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灝年《誰是新中國》講演錄（下篇之四）
中國現代史研究所
今天，我不講中共是怎樣在蘇俄顧問和蘇聯駐中華民國使領館的直接策劃、指揮和配合下，於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南中國發動「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的。今天，我甚至不講羅明拉茲又是怎樣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臨時中央擴大會議上，向中共佈置「如何在中國南方農村進行大面積的燒殺、綁架和強迫農民參加暴動」的任務的。一位叫做貝聿的中國大陸學者，在他題名為《中國左禍》的書里，已經詳細地將上述罪行敘述得明明白白。我今天只想講兩個問題，一是在中東路戰爭爆發、蘇聯大規模侵略我國東北的時候，中共是怎樣執行斯大林「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的。因為這實在是一個志在與蘇聯侵華戰爭「裏應外合」的徹底賣國行為。二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共又是怎樣立即接受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命令，不僅趁機發動武裝暴動和暴亂，而且乾脆篡立認俄為祖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因為這是中共出賣祖國、分裂國家、製造兩個中國的明確歷史罪證，它甚至成了日本和溥儀在中國東北篡立偽滿洲國、即「第三個中國」的序幕和樣板。
首先我們講中共的「武裝保衛蘇聯」。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東北地方政府查明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竟是蘇聯指揮中共叛亂的巢穴，遂逮捕了正在這個巢穴裏面開會的三十九名中共黨員，並根據中華民國政府要逐步在中國境內收回中國主權的決定，根據一九一九、一九二零年蘇聯政府曾公開發表的「放棄一切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放棄沙皇俄國在中國所有特權」的聲明，宣佈武力接管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管理權」。這自然是一件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大事情。
一九二九年八月，蘇聯非但不承認自己以前的宣言和聲明，而且宣佈與中國斷交，並藉此對中華民國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曾充當廣州革命政府軍事顧問的加侖將軍，遂率領八萬軍隊迅速地侵佔了我國東北東、西兩邊的重要門戶。蘇聯的海空軍也協同作戰，進犯我國的領海和領空。
於是，早在一九二八年就要求各國共產黨要保衛蘇聯的斯大林，又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給中共發來了命令，稱﹕「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並且是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斯大林這個對中共的命令，至今仍明明白白地收集在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裏面。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唯恐中共不接受斯大林「武裝保衛蘇聯」命令的共產國際，又頻繁地發來電報指示，要求中共堅決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策略，並且明確指出，「武裝保衛蘇聯就是要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當時的中共最高負責人李立三即在中共江蘇省「二大」上宣佈﹕「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第六十號通告，它的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這就是李立三所謂極左路線和盲動主義的由來。然而，中共黨史專家卻對此明白說道﹕「共產國際命令中共發動武裝暴動的一系列指示，就是要適應蘇聯對中國中東路戰爭的需要」。請參見中國大陸出版的《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以及《王明傳》這兩本書。
中共立即接受、決策並在全國範圍內執行了「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一九二九年的那一場遍及南中國城鄉的武裝暴動，就因此而爆發，並由此而構成了一連串武裝叛國的罪行。
一九三零年一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馬基亞爾，終於高興地在莫斯科《真理報》發表了「無產階級在遠東的勝利」這篇文章，宣稱﹕「把中東路衝突的順利解決看成是結尾，看成是終場，那將是極大的錯誤。這一衝突不是戲的結尾，而是一場戲的序幕」。蘇俄的得意之心和狼子野心實在是溢於言表。
確實，這不是一幕戲的終場，而是它的序幕。因為，中共另一場更大的、並且同樣是在「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下所實行的武裝叛亂，終於隨着「九·一八」一聲槍向，而再一次爆發在國難當頭的中國大地之上。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即「九·一八」事變後兩天，共產國際立即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十一次全委會會議，通過了「關於當前中國共產黨的緊急任務案」。這個「緊急任務案」，就是要在國難當頭的中國，命令中共繼續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立即發動全國城鄉的武裝暴動，包括發動工人罷工和學生示威遊行。當晚，中共中央在接到共產國際的電報指示之後，就立即通過了「關於執行共產國際緊急任務案的緊急任務案」，並宣稱﹕「九一八之後，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決死鬥爭。」並宣稱，要利用「九·一八」事件，「迅速奪取一省、數省勝利和實行武裝暴動的總計劃」。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蘇俄的國慶日，中共終於在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旨意之下，在中國江西瑞金篡立了認俄為祖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它的中央政府秘書長鄧小平不僅在宣言中繼續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而且進一步要求發動全國暴動和擴大中共的「蘇維埃共和國」，甚至為了分裂和瓦解中華民國，而公然在它的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第十四條里，號召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都起來實行民族自決並成立自己的獨立國家。正處在國難當頭的中華民國，不僅遭遇了由蘇俄和中共又一次發動起來的大規模武裝叛亂，而且又一次遭遇了國家分裂的痛苦，直至造成「兩個中國」的出現。這，即使是在軍閥混戰割據的年頭，都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國家分裂現象。因為，即便是旨在復辟混亂的大小軍閥們，都從來沒有任何人要在一個外國的指使下，公然地反對祖國，肆意地分裂祖國，特別是製造「兩個中國」。中共實在是製造「國家分裂」的始作俑者。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主席台上高懸馬克思列寧照片，大會宣佈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然而，在斯大林的眼裏，這幕戲終於唱到了他們所需要的「高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立即在莫斯科《真理報》發表文章，不勝欣喜地說﹕「中國正在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它已經顯示了一個革命的中國的存在。」
一九三二年初，當中國人民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正打得血肉橫飛之時，當全國人民都沉浸在失土受辱的悲痛和抗日救國的豪情之中時，當時的中共領袖王明則在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授意之下，連續寫了若干篇文章，一再的宣稱﹕「今天中國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腐朽的中華民國的鬥爭」，「兩國之爭，決定着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請大家查閱中國大陸出版的《王明傳》一書。
「一·二八」淞滬抗戰 中華民國國軍19路軍血戰八字橋
就這樣，一場場更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又在中國南方的貧困鄉村被中共發動起來了；一次次以「抗日」為旗號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直至遊行、示威、動亂和暴亂，遂在中共的種種陰謀策劃下，此起彼伏在中國的各個大中城市裏面。國難當頭的中國，再一次遭遇了外患和內憂的可怕煎熬。
我們有許多朋友，都很不明白，中共何以能夠在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已經初步獲得統一的歷史條件下，發動武裝叛亂和叛國，甚至能夠篡立一個認宗蘇聯的國中之國，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它利用了三個機會，一個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新、舊軍閥叛亂，毛澤東所謂「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篇文章便參透了它的玄機。一個就是中東路戰爭和斯大林交給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再就是「九·一八」事變的爆發。由此可見，正是外患內憂，才為中共的武裝造反帶來了天賜良機。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紅軍逃出江西瑞金，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其間整整五年，日後曾一再吹噓自己領導了抗日的中共，何曾派過一兵一卒赴東北抗日，何曾派過一卒一兵赴上海抗戰，他們的所有作為，竟是不斷利用祖國遭遇侵略的大好時機，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號召共產革命，發動武裝叛國，製造國家分裂，篡立國中之國，使得原來就陷於災難的祖國，更加地陷入了苦難的深淵。更何況中共的武裝造反，與歷史上所有的武裝造反所絕然不同的是，它是在一個外國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對自己國家的顛覆和對自己民族的叛賣。
此後，雖然中共的武裝叛亂和叛國，在國民革命軍的迭次圍剿下，基本失敗，但是，它卻在另一個歷史機遇之下，死灰復燃。而這個機會，不僅是由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所造成，而且，它的先機，更是為中共策劃的「西安事變」所製造，從而促使了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提前爆發。而中共卻迎來了它藉口抗日以圖存和擴張的最好歷史機遇。 http://www.hhg-magazine.org/黃花崗雜誌
偽滿洲國與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吳澄埃
凡是中國人都知道，上個世紀上半期，中國曾出現過一個短命的「滿州國」。凡是中國人都同樣知道，這個滿州國是在日本的陰謀策劃和直接扶持下「創建」的，它不過是日本的一個傀儡國，是在日本已經侵佔了我國的東三省之後，收買一心想復辟滿清王朝的愛新覺羅溥儀所乾的「分裂祖國」的勾當。所以，史家們便在它的國號前面，加了一個「偽」字，以示它的不正統，不合法，以對它出賣國家民族的行為表示憤慨與譴責。
然而，中國的史家們，還有我們這些中華的子孫們，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生活成長在中國大陸的幾代中國人，雖然對於偽滿州國，向來都是同讎敵愾，但是，由於不解歷史，更不敢去了解歷史，所以，非但只知道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曾出現過一個分裂祖國的「偽滿州國」，卻全然不知道，更出現過一個分裂祖國的「偽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中更有可憐者，居然至今仍將它當作了一個「革命的中國」，非但不將它的國號前面也加上一個「偽」字，而且還要在他們奉命所寫的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上，將它吹得天花亂墜，就好像，這個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國，祖國國難沉重的關鍵時刻，而在南中國篡立的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倒是一個頂頂合法的中國了。就不說這個非但忘宗背祖、而且認賊作父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開宗明義的第一條，便是要「繼續武裝保衛蘇聯」，因為蘇聯是在日本侵略我國之前，就已經發動過對中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了。那個時刻，中國共產黨曾按照斯大林的命令，高喊着「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在全中國發動武裝造反，在全中國發動種種的動亂和暴亂，以與蘇聯對我們祖國的侵略「裏應外合」。其開宗明義的第二條，即「偽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的第十四條﹕「要號召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和地區的人民，都有權利實行民族自決，都能夠自己建立獨立的國家」，以脫離中國。這實在是要比七十年後台灣的那位李總統所說的「七塊論和八塊論」，大膽放肆得多了。而它建國之後所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接受蘇聯的命令，乘祖國國難當頭，再一次在全中國發動武裝造反，在全中國製造種種的動亂和暴亂，直把一個外患又起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國。
然而，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地地道道的、賣國賣族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才會使日本動心，溥儀動念。因為，既然蘇俄已經在中國扶植共產黨篡立了「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承認蘇聯是他的宗主國，使一個中國分裂成了「兩個中國」，那麼，日本侵略者為何便不能仿傚蘇俄，滿清遺孽為何便不能傚法中共，也來分裂中國，使「兩個中國」繼續分裂為「三個中國」呢？
歷史的事實便是，在「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篡立後一年，日本國便挾溥儀在中國東北建立了「第三個中國」偽滿州國，進一步地分裂了中國。其時，中國雖然還沒有分成「七塊、八塊」，但已經明明白白地被割裂成「三塊」了。所以，蘇俄才是日本的老師，中共才是溥儀的榜樣。只不過，溥儀仍然要「認滿為祖」，所以他還要將國號定為「滿州國」；中共則乾脆「認俄為宗」，披着中華的外衣，而將國號定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完成斯大林要他們在中國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的任務。所以它才是一個十足的偽中國。因為，倘使今天也有一批要「認美為宗」的所謂「革命者」，也要在中國建立一個什麼「中華美利堅共和國」的話，就不說中共一定要來他個七八次圍剿，並且非將它剿得乾乾淨淨為止，而且，即便是一些憎惡中共的中國人，大約也都不好反對。就不說那些因不要祖國才拼命要愛國、因而便要「愛共」的海外華人了。
但是，悲劇在於，偽滿州國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三年，便隨着日本侵華戰爭的失敗，而敗亡了。但是，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卻隨着中國人民全面抗戰的開始，卻因絕不抗戰和割據發展，竟繼續成為隱性的第二個中國，更因為中共打贏了戰後的那一場內戰，而公然地亮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牌子了，只不過是「改頭換面而不換心」地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罷了。大概，也正因為如此，中共的歷史學家們，才非但要繼續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寫進正史，斷然不敢加上一個「偽」字，而且在中共今日天天於在咒罵別人分裂中國、製造兩個中國的時候，竟仍然要在中共的歷史教科書裏面，歌頌中共當年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的「歷史功勞」，其愚昧無知，實在是無以復加。
不過，最感到委屈和痛苦的，恐怕還是那個滿清的末代皇帝溥儀了。因為，他這位僅僅是在日本的要挾之下，祗製造了十三年「第三個中國」的滿州國皇帝，卻要在比他早一年就服從蘇俄的命令、製造了「第二個中國」的中共那裏，做戰犯，當勞改犯，天天檢討自己分裂祖國和出賣祖國的罪行，又怎能不深感冤枉呢？
中共在九一八之後受俄命於蘇聯國慶日篡立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日本扶持溥儀緊步中共後塵在瀋陽篡立偽滿洲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公章
該幣票面長十點七厘米，寬六厘米。正面為紅色，中央為列寧頭像，菱花形花邊，左右五角星內分別印有「壹、元」字樣，上方印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湘贛省分行」，下方中間註明「憑票即付銀幣壹元」，兩側為正副行長英文簽名；背面為藍色，下方印有「公曆一九三四年」字樣。
據查證，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後，中央紅軍開始了土地革命，開展了經濟、金融方面的工作。為統一中央蘇區的貨幣制度，一九三二年三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江西瑞金成立，並於當年三月發行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種面額的銀幣券。此後湘贛、湘鄂贛、閩浙贛等革命根據地先後設立支行，並發行紙幣供當地流通。一九三四年十月，國家銀行隨中央紅軍進行長征，南方各根據地銀行也隨之轉移，不久就停止了業務活動。
據該幣的收藏者介紹，這張一九三四年版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湘贛支行發行的壹元紙幣，是當時湘贛革命根據地流通的最大面值貨幣，當年八月該幣停止發行。
有列寧頭像的俄屬「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鈔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