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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霍英東去世 曾遭粵貪官勒索 VOA/霍英東很早就開始在中國投資。70年代末，他和廣東當局合資興建白天鵝酒店，使這個酒店成為中國最早的五星級飯店。近幾十年來，霍英東投資80億，涵蓋了幾百個項目，包括賓館、大橋、體育館、運動場所、游泳中心、醫學中心、博物館等等。 但是，霍英東的老朋友、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何銘思說，霍英東晚年投資遇到的最大挫折，就是廣州「南沙」項目。 84歲臥病在床的何銘思認識霍英東有四十多年了，他在六四後離開新華社香港分社，和北京分道揚鑣。這時，霍英東啟用何銘思並讓他來「打理」南沙投資項目。 南沙位於廣州東南部，是珠三角中心。霍英東想把這裏建成一個海濱新城，其中包括港口、碼頭建設，商場大廈還有相應配套設施，包括高爾夫球場。 *南沙開發項目受貪官勒索* 香港雜誌編輯蔡泳梅說：「霍英東後來花了很多錢去開發廣東南沙。南沙一個貪官區長就敲詐勒索，但後來，何銘思寫了很長的文章把事情真相披露出來。 據《瞭望東方周刊》報導，霍英東投巨資開發南沙區，在1993年到2003年長達10年的時間裏，被先後任南沙開發區第一任黨委書記、番禺區委書記、番禺區政協主席的梁柏楠百般刁難。 霍英東基金會顧問何銘思說：「霍英東投資許多億元開發番禺和南沙，還受盡『地頭蛇』的欺凌，需要忍氣吞聲。如果不是梁柏楠東窗事發，他恐怕還要忍。」 雖然梁柏楠後來因受賄180萬元被判處12年徒刑，但是，何銘思撰文說，這是霍英東在內地投資所遇到的最失望和「痛苦的遭遇」。霍英東2004年在北京參加人大政協會議時說，「市場運作靠法律保障，法律靠信譽支持。」 香港電視說，霍英東已經在南沙項目上投入幾十億資金，但一直到去世，也沒從這個項目得到應有的回報。 2。邵道生 - 霍英東緣何難鬥「地頭蛇」？ 「強龍難鬥地頭蛇」這種現象過去存在，現在亦不乏此例。最近，《瞭望東方周刊》第39期刊登的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開發廣州南沙遭遇「地頭蛇」刁難的長篇文章，就是一個非常生動、典型的例子。
3。豪賭書記刁難霍英東10年 2004年12月02日11:59 西安新聞網-西安晚報 | ||
今年8月26日上午，梁柏楠在廣州市中級法院出庭受審。公訴機關指控：梁柏楠在1993年至2003年的10年間，先後收下南沙港口公司陳某賄送的99萬元人民幣、4萬元港幣、28800元美金。其中大部分是在節日期間陳某以「紅包」的形式「孝敬」的，其餘的則是在梁及其妻女出國遊玩時「贊助」的。此後，陳某迅速從一名普通企業幹部晉升為南沙管委會副主任。 梁柏楠特別熱衷於與「大款」打交道。1993年中秋節，包工頭莫某先送給梁柏楠1萬元投石問路。此後每逢春節和中秋節，莫某都給梁奉上1萬到兩萬元不等的「過節費」。作為回報，梁柏楠不僅先後將南沙大部分市政工程安排給莫某的公司。 1996年南沙開發區清理土地時，某房地產公司經理梁某送給他10萬元。梁柏楠隨後無償調撥了100畝土地指標給該公司使謾６?霉?居鍾悶渲?0畝的土地證到銀行貸得1100萬元，且全部用於非法經營，造成國有資產的嚴重損失。 起訴書描述稱：在梁柏楠當上第一把手時，恰逢番禺區機構改革，曾被梁柏楠批評過的原番禺規劃局長陳小明（今年3月被越秀法院一審判刑6年）為避免丟官，便在一次去梁的辦公室時，放下內有5萬元港幣的紅包。隨後，陳小明順利保住了規劃局長的「烏紗」。 梁柏楠在庭上對上述收錢行為表示「基本同意」，但他強調在部分指控中他「收了錢但沒辦事」，沒有為對方謀取利益。 法院審理後認為，梁柏楠共收受他人錢財共計人民幣135萬餘元、港幣21萬元、美金2.88萬元，構成受賄罪。 新聞連結霍英東受制「地頭蛇」 據《瞭望東方周刊》報道，梁柏楠在1993年4月任南沙開發區第一任黨委書記，5年後升任番禺區委書記。去年4月，梁又調任番禺區政協主席——這10年，對梁柏楠來說是做出「政績」的10年；對霍英東來說，卻是遭受百般刁難的10年。 早在1992年前，霍英東就與番禺合作開發南沙。到2002年，霍英東已投入30多億元人民幣。據霍英東基金會顧問何銘思回憶，與霍英東一方直接打交道的官方「合作者」就是梁柏楠。何銘思說，梁柏楠以轉制為名把幾家有資質的國有公司變戲法般轉到自己兒子和親信手中，並將南沙各種工程安排給他們。弟弟搞基建，兒子裝水電消防，女婿做綠化，親信包運輸，「整個南沙，凡有錢賺的，幾乎都有梁家的手腳。」 據何銘思回憶，霍英東在南沙開發了東發碼頭，梁家硬逼霍英東掏2000萬元給他們搞個同樣的南偉碼頭，並交由梁柏楠的親信管理，貨物就往自己的碼頭運送；霍英東想把港前路修到地方所屬的山後面成環島路，錢交出後沒有下文，對方說是用做「搬遷費」了。霍英東要建個小型的蒲洲花園，對方在鄰近山腳挖來了一堆黃泥，在山上拔來一堆小草，栽幾棵小樹，便拿走了1500萬元。 何銘思說，霍英東投資400多億元開發番禺和南沙，還受盡「地頭蛇」的欺凌，需要忍氣吞聲。如果不是梁柏楠東窗事發，他恐怕還要忍。 梁柏楠罪行要點 獅子大開口索要300萬 在南沙開發區主持工作時，找南沙港口公司總經理談工作：「港口公司今後發展下去實力會很強，你無論用何種方式要調出300萬元供我安排使用。如果不聽話，隨時收回東引渡路收費權。」 官商互傍撈取好處 梁柏楠特別熱衷與「大款」打得火熱，背後動機就是在官商互傍中撈取好處。梁柏楠千方百計讓包工頭莫某當上了番禺區政協委員，使之「突然」成為番禺區顯赫一時的社會知名人士。 每年擺四場生日宴撈錢 他每年都擺4場「生日宴」（本人的生日、妻子的生日、母親的生日和外孫女的生日），並藉此撈取錢財。1999年底他擬入住華南大廈2304房，竟向陳某索要裝修費人民幣20萬元；2000年底又以重建祖屋為名，向陳某索要人民幣47萬元。 書記狂賭跟班老闆埋單 1996年的一天，梁柏楠在澳門賭博賭輸了，被扣做人質，最後只好打電話叫他的貼身下屬—港口公司總經理陳某帶20萬元港幣去將其贖回。之後陳某成了他身邊的第一紅人。 攜妻公款游遍全球 從1997年到案發的2003年，他是「大游常轉、小游不斷」，從國內到國外，足跡遍佈全球，而且每次出遊，無論公差還是私旅，梁柏楠必定攜妻同行，有時甚至全家出動，浩浩蕩蕩。 庇護親屬「鞠躬盡瘁」 梁柏楠的女婿黎展鵬更是把老丈人的權力用得淋漓盡致。他成立新綠地公司專門做綠化工程，和梁煜南的基建、梁仲甫的消防形成工程一條龍服務。 耗百萬修奢華祖屋 2002年，梁柏楠不惜耗百萬巨資在原來的鄉下修建祖屋，富麗堂皇，極盡奢華，處處炫耀着主人的富貴和權勢，與當地並不富裕的環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引得民怨四起。 |
4。霍英東基金會顧問何銘思：梁柏楠的南沙發跡和霍英東開發南沙的艱難
今年7月7日，廣州各大報同時刊登市紀委公報的梁柏楠犯案材料。梁某有40年黨齡，從一個普通農民當到番禺書記，在番禺政協主席任上被捕。現在正從地區政治「明星」變成罪犯「明星」。電台有訪問，電視有專輯，報紙有大篇報導（見附圖），網上有關條目更有幾百之數。
梁某在1993年4月任南沙開發區第一任書記，五年後因主政開發南沙「有功」，以一大賭棍貪污一百多萬、揮霍二千多萬的有罪之身升任番禺書記又五年，到2003年4月調任番禺政協主席。前後十年，梁某最大「政績」還是在南沙，可以說主要是在南沙發跡的人。廣州報導案情的文章開篇就說梁柏楠，「也確實幹出了一些成績，番禺的發展、南沙的開發有目共睹，他是有貢獻的，黨組織也充分肯定他的努力和工作」。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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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段話，我是惋惜、無奈、傍徨，百般滋味，感慨萬千。
霍英東主持南沙開發工作，正式記錄在案的工作例會，到2004年8月5日是第508次。其中至少有十年中的400多次會是梁氏代表官方直接或間接參與的。非正式碰頭會的次數更不計其數。
我作為霍英東基金會顧問，一個在霍英東身邊參加了所有南沙開發工作的人，直接打交道的官方「合作者」就是梁柏楠。想起南沙開發十幾年來碰到種種無端的困擾、莫明的阻隔、無所適從的變幻，使人感到傍徨無助、焦頭爛額。今天想借《信報》一角，講一下多年來想講的話。也就是我的目睹，何以一直跟梁氏的上級不同。
梁柏楠以涉嫌經濟犯罪被捕。所指罪證，只是「收受他人錢財」180多萬元（人民幣，下同）。但案情介紹卻透露出種種複雜內容。除「收受」180多萬外，他還以賭博、週遊世界等方式揮霍二千多萬國家財產，又以私袋10多萬元的小利就無償撥出100畝土地給私人老闆，更在2000年番禺撤市前夕以每平方米107元的低價劃撥靠近廣州市區「華南板塊」土地25,620畝給八大地產商，（中國經濟時報，2003年10月24日）。每畝僅七萬一千餘元，只有正常地價的十幾分之一。梁某從中所受何物，至今未有下文。此外梁以轉制為名把幾家有資質的國有公司變戲法般轉到自己兒子和親信手中，並將南沙各種工程安排給他們。弟弟搞基建，兒子裝水電消防，女婿做綠化，親信包運輸，一手通殺。就算你整幢房子已建好，如果不跟他兒子購買指定的各種設備，一句「消防不合格」，便只有等死。整個南沙甚至番禺，凡有錢賺的，幾乎都有他梁家的手腳。為找機會讓手下人進貢，他一年要擺四次「生日」大宴。更耗巨資修建祖屋，極盡奢華，處處炫耀富貴權勢，一副地主心態，引至民怨四起。但案情介紹的報導中卻還有一句「他對家庭有着深重的責任感」，讓人摸不着頭腦。至於他的爛賭爛游更為「出眾」。從內地到香港，從俄羅斯到秘魯、智利，每見賭場必賭。最出格是1996年在澳門賭輸被扣作人質，他急召公司親信帶20萬去才得救回來。此事早傳街頭巷尾。《廣州日報》同一篇報導案情的文章就說：「從1993至2003年，梁柏楠一直沉迷於賭博，被當地老百姓視為一大賭棍。他不僅在當地明張目膽地賭，還多次到澳門甚至在出國參加外事活動的時候賭」。梁某一邊把國有資金大把丟在賭場，一邊在政壇上青雲直上。這不是咄咄怪事？。
組織上對梁某的「貢獻」，確實作了「充分肯定」。所以梁氏不僅從一個普通幹部一直被提升為書記第一把手，而且是一邊犯案一邊被評為學習「三個代表」先進分子、普法先進分子、科技先進分子、綠化先進分子。據說這些「分子」都是「同行和社會公認的優秀人才、優秀成果，體現了市委、市政府的權威性」。而且評審「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獲獎人既要有較大的成績，又必是「政治強、業務精、作風正」的人。
但梁某究竟「干出了」什麼？以我所見，主政南沙十年的梁某，除了現在揭出真面目表明他絕不是一個有理想、有作為的廉政官員外，其所做的不外三條：一是以明一套暗一套的手法不斷玩弄權術，玩弄政策，即便因此給人造成困難、障礙甚至傷害，亦在所不顧；二是不斷向上表忠心、表積極，以爭得各種「先進」的光環掩蔽自己黑暗的身心。原來在內地，「黑人」是可以用「光環」來洗「乾淨」的，而且比洗黑錢容易得多；三是拿人家的成績記在自己賬上請功。別人的功勞往往被他若無其事地一手抹掉。內地習慣一切功勞歸於官方，也就是歸於「一把手」。這種幼稚可笑的傳統，幫助梁某達到了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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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認為梁柏楠在南沙開發中「有功」的人，是因為不明白霍英東開發南沙的艱難。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之初，霍英東從中山溫賓館起步，搞廣珠四橋，擴建相關公路，致力於打通珠三角西走廊，又在廣州搞了白天鵝賓館後，便盯緊珠三角中線，從廣州出發，全力南拓。為此，他捐資幫助興建洛溪大橋、大石大橋、改造番禺賓館，接着投資建沙灣大橋、拔款抵押建南沙大道。其間還同時捐巨款幫助番禺興建體育館、醫院和大中小學。最後就把力量集中在南沙開發建設上。目的只有一個：打通珠三角東西兩岸，在珠三角中心建成一個現代化的海濱新城，整合大珠三角市場，擴展南北腹地，以推動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為改革開放做一點實事。
南沙的開發，一直得到中央和省市領導的關心和支持。這是南沙得有今日的重要條件。只是在跟地方具體工作主管打交道的過程中，霍英東碰到的困難、遭受的打擊和挫折，實在難以為人道。有人貪天之功，有人搞對着幹，有人指責漫罵，有人從中作梗，有人故意設置障礙，有人敲詐勒索，有人乾脆排斥。一個地方的什麼「長」，手握半丁點小權力，就可以搞到你雞毛鴨血。可以說這十幾年來，我們一直受氣。內地一般政客的醜陋嘴臉、骯髒手段，傳統官場最令人討厭的厚黑術，在南沙都見過了。偏偏不知道的，是這些地方執行官究竟在哪裏幫助過我們。基金會與番禺合作組成東部公司，負責開發南沙22平方公里土地，基金會佔51，政府佔49。霍英東任董事長。有三個副總經理由番禺政府派出。以梁柏楠為首的三位官方副總經理，如今兩個在監獄已一年多，另一位遠赴美國定居已三年。但這三位，至今仍是主持南沙開發工作的官方「在位」主管。其他的事，可想而知。霍英東就說：自己一生所歷艱難困苦無數，卻以開發南沙最為嘔心瀝血。幾乎所有知情人都說：如果在南沙搞開發的不是霍英東，百分之百垮台。 (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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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還有報道，一些落馬官員會「鹹魚翻身」或「東山再起」。
當然，我不能無根據地講話。大量的根據，要在下面一點點敘述：
「夢裏不知身是客」：霍英東幾乎被人趕走
霍英東在南沙，試圖以個人力量，通過建立一個現代化新城作為探索，看看自己能為改革開放干點什麼。說實話，這種設計，似乎有點「膽大包天」，或者根本就是「不合時宜」。所以霍英東常說，南沙是他的一場夢。卻因「夢裏不知身是客」，霍英東幾乎被人趕走。
對梁柏楠「有目共睹」者，我是有權講話的一個。幾百次會議比肩而座，梁某見面是笑口盈盈，背後卻飛腳橫踢。此種感受，有幾個人比得上霍英東和我？下面我要回憶自己目睹的事實，可能會有點冗長和瑣碎，但這不僅對當下的現實，而且對將來研究商業史、地區發展史和內地改革開放史，都是有價值的難得材料。
霍英東在南沙，沒有佔用耕地，沒有享受任何特殊政策。地方官借霍英東在南沙奠下的基礎和信譽，向中央申請成立開發區。結果，1993年5月，中央批准南沙劃出9.9平方公里土地成立國家級開發區。這正是梁柏楠就任南沙書記一個月之後的事。但同時兼任南沙管委會主任的梁某等官員，實際上早把開發區土地劃在自己直管的一片耕地上。霍英東之功，立馬變成梁某一大政績。直到現在，番禺一些介紹文章還在說霍英東開發南沙是「在享受國家級開發區優惠政策中開始起步」（番禺古今，第6期，第23頁。番禺炎黃文化會編，2002年10月）。霍英東有口難言。
霍英東在南沙搞開發建設，從沒有用過什麼「優惠政策」；地方官在南沙卻搞「開發政策」，就是玩弄政策，千方百計利用政策撈好處。而且許多做法，明擺着跟霍英東對着幹。那情形，比新加坡的蘇州工業園被人「對着幹」，有過之而無不及。
霍英東在南沙搞個東發碼頭。他們緊挨着這碼頭，硬逼霍英東白掏兩千萬給他們搞個同樣的南偉碼頭，並交由現在被稱為梁某第一親信的同案犯陳某管，當地的貨物就往自己的碼頭拉。幾乎是公開拆你牆腳。厚黑至此，霍英東亦竟能大度寬容，說不要跟他們爭這種小利。但就這樣起家的南偉碼頭，今天竟是欠債兩億多的企業。
霍英東在南沙開了個直航香港的高速飛船碼頭，他們在蓮花山港口照搞一個同樣的碼頭。一個縣級單位建有兩個一級口岸，全國也僅番禺一家。靠的也是中央對霍英東的支持。更難忍受的是，地方官派到港口的主管人還利用南沙港口走私。 (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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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東在南沙搞了個高爾夫球場，他們在北面蓮花山照搞一個高爾夫；
霍英東搞個天后宮，他們在前面「開發」一個燒烤場；
霍英東想把港前路修到地方所屬的山後面成環島路，錢交出後沒有下文，他們說是用作「搬遷費」了；
霍英東要建個小型的蒲洲花園，他們在鄰近山腳挖來一堆黃泥，在山上拔來一堆小草，再插幾棵手臂般的小樹，便拿走了一千五百萬。弄到後來只好請香港的公司重做；
霍英東要建南沙廣場，從施工到監理全是他們的人，整整半個廣場的樁位，到露出地面才「發現」，竟然誤差20米！霍英東說：我一世搞工程，從未見過這樣離譜的事；
廣場建設中，經常停水停電。我們常為水電低聲下氣向地方官求救。他們提出要提前拉一條供電專線。我們被迫答應了，並從廣州請了幾位專家來考察。專家一致選定一個方案：從廣場西邊不到一公里的小山後面拉線。「梁家人」卻堅持要從七八公里外管委會旁一個變電站拉線。還不懂裝懂地說「山頭拉線有危險」。為此，供電問題被一拖再拖。
要知道，南沙開發是跟番禺合作，番禺不出錢，卻佔有49%的股份。所以，只要番禺有能力，所有工程都由番禺包攬。從中也可以看到梁某安排自己一家人「通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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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東也終於有被弄到受不住的時候。
南沙處在絕佳位置上，卻長期無人開發。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可用土地。為此霍英東把大量金錢丟在地下，換取河底泥沙噴上地面造出新土地。這是南沙開發一大工程。當時為爭時間，先開工後結賬。記得一次例會討論填沙問題。會上，工程負責人遞上一張要求結算的噴沙賬單。霍英東看後，眼睛突然一楞，說：「20元？有冇搞錯?」遞單人居然嘻嘻一笑，若無其事地說：「是呀，我們報天價嘛。」意思是，「你可以落地還錢呀」。只見霍英東面色一沉，眼睛直直地盯着這位梁某的另一個親信，沉聲說：「噴沙工是豬骨頭，有數可計。我請對面東莞人搞是8元一立方，請中山人來搞是10元一立方。現在是跟你們合作，你們要我20元？這不是錢的問題。你們是不是想趕我走？」說罷緊咬牙根，似乎內心一陣憤懣，輒自顫動不止。
霍英東一生奉行和氣生財原則，是個忍受力極強的人。他有時半開玩笑說：企業界為何女性比較少？因為女性常常不肯受氣。我跟他四十幾年朋友，從未見他對人發脾氣，十分寬容厚度。當日見他氣到那個樣子，所受傷害，可想而知。
不管如何艱難，在打通了珠三角東西兩岸的同時，南沙也終於一步步從爛泥灘和亂石塘中走出來。開始有了土地，有了四通八達的公路，有了碼頭、港口，有了現代化的會展中心、科學館、文化街，有了國際一流水平的花園、啤酒屋、高爾夫球會，有充滿傳統文化情調的南國水鄉和天后宮……，一座現代海濱新城的雛型已在珠三角的中心點出現。番禺也從一隻「病貓」變成五小虎之首。為此霍英東付出的財富、心血和精力難以計算。正在這時，梁某主持的南沙管委會借開光不久的天后宮，在中秋之夜搞了一場大型宣傳晚會。番禺幾乎所有領導、幾萬群眾、霍英東及其基金會上下員工均到場。組織者還把廣州電視台和一些有名的演員請來。演員按照組織者提供的材料編出一組節目。整個晚上就對着霍英東表演一個主題：南沙好。說南沙的路怎樣好，碼頭怎樣好，花園怎樣好……。但從主持人講話到演員的全部演出，從頭到尾竟沒提半個霍字。甚至連暗示的意思都沒有，反而有明顯的迴避，好像有意讓人感覺：整個「南沙好」，就是管委會的功勞。 ( http://www.tecn.cn )
這個晚會節目，第二天還安排在廣州電視台播放。後來電視台的領導發現有問題，才取消播出。
更嘔心瀝血的事還在下面。
「內外有別」：一個公章就可以令你破產
霍英東在番禺為什麼會有那樣遭遇?梁某一個副手道出了其中一個原因：即便身為國家領導人、全國政協副主席、在上層和民間都有極高威信的霍英東，在南沙大小官員眼裏仍然只是個「外人」。
事情要從賭博講起。在賭棍治下的南沙，地下賭場遍地開花。梁某經常出入的祈福酒店與南沙管委會距離只有幾百米，中間的金洲村內就開過公開賭場，大輪盤跟澳門的差不多，人山人海。省市有人多次來查禁。上午禁完，中午便照開。作為管委會主任的梁某不可能不知道。一日，在南沙廣場近旁的鹿頸村，傳來村書記突然死亡的消息。霍英東不得不關心，便問原因。梁某手下一位副主任，嘴角一杪就答：「正常死亡」。一副輕簿的樣子。後我們知道，村書記原來是為賭債自殺，便問那副主任為何講假。不料他兩眼一橫，牙縫邊「挑」了一聲，竟然講出一句真話：「我是共產黨員，不是一條狗！內外有別。」說話間，口水噴灑一地。最有意思是那句「不是一條狗」。正如諺語所說：「誰害什麼病，便老談那種病」。霍英東既被視為「外人」，便照咬不誤了。
原來因為是「外人」，處處消息被封鎖。我們一直處在信息不對稱之中而不自知。難怪霍英東搞的新技船廠、南沙有榮船廠、洛溪大橋、南沙大道、番中公路及其上三橋、三善大橋、沙灣大橋、虎門渡輪碼頭等幾乎所有項目，沒有一個不出問題。每個問題，不論從那個角度看，都是詭譎到極的案例，弄到你百般無奈，心力交悴。
作為漁民之子的霍英東，對重建海上絲路有特別興趣。所以他在南沙新城近傍跟番禺市政府買了一塊地，準備搞個船廠負責造高速快船，又搞個船廠負責修船。買地合約簽好，錢交過，領到的紅線圖邊界上還蓋着32個市政府國土局公章。於是造快船的新技船廠動工了。想不到廣州市政府連發十三個文件，說那塊地另有他用，原合約「不妥」，「誰都要顧全大局。否則將來全省工業每年會損失700億」，「會貽誤子孫」。一年「700億」，還會「貽誤子孫」。誰擔當得起？這不是當頭一棒，而是當頭十三棒！霍英東問：如果廣州喜歡時就可以說我跟番禺已經實施的簽約「不妥」，是否我跟廣州的合約將來又會被廣東說不妥？其他的合約，什麼時候會變成「不妥」？ (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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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廠在中央和省領導支持下還是建成起來了。但建起來又怎樣？一樣被整垮。
快船如果跟澳洲買，省時省力省錢。但霍英東為能讓自己人掌握新技術，高價請澳洲工程師來手把手教內地技術人員。為此，船廠職工培訓費每人每月平均高達萬元。
有衛星導航的高速快船「南沙38號」很快出來了。這是全國第一條科技含量最高的民用船。幾級地方政府都忙着拿這船廠去報「引進高科技項目」之喜。南沙更以有了第一家高科技廠為榮。伍紹祖來參觀時十分高興。他對霍英東說：「你可以造軍艦了」。當時霍英東計劃，將來每年造八九條這樣的船，便可以近海遠航方式為重建海上絲路開個頭。想不到的是，新技的第二條同樣的船「南沙68號」出來後，下水一年多了，一直灣在船廠邊，不准開航營業。理由是「防止惡性競爭」。南沙第一家正式被掛牌的高科技企業—新技船廠，在被政府反覆「報喜」領功之後，就此關門大吉。
有榮船廠的遭遇更慘。霍英東只是投資者。什麼董事長之類，全是虛職。一切管理者由管委會領導派出。從會計、出納、人事到倉庫保管，全是他們「一家人」。基金會根本無權過問。後來發現，原來船廠已經全部「轉租」給外地人，連自己的船去修也要照高價收費。更甚的是，他們還借「霍英東的船廠」名義，向外大量舉債。而這一切，直到債主告到霍家頭上之前，船廠董事會竟一無所知。霍英東差點嚇出一身冷汗，只好緊急約見記者。說明真相後，他說了一句值得海外商界千萬關注的話：「原來船廠辦公室主任櫃筒里有個公章，不需要通過董事會就可以跟任何人簽約。就算你有億萬家財，一個公章就可以令你破產。」 ( http://www.tecn.cn )
港人應還記得，2001年廣州出了一個「洛溪橋事件」。一時風傳南北。
二十餘年前，為打通珠三角中線通道，霍英東提出要建洛溪大橋，並無償捐資一千萬港元，加上何賢兄弟的捐款，利用當時的特殊政策使這筆錢增值用於建橋。橋建成後，霍英東從未收過一分錢，也沒有準備收錢。但大橋收費十幾年，群眾有意見，人大代表也不斷質詢。政府卻在公開答覆中說，洛溪橋是靠貸款興建的，還要繼續收費還貸。其中全無提到霍英東和何賢兄弟捐款之事。在廣州地區從大學教授到霍英東集團屬下員工，許多人都以為霍英東在洛溪橋收費中賺了大錢。霍英東又一次被玩成冤大頭。當年廣州大批記者向番禺提出質問，反而被番禺政府辦公室主任指責為「有礙安定團結」。兩天之後全廣州禁議。一些主要報紙還有通知：誰再報導就撤誰的職。此事至今未了。近日省市人大代表繼續追問:為什麼前期車少,一年半就還貸近兩個億，後期車多卻兩年才還幾千萬？為什麼一條橋的「管理費」要佔每年一兩億收入的30%？為什麼年年說賬目會公開，卻至今未能公開？洛溪橋兩邊每天有十幾二十萬人往返,政府什麼時候能給他們一個公道?其實廣州有不少知情人了解，洛溪橋賬本上，根本沒有霍英東捐款一項。而還貸項目上卻清楚寫着霍英東的名字。
類似的事情在其他路橋方面同樣存在。霍英東基金會與番禺路港公司與路橋公司合作，借一億元給他們搞南沙大道，只還七千萬，餘下三千萬不了了之；
1986年，霍英東為在南沙直接打開珠三角西部通道，倡議跟番禺合作，建番中公路及其上三座橋，加上三善大橋、沙灣大橋共一路五橋，由霍英東基金會投資8000萬港元，外加150萬美元。同時簽有三個合約，寫明一要還本付息，二要按雙方比例分紅。當時番禺為方便進口鋼材之類建橋物資，把8000萬港元投資款中的3000萬報為「捐款」。現在17年過去了，這些項目獲得了巨大收益。我們卻至今未收過一分錢。更未看到賬目，甚至連最簡單的公司報表都未見過。2002年，忽聞他們要「上市」，並提出還給基金會8000萬港元了事。為此，番禺單方面把我們的投資改稱為「無息貸款」。當年白紙黑字的合約，竟被視為無物。
基金會亦無他，只要求他們先公報賬目，以示公正，卻一直遭到拒絕。為什麼總是賬目不能公開，又總是無人能管？更總是狀告無門？ ( h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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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門渡輪事件同樣使人煌恐不安。
虎門渡輪碼頭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第四天動工打樁的。霍英東當時所冒風險可想而知。碼頭建成後，使珠三角東西兩岸交往平均縮短一百多公里。到現在已有六千多萬車次經碼頭飛過對岸。十幾年來，這碼頭為珠三角整體發展作了巨大貢獻，更為番禺提供了巨大經濟利益。到2003年底止，地方政府從渡輪碼頭所得利潤約三億七千萬元，霍英東基金會所得只有三千一百餘萬元。連番禺零頭的一半都不到。而且這是十幾年來霍英東在南沙投入四十多億元後的唯一收入。被梁某揮霍的二千多萬，主要就是從渡輪碼頭屬下東引渡公司中提取。而這東引渡公司，也是用霍英東名義在東莞地頭建成。
有人說霍英東在南沙是失敗的，因為沒有賺錢。不錯，如果從商人逐利的本性來說，在南沙十幾年只有支出，沒有收入，霍英東是「失敗」的。問題是,在內地、在南沙的霍英東不是商人，不是企業家，而是社會活動家，是以貢獻、付出、犧牲為業的慈善家，是致力於改革開放探索、試驗的愛國者。甚至他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政治身份，實際上也僅僅限於這些方面的活動。因而若把內地的霍英東仍然看成是商人，他就是「失敗」者。
相反，霍英東在南沙組建的渡輪碼頭極其成功。就這樣一個以其巨大社會價值正常、穩定地經營了十幾年的企業，居然一樣會突然「大禍臨頭」。政府有關主管人員不知領了什麼「新精神」，突然對碼頭頒髮禁令，而且今天通知，明天就帶上武器和手鐐來「執行」。出於無奈，第二年在北京「兩會」上，霍英東又被迫講了一段話，值得再讀一次：
「我參與國內改革開放事業是義無反顧的，也是「不走回頭路」的。我已年近八十，還有何求？我只是想藉此機會再次提醒一句：市場運作靠法律保障，法律靠信譽支持。如果沒有信譽，法律條文有什麼用呢？合同合約又有什麼用呢？一個十年來健康、有效、作用巨大的企業，僅僅因為某個執法部門的某位領導對某項規章有他個人認為可以「參照」的解釋，一夜之間，就變成近乎是「非法」企業，誰的信譽出了問題？
當我在這裏發言時，我所關心的，不是所提具體問題是否能夠得到恰當處理，而是這些問題拖着的長長陰影，使我不得不關注。」 ( http://www.tecn.cn )
偏重說教，易出偽君子
梁柏楠多次公開的「自我檢查」說的是同一句話：「首先是自己不注意學習」；「都是自己在學習上放鬆了」；「是自己對政治學習重視不足」。
廣州市紀委分析梁某犯罪的原因是：「放鬆了自己主觀世界的改造、拜金主義思想膨脹起來了」。內地講到官僚腐敗原因時，基本上都是這類調子。
我不明白，為什麼時至今日，還是講這種虛幻、不着邊際、似是而非的東西。其實，資本主義就是拜金的，市場經濟就是逐利的。如果企業家不賺錢，不拜金，當什麼企業家？霍英東在南沙就是因為不拜金，所以如果作為商人，他就算是「失敗」者。當然，拜金成「主義」會有問題。但什麼「主義」沒有問題呢？現在內地，凡有官員腐敗，就批拜金主義。卻不知拜金主義逐利的本性比起封建主義拜神說教的那一套，是歷史的一大進步。拜金者會認為金錢是寶貴的，正如拜神者認為神是神聖的一樣。正因此，拜金者才會珍惜金錢，才會去積累資本，才會拿資金去投入再生產，而不會在拜神、賭博與地主式的顯富比貴中，在蔑視金錢、仇恨財富的潛意識中，胡亂揮霍。霍英東過去在香港就是因為拜金，才積累了那麼多資本，今天才可以回報社會，為改革開放做點事。梁柏楠之類，根本連當拜金主義者的資格都沒有，實際只是一個懷有典型地主心態，千方百計要「光宗耀祖」，又不惜以命押注的無知賭徒。他的發跡，只不過是這個時代和這種體制在某些時候正好「需要」這種愛做拜神表演的無知者罷了。要知，中國人長期以來不是沒有創造財富，而是有大批人胡亂揮霍財富，使原始資本長期無法完成積累，始終難以進入資本主義社會。
把官僚腐敗問題的根源看成主要是精神層面的東西，以為通過學習、思想改造、喊口號、表忠心這類不着邊際的道德說教可以解決問題，本質上是一種有害的農民意識和江湖習氣。
內地在政治教育方面一個嚴重問題，不僅是假定人性為善，而且非常錯誤地假定權高位重的人，道德品格一定好。幹部口口聲聲「為黨為民」，其實只需對上「負責」。而上面就喜歡對下包庇。結果是一代又一代培養出大批靠表忠心、拍馬屁、喊口號往上爬的偽君子。甚至連林彪那樣的軍事將才，也不得不越來越虛偽起來。
在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廣西主席成克傑、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福建省委副書記原廈門市委書記石兆彬、江西副省長胡長青、浙江副省長許運鴻等人之後，僅以2003年倒下的那批高官，貴州書記劉方仁與副省長劉長貴、、雲南省長李嘉廷、河北書記程維高與副省長叢福奎、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浙江省副省長王鍾麓、遼寧省副省長劉克田、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王雪冰、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湖北副省長孟慶平、廣西副主席徐炳松，一直到梁柏楠，哪個不是曾經「赤膽忠心」、「兢兢業業」，對黨對人民信誓旦旦的政治明星？最近剛被「雙規」的重慶市宣傳部正副部長張宗海和張小川，更是以宣傳教育為業的人。劉方仁落馬前夕還對記者說：「落實以德治國，必須大力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建設，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充分發揮廣大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
梁某被「雙規」前一年，是省市著名的「三個代表」學習的「先進典型」。他常在霍英東身邊向參加南沙工作例會的全體員工講解黨的政策，講解如何「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代表先進文化、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三個代表」理論。他按照「三個代表」要求，在番禺廣泛開展「五必訪」、「三不怕」、「三聯繫」、「三對照」、「三查找」活動，並12次親自下潭洲鎮抓試點，「進行面對面的講，手把手的教，心貼心的幫」。還有誰比梁某之類更重視「主觀世界的改造」？還有誰比他們在改造中「立黨為公，立黨為民」的表現更「好」？幾十年來，中國曆次政治運動，總是充斥着這類魔幻般的詞語。還是洗腦袋、表忠心、喊口號那一套精神打扮，正是偽君子最容易接受的東西。有人指出，成克傑就曾公開說：「一想起廣西還有700萬百姓沒有脫貧，我這個做主席的是連覺也睡不着啊！」李嘉廷犯案被捉前夕在網上還說：「我最大的心願是在未來5年內解決(雲南)尚未解決溫飽的160萬人的貧困問題」。類似的如，「一想起那些失學孩子稚嫩的雙眼，我這個做市長的就吃不下飯」；「還有那麼多下崗職工需要幫扶，我這個省長哪能睡安穩覺啊」等話，腐敗官員都講過。
虛假的東西有時還表現得很滑稽。廣州市紀委在一個通報中還提到，2003年廉政建設宣傳教育中，「全市黨員幹部共有990人次自覺登記上交和拒收禮品、禮物、禮金、回扣等折合人民幣649260元，港幣7500元。」算下來，人均只有660多元！什麼回事？梁柏楠還「上繳」過十幾萬呢！一位讀者在網上對梁某案發表他的看法說：「在我們的珠三角一個區委書記的一把手，區區一百多萬元算是一個很清廉的好官來咯啦！有什麼大驚小怪呢！一個鎮委書記最起碼的標準都貪千萬以上。一百多萬隻是一個村委書記的標準來的！我們的書記真聰明。自己貪一百多萬。親屬就起碼超過億萬身家才真了不起呀！ 」另一位在番禺工作過十年的小老闆說：「如果只貪一百多萬，應該是廉政標兵了。我在番禺時，每年幾個大節，這位要送一萬，那位要送一萬。番禺有多少公司？那家敢不送？」這些看法，雖然不能作為根據，卻是很能代表當下民眾為什麼對腐敗深惡痛絕的心理。
我想，總愛從認識層面上泛泛而談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廣泛空洞之說易含糊搪塞，易被誤導為已經找到解決方法，因而可以拒絕追問、拒絕責任。這是愛講「主義」者的習慣做法，本就是中國至今仍深深植根於農民社會中的社會特徵。為什麼各地還有大量農民出身的「一把手」當政就是說明。直到現在，對中國的最深理解，仍然要在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和鄉土生活方式的框架下進行。愛獨斷專橫、玩弄權術，愛「雞犬升天」、「光宗耀祖」，愛虛張聲勢、怕吃虧，愛賭博而且膽大妄為。梁柏楠之類就是例子。有人說，現代化也是一個「終結農民」的過程。不是沒有道理。
愛好精神打扮的人，也愛好「精神打擊」。凡有跟他心意不合者，即行被扣大帽。開口便是「六四份子」、「反對改革開放」、「破壞安定團結」。他們對通過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方法，爛熟於心。其實是內心虛弱，自己無法把握命運的一種心態反映。許多腐敗分子都是這方面的能手。梁某亦不例外。
世界上還有哪個現代國家有這套「政治學習」、「思想改造」、「精神打擊」的把戲？也未聽說有「組織」、「思想」、「作風」的 「老三大建設」。如果這套東西行得通，就不會有今天的改革開放了。思想是可以像建築工程一樣由「工程師」設計製造，說改就改？ ( http://www.tecn.cn )
牛欄關貓：「到我們這一級別的幹部就沒人管了。」
腐敗是國際性現象。一個國家這麼大，出幾個腐敗分子很正常。如果內地只是出三幾十個普通腐敗分子，也是小之又小的事情。80年代開始查處省部級高官時，沒有「腐敗」這個詞，只說「不正之風」，最嚴重的也只是「經濟犯罪」。 第一個被查處的是1980年10月，商業部長王磊在北京豐澤園飯莊吃喝不付費，被當作不正之風的典型受到中紀委通報批評。到1987年1月，原江西省委書記、省長倪獻策被開除黨籍，且被依法判處兩年徒刑，才出現第一個由於腐敗受刑事處分的省部級高官。
誰想到進入九十年代，形勢大變。31省，近7年14個交通廳長倒下（2004-04-17 瞭望東方周刊）；一個廣州市，近五年99個局級幹部出問題，其中黨政「一把手」38人。廣州有幾個局級單位？貴州從省委書記劉方仁到副省長劉長貴、交通廳長盧萬里、地稅局局長羅發玉、新聞出版局局長姚康樂等竟然腐敗分子成窩，被稱作「腐敗軍團」。近十年被處分的腐敗幹部有一百多萬。帶走50多億美元的4000多腐敗外逃分子也只抓回596名。中科院與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發表的《中國高官腐敗的特點和變化趨勢研究》表明，1998年查處的省部級領導幹部12人；1999年查處17人；2000年查處22人。2001年9月26日到10月22日，不到一個月，4個「省部級」高官落馬。1987-1992年受到查處的省部級官員就達110人。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計,全國紀委立案處置的腐敗幹部846150人。其中縣(處)級幹部28996人,廳(局)級幹部2422人,省(部)級幹部98人。被司法機關判刑的高官數量，1992年之後大幅度增加。2003年初，中央決定「加大反腐力度」，結果又是12個省部級高官現出原型。
要知內地查處高級領導的工作還僅僅是開始。而全國省部級幹部，約只有二千人。同一份研究表明，在可查的高官腐敗案例中，80.6%只因「被牽連而發現」。只有1件受檢察機關主動檢控。主動投案的只有2.77%。真正只是冰山一角。好像是越反越多，越反級別越高，情節也越反越嚴重。難怪有人問為什麼會「前腐後繼」。
腐敗已經具有普遍性、結構性和政治性特徵。每捉一個腐敗分子，周圍的人並無驚詫，反而說：「這算什麼？是他倒霉罷了。」
這究竟是為什麼？我看到一堆從網上下載的資料（據說網上有近200萬個網頁在討論腐敗問題）。官方、學界、百姓各自給出不同解釋。
廣州市紀委在總結梁柏楠犯罪過程時除「思想」說，還有個「心理」說：「一把手"的特殊心理是梁柏楠從一個區委書記墮落為腐敗分子的重要原因」。不知為什麼，官方總不肯提學者的說法：沒有制衡的權力必定導致腐敗。百姓的說法很形象：「現在，唯一制約幹部行為的只有自己的良心，可現狀是，我們的不少幹部己經沒有了良心。風頭過後一切照舊」。
一位網友周洪慶有另一種說法。他認為，官員不怕失信於民的原因有三:一是官帽不在民之手，官帽拎上級領導手中。二是官績不需民承認。而是「領導說你行，你就行；領導說你不行，你就不行」。所以一些官員要不擇手段，欺上瞞下，虛報浮誇以騙取政績，或者不惜勞民傷財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以吸引領導眼球、討得領導歡心。三是官位不會久不動。雖然有關章程和法律規定，地方官員每屆任期通常為五年，而且有些職位還可以連選連任，但只要官員自己願意，只要官員肯去「活動」，他們往往尚未屆滿即可升遷或挪動、拍着屁股走人。「三不」的實質是官員只需對上負責而不需對下負責。上不憂國，下不憂民。
比較來說，官方的「分析」最避重就輕，不着邊際。相反在這方面，敢講真話，而且講得最入骨的，還是腐敗分子自己。因受賄被判死緩的原山東泰安市市委書記胡建學，為人目空一切，狂妄自大，手段惡劣，肆無忌憚。他曾得意忘形地說了一句真話：「到我們這一級別的幹部就沒人管了。」被判死刑的胡長清說得更精彩。他對什麼「監督」根本不肖一顧，認為對他是「牛欄里關貓，進出自由」。
為什麼「我們這一級」就無人管呢？因為「一把手」口中的「我們」就是黨的化身，就是「人民」的代言人，就是「真理」、「正確」、「偉大」。只需要他頂頭的一個人承認便誰也不能管，也不敢管。而「頭上人」跟「頭下人」通常有「信任」關係。那便萬事大吉。只要「第一把手」的權力無約束，百姓就普遍「望官生畏」。監督便成虛設。這就是黨內歷來有「監督」、輿論亦有「監督」,卻總是作用不大的原因。
2000年昆明舉辦了一次政法幹部培訓班，一位北京的教授在班上說：「你們的李公子(李嘉廷的兒子李勃)不得了，黨中央在指揮全國打擊走私，他竟然還在走私汽車，幸虧有個好爸爸。」在座的全是當地政法幹部，竟無人敢追問。（2003年05月15日 中新網）
張小川安排在重慶電視台工作的兒子愛吸毒，毒性上來又無錢買毒品的時候，就會在重慶廣電局大院裏大罵父親：「你這個貪官，不給我幾十萬，我就把你的事情都說出去」。四周的人沒有一個敢報告。（2004年07月23日四川新聞網）
報上介紹知情人說，梁柏楠在任區主要領導以後，大搞"一言堂"，獨斷專行、說一不二，不按程序辦事，嚴重破壞民主集中制；工作作風極其霸道，集官氣、霸氣於一身，時間一長，就產生一種無形的影響力，大家都不想得罪他，不敢違背他的意志。
梁某「撥地」是個典例。百畝、千畝、萬畝，在他的手裏，可以撥來撥去，可以無償撥，可以任意自定低價撥……，毫無法律保障，無社會力量約束。書記權力大到這個程度，還有什麼好事？
中國皇帝無人管，眼皮下只有王土、王臣。當年毛澤東也是因為無人管，才可以直言不諱地說「我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想不到現在內地，從陳希同、胡長清、成克傑到梁柏楠等人也是因為無人管，便成了當地的小皇帝、小毛澤東。在他們的眼皮底下，不也是「莫非王土，莫非王臣」？ ( http://www.tecn.cn )
黨政租金太高：唯有政改才有出路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前赴後繼地艱難尋找的「現代化」，究竟是什麼？如果我們不去弄明白，尋找現代化道路的努力，再過一代人還是會失敗。
按目前的認識，現代化，主要就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自由社會三條。其他都是衍生物。但內地直到今天，一邊高喊「現代化」口號，一邊仍然是官商經濟盛行、權威政治泛濫、社會生活仍然離多元、開放、自由的理念很遠。社會沒有法律權威和理性權威，只有職位權威和身份權威；人家在放棄「全能政府」，內地卻企圖強化「全能書記」，一把手往往就是一切；各種問題不是依靠有效的制度安排，而是迷信意識形態的教化控制。中國社會要完成向現代化的轉變，還有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資本逐利，權力尋租，都是本性。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諾斯在他的理論中指出，國家是這樣的一個矛盾體：一方面要滿足統治集團的租金最大化，另方面要降低交易費用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增加稅利。因此，經濟史上存在大量無效率的組織，促成經濟體的長期衰退。
中國近一二百年來經濟長期衰退，是諾斯理論的一個很好例證。改革開放本來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希望。但現在似乎又碰到巨大的困難。目前，最大的困難集中到一點，用諾斯的市場用語就是：黨政的「租金」太高，國家管理的成本太大。作為顧主的人民可能會付不起。試想，政府為「管理」一條洛溪橋，每年要三五千萬元，老百姓還怎樣活？為什麼內地有那麼多偽劣產品？在某種意義下，不也是跟政府租金太大有關？或者說是：由民眾肩扛的官印太重。
這種說法我看不明.其實，中國人的天地，就在一方官印之中。所有「天地官印」之說。壓斷脊樑，把官印扛起。這就是中國三千年歷史。
有人說，「中國現實的變革進程其實就是對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階層進行贖買的過程，贖買的代價雖然很高，但是，卻是在一種避免了整體動盪的前提下悄悄進行的過程」。那就要看價錢和承受心理了。如果超過一個承受限度，便會變成大動盪的根源。
按清華大學胡鞍鋼教授的研究，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官員腐敗造成的各種損失每年約9875億到12570億元。一個案件從立案、調查到處理，所投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還未計算在內。要知，1994年全國教育經費不到1060億元；1998年才到2949億元；到 2002年也只有5480億元。
2004年2月的《瞭望周刊》刊文指出，現行公務消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異化為權力消費，助長了鋪張浪費之風，是滋生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的重要土壤，妨礙經營領域公平競爭。由此造成我國政務成本日益膨脹，行政管理費用居高不下。有專家經統計比較後指出，我國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1999年全國地方行政管理費中公務員人均開支的辦公費、差旅費、郵電費、會議費之和達到近3000元，占公用經費總額的58％。「公用經費」用於公眾者，原來只有42%。
當然，最嚴重的問題不在佔用「公用經費」。而在於權力經濟。權力當然是最「經濟」的。一個電話就可以換幾百萬、幾千萬。但把「權力」當作生產要素，對市場、對經濟、對社會是最大的破壞。對個人也不會有好結果。中國不少商業奇才，論智慧、論勤奮絕不在西方人之下。但總是難出大企業家，出了也要垮台。結果各行各業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敗在官商勾結。 ( http://www.tecn.cn )
明初的沈萬三，已經富可敵國，卻因愛傍官，最後家破人亡,幾乎等於「滿門抄斬」。
晚清的胡雪岩，靠依附朝廷和官宦起家，滿足於在特權中投機取巧，一時紅到發紫，被稱為「紅頂商人」。最後卻在跟擁有現代經營理念的英商競爭中一敗塗地。
隨後的晉商更典型。農家子弟雷履泰，於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創辦山西票號，是為中國現代銀行之創始。當年雷氏立下嚴明律例，其中有：上下同人不准在外買空缺官職、賭博娶妾等，如有違者立時出號。幾經艱難後，終使其票號匯通天下，勢傾朝野，以「天下第一號」之稱建下百年基業，無人能敵。可惜其晚輩有違祖訓，改走依附朝廷路線，熱衷於尋求特權，留戀於非市場行為，靠為朝廷籌款、借款，靠西太后的悉心關照過日子。結果三年就垮台。而同一時期，西方銀行與現代郵政正從中國沿海向內地擴張，從根本上動搖了票號的經營方式。黃鑒暉在《山西票號史》一書中就指出，如果不是依附朝廷，而是接受現代私人銀行制度，雷履泰的玄孫雷東陽，就不至於最後餓死平遙街頭。 ( http://www.tecn.cn )
當下的情況亦一樣。
李嘉廷的小兒子李勃和別人說到他的職業選擇時曾說過：「身在侯門，不當革命接班人就當商人。」有論者說，李勃就因為「有身為省長的老爸在背後支撐」，因而「在雲南商界呼風喚雨」，銀行就像自家開的一樣，「哪個行業最賺錢，就會攜巨額銀行貸款『殺』向哪個行業」。（2003年09月23 金羊網-新快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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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維高曾公開炫耀說：「我在官場已經得到了這個地位，我兒子在商場上能取得很大成功，也是光宗耀祖」。
李、程兩人的話很可怕。說明弄權者不可能自動放棄權術，不僅自己能上不能下，而且要保持權力遺傳的封建專制功能。使得權力的退出成本極大。有人翻查了近年落網的大貪官資料，發現幾乎所有大貪官的子女都在經商，而且無一例外地「大獲成功，大發橫財」。但發財又怎樣？李、程的兒子是榜樣。周正毅、楊斌和福布斯雜誌上登過的一些內地落馬的富豪同樣是例，都是敗在官商勾結中。
現代社會，人們能共處，全靠一套契約，就是關於共同價值的認可。這是社會存在本身合理性、合法性和道德性的基礎。只有農民社會是「愛好和尚打傘」的社會。
封建社會重身份，市場社會重契約。從農民社會到現代社會是由身份社會到契約社會的轉變。市場關係就是契約關係，不是身份關係。一個書記的價值由市場對這個公僕的需求價格決定，而不是由書記的「父母官」身份決定。以身份權力介入市場，就是違反市場對書記願意支付的租金，或者是書記企圖用身份體現的權力非法抬高自己在市場社會的契約中規定的租金。如果不懂這些，搞什麼市場經濟？叫什麼「三個代表」?
「官位」可以「贖買」，但不受約束的貪得無厭之心不可贖買。現在可以看到，當代中國在現代化轉型中，最大痛苦莫過於官僚系統的變換。官員要從兩三千年的官本位傳統轉向民本位，要從「父母官」身份轉向契約下的「合同工」地位，要從無所限制的全能、全包、全管的獨裁角色轉為有限能力、接受監督約束的公僕地位。這對抱着滿腦封建專制思想的人來說，其中的苦痛、割捨、失落，將無以復加。
「能夠通過市場解決的問題，一定不要由政府干預來解決」，「市場經濟有可能失敗，但政府過多的干預必定導致失敗」。在市場化國家中，這些都是常識。但在今天的中國，似乎有點相反，幾乎一切稍大一點的經濟活動，必定是在官員「領導」下進行。為什麼許多大案都跟土地問題有關？因為土地最易進行錢權交易。土地產權變革是中國的致命問題，連這個問題在法理上都無保障，改革會倒退、異化、變質的可能性便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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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的改革是從赫魯曉夫開始的。但他堅持稱自己是「斯大林主義者」，不肯進行政治改革，最終失敗。
最近任仲夷對改革問題有精闢的見解。他認為，中國最大的特色是專制。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應同步進行。要向西方的政治文明學習，學習他們的輿論監督，學習他們的權力制衡。要有作為，就得有大勇、大智。要啟動政治改革，但同時不能亂。唯有政治改革跟進才有出路。民主是最好的防腐劑。這是許多人的共識。 ( http://www.tecn.cn )
祖國會富強：可能霍英東是對的
被處死刑的胡長清曾對移居國外的兒子說：「總有一天中國會不行的」。他為全家辦了化名身份證和因私出國的護照；被判死緩的叢福奎早就變成佛門弟子，自號「妙全」，天天在家燒香拜佛。這些省領導，對國家還有什麼信念？ ( 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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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震驚於內地官僚系統的現狀，困惑於現代化事業的艱難，更對中國的未來感到茫然，有時甚至覺得無所適從。
我更惋惜，南沙開發事業有如改革開放大局，本是如日初升。現在卻是問題叢生，連一個早已經多方專家反覆審定並上報國家的整體規劃都不知能否執行。還不知今日以全新姿態穩坐珠三角中心位置上的南沙，會不會因為腐敗者或無知者的干擾而功敗垂成。
我感到無奈，看到霍英東以為改革開放應是大家認同的道路，建設南沙是對番禺人民極為有利，不料自己碰到的「合作者」，原來是要命的對手。正是「我欲將心比明月，無奈明月照溝渠」。霍英東這十幾年在南沙的日子，步步艱辛，事事艱難。
目前改革開放大勢，應該是好的。但以為後續的發展不會有大問題就很危險。中國曆朝都有自己的興盛期，卻有如現代一些大公司，說垮就垮。從漢晉到隋唐至宋元明清，甚至民國初年，均無例外。遠的不說，陳濟棠時代的廣東，形勢就一片大好。僅僅因為國民黨黑暗腐敗的人事原因，一樣是說垮就垮。
現在梁某之類在南沙給我們留下的問題，還像瘧疾一樣，讓人顫抖着過日子。而腐敗竟有普遍「前腐後繼」之勢。不禁使人想問，改革開放的路怎樣走下去。霍英東想的也是這一點。而不是自己的投資如何能收回。這又使我不能不憂慮。
我沒有什麼理論，句句大實話。偏偏大實話最得罪人。只是事實如此，我也沒有辦法。我今年82歲了。也奇怪自己，家國難忘，竟還有那麼多東西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