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者常把1921年7月，有毛澤東、張國燾、陳公博等12名青年在上海開的那次「全國一大」作為共產黨的初創。似乎是，一批先進的、覺悟了的青年聚到了一起，定出綱領章程，選出了自己的總書記。
要真是這樣倒好了。
中國這株千年老樹不是抽不出枝椏，但自由、人權、民主等絢爛之花，起碼自那時以來，不過是從外邊摘下，擺在那裏或讚嘆不已、或評頭品足的。1921年的中共 「一大」，應該說，聚到一起的青年，還沒有像它已經奪得全國政權、特別是改革後的今天那樣，明着暗着、或多或少出於功利目的。即便如此，早在它「一大」之時，中共目前最要命的問題，比如政黨與國家的關係、執政黨與它治下的百姓的關係等等，已然早早埋下。
七十多歲的中共，剛剛召開了它的十五大。每次會議，包括萬分緊急的「八七會議」，都要履行投票等等程序。但這不過是做給外人和普通黨員看的。實際上，次次代表大會，在正式宣佈開會的那一刻，所有棘手問題早已經在下邊爭論完畢；種種安排、包括最要命的人事安排，都已經作出；連「即將選出」的人都已經坐在了主席台適當的地方。比如共產黨歷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就把代表招到延安，「籌備」了好些年頭，直到毛澤東認為他有了足夠把握絕對控制一切的時候。
那麼「一大」是由誰和如何安排的呢？
近年來，學者們一直在探討，清末民初以來，好好的一場思想啟蒙，也就是常說的「五·四」 運動，怎麼剛剛開了一個頭，教育普及、產業開發都還處於極其艱難的開創階段，一個不僅紀律嚴苛、思想統一，還以階級鬥爭為號召的黨就建起來了。這個中國千年宗法社會全套家當的承接者宣稱信奉共產主義、以馬列為師，算是站到了當時潮頭之上。但組建共產黨究竟為什麼？若說為了中國最為迫切的均貧富和現代化，換句話說，為促進社會安定繁榮、培育社會成員的自由精神與獨立意志等等，考察共產黨的宗旨和後來的作為，似乎一條條都與這些基本要素背道而馳，怎麼回事呢？
這就不能不使我們再往前從根子上作點探究。
「一大」召開前一年，按照中共史家的說法，已經有若干個 「共產主義小組」分別在北方和南方活動，鼓動者是當時具有相當威望的學者李大釗和陳獨秀。一直處於中央集權與儒家思想雙重桎梏下的中國究竟要什麼，李陳二位不會一無所知；那麼究竟是什麽因素起了作用，使他們脫出了當時相當活躍的思想學術界，作出成立中國共產黨這一偏狹激烈、卻看來「能成大事」的抉擇？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一次不大為中共史家所注意的、發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一年多以前的上海老漁洋里2號聚會。
「五四」運動之後，遭到逮捕又被保釋出獄的陳獨秀，於1920年2月間避難上海，住在老朋友柏文蔚老漁洋里2號的公館裏。常常去那裏談天的，是當時一批思想先潮人物，包括後來的國民黨「元老」邵力子、戴季陶；共產黨早期的理論家、而後脫黨又慘遭軍閥殺害的李漢俊；正在上海編輯着當時中國最活躍的三大副刊之一的張東蓀；還有後來在「新中國」以茅盾之名而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因為當漢奸而被處決的周佛海、以及遭暗害、遭刨墳、至今仍是謎一樣的「大少爺」沈玄盧等。這一批後來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老漁洋里，正如中國任何時代（當然不包括中共統治）具有使命感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樣，不過在熱切地討論問題：有爭論和分歧，但只限於思想和言論。
就在這時，俄國人維金斯基夫婦到來了。
他是拿了李大釗的介紹信去見陳獨秀的，名義是蘇聯《生活報》記者。他先是大家，而後介入討論，提出關於整合三大報(《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等等設想。當時沒有人特別注意，只是後來回想起來才弄清楚的是：這名蘇共黨員一直在作無形引導，並逐漸把「自己」的意見談了出來。他認為：中國現在的新思潮，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遂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卻一點都沒有。這樣是絕不能推動中國革命的。他的結論是：必須組黨，具體說，就是中國共產黨。
這想法一出，大家幾乎一致贊同。後來的「反共理論家」戴季陶當時很激動，說干就干，立即幫同起草了《中國共產黨黨綱》（他的這一態度事後被孫中山罵了一頓，戴只好表示以後「無論如何一定從旁贊助，現在暫時退出」。）《時事新報》主編張東蓀是當時唯一一名堅決反對者。這位後來先是成了毛澤東的座上客，旋而又成階下囚的哲學家堅持認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學術研究；他反對組黨，更反對在工業落後的中國實行階級鬥爭。這種「消極撤火」的態度在當時的那個場合無疑於背叛，當然沒人理他。老漁洋里2號這一聚談場所從此讓給了堅定分子，後來乾脆轉租給共產國際遠東部——這時大家才弄清維金斯基的真實身份：他是攜帶着第三國際的命令和經費，到中國來組建支部的。
這次聚會之後，《共產黨》月刊開始秘密發行，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紛紛成立，毛澤東等摸索改造舊中國的青年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中國共產黨，從根上就不正，恐怕難於諱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