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進一步指出，會所，代表的是市民社會的人際網絡。社會組織化，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資源。早在封建社會，中國即有各種文人雅局、歌樂妓館，但彼時是官學一體，而現在經過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變成了官產學的結合。
會員多為商界知名人士
2007年8月12日13：30，《小康》記者採訪了按約到達一家離故宮並不很遠的、在北京乃至整個中國都極具知名度的北京頂級私人會所。
會所從外面看上去格外低調，門口甚至連個威武的門衛都沒有，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推門而入。進入大廳，室內的溫度讓人既覺不出涼意，也覺不出暑意。乾淨整齊的清潔工用手輕輕地搖動大廳里一棵盆栽的樹，一連搖了三次，落葉紛飛——時節已是初秋，怕落葉不時掉在地上，影響會所地面的清潔。
在該會所理事會名單上，有很多媒體曝光率非常高的商界人士的名字，包括很多央企高管的名字，也包括部級單位領導的名字。
「我們只有2000名會員。他們中絕大多數的人都是企業老闆或者CEO。我們並不像外界傳聞中的那樣，有很多的政界會員。昨天奧組委的官員來過，但也只是隨便用了點餐，講了講奧運的發動儀式。很多政界人士的到來，也差不多只是吃頓飯而已」。
「很多人願意加入我們的會所，是覺得頂着我們會所會員的光環，談生意，更加順利一些。他們會帶着公司團體到會所來，也會帶着家庭成員到會所來。會所會為會員們舉辦商務論壇，也找專業人士給會員講珠寶、藝術品的鑑賞，還有女性沙龍，講怎樣化妝,講服飾的學問。會員接受的服務都是定製的。比如，每一個女性會員都會有自己的彩妝造型顧問。她住什麼樣的房子，要參加什麼樣的活動，要用什麼樣的晚妝，會員經理都會給其提供量身定製的意見和建議。會所給會員們準備的活動達上萬個，基本上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感興趣的活動。」
「很多世界頂級品牌到中國來，也都會找我們合作，我們的會員都是這些頂級品牌的潛在消費者。大家經常合作舉辦這些頂級品牌在中國的產品推薦會。」
只為一「小撮人」服務
「我們這裏實行會員制，所有會員都是社區裏的業主。」貢院六號藍寶石餐廳的經理賈鵬說。擱在一個普通社區，藍寶石餐廳也就一個社區餐館。但這裏是貢院六號，房價最低4萬/平方米，100多平方米只能算是最小的房子。而藍寶石餐廳，除了高品質的餐飲服務，還包括美容室、健身房、游泳池、酒吧等一系列配套設施，幾乎不對外營業，除非業主介紹的朋友。
不能不提的是，與其他房地產商不同，貢院六號不是被業主選擇，而是主動選擇業主。「不是你有錢就能買貢院六號的房子的，這裏的開發商會根據業主背景決定是否賣房，他們不會因為一兩個業主影響到整個社區的氛圍。」而這樣的社區氛圍，便形成了一種家庭保姆型氣質的會所。藍寶石餐廳會記錄下每個客人的要求，並一一解決。比如有的客人血糖高，那他來的時候肯定不會吃到含糖的東西；有的客人是左撇子，他來就餐的時候，他的餐具就一定是擺在左邊的……
最近在北京備受關注的會所，莫過於建國門外大街雙子座大廈里俏江南最新開的蘭會所了。無論是價值50萬的皇家水晶吊燈，還是頂級法國設計師1200萬的圖紙，都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藍club的董事長張藍介紹：「我們有專用地鐵從地下車庫直達包間區，客人從進入餐廳到離開，一直都可以在包間範圍內活動。」所以法國大導演呂克·貝松也可以悠閒地來這裏吃上一頓，悄悄地來，悄悄地去，不留下一片菲林。
「我們老闆絕不允許別人把我們理解成是北京又新開了一家澡堂子」，道樂蒙恩（北京）國際俱樂部總經理劉從岩這樣介紹他們新近開張的商務會所。
這個以洗浴為主題的商務會所，將來會實行純會員制，「目前正在銷售中的終身會籍價格是100萬人民幣。取得終身會籍的，既有商界人士，也有政界人士」。
圈子，隱秘的圈子
北京會所建設為什麼得以迅速發展？所謂的精英們以何種心態進入會所？
中國人生科學學會秘書長關山躍分析，會所是一個「舶來品」，自上個世紀90年代，伴隨着中國房地產開發熱潮的興起，物業會所從香港引入內地。此後，為了迎合消費需求，代表高品位的能夠提供全方位便利生活的各種類型的會所也應運而生。
會所為各界精英構築了交流感情，休閒養生的價值平台，在某種意義上說，會所也是一個「新階層沙龍」，除了情感和人脈的互動之外，當然還有其必然的商務意義。
北京的會所建設之所以蓬勃發展，其中確有會所本身的價值外延在發生作用。一些有識之士徹悟了會所的多種功能，尤其是北京會所與眾不同的效益啟示，不僅參與會所建設，而且成為會所活動的參與者。可以認為是「會所效應」直接驅動的結果。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夏學鑾教授認為，一方面，會所生活方式，沒有傷害到別人，沒有違法，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是無權指責的，但是另一方面，會所，是特殊群體的生活方式，與一般大眾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樣的。這種所謂的「貴族文化形態」，是有悖和諧社會建設的。在中國宏觀社會分化加劇的視野下，會所社會文化價值目標，會給相當多的人帶來相對的剝奪感。
夏學鑾同時強調，他不主張政府公務員介入商務會所，政府是為所有納稅人服務的，公務員應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服務上。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黃紀蘇分析，社會改革轉型時期，工青婦組織、作協、畫協等舊有的組織因為組織行政化，使人們的活力和自由受到一定限制。於是，個體化、原子化的人又開始了自主組織。
會所在北京及至在中國的大量出現，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分化的結果，當前中國出現了所謂的高端人群，會所將這些高端人群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組織化——他們不僅需要消費和娛樂，還需要符合自己身份的消費和娛樂。
會所，所代表的是市民社會的人際網絡。社會組織化，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資源。早在封建社會，中國即有各種文人雅局、歌樂妓館，但彼時是官學一體，而現在經過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則變成了官產學的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