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被抓後，1976年10月21日，郭沫若發表了《水調歌頭 大快人心事》：「大快人心事，楸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梁。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最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而就在五個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郭沫若還寫有一闋《水調歌頭 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捲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1966年6月5日，在「紀念毛澤東《講話》25周年討論會」上，郭沫若致閉幕詞，題為《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隨後，郭仍感意猶未盡，向在場的江青即席朗誦了新作《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文革」前夕。毛澤東請章士釗、程潛、金岳霖等湖南同鄉吃了一頓飯。在談話中提到蘇聯，章說：「西鄰責言勿理也。」金聽後愣了一下，什麼也沒說。
有一天金岳霖到陳寅恪家，遇有一個學生來找陳，問一個材料。陳說：「你到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註裡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線索去找其餘的材料。」金聽後大為傾倒，說：「寅恪先生的學問我不懂。看來確實淵博得很。」
林宰平曾對金岳霖說：「東蓀太愛變了，並且變動得很快。」
李慎之說：「季（羨林）也許在梵文方面有專長，但在學術思想上無非是一個庸俗的民族主義者（今稱愛國主義者），現在則給他戴上許多高帽子，甚至稱之為『學術大師』。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無大害，只是學術界這樣捧一個對國學與世界史近乎無知的老人，實在是中國的恥辱。」
某年，錢理群當選為「十佳教師」，不久，收到一個學生的信，信中說：「我們為什麼要選您呢？是因為我們覺得您很可愛。」錢對這個評價非常滿意，「因為我覺得任何一個人都不能作為『代表』，一作為『代表』他就完了，我代表不了任何人，我就是錢理群，說我可愛我就很滿意了，我在一篇文章里開玩笑說：如果我死了，就在我的墓碑上寫上：這是個可愛的人。我認為這是一個不低的評價。」
毛曾說自己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把蔣介石攆到幾個海島上，一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1956年4月25日，胡風事件剛過，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報告，談到「頂級反革命分子」時說：「什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82頁）
1945年10月8日，胡風前往重慶九龍坡機場歡送前來參加國共談判的毛澤東回延安的，這已是幾天裏他們的第三次見面了，但交情難說深厚。在歡送的人群中，雖然胡風「被徐冰從背後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沒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胡風自傳》）
有人說胡風不是反革命作家，毛澤東說：「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
受「胡風案」牽連而被捕的教授、專家、學者無數，但正式判刑的只有三人：胡風本人被判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改判無期徒刑，收監關押）；阿壠被判12年；賈植芳被判12年。
1955年5月25日，全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有700多人參加的鬥爭「胡風反革命集團」大會，翻譯家、美學家呂熒隻身一人登台為胡風辯護：「胡風不是政治問題，是認識問題，不能說是反……」，話未容說完，就被扯下了台。
錢鍾書看到剛公佈的「胡風案」第二批材料後說：「胡風問題是宗派主義問題，他與周揚有矛盾，最後把胡風搞下去了。」
紅衛兵翻牆進入巴金的家中，喝令巴金全家人都站出來。巴金的妻子蕭珊溜出去向派出所報案，派出所說：「這事我們不能管。」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談到教育問題時說：「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辦法，我不贊成，要完全改變。」「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穫，為什麼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毛澤東論孔：「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麼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架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作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不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
馮友蘭在1950年10月5日致函毛澤東：「決心改造自己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在回函中說：「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
馮友蘭、湯一介、周一良、魏建功是「梁效」最初的骨幹成員，以後又補充進林庚等人。從黨的十大到1976年10月，「梁效」共發表了一百八十一篇文章，所發的文章經常刊登在頭版頭條，當時社會上流傳：「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
光未然《黃河大合唱》原稿是「風在吼，驢在叫，黃河在咆哮……」據說當年馬匹都入伍打仗去了，只有驢在山道上奔波。賀敬之看了初稿之後，認為「驢的形象稍遜雅觀」，建議將「驢在叫」改為「馬在叫」。
在台灣「美麗島事件」（台灣民主進程的標誌性運動）中，軍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處以死刑，可是蔣經國傳話，不得有任何人遭處死刑，只要他在位擔任總統，「不允許台灣島上有流血」。
范曾與黃永玉積怨頗深。某次，范與友人在北京飯店吃飯，碰巧鄰桌就是黃永玉、黃永厚、梅溪三人。酒席間，忽然黃永玉大喊：「我今天要打一個人！」但被同桌黃永厚擋住去路。范曾後來說：「其實以黃永玉之三寸丁葛樹皮和嶙峋瘦骨，何待用啤酒瓶，以本人少小時學得的一、二散拳，足以使其跪地求饒。」
1937年9月平型關大捷後，毛致電林彪等人：「關於繳獲數目對國民黨不可誇大，但對外宣傳可略增數目字，是否可說俘虜千餘人，汽車八十餘輛，坦克五輛，炮三門，炮彈三千發，請酌定見告，以為統一。」
楊尚昆曾說過：「對學部委員名單……要真是在學術上有地位的人；共產黨員的安排亦必須是有學術貢獻的，不能憑資格和地位，黨派去在科學機關服務的人則不能以學者資格出現，要老老實實為科學服務。共產黨員不能靠黨的資格做院士。」（《楊尚昆日記》上冊）
吳祖光在「鳴放」時說：「對於文藝工作者的『領導』又有什麼必要呢？誰能告訴我，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和莫里哀？……」旋即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他妻子新鳳霞僅僅因為不願意與他離婚，也被定為「右派」。
弟子們編的《季羨林文集。前言》初稿有「國學大師」、「國寶級學者」、「北大惟一終身教授」等一堆字眼，季老看後要求刪去，並說：「真正的大師是王國維、陳寅恪、吳宓，我算什麼大師？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師們的項背，不過是個雜家，一個雜牌軍而已，不過生的晚些，活的時間長些罷了。是學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惟一的』，文科是惟一的，還有理科呢？現在是惟一的，還有將來呢？我寫的那些東西，除了部分在學術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過是小兒科，哪裏稱得上什麼『家』？外人這麼說，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你們是我的學生，應該是了解的。這不是謙虛，是實事求是。」
1943年，戰事深入內地，西南聯大外文系幾成戰地服務團。吳宓1944年1月9日日記云：「宓閱《掃蕩報》副刊，聯大某生撰文，（聯大女生）多與美兵狎近，每次價美金二十元，名曰『國際路線』。因之，外語系中學生亦驟增多云云。是外語系乃妓女養成所矣。何中國青年之粗獷卑劣一至於此！」
吳宓一生日記不斷，足有幾百萬字。「文革」爆發後，吳擔心自己的日記不安全，就轉移到一位門生那裏，隨後找來一張紙，習慣性地記下了當天的日記，包括何人何時如何轉移日記藏於何地。不久，吳宓果被抄家，造反派按圖索驥，一舉將吳宓全部日記抄回。吳宓在「牛棚」聞知此事，痛悔不已，連連頓足：「這是我一生中乾的最大的一件笨事！」
劉節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時，每年春節都要去老師陳寅恪家裏叩頭行禮。在「文革」初起時，學生要鬥爭陳寅恪，劉節攔住，大呼：「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鬥我就行了！ 千萬別鬥他！」陳寅恪以身後著作相托的學生蔣天樞，到廣州看望老師時，每天與老師晤談，筆錄。有一天，蔣天樞去，陳氏忘記讓坐，蔣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說話，不敢坐，而陳氏目盲，竟不知。
《吳宓日記》出版前，編者想請已八十多歲的錢鍾書為之作序。錢氏為此寫了一封信給編者，請其將此信「附入日記中」。此時錢氏才在日記里見到，幾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吳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說，「不意使先師傷心如此，罪不可逭，真當焚筆硯矣」。他還說，將此文附入書里，「俾見老物尚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頭白門生倘得免於削籍而標於頭牆之外乎！」
1957年5月19日，北京一些高校中開始貼出大字報，毛澤東對之十分首肯，他說：「大字報是個好東西，我看要傳下去。孔夫子的《論語》傳下來了，『五經』、『十三經』傳下來了，『二十四史』都傳下來了。這個大字報不傳下去呀？我看一定要傳下去。比如將來工廠裏頭整風要不要大字報呀？我看用大字報好，越多越好。大字報是沒有階級性的。」
聽完1966年10月3日廣播《紅旗》社論「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周恩來大為不解。他對王力說：「黨內路線問題只有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提法，怎麼用了『資產階級』，還『反動』呢？我要去問主席。」
當徐志摩的妻子張幼儀知道徐真正所愛是林徽音時，對友人說：「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複雜、長相更漂亮、雙腳完全自由的女士。」
李健吾抗戰期間聞聽林徽因雖罹患重病而不離開祖國時，激動地說：「她是林長民的女公子，梁啓超的兒媳。其後，美國聘請他們夫婦去講學，他們拒絕了，理由是應該留在祖國吃苦。」
金岳霖十幾歲的時候，按照邏輯推理出中國俗語「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有問題。他發現，如果把這兩句話作為前提，得出邏輯結論應該是「朋友如糞土」。
辛亥革命爆發後，金岳霖很快就剪去頭上的辮子，還仿唐詩《黃鶴樓》寫了一首打油詩：「辮子已隨前清去，此地空餘和尚頭。辮子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溜溜。」
金岳霖28歲的時候，在《晨報&S226；副鐫》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優秀分子與今日社會》的文章，中說：「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
吳宓將他的羅曼蒂克寫成詩，還發表出來，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九洲四海共驚聞」等句。金岳霖看後覺得不妥，就對吳說：「您這是私事，私事就不應該在報紙上宣傳。我們天天上廁所，可是我們並不為此而宣傳。」吳聞言不爽，說：「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
金岳霖晚年深居簡出，毛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其時已八十多歲，就和一個蹬三輪的車夫約好，每天帶着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
1955年，金岳霖離開北大，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另一位副所長說他應該坐在辦公室辦公。金恭而敬之地在辦公室呆了一上午，不無沮喪地說：「他們說我應該坐辦公室辦公。我不知『公』是如何辦的，我只是浪費了一個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我這個知識分子確實不能辦事。」
金岳霖晚年寫回憶錄，開篇一句是：「我同毛主席吃過四次飯。」
1926年，32歲的金岳霖留學回國，受聘於清華大學教授邏輯學，並受校方委託創辦了清華大學哲學系，擔任系主任。當時的哲學系只有金一個教師，也只招到沈有鼎一個學生，一師一生，號稱一系。
金岳霖常年戴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學生們始終不明白眼睛和帽子有何邏輯關係。
西南聯大時，金岳霖發表演講，主講小說與哲學的關係，講到最後，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答：《紅樓夢》裏的哲學不是哲學。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異常痛苦。在林徽因的葬禮上，金岳霖和一個朋友送上一副輓聯：「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四月天」來自林徽因一首詩中的名句：「你是人間四月天」。
林徽因去世後，有一年，金岳霖要在北京飯店請客，邀請許多老朋友參加。朋友們接到通知，都不知老金為何要請客。到了之後，賓主入座，金岳霖才宣佈：「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馮友蘭給金岳霖的《論道》和《知識論》下的評語是：「道超青牛，論高白馬。」（青牛指老子，白馬指公孫龍）
蔣廷黻晚年，故交李濟曾問他：「廷黻，照你看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還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蔣反問道：「濟之，現在到底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
北平陷落後，某日，陳垣和幾個知心的師生在輔仁主樓看書畫展，偶然憑欄，望見日軍趾高氣揚地走過。陳沉默不語，片刻，低吟「登臨獨恨非吾土，不為城關畫角悲」。語畢，熱淚盈眶。
1945年12月底，光復後的北平舉行元旦團拜會，國民黨要員陳誠批評說，北京這地方沒有一點兒民族意識。在場的陳垣聽了大為不滿，當即站起來反駁道：「陳部長，你過去來過這裏沒有？我們在日本人統治下進行鬥爭，你知道嗎？可惜你來得太遲了！」遂憤然離席而去。
陳垣校閱整理京師圖書館所藏敦煌經卷，於1930年編成《敦煌劫餘錄》，直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漢學家對中國敦煌遺書遺物的掠奪。時人以為「劫餘」說法太過刺激，勸他改名，他正色答曰：「作『劫餘』二字，尚未足說明我們憤慨之思，怎能更改！」
葉企孫是哈佛大學博士，歸國後，他創建清華大學物理系和理學院，並長期掌舵。他當年延聘的教師熊慶來、薩本棟、周培源、趙忠堯、吳有訓等，物理系學生王淦昌、趙九章、錢偉長、錢三強、王大珩、朱光亞、周光召等，理學院其他系學生陳省身、華羅庚、袁翰青等，不下六七十人，幾乎都成為國內外科技界的精英和科學院院士。清華教授曾昭奮讚嘆此為「神話般的成績」。
在耶魯時，李賦寧曾和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的同學王佐良、許國璋，以及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周珏良通信，相約共同回國執教，「我教中世紀，佐良教文藝復興和莎士比亞，國璋教18世紀，珏良教19世紀」。有人讚嘆曰：「這就是絕配！」
1981年，蔣天樞編輯校訂的300餘萬言的《陳寅恪文集》出版，並附錄出版了他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當時出版社給他3000元整理費，他一分錢也沒收，他認為，「學生給老師整理遺稿，怎麼可以拿錢呢」。
張元濟當年應朋友之邀，為英國化妝品HazelineSnow翻譯中文名稱，譯為「夏士蓮雪花膏」，可謂「信、達、雅」，沿用至今。
1948年，王芸生應毛澤東之邀赴解放區，行前，他專門找來《解放日報》，翻看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一文。看後感慨說：「這就要挨槍子兒啊，那我過去豈不是要挨800個槍子兒？」
1945年，毛澤東飛抵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舉世矚目的和平談判。期間，他曾兩次約見王芸生，單獨交談甚久。後來大公報館回請毛澤東，宴會後，毛當場為《大公報》題詞：為人民服務。
羅念生幾乎翻譯了古希臘三大悲劇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的全部傳世作品，每晚，老人伏案的身影映在窗戶上，引起孩子們的好奇。有一次，他們聯合起來，向裏面大聲齊呼「書呆子，書呆子」，老人才離開書桌，笑着向孩子們招手。老人耳背，怕有人敲門自己聽不見，於是在門上貼了張紙條：「有事請敲窗戶。」
復旦大學創辦人馬相伯年近百歲，仍一次又一次進行抗日廣播演說。某日，胡愈之來訪，交談中馬相伯沉痛地說：「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胡愈之聽後，感慨唏噓，無以為言。
1936年，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入獄，馬相伯多方營救。次年七人獲釋後，前往看望馬相伯，合影留念。沈鈞儒在照片上書題：「惟公馬首是瞻」。
1950年6月，曹聚仁赴港之前一個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說中說：「一塊磚砌到牆頭裏去，那就推不動了，落在牆邊，不砌進去的話，那就被一腳踢開了！」曹聚仁讀後，感觸很深，他寫道：「……像我這樣離開了齒輪的地位，到自由主義的圈子中來，對於我以後的命運，關係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樣眷懷反顧，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終於成行了，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大法官的梅汝璈曾說：「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曾昭掄1926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教於北大。曾怪癖很多，某次，有人看到他站在沙灘紅樓前，對着一根電線杆子有說有笑地談論化學問題，讓過往行人不勝駭然；還有一次，他帶着雨傘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濕透了，卻仍然提着傘走路；他忙於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裏，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當客人招待，見他到了晚上還不走，覺得奇怪極了。
1950年9月，張伯苓回到故鄉，當時「進步」的南開師生對歸來的老校長並不歡迎，態度冷淡。不久，南開校慶來臨，他早早準備前去參加有關活動，但南開中學不允許他進入，而南開大學也只安排他在相關活動中坐一般席位。自此，他變得沉默孤獨，常常呆坐居室，神情頹喪，嘆息不已。
王瑤頗慕魏晉風度，他的畢業論文做的是《魏晉文學思潮與文人生活》。曾為《清華紀念刊》寫過一篇「自我介紹」，在朋友、弟子圈中傳誦一時：「……邇來垂垂老矣，華發滿顛，齒轉黃黑，頗符『顛倒黑白』之譏；而濃茗時啜，烟斗常銜，亦諳『水深火熱』之味。惟鄉音未改，出語多諧，時乘單車橫衝直撞，似猶未失故態耳。」
楊晦曾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的領導者之一，但他對此「光榮歷史」始終沉默着。他的一個學生黃修己說：「只憑他是『五四』運動中帶頭跳進趙家樓的健將，而又絕口不提當年勇，就夠我們佩服一輩子了。」從1950年直到「文革」，作為北大中文系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系主任，楊晦留給中文系的還有一句流傳廣泛，並影響深刻的「名言」：「中文系不培養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