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現在的社會存在的腐敗現象，有一種議論流傳得很廣泛，即改革前的過去年代沒有腐敗。這種觀點認為，改革固然取得了經濟增長的成績，但付出了道德、社會風氣和社會公正的代價，是得不償失、弊大於利。它認為：改革前年代的特權、腐敗比現在輕微得多，人民生活不富裕，但很公正。
簡單地支持或是反對這個說法，都會產生很大的問題。但在這個口號影響下，確實有不少人，尤其是沒有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年輕人真的相信那是一個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人人平等的時代。
有必要首先破除這個一廂情願的美化。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決非伊甸園，同樣存在特權、腐敗和社會不公正，存在社會矛盾和民眾的怨氣，四清運動可以說明幹部利用職權貪污腐化謀取私利有多麼嚴重，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利用反官僚特權的口號獲得民眾的狂熱支持，說明當時社會矛盾有多尖銳。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人們可以想一想，毛澤東的話描述了一幅什麼樣的社會不公和社會對立的圖景。
那個時代的不平等並不是首先表現在經濟上，而是在政治上。黨員和非黨員、團員和非團員，甚至積極分子和非積極分子之間，在升學、提干、參軍等前途攸關的大事上待遇是大不一樣的，而更廣泛、更嚴重的是，人們根據家庭出身的不同，從一生下來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以後的個人努力和個人表現基本上不作數。
在上世紀60年代初，北京曾有一個叫楊國慶的青年，因為階級路線政策而對前途絕望，在友誼商店砍傷一名非洲和一名歐洲外交官。楊犯被處死刑當然屬於咎由自取，但反過來也可以想想，當時沒有鋌而走險但類似絕望的年輕人有多少。這種整體性的歧視政策在文革中發展成為赤裸裸的血統論，以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著稱，最突出的表現是1966年在紅色恐怖的8月中北京大興縣原地主、富農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出生38天。
後人了解和評價以前的社會狀況，基本上依靠流傳下來的文字材料，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現在回憶當時的情況，多半依賴自己的個體經驗。問題在於，和現在這個資訊時代、媒體時代相比，當時是極其封閉的，所以，關於以前的貪污、腐敗，從文字和記憶中能了解的情況是少之又少。
可以舉兩個例子，第一，關於飛機失事，直至80年代還屬於陰暗面不准報道，難道我們可以說，中國真是今不如昔，以前飛機從不出事，現在經常出事？第二，以前談論陰暗面消息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要受到處罰。比如60年代初城裏的職工回鄉探親後知道農村餓死了很多人，回來後談論就被加上醜化社會主義等罪名。
在這種情況下，負面信息的傳遞是非常困難的。可以想一下，60年代初僅河南信陽地區餓死的人就達100萬以上，但有多少人知道？所以，憑抱怨聲音的多少和大小來評判腐敗的程度，是不可靠的。
上面說了這麼多，並不意味着否認現在的特權、腐敗、社會不公問題不嚴重，也不意味着因為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對任何單項指標作今昔對比時就只能說現在好。應該看到，因為市場化的經濟改革，貪污、腐敗的機會、誘惑比以前不知大了多少。在今天的中國，貪污、腐敗的原因主要是錢權交易，毛澤東時代是突出政治和政治壓倒一切的時代，錢還不是社會生活的主旋律，經濟的空間比現在小很多。純粹就事論事，我們必須承認現在的腐敗比過去嚴重，我們需要澄清和爭辯的，是那種言外之意，即對改革開放作整體性的否定，主張回到過去。
其實，更重要的是應該看到，儘管過去年代與現在年代，在腐敗上有程度和規模的不同，但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問題至今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進一步改革的方向是清楚的。如果把腐敗嚴重不嚴重或有沒有腐敗作為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社會的定性，那就大錯特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