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還不能舉行任何的紀念活動，我認為這是中華民族的恥辱，是全體中國人民的恥辱。我認為總有一天，我們會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紀念這個活動，因為這個活動對人類的影響非常大。
「六四」開花在中國，但結果在東歐，像蘇聯、東歐，象多米諾骨牌一樣土崩瓦解了。無論過去共產黨怎麼說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現在看來是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至於救成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主義，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到現在為止，大家有一句習慣的話，國外學術界和中國學術界總是談：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大家忽視了1989年是中國改革的一個分水嶺，如果從 1978到1989年可以看作是中國改革的一項理想主義時期，朝野上下從政府到民眾，大家對改革都抱有很高的希望，都是支持態度。然後由於價格雙軌制產生了一大批官倒，就是當時中國的腐敗還是個人腐敗。
「六四」就是以反腐敗為主題，還有就是要求民主、自由，那是另外一個主題。我個人覺得，當時鄧小平做了一個非常錯誤的決定，因為「六四」針對官倒的第一個對象就是康華公司，是鄧朴方的公司，所以鄧小平面臨個人的東西時無法做出一個正確的選擇。所以那個反腐敗最後沒有結果。「六四」以後呢，我認為個人腐敗迅速發展為組織腐敗，以及制度性腐敗。所以這是一個分水嶺。
*中國人為什麼覺得活得越來越艱難？
改革的成就大家談的非常多，我認為它有成就。如果看不到改革開放使中國從一個必需品時代進入到一個耐用消費品時代那也不是事實。
改革開放以前，大家都知道工資只有幾十元，大家工資除了購買食品還有少量的衣服，及其他的一些開支外，幾乎是購買電視機、電冰箱之類對中國人來說是非常困難。那麼改革開發以後呢，就是迅速的在十幾年間呢就走完了這條路。現在對城市普通家庭來說，就是購買電視機、電冰箱還是空調這些都不是一個太艱難的事情。當然除了下崗工人之外。這標誌着進入了一個耐用消費品時代。
但是儘管現在大家感覺到生活比以前好了很多，中國人普遍有這個感覺，就是覺得活得越來越艱難了。為什麼呢？改革開放以前，大家的工資，包括改革開放初期，不包括住房、醫療、養老，這些呢都不包括工資里，做為社會福利，那麼大家的工資呢，已經做為國家的增值去了，得存在那裏。那麼到90年代以後，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住房還有孩子的教育，這些都做為改革項目。
從1994 年以後逐年一項一項推出，那麼大家的工資養活自己，在食物方面不再困難，那麼這方面的開支是逐年增大，尤其是教育費用，從1994年北京高校直屬的增收學費以來，每年幾乎是以30%的速度增長，尤其是最近這幾年了。北大、清華十所全國的直屬名牌高校，上漲的幅度更大。象北大一年的學費要一萬多塊錢。至於那個住房，改革開放後這更加是一份沉重的開支。
現在對於廣大城市家庭來說呢，大家都以為自己生活水平不高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些東西開支太大了。而且等於要大家承擔雙重改革成本。原來扣除的政府不再償還給人家，同時改革項目要大家再負擔一次。所以對我們來說，尤其是對下崗工人來說是極不公平的。
*「現代化櫥窗」帶來的幻相
現在中國貧富差距極大的增大，貧富差距大到什麼樣子呢，它有兩個衡量標準，一個是基尼係數。
基尼係數值域是0.1-0.6。在0.3-0.4之間是正常的，在0.3以下是絕對平均，超過0.4呢就說明貧富差距很大。到了0.5左右呢，這個就在崩潰邊緣。中國現在的基尼係數改革開放以前是0.16，不過我需要說明的是，以前的高幹他們有很多非貨幣收入，比如他們的住房，他們的保姆、勤務員、汽車其它的種種消費，比一般的老百姓好得多，這不包括在工資裏面。這叫非貨幣收入。那麼考慮基尼係數雖然沒考慮這部分收入。所以這個基尼係數不是太正確，但是說中國社會大體上還是一個相對平均的社會。
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基尼係數迅速的上升，在80年代中期就到了0.38，那麼去年(2001年)，國家統計局公佈的0.468，這個已經大大超過了美國的基尼係數。美國立國已經200多年了，他的基尼係數還只有0.412，那就是說我們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他了。那麼這是一個衡量方法。
另外還有一個衡量方法，這個衡量方法包括兩個方面，一個就是銀行存款，那麼截止去年(2001年)底中國的銀行存款是7萬億元，那麼這7萬億的72%是集中在8.9%的人手裏。那麼其餘的就是人均佔有不足幾千塊錢。那麼相對中國現在的物價以及各項支出來說，這些人均佔有不足幾千塊錢的財富就不算什麼了。
另外還有就是包括銀行存款的社會總財富分配，那麼就包括住房還有其它的有價證券等等，那麼這就是截止2000年底有一個大體的算法，就是中國的財富佔有倒金字塔，15%的人佔有社會總財富的85%，那麼剩下的就是85%的人僅僅佔有社會總財富的 15%。這樣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等國。
所以呢，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算出，底層人物佔總人口的69%。邊緣化人物，就是指在城市裏失去工作，在農村里沒有土地，就是流浪到城市裏的三無人員。三無人員按照共產黨的解釋，是無工作、無合法證件、無固定住所。那麼一個人這三樣東西都沒了的話，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這些人占社會總人口的14%點幾。這兩部分人加起來是83%多。就是說中國經過二十年的改革，使廣大農村的農民，已及中小城市的下崗工人，已經夠成了中國龐大的邊緣化階層。
很多人到中國去，只看到中國的上海、北京、廣州、深圳這四個城市。這四個城市的生活確實不錯，我認為呢，這是改革開放造就的四個現代化櫥窗。這四個現代化櫥窗確實使沒有到過中國的人對中國的改革產生幻覺。深圳比紐約還漂亮，上海可以和美國的任何一個城市媲美。但是畢竟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還不到一億人，幾千萬，才佔中國人口的1/15。而且就算是生活在四個城市中的人也不是人人都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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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後權力資本化 政府行為企業化
鄧小平設定的改革目標說是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那麼前半部分的目的是達到了。就是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但是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產生暴富的方法是極不公平的。
中國產生這一批富人，是通過權力資本化，政府工作人員通過手中為人民服務的公務權轉化成了他的資本。又用這種資本與社會進行交換。所以這就牽涉到另外一個概念就是權力資本化的同時，就是政府行為企業化。為什麼政府行為企業化呢？政府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公共服務部門。他也不認為自己是用納稅人的錢。大概是去年(2001年)吧，就是禁止我發言的時候，就禁止討論納稅人概念。不准談，錢從哪裏來，就是誰養活誰這個問題在中國不准公開談。
政府行為企業化的結果，就是全體公務員把自己手裏擁有的權力看作是資本。把找他們辦事的人民就是法人都當作是客戶，那麼他要謀求利益最大化。所以這就又形成了一個什麼呢，我就說中國有一個最可怕的東西就是中國有一個軟政權化。軟政權化就是所有的政府公務員謀取個人利益都是以破壞國家法律為前提的。那麼整個信用在這個情況下就會破產。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我個人以為啊，二十多年來在政府的帶頭示範下，整個的信用非常不好，道德低落。
**社會道德第一個層面：國家沒有信用
我個人認為社會道德分成四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就是國家信用，就是國家說話的來源和真實性。那麼我現在不談別的，就談今年(2002年)在海外媒體，《紐約時報》、《經濟時報》對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經濟數據的質疑。那麼這一點在國內我們歷來就是非常清楚，統計數據是造假的。只不過是國外的人沒有注意到。今年 (2002年)是由麻省理工學院搞經濟增長的索羅教授，他是曾經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所以在這方面做的比較權威。那麼他就根據中國的統計數據提出一個質疑，他就說中國宣佈他的經濟每年增長GDP是7-8%，他說農村經濟這幾年幾乎是沒有增長，那麼城市部分需要負擔40%多，增長率才能達到總和增長率。根據世界經濟發展史，沒有任何城市能達到年增長40%的。
那怕最為中國王牌的上海在技術上也沒有可能。那麼他提這個以後，其餘的人都跟着質疑。接着今年(2002年)就是連篇累牘質疑這個東西。
應該說這些質疑是可信的。我這裏有一組數據，我自己算了一下，從1997年以來，我們的經濟增長是每年保持在7-8%之間，平均大概是7-8%，但是我們的就業增長率還不到1個百分點。就在0.89%以下，這在中國產業結構上，中國並沒有以勞動力型轉到技術力型。在需求勞動力的情況下不可能大幅度減少，經濟增長率居然達到這麼高。對於就業而言不可能是這麼一點點增長，幾乎就不到一個點，從這一組數據就可以看出。
至於國家在別的方面的撒謊，就是開動各種媒體，每天連篇累牘的製造各種謊言，包括「六．四」的謊言，大家都司空見慣了。所以國家信用不好，那麼遠東經濟評論甚至用騙子共和國來描述中國這一名詞，這是一個層次。
**社會道德第二個層面：行業協會沒有信用
第二個層次現代社會比如行業協會是非常重要的信用代表者，但是中國的行業協會本身就不具備社會信用。他本身就具有兩面性的。一方面，任何一個行為協會，包括組織協會，家具協會等的會長都是由中國各級人事局任命的幹部，都享有一定級別的。他是代表政府去管理這個行業的企業。做為政府代表的功能，同時他又代表企業與政府討價還價，所以他本身就有兩面性格，他本身就能輕鬆在兩者間不斷地轉換角色，兩個角色說的話他都要說，這本身就是角色發生嚴重的混亂，他就不可能有信用。
**社會道德第三個層面：社會沒有信用
另外一個就是中介機構比如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為代表的社會信用。近年的所有股市醜聞做假帳都有會計師事務所參與。比如深圳特區會計師事務所，還有中天琴(音)會計事務所，我記得98年1600多家會計師事務所，都有造假帳，還有給人家搞假驗資的。
會計師事務所在國外，如果一個會計師要是造了假帳，他就終身被禁止再進入這個行業。那麼中國的會計懲罰成本不高，這個會計師事務所關了門停了業以後，會計師馬上又進入另外一家事務所換個工作就是了。或者是換個名頭。重新成立一個合伙人組織，照樣營業。懲罰成本非常低。會計師的受懲率相對於律師要高一點。
律師要做弊的話要溝通法院一塊做弊。所以中國有句話說打官司叫做打關係。每一個律師的成長不是說他的業務有多高，而是說我在法院有多少關係。我認識某某院長，認識某某法官。誰跟我是哥們，就是這樣。所以他的社會信用也非常不好。
**社會道德第四個層面：個人沒有信用
至於個人信用大家都知道，過去中國有句老話叫做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大家對於同學、同鄉、鄰里親戚非常信任。但是現在呢，從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越演越烈，有一個詞叫殺熟，就是熟人的熟。我分析了一下市場拐賣人口的案件，竟有90%幾是發生在同鄉之間的。四川的女孩子出來打工，騙她的人都說我們是老鄉，你跟着我們回去，我們給你找工作。甚至還有同村的，甚至還有叔叔拐賣侄女，鄰居拐賣鄰居的。那麼現在大家對外人戒備都比較大了。討這些熟人之間行騙容易。
所以呢，整個國家的道德信用，孔子有句話，人無信不立。把國家信用，個人信用都提到一個非常高的位置。這個做為道德準則的信用，倫理準則的信用在中國茫然無存。做為國家來說，國家帶頭不守法，尤其是中共政府，比如89年大家知道，憲法規定大家可以遊行，那麼為了便於政府操作，他馬上可以修改憲法，那麼政府可以高於法律，這個國家的信用當然不會好。
**現政府正面做能力差 負面做能力強
在改革初期，我讀大學的時候，我家鄉的河流是清的。但是現在，從南到北，七大水系，沒有一條好的河流，黃河已經幹了，長江成了第二條黃河。珠江、海河、淮河都已經成了高度污染的河流，地下水呢也嚴重超采，這是一方面啊，所以這一個時期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水的問題。還有是國土已經不再安全，沙漠化已經達到了38%，那麼這些還不包括黃土高原這一類的嚴重缺水的地方，事實上人已經完全不能生存的地方，沙漠正以每年一千公里的速度推進，一些研究者已經指出，中國的環境生態再也不安全。
在這種情況下，本來中國需要一個比較明智一點的政府。由於這個轉型期，各個階層的矛盾、利益訴求都不一樣，那麼有時政策偏重於這一階層的時候，他就要注意調節另外階層的矛盾。但是我們目前的政府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非常墮落一個政府，為什麼說他墮落呢，一個統治集團，他需要幾個基本素質。一個是社會管理能力，他要有能力把這個社會管理好，那麼我們現在這個政府朝正面做的能力是比較差的。
但是它現在從反面，比如控制社會輿論，還有用種種特務手段來監控等，它倒是用科技用的非常好。尤其是近二年搞的金盾工程，那麼根據研究，到二00八年的時候，這個金盾工程完成對個人的聲控系統，就是在中國的主要城市的主要街道上面都將監控任何人，
大家記得「六．四」後來共產黨為什麼能夠清洗呢？就是因為世界銀行出錢，英國一家公司出技術，在北京的所有主要交通幹道上，設置了一個監視系統，本來是幫助中國監視交通的，但是後來根據監視錄像帶，把所有參加六四的人抓了起來。所以從那時大家開始懷疑，科技能不能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那麼最近中國去年 (2001年)開始向美國、歐洲的高科技公司購買監控系統，用來監管網絡的。所以大家知道中國的互聯網已經成了一個國內互聯網，而不是國際互聯網。
**中國經濟學家的主流是政府的幫手
中國經濟學家的主流應該說都是幫政府的忙的。人家都說中國的經濟學家大多數都是一隻口袋裏裝政府給的錢，另一隻口袋裏裝企業給的錢，那麼政府是政治精英，企業是經濟精英，所以呢他就是為這兩類精英說話。
有一個經濟學家他就更說得直接了當，他就乾脆說，這個世界是由三種人構成的，一種是政治精英，一種是經濟精英，還有一種是為這兩部份精英服務的學者。至於其它的人就不在他們的構成的世界之內。那麼他們就認為腐敗是中國轉型期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中國轉型期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一種方式。
那麼這方面走到最極端的是香港的張五常，他建議中國乾脆讓這些貪官污吏贖買國有資產，就是按等級確定貪污的等級，比如官大，可以貪污的多一點，官小可以貪污的少一點。像巴拿馬國家確定一三五是這一批官員貪污，二四六另外一批官員貪污，他說這樣中國就可以進入比較好的狀態了。但是我認為他的這個建議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中國那個高薪養廉也是行不通的。
那麼實際上，就是在經濟學中，生產和分配是同樣重要，那麼這些財富生產出來了，如果要是像我前面分析的，85%財富被占人口15%的貪官污吏佔有，那麼這樣的增長到底是對誰有利呢？所以呢，這筆帳是要算的。我就是主要在算這筆賬，而且我認為這代表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良心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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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這個政府在1999年是一個轉向最厲害的年份。從1999年到2000年，在政策選擇上，中共政府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轉換。
**世界獨家：政府出面，動員大家炒股，轉嫁銀行風險
第一個標誌是：中共政府是已經毫無遮掩的國家機會主義泛濫，最典型的就是在股市上面。我記得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報公然發表文章鼓勵全體中國人民參與股市炒股，這在世界股市發展史上以政府出面，動員黨報出來發表文章是獨一家。那麼為什麼要動員大家炒股呢?
是因為國有企業發生了嚴重的困難，從90年代以來，國有企業，從撥款改貸款以來，國有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就是國有銀行，那麼國有銀行的來源就是城鄉居民的存款，那麼最後就形成了一個三角債。那麼這筆國有企業還不出國有銀行的債，意味着國有銀行對城鄉居民的存款也不能兌現，如果一定要擠兌的，那就是國家銀行破產，導致我們國家的自由資本金越來越低。
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中國所有國有銀行的自由資本是佔9。2%以上，那麼到了1995年呢，就下降到了3%，就是9。2到3%。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就是布雷頓體系垮掉以後，整個銀行貨幣體系是靠巴賽爾協議的一些條款約束，那麼巴賽爾協議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條款，就是任何銀行的自由資本金不得低於8%，如果低於8%，就視同這個銀行已經破產，那麼從技術上，國外的一些專家認為中國的銀行自由資本金呢不到3%，是已經破產了，那麼現在完全是靠國家信用支配的。
那麼國家就要向股東和股市聚集錢，去轉嫁銀行風險，就是把國家應該承擔的轉到全體股民身上，所以這幾年的中國股市不斷的出台各種各樣的政策，在股市低的時候政府就出台，比如允許個人向銀行透資，讓大家炒股，等到炒起來了，銀行又突然撤資，給大家規定了一定期限還款，那麼很多人還不出就跳樓自殺，非常多。
**有利下層人民的政策無法落實
第二個標誌是：任何有利於下層人民的政策那怕政府調子在高，政府也根本落實不了。比如要解決農民的費改稅問題，中國農民真是苦，大家都知道當初湖北的一個鄉長李昌平，寫了我向總理說真話。他說的是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中國農民負擔從1993年以來， 費稅最多的達48種，農民從土地上的收入已經交不起費稅了。
中國從搞了分稅制，有油水的那些稅，比如海關稅、煙稅、酒稅，就是那個國稅。那麼地方稅呢，農業稅是一個大頭，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就是刮地皮。就是越到基層，到了鄉以下就沒有撥款了。中國的政府建制鄉一級的也只有鄉黨委書記、鄉長等幾個是國家幹部，其它的大多數是農村抽調上來的。他們的工資是國家財政撥款里沒有的，那麼就全靠從農民頭上刮，所以農民負擔是越來越重。過去就是在1949年以前啊，只聽說農民沒有田種，要田種，那麼在改革開發以來呢，農民很多人棄田不耕，外逃出去。
這些都有具體的例子，象湖北一個自殺的農戶，她是每年辛辛苦苦地種地，種到後來發現投入的種子化肥各種費用算進去是投入了350多塊錢，但是她最後賣掉全部糧食收入還不到300塊。白辛苦一年還不說，還要貼幾十塊錢，來交這個所有的稅費負擔。於是她就要求不種這田，結果當地不准她。她一再要求，結果當地的保安隊在幹部的帶領下就痛打了這個農婦一頓，這個農婦就上吊自殺了。
這個案件南方周末登過，其它在各地都發生過這種事件。過去在封建社會大家都知道，安農以安天下，但是現在中國農村是已經非常不安定了。而且農業經過改革二十年，他已經從勞動力最多的產業變成了一個沒有剩餘的產業。從1995年以來，占勞動力75%的農業，所產出的全部收入，只佔GDP的18%，佔國家財政收入的10%，他已經成了一個沒有剩餘的產業，所以大家知道朱熔基講了幾年費改稅，減輕農民負擔。
去年(2001年)吳邦國在全國到處巡迴演講，動員各地要費改稅。五月他在山東演講的時候，有人就告訴他不要講了，朱熔基五月在清華大學已經講了，費改稅已經停止了。就是因為基層幹部抵制。他們知道如果費改稅，他們的工資 70%就沒有着落。於是他們消極怠工。向中央表示，我們什麼都收不上來。中共政府還需要靠這些基層官員維持這個統治，所以就向這個統治集團讓步，讓步的結果就是犧牲農民，那麼這樣的政策出台是很困難。
**有利統治集團政策推行迅速
但是有利於統治集團這個政策推行非常迅速。那麼近幾年來啊，公務員已經加了三次工資，總比例也提高了原來的38%以上，在這個情況下，今年(2002年)據說還要在加一次工資。那麼這樣的政策，公務員的工資本來就比大家高，尤其是近年來，工業相對比農業，穩定而且有提高，同時他還有很多的非貨幣收入，比如住房啊、醫療啊，等等等等，還有在提高他們的工資。
只有一個原因，統治集團過去是靠意識形態當家，現在在這一點已經不起作用了。政府只有不斷的提高工資來收買他們，這是一方面；另外還允許他們用合法的貪污，所謂的合法的貪污就是創收，大家知道80年代以來各個政府部門都開始創收活動，中國你只要進了政府的門，拿一張表格要交多少錢，還有就是辦一樣事情要交多少錢，本來他拿的是納稅人的錢，就不應該收錢，但是每過一道門檻他就要收多少多少錢，你拿一本小冊子你要交多少錢，這是一種在政府看來天經地義的一種收入。
**政府拋棄工農
第三個標誌是現在政府已經明確了自己的統治基礎是誰。中國的憲法到現在也沒有改，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制國家，但是現在工人階級是邊緣化了。他的聯盟者農民呢也是非常窮困了。
從99 年起，江澤民的統治集團已經完成了思想轉變，最開始的第一步是99年修憲，那麼在兩會期間，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要寫進憲法。在遭到反對後，就寫了國家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當然我認為，國家保護公有財產不受侵犯成了一張紙，因為以最高統治集團起表率作用，那麼下面的政府工作人員包括政府企業的都在蠶食國有資產，大量的掠奪，那麼共有財產實際上是沒有不受侵犯的。
私有財產要明確一個前題，先得明確私有財產的來源，不能借着這個機會讓大家把貪污腐敗的收入合法化，先確定了這之後，然後再保護私有財產。
到了2000年，江澤民就推出了三個代表。到最後2001年規定私人資本家可入黨。這是公開表示政府利益集團和經濟利益集團合流。通過這三步，就是說他們也已經完成了執政集團對自己統治基礎的確認。自七月講話以後，就從中組部，派出各種代表團，各組工作組到省里，再各種工作組到市里。然後市里在下派。就是讓大家恢復了文革以後廢除已久的政治學習制度，讓大家學習，擁護三個代表，擁護七一講話，大家不信到國內去問一下，在政府黨政部門恢復了政治學習制度了。
**教育產業化，中下層人民得不到教育
第四個標誌，是政府公然把教育作為產業發展。大家都知道任何一個國家要想反貧困，要確立的一個長期反貧困的策略，要搞義務教育。在台灣要起飛的時候，他就拿出GDP的12%到22%去投入教育，但是中國現在的教育投入始終沒有超出GDP的3%，那麼現在政府搞教育產業化以後，等於是把廣大貧困農民，中下層人民的孩子卡在教育門檻之外了，因為交不起學費。所以從1994年，中國的高校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叫貧困生群體。那麼這個貧困生群體到底多少，大家誰也不知道。
我可以跟大家講兩個數據，一個是新華社2001年1月8日發佈的對北京14所高校的調查，那上面公佈說，貧困生佔14所高校的 25%。但是北京青年報差不多同時發佈的一個調查，說高達30%多。這是中央一級的院校。貧困生農村來的孩子應該少一些。大城市的生源多一些。那麼在底下的院校多一些。
在國民黨時代、北洋軍閥時代師範院校都是不收費的。那時候呢很多貧困人家的子弟想要讀書都只能讀師範院校，就是因為師範院校不收費。但是現在師範院校也收費了。收多少呢，各學校不一樣。我是前年到湖南的常德師範大學講課。那麼說到收費問題，學生他們就哭起來了。最後我調查了一下，他們哪兒一年收費是3千8，很多常德那個地方的農民的家庭年收入是一千二百塊錢。所以要拿出三千八來供一個孩子讀書，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問他們的校長，怎麼對待這些學生，他說我們採取了一個優惠政策，可以允許他們讀一年以後，休學然後去做工，然後再來讀。我說，我國現在是勞動力嚴重過剩，連政府下崗的都找不到工作，他們又怎麼能夠找到工作呢？所以這個優惠政策等於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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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官不貪
「六四」後政策的轉換已經表明了江澤民選擇了統治基礎 - 佔總人口的11%點多。就好象是船在行進，下層人做在下層船上。我曾經到過貴州，貴州山清水秀，農民太窮，土法煉鉛。煉了幾年以後，收入倒是提高的不是太多，就是原來的一年幾百到家庭年收入1千7百多塊。整個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寸草不生，樹全死光了。從那時候生出來的孩子全都是大骨節或者是瞎的。他們的水已經不能喝了。都要運礦泉水進去。我問那裏的鄉幹部，你們這樣發展，自己都活不下去了。有什麼意義呢？他說我們也知道。沒辦法要發展啊。大家連今天都沒有，那裏還談得上明天呢。
只要大家去讀政府的兩院報告，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報告。就會得出三個越來越的印象。一個就是貪污腐敗的官員數目越來越多，第二個就是貪污腐敗的數額越來越大，第三個就是貪污腐敗的官員級別越來越高。這就說明反腐敗已經根本不起作用。我曾經在2000 年發表的「中國當地的經驗演變分析」中說，中國是政策性腐敗，就是同體監督已經不能反腐敗了。而且官員是無官不貪。
官方對我這篇文章是非常恨，而且我個人的處境非常惡劣，後來發展到中紀委全會公報第六段寫了三段話 - 「我們要理直氣狀的相信我們不是制度性腐敗，我們要理直氣壯的相信我們黨的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我們要理直氣壯的相信我們黨是有決心有能力反腐敗的。」
我覺得這與「文化大革命就是就是好」有什麼差別呢？中國的官員都是把中國看作是他們撈取錢財的地方。不然就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到國外。大家也知道，近年來抓的所有貪官，比如說雲南省的省委副書記、省長李嘉廷，被抄出5本外國護照。
**無地農民和下崗工人
大量的無地農民湧進城市，滯留在城市邊緣，給城市造成了非常大的治安問題。我可以舉一個例子，2000年轟動中國的張君案件，這個集團殺了幾十個人，那麼到最後被槍斃了。南方周末就派了記者去湖南罪犯的家鄉去調查，最後就寫了一篇張君案件反思，他談這個犯罪集團的成員都是多子女家庭的，一般都是7個子女，最多的是家裏有十二個子女，都沒有田可種，只好挺而走險。在張君家鄉附近又有一批人模仿張君的犯罪集團，並且認為張君哥是好樣的。要不然我們活不下去。這篇文章然後就得出一個結論，產生張軍的土壤不除，張軍第二，張軍第三，張軍第四，還會出現。這個說法確實是沒錯。
但是湖南省急了，向中央寫了一封信，說這個報導否定了湖南省委省政府為改善湖南人民生活所做的二十多年的艱苦努力。本來南方周末中央就很不喜歡他，藉此機會就把總編江藝平撤了，又撤下了大批的記者。現在事實上城市犯罪有一大批就是挺而走險、無路可走的。那麼這些農民的問題可不可以解決呢？現在的農民啊，大多數是連中學都沒有畢業。很多人都是小學程度。那麼這種情況註定了他們是低素質的勞動力。沒有任何技能訓練。
現在中國的一些傳統產業在慢慢淘汰，新興的產業有的位置根本不是為這些人準備的。也不是為城市裏的下崗工人準備的。因為這些人的素質跟不上新興產業的要求，很多人的失業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失業。
很多人搞再就業工程的時候都迴避談這一條，正視這些農民和下崗工人在現代化的產業中佔有一席之地和可能這個問題是兩種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方法處理。如果是第二種的話，就要編織社會安全網絡。前者的話就認為這個失業是暫時性的，是後者的話，就是要編織一個社會安全網絡。
但是事實上中國現在編織安全網絡根本沒這個能力。那麼就會形成大量的無地農民附着在城市的邊緣，就象那個墨西哥和印度的新德里，大家都知道這些城市就象一個環行結構，最中心是城市，然後城市邊緣就是貧民窟，一層一層一層，垃圾成山，到處是垃圾，而城市的排污系統跟不上。墨西哥城後來被迫遷都。建立了一個新墨西哥城，就是因為墨西哥徹底貧民窟化了。印度的新德里也是非常骯髒的一個城市。
當然中國現在還沒有形成那種典型的貧民窟化的現象，是因為中國每年搞城市市容整頓的時候，都開上推土器無情的把這些三無人員搭起來的棚子剷除。我自己就去看過幾次深圳市剷除新洲河的那些三無人員。那些人的生活狀態是什麼呢？拿一些厚的紙板，木板搭起一個棚子，人能夠鑽進去就行了。隨地大小便，還養雞養鴨，到處都是垃圾。他們住在深圳的新洲河的上游那裏，每到下雨時(深圳的雨特別大)把地表的東西刮到河裏去，垃圾成堆，臭不可聞。
**地下經濟泛濫
地下經濟泛濫。地下經濟到底在中國佔有多大的比例，是無法從官方統計數據中找到。中國有個經濟學家叫楊帆，他算了一個數據，他認為地下經濟至少佔GDP的30%左右。
地下經濟是黃賭毒，黃色產業，大家都知道中國現在是叫做繁榮娼盛，這當然不是沿海城市獨有的。而是中國的縣級城市農村裏面這些現象都特別的多。中國為什麼近些年來愛滋病啊每年增長的非常快，中國自己的衛生部也不得不承認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愛滋病類型在中國都存在。而且它主要發生在幾大人群中間，一個就是流動人口，第二個就是河南那裏還出了好幾個區域。比如雲南、甘肅、新疆啊幾個販毒的重點地方。那麼這些地方都是愛滋病高發人群。
現在政府採取不作為政策。就是不從積極方面去處理。政府就跟農民講，你們不要接受記者報道，如果你們接受了記者的採訪，從此以後人家什麼都不買你們的，也沒有人幫助你們。結果記者去採訪，他們就把記者趕出來，打記者。所以政府採取的是一種不作為政策，迴避自己責任。
有人戲稱中國現在是五色經濟。藍色經濟是走私。黃色經濟是娼妓啊等等。白色經濟就是毒品。黑色經濟是貪污腐敗。還有一個灰色經濟，就是介乎合法和不合法之間的。
貪污腐敗的損失佔中國經濟的比例，據研究從1998年以來，佔中國的GDP13% -16.8%。貪污腐敗的官員每六個貪污腐敗的官員中間只有一個受審。這就有一個貪污腐敗的基本成本問題。那麼貪污腐敗拿的好處那麼大，受審率又那麼低，官員們當然就前仆後繼的去貪污了。中國就有人把大家看過的紅色娘子軍里的砍頭不要緊，改了一下，叫做砍頭不要緊，只要金錢真，殺了我一個，幸福幾代人。
**通過WTO改變政治腐敗是幻想
政府利益集團和經濟利益集團還有外國大資本聯合控制中國。那麼如果再加入WTO以後，外國法人也會尋求和中國的權勢集團結合。
過去有人說過中國加入WTO以後，會有利於遏制中國的腐敗。根據國際經驗，這沒有什麼經驗可以支持。墨西哥和印尼，都是WTO的成員國，為什麼他加入WTO不能遏制他們的腐敗，咱我們中國加入就可以遏制了。而事實上，不是外國資本進入中國改造了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而是他們到中國順應了中國的制度環境。
這港台資本就不用說了。本來與我們就有文化親和力，很容易認同我們的制度性腐敗。至於美國的大資本，大家也知道，都知道要找高幹子弟合作。別人還告訴我，過去招一個職位，寫明要求家裏有高幹背景，還要在某些地方工作。比如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過去是蒙托羅拉公司駐中國的總代理。至於其餘的人，包括一些外國銀行到中國貸款，都要找中國的財政部長，政協主席的兒子作為代理人，到中國去活動，讓中國貸他們的款。這些情況說明他們很知道在中國怎麼樣達到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希望通過加入WTO以後，一些經濟上的歸正，來改變中國政治上的腐敗，我認為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
**迅速黑社會化
這個問題這幾年是越來越厲害。前年開始的打黑蟻行動，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有幾個。
一個是浙江溫嶺的張瑞，他自己成立一個公司，號稱董事長，他還有八個社會身份，其中有四個是政府部門的。一個是浙江某報的名譽社長，一個是他們台州市企業家協會的，及湖北遂州市的政協副主席，還有其它的。他家的門口掛的是浙江溫嶺市公安局重點保護單位。溫嶺市的市委書記，市長，公安局長，法院院長67個黨政要員，都與他的黑社會集團有關係，都是他們的顧問啊等等。
東北劉永的網絡是延伸到副省長慕綏新，市長馬向東。揭露出來的無論是在廣西百色的周正南，還是梁序豐他們都有這樣的背景。那麼就形成了一個政府和黑社會共同治理社會的局面。政府官員不好出面做的事，都可以讓黑社會做。大家也知道，國外的黑社會也有跟政府有關係的。但是最多是跟警察部門。沒有人跟政府官和事務官合流的。
**結語
我想中國未來的前景是現實的延續。那麼現實既然是這樣，我並不認為中國未來在現任政府的領導下會有多光明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