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觸過一些侵華戰爭中的日本老兵，但是，談起戰敗投降那一刻，他們中的很多人卻諱莫如深。一個叫松元的日本老者，八十多歲了，依然身手靈活，我到日本的時候，需要裝電話，還得到過他的幫忙。2002年，在京都的一位中日友好雄鷹會的成員伊藤老先生去世，我去參加了他的葬禮。葬禮上，松元表現得極是傷心，下來後我問起他和伊藤的關係。日本戰敗的時候，松元從被蘇軍押往西伯利亞的日軍隊伍中逃出來，想逃到當時稱為「關東州」的大連尋機乘船回國。路上遇到同樣逃出來的伊藤，兩個人風餐露宿，靠吃山中的野果和橡子才活下來。我才知道松元當年是關東軍中的日軍軍官，於是問他有沒有和蘇軍作過戰。松元苦笑一聲，說還在行軍戰爭就結束，一槍沒放整個部隊就投降了。他接到命令後隨聯隊長到蘇軍司令部洽降，蘇聯人還用葡萄酒和大列巴麵包招待他。

我隨口問，既然如此你何必還要逃呢？問完，卻是半天沒有回答。薩奇怪地轉頭去看，卻見松元站在那裏，二目微閉，身體僵硬，不自覺地變成了一個類似立正的姿勢。好久，松元才極為艱難地開口道：「這沒有什麼好說的。」隨後，就閉緊了嘴巴，嘴角向上抿，臉上的肌肉繃得極緊。以我經驗，這是一個典型的表示拒絕的身體語言。這讓我感到很是驚訝 – 難道他當時是為了什麼「武士道」的精神才逃走的？

細看去，卻見他的鬢角，竟然淌出了點點汗跡，而他的眼神分明帶了一種難言的 – 恐懼。對，就是恐懼，一種隔了幾十年依然在瞳仁裏面閃爍的恐懼。這時，主持葬禮的南部先生在我肩膀上拍了拍，擺擺手，示意我不要再問了。葬禮結束後，我坐南部的車走，在車裏逮了個機會問他 -- 為什麼不讓我問松元那個問題？南部似早就想到我有此一問，點點頭，說：松元從來不談他戰敗時候的事情，你這樣問，隨後低聲說，有很多那個時候的事是我們不願意回憶的。

你們？那麼，南部先生當時也在中國的東北？南部先生點點頭 – 我在西伯利亞的俘虜營幹了六年苦力 – 對不起，我那時也是關東軍。那麼，所謂不願意回憶的事情，是哪些事情？能舉個例子麼？是覺得投降丟臉麼？-- 最後一句是我的採訪策略。

南部先生看了我一眼，說，不，是。他把車停在路邊，停了片刻，對我講了他在戰敗時候的經歷。那時，南部還是一個「初年兵」，他們向蘇軍投降之後，蘇軍收繳了日軍的武器，然後讓他們行軍到附近的一個村子，列隊坐在空場上。然後，然後就是槍聲。四百個日本兵，被打死了兩百多名，每一個都是腦後中槍。

南部當時坐在隊列里，看着一個蘇聯兵提着一支轉盤機槍，從後面走到前面來，槍口還在冒煙。而後，蘇聯軍官下令剩下的日本兵挖坑埋葬死者，回營房吃飯。南部記得當時被打死的日本兵，都是隊列後排的，一排一排地打。不分軍官和士兵。

你們沒有反抗或者逃跑？我忍不住問

「敗了，什麼都沒有了，就看着別人來殺，一點兒反抗和逃跑的心都沒有。心裏很平靜，好像被殺是很正常的事情。」南部慢慢說道，「那時候就是用槍對着我的頭要打，我也不會想跑。」

一瞬間，我想起了南京草鞋峽被俘和遭到屠殺的中國軍人 – 有人曾經責怪他們那樣多的人，為何不起來反抗就被屠殺，甚至有人說那是因為中國人懦弱。

末了，南部苦笑一聲 – 你知道蘇聯人為什麼殺我們麼？日軍中有人密謀反抗？蘇軍報復？立威？幾個答案都被否定了。原來答案很簡單，蘇聯共產黨人在這裏只準備了一百五十個人的飯，可是來的俘虜有四百人。怎麼辦呢？再作二百五十人的飯？還是讓俘虜從四百變成一百五十？顯然後一個辦法省事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