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禁書之一 - 袁鷹：風雲側記

但是，如果將所有電影、話劇、小說、散文等方面的創作和翻譯的書稿統統加在一起，可能還不到他全部寫作字數的一半。另外一半以上，則是政論、時評、雜文和隨筆。他寫的數量最多、時間最久的，是雜文。他終生念念不能忘情，總是丟棄不下的，也是雜文。雜文是夏衍全部文學生活中重要的、輝煌的篇章，是他全部生命中一個血肉組成部分。在一位畢生為國家民族嘔心瀝血的文化戰士手上，雜文最善於感時詠志，直抒胸臆，最易於表達強烈愛憎，剖析是非黑白，最便於宣洩憂患情懷，也最能直接地讚頌光明、真誠、善良、正義，鞭撻黑暗、奸詐、邪惡、腐朽。

1954年初，《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帶領一個新聞代表團訪問蘇聯。代表團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學習「老大哥」《真理報》的全套經驗。回國以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系列介紹《真理報》經驗的長文，其中有一篇就是談《真理報》小品文的。其實，《真理報》上這種諷刺性的紀實文體，同我們的雜文有許多差異，更不同於我們熟悉的古典的明清時代的或「五四」以後的小品，不知那時怎麼會譯成「小品文」三字？不過，在學習《真理報》蔚然成風之際，借用他們的「小品文」來振興一下我們有中國特色的小品文，未嘗不是一個契機。因為那時從中央到地方的報紙上，早已很少出現雜文了。

我在1952年底奉調到《人民日報》文藝部工作，頂頭上司林淡秋和袁水拍同夏公過去都很熟。我們知道夏公在上海很忙，但仍然去信表示衷心的願望，希望他就這樣的題目能寫一篇文章給《人民日報》。這願望果然沒有落空，文章很快就寄來，就是1954年5月16日發表的《談小品文》。

夏公一開始就點明這小品文並非照搬蘇聯貨：「也許有人認為是一種新的文體，其實，我們過去習用的所謂雜文或者雜感一類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小品文。而雜文或雜感，則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早就是我們進步文學向各種反動思想進行鬥爭的一種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我們思想戰線上最優秀的戰士——惲代英、蕭楚女、瞿秋白、魯迅都是最卓越的小品文作者，都是最有效地運用這種武器打擊了敵人的能手。」他又說，小品文是匕首，是投槍，它的功能是一針見血。

雜文（小品文）作家應該具有哪些素質和修養？他認為有三條：第一是鮮明正確的政治立場和敏銳的觀察能力；第二是旗幟分明的愛憎，也就是魯迅所說的「熱烈的對於民眾鬥爭的同情」，和強烈的對於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東西的憎恨，以及從這種強烈的愛和憎所產生出來的那種情不自禁的「不能已於言」的真情實感；第三是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所應有的文學素養、精煉的文體、諷刺和幽默才能、深刻的生活經驗和廣博的社會知識。他殷切地呼喚作家們運用這一銳利武器，對於一切阻礙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惡習、缺點和不健康現象，一切阻礙進步的舊思想、舊勢力展開劇烈的鬥爭，而不要視為畏途，更不要熟視無睹，無動於衷，緘口不言，怕負責任。

話是這麼說，實行起來卻並不那麼容易。時代畢竟同魯迅當年完全不一樣了，即使有夏公這樣的老雜文家的呼籲，有《真理報》可以借鑑，雜文的振興仍然姍姍來遲。對電影《武訓傳》和其他一些文藝作品的批判剛剛過去，從1954年秋天又連續進行了對《紅樓夢》研究傾向、對胡風和胡適的「大批判」，政治氣氛逐漸嚴峻而凝重。在這種氣氛中，雜文家即使有「不得已於言」者，下筆之際，不免也是「口將言而囁嚅，足將進而趑趄」的，所以仍是寥若晨星，難得一見，即使偶出一兩篇，也是坐而論道，四平八穩，很少尖銳潑辣，旗幟鮮明。直到又過了兩年，黨中央提出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以後，情況才有好轉。夏公本人，也才在1956年7月《人民日報》改版後恢復的副刊上，發表他在《人民日報》上的第一篇雜文。

四、《從「一齣戲救活一個劇種」談起》

1955年7月，夏公由上海調到北京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從此，我見到他的機會就多了。除了文藝界的一些集會外，我那時還有一項固定的工作，即作為《人民日報》文藝部工作人員，同新華社總社文教部一位編輯一起列席文化部的部務會議，因而總能定期見到夏公。因為《人民日報》從解放初期開始，形成一條不成文法：報紙關於文藝的宣傳報道，在接受編委會領導的同時，也接受中央宣傳部的領導。中宣部主要是副部長周揚、文藝處（當時不叫文藝局）處長林默涵經常指導文藝思想、方針、政策方面的大政方針和報紙上重要的選題計劃，審定有關文藝方面的社論。而日常關於文化藝術工作的宣傳報道，則更多地依靠文化部及所屬各個業務局的指導和幫助了。

夏公是辦報紙的行家裏手，他最懂得輿論的作用和威力常常比行政命令、開會佈置、發文件、做總結一類的領導方法大得多。他對報紙文化藝術宣傳的指導，常是最及時、最具體也最細心的。比如有一次部務會議討論故宮博物院工作，鄭振鐸副部長慷慨陳詞，從故宮博物院防火設備落後狀況說到不少地方珍貴文物的散失，說到動情處，幾乎聲淚俱下：「如果再不採取緊急措施，任憑國寶損失，我們就是犯罪！犯罪！」會議室里頓時鴉雀無聲。這時夏公忽然側過頭指指我：「你們可以發篇短文批評一下！」振鐸先生又重複地說：「再不抓，簡直不得了！」有時，在討論電影或者戲劇工作時，夏公也會當場提出請電影局長、藝術局長為《人民日報》寫一篇評論。有他發話，報社的組稿工作就好做得多。

1956年暮春時節，浙江崑蘇劇團為首都舞台送來一齣好戲《十五貫》，一時轟動京城，場場滿座，「滿城爭說十五貫」。尤其是飾演況鐘的周傳瑛和飾演婁阿鼠的王傳淞的出色表演，使人擊節讚賞，拍案叫絕，人們一下子改變了對這個古老劇種的偏見，空谷幽蘭，重放清芬。田漢同志講了句「一齣戲救活了一個劇種」，引起文化界、戲劇界許多有識之士的深思。當時又正值全國範圍內開展「肅反」運動之後，「肅反」有很大成績，自然免不了也出現些冤假錯案。周恩來總理專門要公安司法部門的負責人員都去看看這齣戲，從況鍾那支「三起三落」判案的筆到無錫縣令過於執憑主觀臆測辦案的笑話，照一照鏡子，從中得到正面和反面的啟迪。

夏公當時在文化部分工並未主管藝術局，但他以一位老黨員的高度責任感和一個老戲劇家的事業心，及時抓住這個契機，又一次提醒我們「趕快發一篇短文」。5月17日下午，他在出席文化部和中國戲劇家協會為《十五貫》舉行座談會的間隙中，專門打電話來催問，並且說周恩來總理親自參加了座談會。我的政治敏感性很差，只回答說已經約請誰誰誰在寫評論了。夏公以辦報行家的口吻急切地說：評論文章遲幾天發不要緊，先發一篇短文，最好今天搞好，明天見報。

我不敢怠慢，放下電話就動腦筋。那時已經快到下班時候，不少同志已離開辦公室，去參加座談會的朱樹蘭尚未回報社，來不及再請別人寫，只好自己動手，草草趕出一篇短評。我不懂戲曲改革，對崑曲更是一竅不通，此時都無從顧及，幸虧看過一場《十五貫》的演出，就根據夏公在電話里講的一點精神，匆匆湊了一千字。

傍晚，我帶着原稿趕到朝陽門內夏公寓所。他正同幾位朋友吃晚飯，一見我走進客廳，立即離席而起，接過原稿坐到寫字枱前。飯桌上，姚溱同志招呼我：「來來來，別着急，喝杯酒吧，上等紹興酒。」我哪能坐下喝酒，只好辭謝，站到寫字枱邊等夏公審稿。

他邊看邊改邊說：「總理今天在會上說了一番話，要引進去。」

我為難地說：「總理的話是不好隨便摘引的，要請總理自己審定。」

夏公揮揮手：「那好辦。新華社電訊稿里肯定要摘，他們會請總理審稿的，你只要從新華社消息中摘引幾句就行了。」

改完以後，他抬頭盯住我問：「這篇東西能作為社論發嗎？」

這卻是我不曾想到的事。我原以為，能作為不署名的短評配合新華社消息發在第一版下角，就很不錯了。《人民日報》那時的規矩，凡社論大都要早幾天送到中央有關部門或者主管報紙工作的胡喬木同志處審閱定稿，才能發表。而這篇千字小文，是按短評形式寫的，題目是《從「一齣戲救活一個劇種」談起》，像個雜文題，怎能作社論發呢？我只好遲疑地說，回去同總編輯商量一下看。

姚溱在那邊飯桌上忍不住插嘴：「！你們也可以打破一下框框嘛！」

夏公送我到客廳門口，又叮囑一句：「你跟鄧拓說一說，最好發社論，影響大些。總理對它評價很高的。」

他最後這句話起了決定性作用。我一回到報社，立即給總編輯鄧拓去電話，轉達夏公建議。鄧拓一錘定音：「可以。」他還要我馬上同新華社聯繫，將他們所摘周總理的那段講話要來，引到文章里。

周總理說：《十五貫》有着豐富的人民性、相當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它不僅使古典的崑曲藝術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說明了歷史劇同樣可以很好地起現實的教育作用，使人們更加重視民族藝術的優良傳統，為進一步貫徹「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樹立了榜樣。

周恩來同志非常熟悉文藝。他對文藝事業和文藝工作者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熱情細緻的支持，有如春天的雨露，點點滴滴都銘記在人們的心靈深處。也許是由於從抗日戰爭時期起多年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得到言傳身教，耳濡目染，從夏公身上就常常使人感受到那位偉人的風格。即如《十五貫》的這篇社論，經過他的修改，下邊的段落中就體現了他的細心和關切：

「浙江省崑蘇劇團轟動上海、轟動北京，滿城爭說《十五貫》的盛況，不僅給了現代的過於執們一個響亮的回答，也向這幾年的戲曲改革工作，向領導戲曲改革工作的文化主管部門，提出了嚴重的問題：在百花齊放的時候，是不是還有不少的花被冷落了，沒有能燦爛地開放？在扶植和發展了不少地方劇種的時候，是不是同時也壓抑和埋沒了另一些地方劇種？」「據說全國的地方劇種和藝人至今還沒有完全、精確的統計和調查，這中間，蘊藏着多少藝術珍寶，亟待我們去發掘啊！那麼，那些對於我們還很生疏的劇種的命運，也就十分令人牽掛了。希望每一個還沒有受到重視的劇種，今後不再要到來北京演上一齣戲以後，才能『救活』。」

《人民日報》為了一齣戲發社論的事，在過去不曾有過（批判電影《武訓傳》是另一種性質的社論，自當別論），在那以後也不見。此論一出，社內社外都不免有耳目一新的反應，見報當天下午，胡喬木到報社來，恰好碰上每日例行的編前會，他也如平時一樣順便參加。值班副總編輯有點惴惴不安地問：「今天那篇《十五貫》的社論你看了嗎？行不行？」接着就略加解釋：「昨天正好手頭沒有別的社論了。」言外之意，是不得已才用它頂社論發的。我又趕緊補充一句：「是夏衍同志看過的。」喬木只點點頭：「行啊，怎麼不行？」我們才算放下心。

五、「做廚子不易」

1956年7月，《人民日報》改版，擴大版面，增加報道內容，並且在第八版上恢復副刊，副刊沒有刊名，人們就稱之為 「八版」。我奉命擔任八版主編。雖然我在上海解放前曾經在地下黨領導的《聯合晚報》編過幾個月的副刊《夕拾》，又因中學時代就開始向上海的報紙副刊投稿，對報紙副刊似乎尚不陌生。但是彼一時此一時也，要編《人民日報》副刊，不免戰戰兢兢，誠惶誠恐。幸而得到許多老中青作家的支持，出謀劃策，提供稿件；當時受黨中央委託主管報紙工作的胡喬木同志兩次來文藝部作具體的指導，出了不少主意；加上文藝部的主要負責人林淡秋和袁水拍兩位又都編過副刊，有他們坐鎮把關，我也就不太怯場了。

我去請教夏公這位辦報紙編副刊的前輩。他第一句話就是：「現在的副刊也好辦也不好辦。」這句話的內涵，我能理解。我渴望他能耳提面命的是究竟怎樣才能辦好。他笑笑說：

「以前我在《華商報》寫過一篇編者的話，叫《做廚子不易》，我看現在更不易。」

《做廚子不易》是夏衍一篇短文的題目，發表在1947年11月14日的香港《華商報》副刊《熱風》上，用編者名義，談的卻是編副刊的甘苦。我回來趕緊找到那篇短文，細細讀了一遍。

早有人說，編刊物像做廚子，每天一桌菜，要得到一家老小大家滿意才好，而現在，我這個廚子的服務對象是一個「大雜院」呢！像「節約餐」一樣的已經有一種限制，而讀者從名流學者到工農大眾，各有水準與嗜好之不同。譬如這次的讀者來信中，有人說：「多登一些文藝作品」，有人說：「文縐縐酸溜溜」的玩藝兒愈少愈好，有人說：「我們要刺激」加大蔥辣椒，但也有人相反地說：「最好輕鬆一點，不要劍拔弩張」。這些，編者認為還是一個可克服的技術問題，把這些不同的要求記在心頭，在配菜上特別留意到每一個讀者的嗜好，求出一個大多數人的共同性來，這難題是勉強可以對付得過去的。其實，作為一個廚子，重要的還不止於技術，而應該是還有一個心術的問題，不偷工減料，不懶得出去採訪，而隨便買些爛魚臭肉乃至有毒的東西來傷害主人的健康，這不是為一個廚子的天職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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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二三百字，用極其通俗淺顯的比喻，講了一番深刻的道理。我體會它的核心就是：作為一個廚子，重要的不止是做菜的技術，做什麼樣和多少種的菜讓吃的人滿意，而在於他的「心術」，即如何為主人服務的良心和道德。作為一個副刊編輯，重要的不止是稿件取捨、版面編排，而是如何為讀者服務得好的思想、精神和責任感——每個編輯人員的「心術」。

《華商報》是中共港澳工委當年在香港辦的報紙，當然要反映共產黨的方針政策主張，但它是以民營面目出現的，對象又是香港這個特殊地區各個社會階層的讀者。明確提出將「為讀者服務」放在編輯工作的首要地位，而且將讀者看作廚子的主人（而不是顧客），這種觀點，在當時也是非同一般的。

果然應了夏公那句話：做廚子不易，現在更不易。《人民日報》畢竟不是《華商報》，解放後的中國大陸更不是1947年的香港，夏公當然心如明鏡，只是沒有細說。我是從多年的磕磕碰碰、摔跤嗆水中逐漸明白，而且至今也未必說得清楚。其中甘苦，說來話長，此處就不必多費口舌了。

我和副刊編輯們企求於夏公的，自然不止於「廚子」論，更渴望讀到他的雜文。我知道，希望他仍然能如解放前在重慶《新華日報》和在上海《世界晨報》那樣每天來一二百字的「司馬牛」、《蚯蚓眼》，或者如後來在香港時那樣每周每半月來一篇《蝸樓隨筆》、《茶亭雜話》，那是奢想。夏公作為文化部副部長（一度還任黨組副書記），又兼任許多文化藝術團體的領導職務，公務繁忙，瑣事纏身，不可能每天抽出寫文章的時間。但是，他若能不時地給點雜文，我們就很滿足了。因為夏公不止一次說過，副刊最重要的是雜文，雜文是副刊的靈魂。我也是按他的指點編副刊的。夏公沒有讓我們久等。8月初，就寄來他給《人民日報》的第一篇雜文《「廢名論」存疑》，署名任晦。

文章針對解放後許多企業、商店、學校紛紛改掉原來名稱以排號代替的現象，提出批評。他從北京的一○一中學說起，說到清華大學的校名得到保留，但知識分子心中有相當濃厚印象的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這些名稱早已不見，許多老百姓熟悉的老鋪老店也已改為第七門市部、第八供應站了。接着又說到「這種風氣也流行到了應該是豐富多彩的文藝界」，「我們的文藝雜誌、文藝團體似乎有了一套正名規律，不是『人民』，就是『中國』」，最徹底、也最有諷刺性的是漫畫雜誌。在外國，這一類雜誌有的叫《鱷魚》，有的叫《箭》，有的叫《牧鵝少年馬季》，而我們中國，就直截了當地叫做《漫畫》。正像一個人的名片上只印着一個字：人。文章如此議論下去，最後就引出了這樣一個神來之筆的結尾：

我設想若干年後，人們的履歷表將如下式：

姓名：王十七。

籍貫：第五省、第三十八縣、第二十六鄉。

學歷：第十一省第九十八中學畢業。

職業：第十五省第九市第三副食品商店第七門市部經理。

此文一發，反應熱烈。擁護者有之，反對者有之，我們聽到的常是截然相反的評價。某些習慣於一切都統一按軍師團營連排班編制排號定名的人，自然要大為反感，斥之為「奇談怪論」。幸而那時正是「雙百」方針剛剛宣佈不久，隨意「上綱上線」的歪風尚未興起，否則，也會出現追查動機、目為影射之類的「商榷」文章的。證之於後來大動亂年代又一次興起改名為「紅旗」、「永革」、「衛東」、「衛青」的狂潮，以及近一二年來又紛紛恢復老字號、老名稱的熱風，再回頭看看這篇四十多年前的雜文，可以看到：夏公說的其實是一條非常樸素的真理。

夏公知道「廚子」的主人們有各種不同的口味，需要為他們調配各種不同的菜餚。同時，他也最擅於利用副刊這塊園地發表些在其他場合（例如會議）不便或不適合發表的意見。《「廢名論」存疑》引起波瀾以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他沒有再在《人民日報》副刊上發表雜文，卻寫了其他方面的文章。1957年初，他用「子布」的筆名，連續寫了三篇關於電影的雜感，對當時電影事業遇到的困難，提了中肯的意見和尖銳的批評。6月間，「反右派」 的風暴倏然興起。一時間電閃雷鳴，刀光劍影，他又應副刊之請寫了兩三篇雜文，形勢使然，未必是他的本意。大勢所趨，難以有什麼作為。那一時期，副刊用大量篇幅連續發表了許多「反右」稿件，也是在雷霆萬鈞的嚴峻氣氛中不得不發的，根本談不上「主人」（讀者）口味的需要，也不是「廚子」的技術和心術所能決定。

做「廚子」確實不易！

六「倖存者的責任」

十年浩劫，夏公同許多老同志一樣，慘遭磨難，目損肢殘，那批陰謀家野心家對他們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尤其是江青那條毒蛇，對三十年代就知道她那些見不得人的底細的老文化人，有刻骨鏤心的仇恨，咬牙切齒之聲隱約可聞。夏公被囚達九年之久，直到1975年鄧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間，幸有毛澤東主席「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的批示，才得從秦城監獄釋放回家。

我聽到他回家的確訊，已是在四凶被翦除之後。儘管那時他還沒有完全恢復自由，所謂的「結論」上還留着尾巴，但他一見到我，仍然像過去一樣關心報紙的工作。他反覆地說到兩件事，建議報紙注意：一是要澄清所謂「文藝黑線」問題，把被「四人幫」搞亂了的文藝界大是大非搞清楚。二是要紀念那些被林、江一夥迫害摧殘致死的文藝家，清除潑在他們身上的污泥濁水，替他們恢復名譽，他說這是我們這些倖存者的責任。在談到這兩件大事的時候，他神情肅穆，語調凝重，卻一句也沒有提到自己的災難。他這兩條建議，對動亂初定後的報紙文藝宣傳，實在具有撥亂反正、還歷史本來面目的作用。

他身體力行，開始寫一批懷念和悼念文章。最早寄來一篇紀念周恩來總理誕辰八十周年的《巨星永放光芒》（1978年3 月2日《人民日報》），後陸續寄來《憶阿英同志》、《知公此去無遺恨——痛悼郭沫若同志》。又在《人民戲劇》雜誌上發表《周總理對演劇隊的關懷》，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悼念應雲衛同志》（1978年11月19日）和《從心底里懷念我們的好市長》（1979年5月27日）。還有回憶廣東作家黃谷柳的《憶谷柳》（《花城》1979年第1期）、《悼念田漢同志》（《收穫》1979年第4期）、《悼金山同志》（《人民日報》1982年7月）、《哭承志同志》（《人民日報》1983年6月）、《之的不朽》（《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1期）、《憶健吾》（《李健吾文集》序）、《韜奮永生》（《新聞記者》 1984年第7期）、《憶達夫》（《人民日報》1985年9月）、《紀念章泯同志》（《電影藝術》1985年第11期）、《憶夏尊先生》（《浙江日報》 1986年6月11日）、《悼秦似》（《羊城晚報》1987年7月）、《紀念鄭正秋先生》（《文匯電影時報》1989年2月4日）、《長江的道路》（《新聞研究資料》1989年第2期）、《紀念藝術大師歐陽予倩百歲誕辰》（《人民日報》1989年5月）、《懷念袁牧之同志》（《人民日報》1989年11 月）等等多篇。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不僅悼念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和文化界著名人士，更關注一些長期被冷落、已經鮮為人知而實際上對革命、對人民有特殊貢獻的人。《人民日報》先後發表過他的《一個被遺忘的先行者——懷念「左聯」發起人之一童長榮》和《回憶楊賢江同志》。還刊登過他一篇短文，回憶他在三十年代受潘漢年同志的囑咐，去聯繫隱居當時上海法租界裏的一位秘密共產黨員楊度。人們都知道楊度是當年袁世凱的「智囊」人物，「籌安會」要員，有名的保皇派，若無夏公此文，誰能想到他後來思想轉變得那麼大，竟成了中國無產階段先鋒隊的一員戰士！1982年11月的一天，夏公從北京醫院來電話要我立即去他病房，告訴我中央已決定為蒙冤三十年的潘漢年同志平反，陳雲同志要他寫一篇文章。兩天後他在病房中完全憑記憶寫成，在我送去的校樣上改定後，又告我經過考慮，此文先不在《人民日報》上發了。可能是「潘案」關係太大，受冤太深，公開發表可能影響不好，就先由其他報紙發表。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猜測，真情如何，至今也不清楚。

七、報紙的小事不能馬虎

夏公對辦報編報有很深的感情，他常喜歡自稱「白頭記者」，因此對報紙編輯、排版、字號、稿費直到送報時間這類小事，都備加關注，常常提醒我們不要馬馬虎虎。這幾封書簡可以窺見一斑。

1979年1月12日來信：

袁鷹同志：

一件小事麻煩您。我們這裏的郵局「改革」了投遞制度，換了投遞員，每天的報紙要到十二點乃至一點才到，這就打亂了我的生活秩序，而且常常漏送一份或兩份，向郵局提意見也毫無效果。由於此，有幾天《人民日報》都沒有看到，郵局也不讓補，因此，我拜託你給我補一份今年一月一日的《人民日報》，及八版上發表的流沙河的詩《不再怕》。拜懇。

關於郵遞這樣慢的問題，看來只能向市長求援了，您們報社能否派記者調查一下實際情況，替讀者呼籲一下？

問好。

夏衍一月十二日

這雖是「一件小事」，但我們除了給夏公補寄他要的報紙和發表流沙河詩的副刊以外，其他實在無能為力。轉給郵電部門或者「向市長求援」，怕也一時不易解決。出報時間遲和漏送等等問題，由來已久，涉及發行體制這類根本性問題。夏公不止一次回憶起抗戰前在上海、抗戰中在桂林、重慶以及解放前在香港時，清早起床就能看到報紙，上街就能買到報紙，言下不勝今昔之感慨。

1981年7月17日信上說：

袁鷹同志：

小樣已粗粗看了一遍，小五號字還是可以看，不過中間沒有空格，排得擠，都是對老年人的懲罰。為此，付印前，還請你們再校對一次，拜託。

知名不具七月十七日

這幾句話，是寫在一份小樣上的。夏公為報紙寫了一篇文藝評論，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體育事業的突飛猛進，兩年半中即在各種國際比賽中奪得了五百九十八枚金牌的可喜成就，講到文藝方面，尤其是電影方面的不足。引了胡耀邦同志在黨成立六十周年紀念大會講話中強調學習重要性的一段話以後，說：「他講的是大道理，是全局性的問題，但我認為這些話對我們文藝工作者，特別是電影工作者來說，是真摯的要求，也可以說是嚴肅的警告。」 夏公認為，「在電影界，認真地、堅持不懈地每天讀一點書，學一點哲學、學一點經濟、學一點科學，乃至學一點本行業務的風氣，是相當稀薄的」。最後，他又批評了那些思想僵化、不動腦筋、死抱住極「左」思想不放的幹部，認為當前最嚴重的問題還是在於解放思想，加緊學習。文章旗幟鮮明地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出了提高文藝作品藝術質量的關鍵所在。由於針對性強，筆鋒犀利，夏公署了個過去少用的假名「王一誠」，囑我們也代他保密，故信末寫「知名不具」。

1983年的一封信上說：

袁鷹同志：

此文是足下代筆，故稿費奉上，乞撿收。因匯票用的是我的名字，故請沈寧取出後，再奉上。

夏二十

夏公文思敏捷，下筆千言，倚馬可待，如果不是因病臥床而又急需交稿，他極少要人「代筆」，更從無時下常見的要秘書或別人寫稿自己在會上照本宣科或署名發表之事。他說的「此文」，我想來想去，才想起可能是1983年《報告文學》創刊時，先由《人民日報》社主管，負責人田流、程光銳、朱寶蓁委託我約請夏公這位中國現代報告文學開山大師寫一篇談報告文學的文章。夏公欣然同意，認為進入歷史新時期以來，報告文學大有崛起之勢，前程似錦。但他當時實在太忙，身體也不好，無法寫成一篇文章，就約我談了一次話，講講他對發展報告文學的意見，對當時某些頗有影響的報告文學作品得失的評價。我根據他的談話，再補充他以前發表過的相關內容，整理成一篇《關於報告文學的一封信》，請他過目後，在《報告文學》第四期上發表。立意和內容都是夏公本人的，我只不過是「代筆」記錄整理而已。夏公仁厚對人，即從稿酬這類小事上也可見一斑。

關於稿費，1985年5月11日還有一封：

袁鷹同志：

最近，新聞研究所要出一本我在新華日報寫的司馬牛等文章，同時附了華商報《燈塔》上的近五十篇短文。這些短文都是顧家熙同志給我親自抄下來的。此書出後，理應給他一定的編輯費。為此向你打聽一下，《蝸樓隨筆》你們是否已向他送過編輯費？（數目？）請問一下後賜告。因此事我常想起，見了面忘記問也。匆匆即問好！

夏衍五、十一

夏公所說的那本書，書名《時評與通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中國報刊史研究室編，後由人民日報出版社 1988年2月出版。內收夏公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在不同報紙上以各種形式、多種筆名發表的長短文章一百七十餘篇，共十二萬字。這只是夏公生平所作時評、政論、雜文、隨感、通訊的一小部分。

原《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為此書寫了「代前言」《誠摯的推薦》。他說：「在新聞工作方面，夏衍同志可是我們的老師……我們新聞工作者始終把他當成新聞戰線上一名光榮的老戰士，始終向他學習。」他特別指出夏衍同志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他能在十分困難、十分囂擾的環境中進行寫作，筆鋒犀利，又有理有節。他說：「這本集子裏的文章大都是在這種條件下寫出來的。這是一個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應該具備而又很難具備的才能。現在，在我們新聞隊伍中，具備這種優秀才能的同志還是不多……如果一個報紙有幾個具有這種硬功夫的工作人員，這個報紙肯定會高人一籌，異光四射。」

績偉同志長期是我的領導，現在也仍然是我尊敬的前輩。他在文章中對報紙工作人員要求的「硬功夫」，我也並不具備。捫心自問，至今仍覺汗顏。

夏公再三關照的顧家熙同志，也是一位老新聞工作者，從抗日戰爭勝利後在上海《建國日報》、解放戰爭時期在香港《華商報》，都是夏公的老部下。全國解放後，先在《人民日報》文藝部擔任編輯，後調《新疆日報》，經歷過一段坎坷年月。十年動亂結束後回北京，在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供職，直到因病去世。他一生勤勤懇懇工作，不圖名利，不計榮辱，只知孜孜不倦埋頭苦幹，熱心於新聞出版史料的搜集與研究，是一位「訥於言而敏於行」的君子。我現在還保留着他手抄的夏公零星舊稿，如重慶《新華日報》上的「司馬牛雜感」，家熙抄錄了整整一本硬面練習簿。摩挲之際，總想起這位老友那老黃牛般的埋頭奮進的姿影。

八、「崗位和事業是兩碼事」

1987年1月起，我離開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人民日報》編輯崗位，報社文藝部由藍翎、繆俊傑、舒展三位負責。離職之際，我向多年來一直關注和支持我工作的師友同行寄了一封打印的信，奉告此事，表示謝忱，請他們像過去一樣繼續支持報紙，繼續賜稿。信發出之後不久，陸續就收到一些長輩和同輩來信，表示慰勉之情。

2月底，收到夏公的一封信：

袁鷹同志：

手札拜讀，崗位和事業是兩碼事，離開崗位可能有失落感，但卸下擔子，可以多一點時間讀書寫作，也似乎可以說是「焉知非福」，坦然處之，靜觀世態，亦樂事也。

《桃李不言》已拜讀，寫得很好，對於公是一件很好誕日禮物，他一定會很高興的。患難中的友情，是可貴的。

家熙同志來信，要我寫記（紀）念《新華日報》的文章，盛情甚感，但我打算「封筆」一段時期，所以難以應命了，乞轉告，不另復了。祝

春安。

夏衍二，二六

這是夏公對我在離開報紙崗位之時最後的垂注，語短情長，矚望殷殷，使我感奮不已。從此記住「崗位和事業是兩碼事」的教誨，離而不休，未敢懈怠，除了堅持讀書和寫作之外，繼續做些報紙以外的編輯工作，編雜誌，受出版社委託編書，參加些文學評獎活動，無非想竭盡綿薄之力繼續干點事。對紛繁變幻的世態，對「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文壇，也按夏公所囑，坦然靜觀，閒看花開花落，雲捲雲舒，「亦樂事也」。

夏公本人就是一位鮮明、突出的楷模。他筆耕一生，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擔負繁重工作的間隙中抽空寫成的。解放初期在上海，身兼黨政和群眾團體領導職務三四十個之多，每晚在燈下還能擠時間為《新民晚報》寫隨筆，連續一年，除了去北京開會，幾乎從不間斷。十年動亂中受盡折磨，到了八十高齡，仍然揮筆不停，為撥亂反正大聲疾呼，為改革開放擂鼓助威，讚譽新猷，針砭時弊，殷殷關注文苑藝壇的新苗成長。我每次去他寓所，常常見到他倚在沙發上，憑小茶几作書桌，用放大鏡看書寫作，只是不再如過去那樣給自己定下每天寫八百字、一千字的指標了。

信上說的《桃李不言》，是前一年秋天我應《文匯月刊》主編梅朵兄之約，為了慶祝老一輩戲劇家於伶同志八十大壽而寫的一篇文章，介紹了於公大半生為中國現代話劇事業辛勤奮鬥的業績，也介紹了他被囚秦城監獄所作詩篇。此文在《文匯月刊》1987年第1期發表，正值於公八十誕辰（1987年2月），夏於二公都很高興，作為作者，我也覺得「與有榮焉」。

1994年10月，我因為要去浙江參加紀念兒童文學家、故友金近同志的一項活動，不能出席原定在月底為夏公九十五歲誕辰和頒獎舉行的慶祝儀式，所以提前去醫院探望，他雖身體虛弱，說話聲音很低，但是精神還好。護士進房要替他注射，他只好中斷談話。我扶他慢慢從沙發上站起身上病床，順便向他告辭。他連聲說：「對不住了，我真是不知老之已至啊！」

從浙江回來，為《群言》雜誌完成《夏公訪談錄》的約稿，已是歲暮。1995年初去了一次上海，回京以後，還未及向他匯報在上海為由他作序的《長夜行人——於伶傳》簽名售書的情況，老人已進入垂危狀態。2月5日，終於撒手塵寰。

「不知老之已至」，就成為夏公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他在九十五年人生的最後二十年，生命之火依然旺盛，熠熠生輝，確實是「不知老之已至」。這句話將成為我畢生的箴言：不去想「老之已至」，能做什麼就多做些，還沒有來得及做的事就趕快去做，我現在的年齡比夏公說這句話時還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