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群眾演員入場
3月1日，北京廣西大廈的一位工作人員為迎接全國人大代表的到來精心佈置大廳。新華社記者陳樹根攝
3月1日，一位武警戰士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執勤。隨着兩會的臨近，參加會議的代表、委員開始陸續抵達北京，承擔安保工作的人員嚴守崗位，確保安全。 新華社記者劉衛兵攝
3月1日，幾位全國政協委員準備乘車前往駐地。當日，來自安徽的全國政協委員乘飛機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新華社記者劉衛兵攝
這是一位全國政協委員在接受記者採訪。 新華社記者劉衛兵攝
3月1日，一些來自遼寧的全國政協委員乘坐火車抵達北京。 新華社記者 李濤 攝
3月1日，一些來自遼寧的全國政協委員乘坐火車抵達北京。 新華社記者 趙博 攝
3月1日，一些來自遼寧的全國政協委員乘坐火車抵達北京。這是一位全國政協委員在接受記者採訪。 新華社記者 李濤 攝
3月1日，一些來自遼寧的全國政協委員乘坐火車抵達北京。 新華社記者 李濤 攝
2月28日，武警戰士在擦拭北京天安門廣場的護欄，迎接即將召開的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 新華社記者 馬占成 攝
3月1日，一些來自湖北的全國政協委員乘坐火車抵達北京。 新華社記者朱祥攝
3月1日，一些來自湖北的全國政協委員乘坐火車抵達北京。這是一位全國政協委員在接受記者採訪。 新華社記者朱祥攝
3月1日，一些來自河南的全國政協委員乘坐火車抵達北京。 新華社記者朱祥攝
3月1日，一些來自河南的全國政協委員乘坐火車抵達北京。這是全國政協委員龔立群在北京西站接受記者採訪。 新華社記者朱祥攝
中國每年兩會耗資50多億
據萬維網報導，湖北省政協八屆五次會議上，無黨派人士王福霖委員坦誠地說：「每年兩會都花不少錢，警車開道，名爲莊重，實則擾民，每天的伙食費就上百元，這讓我們政協委員於心不安。」
這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68歲的老教授說：「尊重、照顧政協委員已經很多，但一些做法沒有必要。比如警車開道，有損委員的形象。」一次在十字路口，交警專門爲政協委員的車設置了左轉通道，禁止其他車輛通行，時值下班高峰，恰好遇上大雨，很多人沒有帶傘，現場罵聲一片，車上的委員們都坐立不安。
王教授還表示：「爲了開會，三輪摩托車不讓拉客了，小生意不讓做了，這斷了很多人的生計，其中有不少下崗職工的生活就不好維持。不少人罵委員，罵會議，話很難聽。委員還沒爲老百姓做什麽事，卻擾亂了百姓的生活，我心裏難受。」
他疾呼應降低會議成本。他說：「會議的伙食太好，一天要100多元，沒必要這樣，我們也於心不安啊。」
他建議，開兩會應厲行節約，減輕財政壓力，不能舍本趨末，表面上提高了規格，實際上拉開了與老百姓的距離。
據湖南省華容縣財政局一份資料顯示，該縣2003年兩會直接預算金額爲48.5萬元。而這個預算費用只包括會場、資料印刷的直接費用。這還不包括參加兩會代表的吃、住、行費用以及補助等項，如果包括這些費用，一個縣的兩會耗費至少超過100萬元以上。
按中國國家統計局2001年底公佈的數位顯示,中國共有2,861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其中包括1,489個縣、393個縣級市、116個自治縣、49個旗和3個自治旗,此外還有2個縣級特區、個縣級林區和縣級以上城市中的808個市轄區。按湖南華容縣的規模計算，2,861個縣一年所花費在兩會上的費用就達28億多元。
截至2001年底,中國共有265個地級市。基本上一個市管轄4－11個縣、區左右，所以平均按每個地級市管轄6個縣計算，265個地級市每年兩會費用至少超過13億多元。
中國共有34個省級行政單位,23個省,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和2個特別行政區。按地區市兩會的費用疊加，每個省級行政單位花費在兩會上的費用，至少每年在2000萬元以上（保守計算），除去兩個特別行政區，共是32個省級行政單位，每年耗費在兩會上的資金就達6.8億以上。
北京每年爲全國召開兩會投入的財力人力就更是無法計算了，吃、住、行都要制定周密的接送計劃，提供跟蹤服務。
另外，爲了迎接兩會北京各部門又進行了全市各項大檢查，市容環境，加大警力，僅會場及代表所經之路都進行了「地毯」防爆搜查多遍，使用「軍犬」「探曝器」以及特地從以色列進口的防曝探測儀器等設備。
另外，北京人民大會堂爲迎接兩會召開，特高薪招聘500多名年輕體貌端莊的姑娘爲大會服務。按2003年「兩會」所公佈的數位顯示，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委員共有2186人，參加人大會議的代表共有2985名，兩方加起來共有5000多人。
5000多代表，每人每天的費用最低是伙食費100元、賓館住宿費在150－－600元之間，按300元算，5000人每天的最低生活費爲150萬元。20天的費用爲3000萬元。5000人進京往返費用平均按每人1000元計算，5000人又是500萬元。生活補貼20天至少每人是1000元，5000人又是500萬。而北京爲迎接兩會代表，增加戒備，增加警力，爲保證兩會安全，兩會期間上街巡邏的65萬人，每人每天至少需發給30－100元的工資補助，20天下來至少是4000萬元人民幣。北京市爲兩會直接財政支出就達1億多元，加上爲兩會的安全、通訊、交通等項投入3億多，加上一些服務專案，整個北京兩會耗資超過5億多人民幣。
將全國所花在兩會資金加在一超過50多億元人民幣，這些支出都由國家財政撥款。相當於中國百姓包括老弱病殘以及嬰兒，每年每人需爲兩會捐款4元錢。每位兩會代表的在北京會議的個人花銷，相當於兩個中國農民全年的收入的總和。
政治演出的經濟成本
作者：任不寐
中國人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代議制」（代替而不是代表公民「選舉」）當然已經司空見慣了，甚至連國際社會也都對中國這種政治遊戲習以爲常。然而這種對政治演出的普遍習慣卻包含一種深刻的悲哀：羞恥感的喪失意味着這種演出不是免費的，中國甚至世界都不同程度地付出了「道德成本」。
當然，這種每年一次的政治演出最直觀的問題是經濟成本。人們普遍批判毛時代的個人獨斷，乃至黨代會和人代會幾被廢止，但現在我們看看，人們從毛以後中國恢復了的「代議制」演出中得到了什麽好處呢？首先，民主權利仍然形同虛設，其次，每年爲「兩會」花費了大量的金錢，再次，這種粉飾性的「代議制」使輿論漸漸喪失了權利敏感。我當然不是 說毛時代的個人威權是好的，但顯然，人們往往因爲對毛的批判而忽視了新時代「民主」政治演出的社會成本。
這個問題在道理上是很簡單的。既然經過半個月之久的勞民傷財的神仙會，而其「選舉結果」完全是對「內部代議」名單的贊同，那麽這樣的「代表大會」還有什麽意義呢？既然沒有任何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質疑和修正而僅僅是表示「深受鼓舞」之類，那麽上述這些諂媚的表演完全可以以更低成本的方式來實現。
總有學者對改革「人代會」津津樂道，這種「民間議政」不過是對80年代改革派幕僚身份的某種懷戀。一個基本的政治常識是，缺乏言論自由和民間自治的基礎，任何關於「代議制」改革的方案唯一的結果是導致政治演出經濟成本的無限增加以及政治道德上的犬儒和僞善。一位美國的憲法學者曾說過，某些專制國家虛僞的人權政策總比赤裸裸的無視人權要好──「虛僞是邪惡對正義表示的尊重」（L-亨金《權利的時代》）。我想這句話大體是不錯的，但他可能忘記了，「虛僞」不是免費的，是有成本的。恰恰是在威權國家，由於封鎖了民間監督的道路，同時由於政治傳統上對慶典儀式的需要和迷戀，它更可能也更需要爲虛僞的政治演出大肆鋪張。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這種鋪張在某種意義上等於搶劫。我們知道，稅收和國債是取之於民的，但有什麽理由讓百姓爲兩會這種政治演出買單呢？在這種意義上，政治虛僞就不再僅僅是「邪惡對正義表示的尊重」，而同時也是「邪惡對正義表示的蔑視」──人們喪失了政治權利的同時，經濟權利同時被肆無忌憚地侵犯。
因此，以「兩會」制度改革作爲民間與官方對話的中間話題是可疑的。在同等條件下，也許「憲政問題」更值得探討。然而「憲政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猜測「胡錦濤新政」中的某些對話暗示，而在於在觀念上進一步告別「改革」，回歸個體權利。從個體權利本位這一基本原則出發，完全可以對「兩會」制度的合憲性提出質疑，包括率先提出「兩會」必須公佈經濟開支明細報告等要求。當然，更爲重要的是，「民間」不能再迷戀自上而下的改革觀念，而是真正從權利個案重建政治思想的起點。
2003年3月14日星期五
第二幕：民主真面目，為主角捧臭腳
全國人大力推和諧社會前行
新華網北京３月１日電（記者田雨）推進立法進程、增強監督實效、加強代表工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改革發展穩定中的重大問題和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突出問題開展工作，努力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良好的民主法制基礎。
２００６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共審議２４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決定的草案，通過了其中的１５件，向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立法目標邁出堅實步伐。
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７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監督法。這部歷時２０年方才出台的法律，對於各級人大常委會增強監督實效、促進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同一天，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企業破產法。這部法律確立了企業有序退出的法律制度，規範了企業破產程序，對於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關於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決定，將死刑案件的核准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這一修改充分體現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有利於在死刑適用上貫徹慎用死刑、少殺慎殺的方針。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９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以１５５票贊成、１票棄權的表決結果，決定將物權法草案提請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標誌着中國物權立法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在向着實現立法目標穩步前進的同時，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原則得到充分體現。圍繞物權法草案召開的座談會超過１００次，勞動合同法草案向全社會徵集到１９萬條意見，越來越多的基層全國人大代表應邀列席常委會會議。
以關切億萬勞動者切身利益的勞動合同法為例，在將草案向社會公佈徵求意見的過程中，許多農民工的意見和建議受到高度關注。全國人大常委會積極回應普通百姓的關切，對勞動合同法草案作了大幅度修改，以便通過法律手段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係，更好地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監督「一府兩院」工作是憲法賦予人大的另一重要職責。一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把關係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和社會普遍關注的影響社會和諧的突出問題作為監督重點，加強了對帶有普遍性、傾向性問題的監督，確保憲法和法律得到正確實施，確保行政權、審判權、檢察權得到正確行使，確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得到尊重和維護。
統計顯示，一年來，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公正司法等重大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１２部法律的實施情況進行了檢查，聽取和審議了「一府兩院」的１１個專項工作報告。
這是一個令全國人大代表吳國龍深感欣慰的消息：他提出的對組織青少年違法犯罪行為加大打擊力度的建議，受到公安部的高度重視。２００６年，公安部在全國重點地區組織開展「打擊組織操縱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專項行動」，一舉打掉近３００個犯罪團伙，解救未成年人近９００名！
與監督工作相呼應的，是人大代表工作的全面推進。深入基層、了解民情，聚民智、匯民願，人大代表們圍繞民生問題，提出了一批分量很重的議案、提案和建議。承辦單位通過認真辦理，把代表關注的熱點問題列入工作重點，將代表反映集中的意見轉化成行業政策，對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推動和諧社會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部門的統計顯示：２００６年，全國有１８７４名代表參加了專題調研，形成調研報告１８３篇，直接提出閉會期間建議６９件、議案或建議線索５００余條，為醞釀、起草、提出高質量議案或建議打下了良好基礎。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人們有理由相信，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征途中，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一定能夠繼往開來，奮勇前行，繼續譜寫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新篇章。
第三幕：主眼演員出場
這張圖片最有諷刺意義
胡錦濤為何坐在主席台下 
時間：2006/03/20 出處：南方周末
人代會主席台座席如何安排？
國家主席坐枱下引出新聞
誰該坐在人代會的主席台上？雖然新聞聯播每次都會播放主席台上的畫面，但真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就連參加了多年兩會的記者代表都會卡殼。
在《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中只規定了人代會的主席團坐在主席台上，那麼除了主席團外，還有哪些人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團內部又是如何安排座次的呢？
國家主席為何坐在主席台下？
3月4日，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預備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電視觀眾在收看新聞聯播時注意到，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並沒有入座主席台，而是與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坐在了台下。坐在主席台上的是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和13位副委員長。
為什麼黨和國家領導人坐在主席台下呢？這一鏡頭頓時引起了諸多聯想，但本報記者對此予以了解後，發現這其實是一個正常的程序安排。
這牽涉到預備會議的功能和主席團產生的程序———預備會議一般在人代會會議前舉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主持。如果是人代會第一次會議的預備會議，則由上屆全國人代會常務委員會主持。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準備會議上提出主席團和秘書長名單草案、會議議程草案以及關於會議的其他準備事項，由各代表團審議並提出意見。
在十屆人大四次會議的預備會議上通過了176人的主席團名單，並產生了秘書長名單。在主席團名單通過審議前，主席台就座的只能是人大常委會正副委員長，而包括胡錦濤總書記在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只是普通代表，要坐在主席台下。
主席台上怎麼坐？
主席台上座次的安排看似簡單，實則是一門學問。
「人大在座次排列上要體現現代社會的民主精神和平等原則。」重慶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副主任吳衛國說。
全體會議主席台的座次排列因十分重要而顯得非常敏感。總體來說，除了主席團要在主席台上入座外，主席台上還包括非主席團的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和會議特邀嘉賓等。
在全國人代會主席台上，執行主席的席位在主席台的前排，執行主席後面各排一般分為南北兩區。
當人代會開幕和閉幕時，北區第一排依次安排主席團成員中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南區第一排依次安排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南區第二排依次安排不是主席團成員的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北區第二排及其餘各排均為主席團成員的座位。
召開開幕、閉幕以外的全體會議時，南區第一排安排主席團常務主席。北區第一排依次安排主席團成員中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南區第二排、第三排依次安排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和不是主席團成員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其餘各排為主席團成員的座位。北區第二排及其餘各排均為主席團成員的座位。
除了全體會議外，還有預備會議、主席團會議和人大常委會會議。
在人代會主席團會議或人大常委會會議上，主席團常務主席或常委會主任副主任坐主席台。主席台座次規則與全體會議的主席台前排座次規則基本一致，惟一的區別是，主位始終處於正中間；主席團成員席或常委會委員席按成員或姓氏筆畫排列座次，並定期調整前後排順序，以體現主席團成員之間和常委會委員之間的平等。
在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上，不設主席台而是採取長方形或橢圓形會議座次形式。內圈為主任、副主任、秘書長和報告人，外圈為列席會議的其他人員。主任在主位，身後不再設座位，背景上方設國徽。
主席台的排序
「雖然全國和地方人代會的主席台座次排定不完全相同，但重點考慮的共同要素是姓氏、級別、單位和左右順序，以及這四個要素的先後順序和內在順序。」一位對主席台座次頗有研究的地方人大官員告訴記者。
主席團常務主席或嘉賓按照行政級別高低分區域排位，高者在前，低者在後；同一級別同一單位的，除任職文件另有規定外，按任職先後排序；同一級別不同單位的，按黨委、人大、政府、政協、法院、檢察院、軍隊排序。
人員的先後順序確定後，在排位的技術層面上，先確定主位1號，距離主位越近的席次和席位越高，距主位越遠的席次和席位越低，座次按左右依次排列。按照面向代表席的方向，如果人數為單數，中間為1，左為2，右為3，左右順排；如果人數是雙數，則以中為準，其左為1，右為2，左右順排，有時為了突出1號，特別將其排在中間，右邊的最後空一位。
主席團的其他成員可能有不同的級別，如果不是正副主席或者特定的級別———例如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按照姓氏筆畫，以左右左右排位。
主席台規則中的座次排列體現了身份的象徵，也是為了保證會議正常進行的一種秩序安排。在國外的議會也有前排議員和後排議員之分，前排是資深和擔任要職的議員，後排是資歷較淺或擔任一般職務的議員。在這一點上，中外皆有相通之處。（錄入：陳利明）
作者: 記者戴敦峰
溫家寶文章裏面的含義 
中國人大、政協會議將於三月初召開，總理溫家寶到時會提交政府工作報告。
二月二十六日新華社發表了溫家寶的一篇文章，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基本思路，但是，更重要的在於，這篇文章宣示了胡溫體制的整體施政思路的理論化成果，它更像是胡錦濤將在中共十七大做的政治報告的預告版。
溫家寶這篇文章的題目是《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它的第一部分集中闡明「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這也是這篇文章最令人關注的部分。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發展生產力」是近幾屆黨代會政治報告中不可或缺的概念，但是胡溫執政四年來發表的文件，卻很少就這方面的問題展開全面的闡述。由此可見，溫家寶此文並非僅僅為即將召開的兩會定調子，而是為年底召開十七大打基礎。
文章說：「我國正處在並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這個『不發達』首先當然是指生產力的不發達。因此，我們一定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但講初級階段，不光要講生產力的不發達，還要講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夠完善和不夠成熟。」由此，文章提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認識和把握好兩大任務：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財富；一是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
中共十五大報告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綱領」是這樣表述的：「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擺在首要地位。」
兩者相對照可以發現，溫家寶文章的核心就是強調施政的價值觀，就是用經濟增長解決民生問題，最終實現社會公義。理論上的這種認知，對實踐有着深刻的影響。具體而言，就是中國經濟持續地高速增長，同時也不斷地積累並深化了社會矛盾。用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今年一月十二日的話說，就是中國經濟增長所付出的代價太大。胡溫政府執政以來所幹的事，實際上就是一件：糾偏。對中國二十餘年來單方面強調經濟增長的發展思路的檢討，就是「和諧社會」理念的產生基礎。
「和諧社會」理念的推行，需要一個前提條件，即中共的執政思想和執政手段需要轉型。制定新的執政綱領的任務，就是十七大的任務。
在十七大召開之前，中共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準備。可以看出來，溫家寶的這篇文章實際上反映了這些理論準備的成果。
這些成果首先就在文字的表述上體現出來。溫家寶的文章修正了以前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任務的定義，不僅加入了「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而且將之與「發展生產力」並列齊觀，將單一的「根本任務」改變為「兩大任務」。
「兩大任務」的說法，源於「和諧社會」理念，卻又高於「和諧社會」理念。它已經使「和諧社會」理念不局限於政策糾偏的範圍，而是擺上了社會主義理論的高度。或者說，「和諧社會」理念上升到「兩大任務」的時候，中共朝着它所說的「不斷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雖然中共早已提出「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觀點，但是，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顯然還沒有定見。按照中共的說法，類似的認識是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斷加深的。而從根本上說，這種認識迄今經歷了三個階段：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再到現在提出的「兩大任務」。每一個新的階段，都意味着中共執政綱領的一次重大轉變。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想，它的最終目的就是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正是基於這個目的，社會主義理想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社會。但是當社會公義僅作為目的的時候，發展生產力就只能是惟一的實現手段。在付出巨大的代價之後，溫家寶發表的這篇文章就不僅非常重要，而且非常適時。它認為「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與「發展生產力」相互聯繫、相互促進，是統一的整體，「並且貫穿於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一系列不同發展階段的長久進程中」。也就是說，「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不僅是目的，也是手段。
「兩大任務」為中共執政轉型提供了理論依據，由此可見，未來中國的發展將會出現新的變化。（本網評論員 徐禕珉）
第四場：高潮，記者招待會：
忽悠全世界也自我忽悠的政治表演
附幾張兩會表情
最後這些圖片是對兩會民主最精彩寫照
第五幕：場外
兩會前的北京訪民陸續被軟禁
2007.02.28
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即將召開，除反腐成為網民在兩會的共同心聲外，能夠沉冤昭雪成為廣大進京訪民的共同期盼，但是，近日，北京訪民們已陸續被軟禁，外地訪民們也在四處的躲藏，以免被公安大搜捕而遣返原籍。下面是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媛的採訪報道
新華網星期三報道說，中央的鐵腕反腐已成為該網07年全國『兩會』大型系列專題調查中網民的共同心聲。而早前有報道說：民生問題也將成為兩會的主要議題，有訪民表示，帶着對中央滿腔的信心與希望，他們趕在兩會之際進京上訪，但是，各地截訪的在四處抓捕上訪者。
曾因申請遊行被當局判刑一年半的新疆上訪人士李小成星期三對本台表示;就在星期一，他親眼目睹了三起截訪人員抓捕上訪人士的情況，他說：二十六號在我住的附近我親眼看到了三起抓人的事情，一起是上海的便衣警察抓了三個上訪者，當天在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抓了兩個人，第三起是在我住的小巷子裏，有幾個截訪團的人在這裏跑着抓人，好像是跑掉了。
湖南訪民黃建榮表示，到處抓人，訪民到處躲，聽說今天上午又抓了幾車人，現在公安部也抓人，一車車的拉到馬家樓，被當地接回家。我們今天到人大信訪辦，截訪人員就把我們押着，不讓我們去。
現在來得不少，可以說比以前多了六，七倍。記者：是否都是衝着兩會來的？鄭大靖：對！對！對！老百姓都是想有機會靠近人大代表，把材料遞上去
訪民鄭大靖
訪民鄭大靖星期三表示訪民們都想把材料交到人大代表手中。他說：現在來得不少，可以說比以前多了六，七倍。記者：是否都是衝着兩會來的？鄭大靖：對！對！對！老百姓都是想有機會靠近人大代表，把材料遞上去。
但是，他表示，就要有大清查了，他說;今天晚上有一個大搜捕，這些訪民們有的地方管得松一點就可以到處走一走，象多次被抓回去，管得嚴的，他就不敢出去了。
北京訪民周莉星期一到過上訪村，她也表示上訪村近期來了很多上訪的，但是為防備大搜捕，訪民們正在找地方躲藏，她說;有很多很多上訪的，有福建的，東北的，還碰到很多熟人，估計有一兩千人，全是衝着兩會來的，但是這兩天很緊，正想辦法給找地方呢，先分散着住，那邊快抄了。
訪民黃建榮表示，每年兩會期間都有一個大清查的，都要把這些冤民趕回家，因為全國人大開這個會都是各個省的貪官都下來了，就怕我們這些人告他。
此外，北京本地的訪民們也已被不同程度的軟禁起來，訪民劉安軍說：張桂軍，李海珍，李蘭英等都已被軟禁。
而被判入獄的北京民主黨人士何德普的妻子賈建英也被公安通知要軟禁，賈建英星期三對本台表示：因為他們昨天開會了，前天西城國保的找我談話的時候說今年挺嚴重，怕我去靜坐。記者：如果要看着的話就是你上班他們在那裏等着。賈建英：對！然後下班接走，去年兩會的時候把我帶到郊區去了，不讓我上班。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媛的採訪報道
一組相關評論
給兩會提意見：少讀報告防瞌睡
全國兩會即將於農曆年後召開，在這之前，各地的「兩會」開得如火如荼，然而「年年兩會年年睡，兩會年年人不同！」以山西省政協第九屆五次會議為例，媒體報道稱，個別政協委員竟然在莊嚴的會議上酣然而睡，就連激烈的會場鼓掌聲也沒能喚醒他們的沉睡。並評價說「人大代表的職能是為民代言，在莊嚴的會場上睡覺，等於是主動放棄了這個權利」。
台上讀報告代表睡大覺
事實上，除了睡覺外，請假或缺席的事在人大或政協會議上時有發生，不提交議案和放棄發言的代表或委員也不在少數。雖然這顯示部分人大代表不具備代表民意的資格，少有責任意識，但問題不僅是人大代表自身的原因，而是會議的表達機制不對稱和對話管道不順暢所致，更直接地說，是現有的會議制度設計並未有效地調動起大多數代表的參政熱情。
為什麼人大代表在人大會上酣睡？得先看看兩會的制度設計。目前兩會會議實行的是一種政府報告、代表傾聽模式，只有在分組討論中，某些代表才能獲得有限的發言機會。而且，會議內容乏善可陳。每年人大會的重頭戲就是審議透過政府工作報告，這個由省長市長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一般要長達兩三萬字，一講就兩三個小時。報告的套路、模式年年一個樣，聽起來不讓人昏昏欲睡才怪呢。
雖然按照程序是代表們審議工作報告，但報告又多為歌功頌德。在審議過程中，就是歌功頌德的優先權也讓各級官員奪走了。先是大官員說，後是中官員說，再後就是小官員說。其實小官員說話的機會也不多，那些連官員身份都沒有的代表就只有聆聽的權利了。所以所謂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完全是走了樣的。正因為事不關己，對許多代表來說，剩下的只有畫圈舉手了，或者乾脆閉目養神睡大覺。據觀察，代表睡大覺的現象也多發生在這種場合。
其實，在有限的會議時間內，會議議程設置應該縮短政府報告時間，而增加更多政府官員與普通代表的對話機會，否則代表特別是基層代表就很容易有被邊緣化和無所作為的感覺。
官員名人搶佔人大代表
不過，從目前的人大代表成員的構成看，即使解決了讀報告的問題，兩會依然「乏善可陳」。雖然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憲法規定的民眾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中國的民主政治生活中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但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人大代表很大程度上成了許多人的某種榮譽，特別是在地方權力機關，其參政議政的能力根本無法得到充分發揮。
目前的人大政協代表中，絕大部分是官員、勞模和名人。有數據顯示，中國將近三千名人大代表里，有近70%的代表，是來自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官員。加上勞模、名人代表，這三類代表可能佔到80%甚至90%以上。
有學者即提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當然應該有較高的名望，有較顯著的業務成果，否則沒有民眾威信。而且光有這些還不夠，行使管理國家權力和參政議政的能力應該是主要標準。人大、政協會議不是官員聚會，不是官員的表功會、演講會，不是表彰勞模和照顧名人的大會。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部分委員很早就曾提出人大代表職業化方案。
所謂人大代表職業化，就是讓人大代表成為一種職業，專門從事參政議政的工作。試想一個代表既要聽選民的聲音，還要同其他代表進行提議整合，最後要把它轉化為立法。這是一個非常繁重和創新的過程，沒有職業化、專業化做到是很難的。
職業化使人大代表可以專心致志，將議政作為自己的職業，聽取民意，反映民情，審議法案，而不是忙於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將參加人大會議作為一種學習甚至是休息。人大代表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組成成員，是代表全體公民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和制定國家法律。而完成這一工作，僅靠各地代表匆匆從天南地北地趕來，聽聽專家委員會的匯報是遠遠不夠的，且各地代表知識背景差極大，決策難免流於形式。
官員當代表 政府監督政府
從人大代表職業化這一命題還必然可以導出人大代表的非官僚化，即人大代表不得由一府兩院的官員充任。作為國家的公職人員，不能同時充任兩項公職，負責兩項相互不同，甚至相互突的職責。而且，地方政府官員本身就是被監督的對象，如果「官員代表」過多，不利於發揮人大的監督職能。
現在，全國人大代表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各級政府官員或「兩院」工作人員。但是如前所述，有近70%的代表是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官員。代表作為監督者，政府官員作為被監督者，兩者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互不兼容的。將雙重身份集於一體，怎麼能夠很好地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如果提出種種不滿意，那不是等於說自己作為政府官員沒有把工作做好？再者，即使官員代表有意承擔代表的責任，下級官員又怎麼能夠審議上級的工作報告？
如果不擺正這些關係，人大只能受控於政府意志。而長期存在的形式主義更在一些地方兩會上得到了集中體現，枯燥、乏味、程序化的官派表達，其中並無對國計民生的深層關注，而是大玩空話套話，無法調動起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參政熱情，只能是「年年兩會年年睡」。
僑報 大陸「兩會」議政的客套之舉
來源：美國《僑報》
眼下，大陸各地正紛紛召開地方「兩會」（人大會與政協會），商討地方發展大計，研議民聲民意。透過大陸媒體每天的報道來看，「參政、議政」的熱烈場景頗讓人感慨。
較之於過去，如今大陸地方「兩會」雖已打破「一言堂」局面，但與西方世界甚至周邊地區議事時的意見交鋒之激烈、甚至動輒拳腳相加相比，大陸各地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議事時又顯得過於「客套」。
代表們開篇講話時先清清嗓子，喚聲「尊敬的領導」，然後眉飛色舞、對政府工作的成績侃侃而談，盡顯褒讚之辭；最後惜字如金、言簡意賅點評問題，且謙遜地說「提一點小小的建議」之類不絕於口。
事實上，有上述「客套之舉」者，其功力還只能算是一般般；功力上乘者可做到代而不表、坐而不言之地步，當然更有登峰造極者，比如大陸媒體提前的1月23日遼寧的人代會上，就有在激烈的會場掌聲中依舊酣然而睡的代表們。
按照大陸法律，地方人大代表是參與制定地方發展規劃、監督地方政府施政的人民代言人。如今經過多年改革開放以及民主法制建設的歷練，人大代表的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程度不斷提高，其觀念的跟進，以及對自身角色的把握與責任的擔當應更為準確到位。
重慶市一位年逾八旬的政協委員最近在一次諮詢會上對一名官員的官腔「嗆聲」，尤其讓百姓為之稱快。
不過，大陸多數人大代表的雙重身份（第一身份或是「黨政官員」，或是「國企高管」、或是「行業勞模」 等），卻不類那位老專家。作為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他們在轉換角色時遭遇尷尬。如何置評上峰或同僚的政績，因襲「無過便是功」的官場傳統便成了他們的最佳選擇。
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大陸社會結構變化甚大，各種利益矛盾交織，政府施政需要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傾聽不同聲音。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代表民意說話本是應擔職責，又何須客套呢？
依慣例，大陸各省區的「兩會」結束後，下個月初全國「兩會」將召開，那將是舉世關注的時刻，屆時代表和委員們千萬別再「客套」了。
代表、委員是主人，客套什麼，跟誰客套呢？客套並不代表和諧。
華盛頓郵報 中共警告中國的改革者
2月27日，共產黨警告中國越來越沒有耐心的改革者和知識分子：儘管過去二十年經濟改革步伐很快，但政治自由化和民主之路仍然漫長。
兩會將至，中國的政治辯論正沸騰，總理溫家寶的這個警告成為中共對這種辯論的第一回應。
這種辯論多數仍然是閉門進行的，保持了該黨的神秘傳統。但最近有著名人物發表兩篇文章，公開提議胡錦濤政府加快有助於市場經濟順利轉型的政治改革。
一篇出自《人民日報》前編輯周瑞軍（音譯，Zhou Ruijun）。文章認為要化解日趨緊張的、可能導致不穩定的貧富差距，更民主開放是必要的。另一篇出自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Xie Tao），他建議中國應該加快邁向斯堪的納維亞式（Scandinavian-like）的社會福利民主。
據報道，最近負責準備十七大領袖政綱的溫家寶用熟悉的馬克思主義詞彙辯稱中國還沒有為這樣的民主做好準備，但它仍然是黨所希望建設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個遙遠目標。同時，他表示社會主義體系和民主並不矛盾。
溫家寶的言論被視為胡錦濤十七大政綱的預示，呼籲保持經濟快速發展，但沒有大膽的政治嘗試。這和胡錦濤的謹慎一致。
分析家認為十七大是胡錦濤的關鍵時刻，他將鞏固自己的領導。
政治異見人士和作家劉曉波（音譯，Liu Xiaobo）認為胡溫將努力營造一個沒有麻煩的十七大，嘗試遊走於保守派與自由派之間。一方面，對毛澤東建立的意識形態的日益偏離讓保守派不滿；另一方面，改革者對鄧小平自80年代開始的自由化仍然主要着眼於經濟改革感到挫敗。
劉曉波認為，外界許多人為中國的經濟成就歡呼，但那些真正了解中國的人知道，許多根深蒂固的問題根本還沒有受到觸動。
近年來，政府擁有的數百大企業倒閉，因為它們損失了大量的金錢，僅靠岌岌可危的貸款生存。國有企業倒閉的結果使成千上萬工人的下崗。有學者抱怨無情的私有化進程加大了貧富差距，威脅社會穩定。
黨內官員類似的反對意見，讓胡錦濤政府收回去年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遞交的保障私有財產（包括前國有企業的）的法律。
這種反對意見的基礎是，許多思想傳統的黨員不願意放棄長期的國家擁有所有土地的社會主義原則。他們反對立法保護私有財產的鬥爭，已經變成反對鄧小平改革以來大規模拋棄社會主義學說的最後抵抗。（作者 Edward Co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