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權力被侵蝕的憂懼
　　　　——中國政府打壓外國NGO的深層原因

　　最近，中國當局關閉北京一家外國NGO主辦的中文刊物《中國發展簡報》。由於這一簡報在中國已經生存了11年，刊物主辦者Nick Young（高揚）一直以「中國的好朋友」自況，其生存技巧更是被許多在華NGO奉為圭皋，所以該刊物被關閉之後，在國際社會尤其是NGO同道當中引起強烈反應。

　　其實，只要留心，就會發現中國當局早在一年前就放出風聲要嚴控外國NGO，2006年8月31日，中新網發佈「學習時報：部分外國非政府組織破壞政治穩定」這條消息，可以看作中國當局對外國NGO態度轉變的一個信號。

　　據中國官方估計，目前已在中國奠定穩固的活動基礎的外國NGO，約在1000家左右。這些外國NGO的合作夥伴，目前已伸展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從政府各部門、人大、政協等機構到工、青、婦等「群眾團體」，從高校、社科院等國家事業單位到民辦科研教育機構，從政府部門主辦的社會團體到民間的草根組織，無不包括在內，其合作項目基本上在政府掌控之內，並未影響到「國家安全」。

　　既然如此，為什麼《中國發展簡報》還遭關閉之厄運呢？

　　這得從共產黨獲得權力的起源以及其對權力的獨佔本性談起。
　　　　
中國共產黨當年通向權力之路的一大寶貴經驗，就是利用國民黨統治的一切空隙發展壯大。基於自身的歷史經驗，中國當局在防範民間勢力崛起壯大方面既具備豐富的經驗，而且不惜工本地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任何引起當局不安的因素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

　　在權力的獨佔性方面，共產黨政權幾乎超過了一切專制極權體制。當年納粹德國儘管控制了一切權力，但至少還未能徹底控制宗教。而中國共產黨則除了控制政治、經濟、文化及軍事權力之外，還以世俗權力統管「神的世界」，以至於宗教界人士都套用科、處、局等行政級別――可以說，中國當局幾乎不容任何社會勢力分享其權力。

　　正是基於對權力的絕對獨佔本性，在改革開放之前，所有非政府主辦的民間組織均被中國當局視為「反革命組織」；改革開放之後，未在政府控制之下的群體活動則一律被目為「非法組織活動」，而外國的NGO則被官方解釋為「以民間機構名義出現的政府組織」（2003年教版高中政治教科書用語）。但隨着對外開放日久，中國當局已經認識到NGO之間的交流已構成國際交往中僅次於政府之間交流的重要層級，悟出通過政策引導、控制與監督，可以「化害為利」，於是對待外國NGO的態度也從最初的完全排斥轉變到允許它們有限度地與中國境內的組織機構合作。

　　應該說，在過去的合作中，中國政府與外國NGO其實是雙贏，NGO在中國「成功」地登陸，且很知趣地將自己的活動「自律」在與政治較遠的環保、教育、扶貧、關注婦女兒童等領域內。這些活動也產生了一些涓滴效應，如為中國引入了資金，運作經驗、信息、專業人員和活動方式，讓中國人看到了一種新型社會組織的運作。而中國當局也藉此大大改善了國際形象，贏得許多美好的期待。

　　然而，外國NGO得以登陸中國的原因，是基於中國政府的政治自信。近幾年，隨着中國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中國政府越來越缺乏自信，對外國NGO活動的容忍度就越來越低――因為按照中國當局的政治思維，宣稱「以參與為核心理念」的外國NGO的所謂「參與」和它們經常以政府官員、民眾、企業三者間的協調者身份出現，就是對其權力的一種侵蝕甚至分享。中央黨校《學習時報》上那篇「如何看待在中國的外國非政府組織」中，談到「部分外國非政府組織破壞政治穩定」，「部分外國非政府組織助長中國腐敗」，其實就是這種政治思維的表現。

　　高揚在接受德國之聲記者採訪時，認為「簡報」被關閉的原因是「中國政府目前還不能清楚識別到底誰是他們的朋友，誰是他們的敵人」，這顯然是種一廂情願的誤解。「朋友」幫助吹喇叭抬轎子自是歡迎，但想分享權力那就不行。更何況目前正值中國當局對「顏色革命」的疑懼日深，「朋友」會被看作「可疑的敵人」之可能性也越來越大。

　　何清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