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不時釋放政改氣球來鞏固獨裁 呼籲輿論警惕抵制俞可平現象
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即「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因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而格外為海內外關注的俞可平說，政治體制改革不是一件「應當」的事，而是一件「必須」做的事。
新華網報道，俞可平說，中國的政治發展將與經濟發展一樣，遵循增量改革或增量民主的道路，不可能發生整體的突變性改革，但是某些領域將不時會有一些突破性的發展。
中國民主政治將遵循增量民主之路
俞可平認為，中共十七大報告在論述政治體制改革時不僅重申「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而且直接將這一部分的標題定為「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並且繼中共十六大將黨內民主視為「黨的生命」之後，將人民民主視為「社會主義的生命」，「這些都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民主的重視和推進民主政治的決心。」
改革開放29年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過了一條漸進式的道路。作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的主要執筆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說：「改革進程是一個先易後難、先外圍後中心、先微觀後宏觀的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不可逆的進程。」
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成路徑
「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這一「建議」格外引人注目。事實上，正在舉行的鄉、縣、市三級人大代表換屆選舉工作中，西藏拉薩、日喀則等地方的農村和城鎮的選民們已經開始按照同等比例選舉人大代表。
專家認為，伴隨着這一建議的逐步實行，必將消除選舉中的城鄉差異，進一步擴大廣大農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擴大他們在國家權力機關中的發言權。
中共十七大報告不僅將保證人民當家做主作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並且提出「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俞可平說，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了發展民主的現實道路，人民民主是最終目標，黨內民主是推進人民民主的途徑和條件。
增加人民「表達權」的內容；「公民意識」一詞首次出現在黨代會的報告中；實行黨的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選擇一些縣（市、區）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在擴大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做主方面，中共十七大報告作出了很多新的部署，讓人充滿期待。
發展基層民主：加快建立自治制度
對村里民主管理的變化，河南省焦作市山陽區郝莊村村民董有金感觸很深：「以前，村里大事小事都是領導說了算，是『替民做主』。現在村務公開，村里大事都由村民大會定，真正實現了『讓民做主』。」
這是民眾行使民主權利的具體體現。目前，全國九成以上的村實行了村務公開，基層民主在實踐中得到切實發展。
俞可平說，中共十七大報告首次明確地將基層民主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並且要「重點推進」，再次表明基層民主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點領域。
專家認為，中共十七大報告首次把「基層民眾自治制度」納入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範疇，意義重大。這是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生動體現。
擴大基層民眾自治範圍，推進廠務公開，完善政務公開、村務公開……中共十七大報告關於發展基層民主的具體安排可圈可點。
依法治國基本方略進一步全面落實
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了44次集體學習，第一次集體學習的內容是憲法。「這是一個強烈和清晰的信號，表明了黨中央領導集體對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高度重視。」紅旗出版社副總編輯黃葦町說。
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中共十七大報告對此作出了部署——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推進依法行政；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等等。
現行法律體系還不完備、對司法的人為干預較為嚴重、公民的法治意識比較淡薄……俞可平在指出中國目前立法司法方面存在的問題後說，中共十七大報告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高度論述了立法司法體制的改革，「只有深化立法司法體制的改革，樹立憲法和法律的至高權威，完善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推進立法司法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才能有效解決上述問題。」
現行司法體制中存在等級化、行政化、商業化和地方化等問題。周天勇認為，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關鍵是要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要採取「第三方立法」等方式防止利益相關部門通過立法獲取不當利益；在法律的實施細則方面要注意加強監督。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步伐將加快
中共十七大報告明確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加以論述，指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環節」，並確立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
「要抓緊制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周天勇對中共十七大報告中的這兩個具體提法感到振奮，「政府部門應逐步向大部制、寬職能、少機構的方向發展，減少行政層次，解決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政出多門等問題。」
「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總趨勢是，逐漸從管制走向服務，從人治走向法治，從集權走向分權。」俞可平認為。
制約和監督機制將進一步完善
中共十七報告提出，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俞可平說：「這段話大體勾畫出了中國特色權力制約體制的輪廓。」一切權力都必須受到有效制約，否則必然導致專斷和腐敗。
中共十七大報告鮮明提出「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俞可平認為：「這是集中民智、傾聽民聲的結果，充分表現出中國共產黨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製度建設。」
中共十七大報告多處地方提出了提高透明度的要求。注意到報告這一特點的俞可平說，只有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避免暗箱操作，讓官員在眾目睽睽下辦事，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腐敗，才能確保民眾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民眾謀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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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臃腫、隊伍龐大 中國事業單位改革期待突破
2007年11月11日 10:41 來源：法制日報
事業單位存在的弊端：機構臃腫，隊伍龐大，效率低下；因其國有化導致了權力化；政事不分導致了行政化；熱衷於行政級別而缺少專業精神
事業單位法人化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
「在21世紀的中國，試圖用一個定義去概括事業單位的一般屬性，多半會犯簡單化的錯誤。因為事業單位的多樣化和複雜性，已經遠遠超出了任何言詞定義所能夠概括的極限。」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方流芳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我國的事業單位主要包括教科文衛，以及新聞出版、體育、環境監測、城市建設等等，此外，還有一些機關的附屬機構和法律服務所等。
事業單位管理體制是計劃經濟時期逐步建立並發展起來的，事業單位的組織與管理體制具有典型的計劃特徵———各類事業機構都為公立機構，資產都屬國有；政府決定事業單位的設立、註銷以及編制，並對事業單位的各種活動進行直接組織和管理；各類事業單位活動所需的各種經費都來自於政府撥款。
「在中國，事業單位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的延伸或化身。」方流芳說。由於歷史的沉積，中國的事業單位被打上了「中國特色」的烙印。基於這些體制緣由，在事業單位「出生」後的幾十年，其自身問題被概括為：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已經難以適應目前中國市場經濟的需要，嚴重製約了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
因此，繼國企改革、政府機構改革之後，事業單位的改革緊隨其後。成為「政府機構改革之後的又一項重要任務」。
「事業單位真正的弊端，是行政化現象嚴重，受行政牽制太多。」專家們一致認為。事業單位存在的根本問題是：政事不分。事業單位行政化，是政府附屬部門，因其國有化導致了其權力化。事業單位同時承擔政府職能是常見的現象。
在中國，事業單位可以是一個純粹的行政機關，也可以具有行政機關和公共服務雙重職能；在提供公共服務的同時，事業單位還可以是一個以營利為目的的投資公司。
「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是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合而為一的常見方式。比如，國家體育總局是國務院直屬局，它和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前一塊牌子代表國家機關，後一塊牌子代表「依法成立的非營利社團法人」。
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表示，事業單位最大的問題是本身缺乏好的治理結構。同時又沒有管辦分離。「目前我們的事業單位還有行政級別。按照行政標準來設立事業單位，不同的事業單位，往往被設置成不同的行政級別，缺乏專家、專業精神，很多運作具有行政化特點。這使得事業的重要性與效能無關，而是與其行政級別緊密掛鈎。」毛壽龍說。但是，不可否認，在計劃經濟時代，事業單位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事業單位存在的價值是提供專業性的公共服務機構，提供專業知識。」毛壽龍表示。
「中國的事業單位，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很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或者想把成果用英文發表的中國學者，一直想不出一個適當的英文單詞來表達中國的事業單位，因為英文世界裏面沒有對應的存在。」
毛壽龍說。
目前，我國有關法律法規對事業單位的定義主要有兩個：一個是1998年國務院發佈，2004年修訂的《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將事業單位定義為：「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
另一個是199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定義為：「依法成立的，從事公益事業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教育機構、科學研究機構、醫療衛生機構、社會公共文化機構、社會公共體育機構和社會福利機構等。」
無論如何定位，事業單位的實質就是提供公共服務。「在經濟體制改革前後，事業單位都是指政府創設的，提供教育、科研、文化和衛生服務的專門機構，儘管不同時期的法規對它的界定不盡相同，但並沒有實質差別。」方流芳說。
因此，許多人認為「事業單位」英文較為準確的意譯為：公共服務機構。
目前中國的公共服務主要是政府機關、事業單位、非政府組織以及部分國有企業的下屬單位等共同提供。
改革面臨重重困難
方流芳表示，事業單位是公權力的產物，那麼事業單位的改革在一定意義上，是用公權力去解決它自身造成的問題。
而事業單位龐大的總體———全國有近130萬個事業單位，約3000萬從業人員———讓事業單位的改革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其難度可以想見。事實上，事業單位改革與經濟改革幾乎是同步開始。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政府制定了諸多事業單位改革的政策，並得以穩步實施。主要是調整事業單位佈局結構，實行政事分開，推進事業單位社會化，通過明確事業單位的法人地位和取消事業單位行政級別，改革政府對事業單位的管理方式與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形式。
1998年以來，改革的力度明顯加大，特別是國務院部門所屬事業單位做了大幅度的改革。
2002年，十六大提出：「按照政事分開原則，改革事業單位管理體制。」
2003年，事業單位改革主要集中在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的調整和充實，以及整頓黨政部門報刊社和加強農村中小學管理。
儘管歷屆政府都非常重視事業單位的改革，但事業單位改革的成效並不顯著。尤其是事業單位的分類、剝離、轉制，遇到不小困難。
對此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劉旭濤表示，首先是人多，隊伍龐大。人員的分流難度大，尤其是社保這塊。
毛壽龍也指出，事業單位的改革有個難題，就是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其次，取消行政級別也很困難。「長期以來的官本位思想很難根除。」此外，改革還有一大難點，即資產剝離。事業單位的人、財、物，剝離很困難。「人、財、國有資產管理是很大的一塊。」劉旭濤說。而部門之間的權力交叉、利益協調等問題，也使得事業單位的改革阻力重重。劉旭濤表示，「一些地方的改革試點其實很好，但會遇到體制上的障礙。並且現在政府改革的思路也不明晰」。
分類治理、法定化
事業單位如何在法律上界定？這也是事業單位飽受爭議的焦點問題。
「目前我們的法律還沒有統一的界定事業單位的位置，事業單位基本都是下屬機構。」毛壽龍說。
但事業單位卻可以是民法法人。1986年頒佈的《民法通則》將事業單位界定為「法人」，惟一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行使職權的負責人」。
「『單位』與法人畢竟是兩類性質相去甚遠的機構。」方流芳說，而且「創設公立機構的依據從來就不是民法，而是國家權力，比如政府命令、決定、特許、法令等。」
12年後，1998年，我國又開始實施事業單位的「法人登記」制度：無論是已經成立，還是剛剛成立的事業單位，都要向主管部門申請「登記」或者「備案」，領取「中華人民共和國事業單位法人證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組織機構代碼證」。
法人證書一度被一方律師用來質疑對方訴訟當事人資格，設置訴訟的技術障礙。
在「中英教育測量交流中心」訴「中國青年出版社」等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中，被告就否認原告是適格當事人。稱：原告在起訴時尚未進行事業單位法人登記，不具有合法的原告資格。
但法院認為：「被告以有關規章和通知的相關要求來否定原告的訴訟主體資格，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
中國事業單位呈現出的「法人化」外觀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事業單位法人化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公立機構的組織和治理應當遵循公權力運作的機制，而不是民法。」方流芳指出，「事業單位不應當成為法人，這與公共權力不能私法化是一樣的道理」。
尤其是事業單位一旦法人化，那麼，誰對事業單位的債務負責；如何區分事業單位和行政機關；事業單位提供公共服務，但未必是非營利機構。這些成為各方的困惑。
在經濟體制改革後，由於預算不足驅動了事業單位創收。
以醫院為例，「醫院和醫護人員向患者銷售或搭售藥品，以回扣的形式分享銷售利潤。回扣讓醫院這種事業單位成為具有雙重身份的組織，即理論上是非營利機構，但實際上是銷售藥品的代理商」。
此外方流芳還表示，我國管制不正當經營的法律通常只是針對「企業」，因此，當事業單位從事不正當經營而受處罰的時候，通常都會以自己不是「企業」為由進行辯解。
他為記者講述了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湖北省宜昌市婦幼保健院(以下簡稱「保健院」)，在藥品採購中，先後收受醫藥公司現金和物品回扣58721元。宜昌市工商局認為保健院的行為屬收受「商業賄賂」，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對保健院罰款1萬元。
但保健院強調，《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制的對象是「經營者」，而該院是「全民所有制財政全額撥款的公益事業單位」，不屬於《反不正當競爭法》調整的範圍。
最終，一審、二審法院均作出了支持工商局的判決。
事業單位走向哪裏
對事業單位的改革方向，普遍認為，最主要的是對事業單位進行分類管理，取消行政級別。
毛壽龍認為，應該把現在的事業單位分成三個類型：執行政府職能的法定單位；提供公益性服務的公益單位；可以企業化運作的營利單位。這三個類型中，只有提供公益性服務的公益單位基本保持事業法人的身份，法定單位轉變成政府機構，營利性單位則變成企業法人。除了法定機構之外，所有單位都取消行政級別。
劉旭濤表示，目前事業單位改革在微觀操作上主要還是分類問題。改革方向首先要法定化，承擔公共服務領域。屬於官方的歸屬官方，屬於民間的回歸民間，與中介組織一樣社會化、服務化。
劉旭濤特別強調，事業單位要法定化管理。依法註冊，承擔某個社會功能，而且取消行政級別。
「事業單位法定化後，是通過資產紐帶，而現在是行政權力的紐帶。」劉旭濤說。
所謂事業單位的法定化，從深圳的試點工作中或許可見一二。
在深圳市出台的《深圳市深化事業單位改革指導意見》中要求，對某些特殊行業或領域中兼具政府、事業和企業多重角色的事業單位，以特定立法的方式，合理界定政府、相關主管部門與事業單位之間的關係，明確事業單位的法律地位、職責任務、人員配備、治理結構，規範其財務管理，建立政府依法管理監督，單位依法運作，有別於傳統事業單位的法定機構管理模式，確保其公共目標的實現。
除了事業單位的法定化，分類治理也是改革成敗的重要內容。
目前事業單位的分類主要有三大類：公益性、准公益性、經營性。
「據我所知，現在還沒有出來具體的分類標準。」劉旭濤說。
劉旭濤認為，事業單位的改革方向可以像西方國家一樣形成契約關係。事業單位的任務主要通過契約方式提供，而不是現在的隸屬關係。
「事業單位的分類體系要符合現在的發展，應該按照市場配置來分。徹底切斷事業單位與行政單位的行政隸屬關係。通過契約化的方式管理。」
方流芳也表示，如果要對事業單位進行改革，那必須是區別對待，分類治理。
對一些繼續保留的事業單位，不是要強化它們的法人地位，而是要「去法人化」，讓它們回歸公權力的控制之下；在分類和區別對待的基礎上，對甄別保留的事業單位，不是「政事分開」，而是要強化管理上的「政事合一」。
「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都是公立機構，兩者有時需要為特定目的而適度區分，有時應當合二為一。」方流芳說。（記者 廉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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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大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佈局
新華網北京11月11日電（記者李斌張景勇顧瑞珍）「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中共十七大報告鮮明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從過去的「積極穩妥推進」到「深化」，中共十七大報告的這一論述引起海內外普遍關注。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將如何深化？新華社記者為此採訪了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和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等權威專家。
中國民主政治：將遵循增量民主之路
「政治體制改革不是一件『應當』的事，而是一件『必須』做的事。」因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而格外為海內外關注的俞可平說。
俞可平認為，中國的政治發展將與經濟發展一樣，遵循增量改革或增量民主的道路，不可能發生整體的突變性改革，但是某些領域將不時會有一些突破性的發展。
他認為，中共十七大報告在論述政治體制改革時不僅重申「發展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而且直接將這一部分的標題定為「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並且繼中共十六大將黨內民主視為「黨的生命」之後，將人民民主視為「社會主義的生命」，「這些都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民主的重視和推進民主政治的決心。」
改革開放29年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過了一條漸進式的道路。「改革進程是一個先易後難、先外圍後中心、先微觀後宏觀的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不可逆的進程。」作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的主要執筆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說。
人民民主將進一步擴大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成路徑
「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這一「建議」格外引人注目。
事實上，正在舉行的鄉、縣、市三級人大代表換屆選舉工作中，西藏拉薩、日喀則等地方的農村和城鎮的選民們已經開始按照同等比例選舉人大代表。
專家認為，伴隨着這一建議的逐步實行，必將消除選舉中的城鄉差異，進一步擴大廣大農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擴大他們在國家權力機關中的發言權。
中共十七大報告不僅將保證人民當家做主作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並且提出「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
俞可平說，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了發展民主的現實道路，人民民主是最終目標，黨內民主是推進人民民主的途徑和條件。
增加人民「表達權」的內容；「公民意識」一詞首次出現在黨代會的報告中；實行黨的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選擇一些縣（市、區）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在擴大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做主方面，中共十七大報告作出了很多新的部署，讓人充滿期待。
發展基層民主：加快建立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以前，村里大事小事都是領導說了算，是『替民做主』。現在村務公開，村里大事都由村民大會定，真正實現了『讓民做主』。」對村里民主管理的變化，河南省焦作市山陽區郝莊村村民董有金感觸很深。
這是人民群眾行使民主權利的具體體現。目前，全國九成以上的村實行了村務公開，基層民主在實踐中得到切實發展。
俞可平說，中共十七大報告首次明確地將基層民主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並且要「重點推進」，再次表明基層民主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點領域。
專家認為，中共十七大報告首次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納入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範疇，意義重大。這是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生動體現。
擴大基層群眾自治範圍，推進廠務公開，完善政務公開、村務公開……中共十七大報告關於發展基層民主的具體安排可圈可點。
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將進一步全面落實
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了44次集體學習，第一次集體學習的內容是憲法。「這是一個強烈和清晰的信號，表明了黨中央領導集體對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高度重視。」紅旗出版社副總編輯黃葦町說。
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中共十七大報告對此作出了部署——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推進依法行政；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等等。
現行法律體系還不完備、對司法的人為干預較為嚴重、公民的法治意識比較淡薄……俞可平在指出中國目前立法司法方面存在的問題後說，中共十七大報告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高度論述了立法司法體制的改革，「只有深化立法司法體制的改革，樹立憲法和法律的至高權威，完善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推進立法司法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才能有效解決上述問題。」
現行司法體制中存在等級化、行政化、商業化和地方化等問題。周天勇認為，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關鍵是要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要採取「第三方立法」等方式防止利益相關部門通過立法獲取不當利益；在法律的實施細則方面要注意加強監督。
從管制走向服務：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步伐將加快
中共十七大報告明確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加以論述，指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環節」，並確立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
「要抓緊制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周天勇對中共十七大報告中的這兩個具體提法感到振奮，「政府部門應逐步向大部制、寬職能、少機構的方向發展，減少行政層次，解決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政出多門等問題。」
「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總趨勢是，逐漸從管制走向服務，從人治走向法治，從集權走向分權。」俞可平認為。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將進一步完善
中共十七報告提出，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
「這段話大體勾畫出了中國特色權力制約體制的輪廓。」俞可平說，一切權力都必須受到有效制約，否則必然導致專斷和腐敗。
中共十七大報告鮮明提出「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俞可平認為：「這是集中民智、傾聽民聲的結果，充分表現出中國共產黨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製度建設。」
中共十七大報告多處地方提出了提高透明度的要求。注意到報告這一特點的俞可平說，只有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避免暗箱操作，讓官員在眾目睽睽下辦事，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腐敗，才能確保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 (本文來源：新華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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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紅職務三分：習近平李長春李克強分別接管
中國時報朱建陵、鄭漢良／中共官員昨天透露，在十七大中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習近平，已經接替曾慶紅「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組長一職。但此間消息指出，曾慶紅的職務將不會由習近平一個人承接，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李克強兩人，也將分別接替曾慶紅的部分職務。
據稱，日後北京對香港的政策方針，主要依據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十七發表的政治報告而行。胡錦濤在十七大中提及，要保持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
由於習近平在福建、浙江、上海等三個經濟相對發達地區任過職，對香港社會運作模式較不陌生，被視為一個合適的人選，但預料也將面臨香港、澳門事務的挑戰。
中共已經拒絕在二○一二年前讓香港實施雙普選，習近平未來將面對香港民主派日益強大的普選呼聲。另一方面，澳門政府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也將讓習近平頭疼。
由於現任中共國家主席曾慶紅身兼數職，曾慶紅在十七大退下之後，預料明年也將卸下中共國家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等職務。此間消息指出，這些職務將不會全由習近平一個人接替，以彰顯集體領導下的分權。
據指出，目前在政治局排名第五的李長春，將有機會在明年接替曾慶紅的中共國家副主席職務。十七大前，一直有傳聞說李長春將因身體健康因素下台，但看近期李長春出席公開場合的表現，毫無病態。
李長春現年六十三歲，五年後的十八大將因屆滿六十八歲下台。對於李長春被劃歸「江系」一事，此間政治分析人士指出，李長春在趙紫陽主政時期就已經竄起，他之於江澤民，最多只有一種「依附」關係，而這種關係是隨時可以轉移的。
另一方面，消息說，曾慶紅中央黨校校長的職位也將不會由習近平接替，而是李克強。據指出，這種安排是為了平衡習、李兩人的權力差距，一方面避免造成誰是「接班人」的印象，另方面有利於「集體領導」下的分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