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國家安全」近乎無所不包，「一港兩制」走向極端發展的另一誘因，是權力失去制衡。究竟執法者何時奉行《基本法》的法治架構，又何時行使《國安法》走向三權合一的行政專權，全由當局決定，立法會和司法機關都無從限制。由此以往，執政者認定問題涉及國家安全，即可祭出國安大法，巨大權力可以覆蓋萬民。

該法涉及的四項罪名含義廣泛，可以牽連甚大，如「分裂國家」可以不涉及武力或武力威脅（如揮動寫有「香港獨立」的旗幟、標語）、「顛覆政府」目的可以不是推翻政府（如群眾非法集會阻撓立法會通過法律）丶「恐怖活動」可以是以非法活動（如破壞交通燈）實現政治目的丶「勾結外國勢力」可以是向外國提供國家機密（如記者報道一些獨家新聞）等等。結果現時屬無罪的便跌落法網，另一些本可由《公安條例》或《刑事罪行條例》檢控的，都變成破壞國家安全的大罪人。

《國安法》由上月底全國人大決議立法至今，未有透露半隻字的內容，避免大家抓住紕漏之處不放，讓當權者全力推銷立法，卻無須解答具體質疑。儘管機關算盡，但當沒有內容可供討論，只懂宣傳國家安全是一國一制，大家自然聚焦於大陸法制的諸多毛病，從以言入罪的法律觀念丶踐踏人權的執法手段再到政府操控的法律解釋丶無從監察的公權力，在在都表露中國法治的不堪。

有意無意之間，張曉明敗露了《國安法》是不顧鄧小平的承諾，其本質是以言入罪，也點出此惡法的兩大要害，大家必須正視。因此，當他透露特區當局不續發籤證給《金融時報》記者馬凱，是由於他邀請「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到外國記者協會演講，也表明北京背後指揮此事（「是中央收緊對港控制的標誌性事件」），不外是再接再厲，親身見證北京對「高度自治」的嚴重破壞。

親北京組織眾口一聲熱烈擁護立法，還號稱二、三百萬人支持，不外說明不單「一國一制」嚴陣以待，中共宣傳文化亦大軍壓境。其實真的有二、三百萬人支持，北京又何須突擊立法，更何須鬼鬼祟祟，黑箱作業，違反全國人大制定法律所須遵守的《立法法》。結果事實勝於宣傳，《明報》委託的民意調查顯示，對《國安法》有意見的受訪者當中，超過七成反對北京給香港訂立該法，贊成者不到三成。

四大謊言不外用來掩護北京對「一國兩制」的致命一擊。不過，當一個自信強大的政權不惜殺雞取卵，攬炒收場，也要牢牢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和行動，卻又巧言令色插贓嫁禍，用抹黑香港人來編造自己頭上的光環，以示出師有名，在顯露其虛偽和虛怯，因此在探討大難當前的香港形勢之前，必須以常識撕破畫皮，讓大家直視其跟港人為敵的真面貌。

有哲學家說，歷史事件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上世紀文革式批鬥以文化批判為名，展開奪權鬥爭，全國八億人最後只剩下一把聲音，是民族的災難。眼下香港卻是一場鬧劇，當局扮作絕對真理的化身，用歪理欺壓考評局及出卷老師，冒犯專業，有辱斯文，楊潤雄也許暗喜教育專業快被奪權，但幸勿高興得太早。

對大多數香港人，特別是下一代，生命早已超出衣食住行和養妻活兒，還包括大家響往的自由自在免於恐懼、人權保障、法治公道丶廉政高效丶優勝劣敗等等核心價值，因此挖空了這些價值，就等於挖空了他們的生命，而香港人抗拒這種悲劇的宿命，也猶如人面對死亡的最後掙扎，不怕最壞打算，但作最好準備。

香港不是大陸，只要還未淪落到事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管你是黨委書記還是特首，都受到現行法律的約束，絕不按長官的意志而轉移，逆法而行者只會自招其辱。同樣，香港民間社會十分活躍，不同組織各司其職，分工合作，有利資訊流通、思想交流、資源共享、集體行動，從而制衡政府的言行，抵制當權者的侵犯，捍衛巿民的權益。中聯辦若不信邪，不妨繼續「聲大夾惡」，再留意一下，重手放出的回力標最後會打中誰？

回歸以來，社會民生原地踏步，人權法治更步步倒退。特別是隨住警權坐大，執法粗暴，親疏有別，檢控不公，濫捕濫控有之，放過疑犯有之，法律面前不再是人人平等，法治飽受挑戰。説好了的特首及立法會雙普選，北京早已抵賴，香港的前途只能按照中央的構想，儘快併入中國的經濟版圖，香港人的獨特身份亦遲早抹掉，成為大灣區一分子的新香港順民。這種近乎奉旨行事的角色和身份，香港人特別是年青人又怎會照單全收呢？

北京可隨時強詞奪理，任意扭曲，香港人無從制止，因為對《基本法》的最後解釋權在全國人大，是權力在說話，並無制衡可言。過去北京通過手下的橡皮圖章全國人大常委僭建《基本法》內容，起初拖延最後抵賴雙普選的承諾，今次不過變本加厲，由衙門發個聲明，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一九八四》的荒謬世界立即現身，裏面嘲弄的「自由是奴役」、「無知是力量」，對應在香港，就是高度自治等於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了。

表面上，兩大衙門聯合出招，是吹響政治動員的集結號，北京陣營各派勢力必須響應號召，奪回立法會內會的控制權。不過，集結號同時是警號，表達他們對現狀的種種不滿和計謀。首先是中方各派力量表現乏力，他們在立法會儘管佔了過半席位，卻無法處處壓住對手，使立法會內會停擺半年，無法啟動立法程序，卻又束手無策。其次是各派各自為政，忙於地區的抗疫工作爭取民心，卻不聽指揮，忘記政治鬥爭，沒有好好趁疫情下抗爭運動幾近暫停的時機，清算抗爭者（如罷工醫護、黃店）以至準備廿三條立法。

邱局長的反應猶如看見紅布的一隻蠻牛，只懂政治正確，對世衛的組織章程看來完全無知，對台灣跟世衛的關係也所知不多。世衛隨後的聲明立即給邱騰華打臉，該聲明指出世衛的會籍及地位問題由會員國按世界衛生大會所訂規則決定，可見台灣並非不可能成為會員國或恢復過往的觀察員地位，但一切需要交由既定程序去決定，不能由助理總幹事說了算。

林鄭只懂對逆權運動先發制人，寧濫毋縱，不惜破壞法治，也要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來制訂《禁蒙面法》，不擇手段也要增加警權來對付示威者。但面對日趨嚴峻的疫情，林鄭決策老是左顧右盼，優柔寡斷，由戴口罩開始到近日封關措施，每次都只能從後追趕形勢，還不斷帶來新問題。例如下禁酒令，不讓酒吧賣酒，以叫停群飲活動，防止病毒傳播，但又不同時制止宗教活動、打邊爐、婚宴、派對等等播毒途徑，政府的失策就不僅是不全面，更是不公道。

她關心的，不是公務員上班或者市民外出有沒有口罩，而是工聯會可否多快好省地生產口罩，再用口罩挽回他們的聲譽。她介意的，不是繼續讓大陸來客入港會否引致疫情急劇惡化而拖垮醫療系統，而是罷工醫護人員為爭取封關而挑戰她的權威，因此必須除之而後快。同樣，她維護的，首先不是香港人的性命安全，而是北京的尊嚴，因此當第二浪疫情涌至，封關即使可把資源集中用來照顧返港人士，林鄭也堅決不肯。

大陸政府不但向香港輸出疫情，更限制防護物資供港。根據政府漏出的機密報告顯示，本港醫院管理局的主要供應商，在疫情爆發後，其大陸生產線受到「中央調控」，意思即製成品如口罩和防護裝備都給中央拿去應急，因此無法如期運來香港，使防護供應儲備嚴重不足。特區政府隱瞞實況，駱惠寧是中央的欽差大臣，該知道此事，怎麼連向香港講句多謝或抱歉也沒有，還擺出一副香港恩主的模樣？

警察雖只負責二線任務，在工作現場的裝束卻是一級戒備。相形之下，負責運送懷疑患者到醫院或隔離中心的救護人員，裝備還不及穿上連身保護衣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務人員，兩者不但對比鮮明，更反映防護裝備竟然與工作風險倒掛。特區當局當然語塞，警方聲明也無法自圓其說，既然無法向港台送上催淚彈放題，只好放大嗓門，反控《頭條新聞》漠視其努力，更向廣播處處長投訴，一於顧左右而言他。

她的寧願選擇與民為敵，也要保住北京的支持，保住自己的面子，更自以為如此，才能保住管治的權威。但事與願違，繼續逞強以維護自己權威，只招來進一步的民意反彈，最後被迫在更龐大民意壓力下低頭，步步退讓，予人的感覺，是反應遲鈍又冥頑不靈，凡事不可理喻，市民只有反抗到底，才有望扭轉局勢。

林鄭的堅持，就是堅持大陸人的商務、探親、旅遊需要，比香港人的公共安全更重要。她本該全力以赴，保護香港人的性命，卻竟然決心分發大量資源來維護大陸人來港的特權，亦變相鼓勵有門路者來港接受診斷和治療。她是北京駐港代表還是香港人的特首，不問可知。

如果說林鄭推動「送中」法例修訂，拆掉中港兩地的防火牆，是牴觸「一國兩制」底線，違背香港人利益，今趟慢動作低力度抗疫，替大陸人打開逃生門，卻令香港人因此身陷險境，不論有意還是無心，是出於低能還是奉迎，同樣是出賣香港，背叛香港人的低端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