烈抨擊現代派文學。巫寧坤認為：這篇學術報告就是老祖宗遺教的翻版，而且報告人又抬出日丹諾夫的權威，大聲疾呼要求禁止「文革」以後在國內出現的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的流通。日丹諾夫何許人？斯大林手下的文化沙皇。巫寧坤感到這太荒唐了。但他對自己說：「你是客人，閉上大嘴巴。」
會議的最後一天，與會同志分成三個組進行討論。他參加了「文藝理論組」，七八十個人。會議由馮至教授主持，討論並不熱烈，最後主席介紹文化部文藝理論處處長講話。這位處長的開場白是介紹他上高中的兒子對他說的一段話：「爸爸，別提你說的那個馬克思列寧主義啦，過時啦！沒有人對它感興趣啦。人們需要點新東西。」說罷哄堂大笑。接着，處長換了個嚴肅的語調說，他的兒子是被一種錯誤傾向引入迷途，這種錯誤傾向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動，現在該是扭轉這種錯誤傾向的時候啦。最後，他以權威的口吻總結道：「我們必須在文藝理論工作中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他說的「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動」，好像還是贊成把全國引向崩潰邊緣的「文化大革命」似的。這引起巫寧坤的十分反感。
按照會議慣例，領導幹部作總結就意味着馬上就宣佈散會。散會的下一個節目就是告別宴會。巫寧坤覺得絕不可放棄這發言的最後機會。他爭分奪秒地立即舉手：「主席：我可以講幾句話嗎？」儘管這有點出乎意外，主席也只好請巫寧坤發言。
他開頭，也輕鬆愉快地回到處長講他兒子的話，還加了一句：「處長同志，我很高興你沒打你的兒子一頓屁股。」這立刻也引起了哄堂大笑。接着，他談到了現代派文學說：「這一點對有關的爭論適用。全中國，甚至就在這間屋子裏，有多少人熟悉現代派文學？在人們有機會讀幾本作品、並得出自己的看法以前，你有什麼權利武斷地下一道禁令？自封的書籍檢查官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昨天大會發言的同志，依靠列寧的權威，把革命與文學對立起來。列寧那篇文章，是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寫的。當時他認為現代派文學在俄羅斯流傳可能不利於布爾什維克革命事業，顯然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把現代派文學和革命對立起來，這只能是政治幻想的虛構。至於日丹諾夫，幸好他早已帶着花崗岩腦袋見斯大林去了。如果今天有誰在中國要把選擇強加於人，那麼我肯定會選取自由的文學而謝絕奴役人的革命！」
全場轟動。他走出會場時，有好些人和他握手，興奮地說他「講得好」。南京大學中文系「改正右派」張教授還攔住他說：「老巫，謝謝你，謝謝！你說了我想說的話，但我不會說，謝謝你說了出來！」他邊說，激動得眼睛裏含着淚水。
（八）
12月中旬，巫寧坤從成都回到北京，特地去看望了身體欠佳而沒有參加成都會議的卞之琳老師。一見面，卞老師就說：「聽說你在成都又放炮了？」他雖是老黨員，還不失為一位忠誠的忘年交。他說：「你吃過那麼多苦頭，怎麼仍舊這麼天真？我要是你，我就會珍惜我的改正，專心搞藝術研究和文學翻譯。」巫寧坤笑呵呵地作了謝答。
同時，他又去拜訪了沈從文老師。他記得1973年歲末，他在高莊忽然接到沈從文老師從北京的來信，使他驚喜交集。因為1958年被劃入另冊後，一直和沈老師斷了聯繫。一個月後，又來了一封仍是非常秀麗的密密麻麻地寫了長達八張的八行書，語重心長地勉勵他不可因貧病交迫而「自暴自棄」，並以他本人的一生經歷現身說法。巫寧坤曾把沈老師的來信一字一句地讀給受苦受難的妻子和三個小兒女聽，連當時只有十歲的小兒子一村都聽哭了。
1980年回到北京之後，他曾摸到小羊尾巴胡同五號探望了沈從文老師。沈老師和師母住的是一座破敗的小四合院一間朝西的小屋，除放一張小床外就沒有多少餘地了。床上靠牆的一面堆滿了書。聽說師母還得到別處去「未晚先投宿」，比起五十年代東堂子胡同的陋室來更是每況愈下，再看看他們二老身心交瘁的容顏，真不知言從何起。可是「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室，回也不改其樂」。沈老師之音依然那麼年青，仿佛「一派清波」，仿佛「生平在各個地方所見到過的河流，皆一一從心上流過。」老師從未談過個人的困苦。他一臉佛陀的笑容，好像在說他對苦難安之若素，對生活的信念四季常青。但是，當他們談到兩位好友不幸棄世，沈老師竟潸然淚下。一是1973年，巫寧坤的大學同學蕭珊，在上海經受多年的勞改煎熬之後死於肝癌，當時她的愛人巴金還關在「牛棚」里。另一位是傑出的詩人查良錚，在南開大學遭迫害二十餘年，終於在「四人幫」覆沒後不久，在天津因心肌梗塞逝世，還背着「歷史反革命」的罪名。
說來，這種死難者太多了。
（九）
在有了如此經歷之後，1979年10月從蕪湖來到北京辦理「右派改正」，他從報紙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又從美國回來講學的消息，便到北京飯店的國賓館看望老同學。李政道備課很忙，和他匆匆晤談了一番。臨別時，他特發奇想：如果當年在三藩市，是他巫寧坤送李政道回國任教，結果會怎樣？換句話說，李政道還會不會成為舉世聞名的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中共政府的國賓？
所以，他在這本書的「尾聲」中說：我曾用一句話概括我30年來的「牛鬼」生涯：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持久的苦難決不僅是消極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饋贈。受難像一根綿延不斷的線索，貫串着生活和歷史的戲劇。或許恰恰因為受難，在一個人的生命中佔有一個無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個丹麥王子的悲劇，或是杜甫盪氣迴腸的詩篇，才以人生悲劇的壯麗使我們的靈魂升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