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Fred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崛起和最近的部分衰落所產生的影響也許是冷戰結束以來世界範圍內最大的事件。但中國自1979年以來的崛起，以及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的一個世紀，也就是現在被中國共產黨描述為恥辱的世紀，人們卻知之甚少。本文試圖重新解讀自1842年以來中國被迫向西方世界開放其經濟並放鬆人民和西方往來的大部分歷史。
1842年，自160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統治中國的滿清王朝在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英國與其他幾個西方列強聯合擊敗，被迫完全開放數個口岸給西方進行商品貿易和投資。也許更重要的是，這些港口成為向整個國家開放西方思想的支點，這些思想包括經濟理論、科學方法、達爾文主義、婦女權利以及民主、人權和法治等政治主題。
與當前中國的宣傳和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傳統觀念相反，中國從未被徹底殖民過，跟非洲、（以前的）西半球或現在所謂的印度次大陸和其他地區的情況並不一樣。然而，中國政治上軟弱，其政府因此受到欺凌。在此期間，與中國最相似的國家也許是日本，但在被迫開放的同時，該國幾乎立即陷入了如何應對的激烈鬥爭，最終導致了歷史學家所說的明治維新，此後一個全國性政府與實際掌權者發起了一次瘋狂的、最終成功的追趕西方的嘗試。
相比之下，在中國，大多數學者認為，遙遠的帝國政府最初並沒有過度擔心中國精英視為準野蠻文化的看似微小的滲透。很快，清朝就開始關注極其血腥的太平天國起義，這場叛亂造成數百萬人死亡，而這場叛亂與外國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爭奪在華地位的鬥爭關係不大。
就中國思想家所關注的程度而言，他們的思想（後來被學者們稱為自強運動）認為，如果西方的器具具有軍事價值，那麼它們就值得關注。英國擁有第一支受益於大規模工業生產的武器的軍隊，其力量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得到了生動的展示。但是，在中國這個帝國的許多人看來，西方是二流文明，儘管他們可能幸運地擁有了這些神奇的器具。所以清朝所需要做的就是掌握一項非常簡單的任務，即弄清楚如何製作器械，然後驅逐野蠻人。可惜的是，生產這些器械是一個持續動態過程的結果，中國必須——後來在外國壓力下確實這麼做了——改變其社會，使其變得動態、靈活、開放。
但在試圖掌握武器製造方面，雖然只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清政府卻繼續輸掉戰爭——首先是在1850年代後期輸給了大致相同的列強，然後（不太徹底地）在1880年代輸給了法國，更令人不安的是，1895年，日本人戰勝了大清。後者的失敗導致了一項和平條約，該條約或多或少強行向外國商業開放了整個國家（除了所謂的通商口岸）。
與此同時，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讓中國的許多思想家相信，這個國家的問題不僅僅是器具，事實上是整個社會和道德框架的缺陷。隨着進入二十世紀，越來越多這樣的人開始相信中國傳統價值觀是問題所在。在戰爭與和平時期控制中國的列強有着奇怪的想法，中國人必須學會並精通，尤其是因為其中之一——通過中國思想家介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表明不適應的社會就將被淘汰。
事後看來，在日本戰敗後，極度腐朽的清政府試圖適應新的現實，但中國事實上的領導人慈禧太后在一場宮廷鬥爭後拒絕了1898年提出的政治和經濟改革。1911年，他們被一場短暫的軍事起義推翻，短暫地被同情社會主義的孫中山取代，然後又被軍事獨裁者袁世凱取代。幾年後袁世凱去世，中國很快陷入各種所謂軍閥之間的內戰。（中國問題學者弗蘭克·馮客特(Frank Dikötter)認為「軍閥時代」這個詞具有誤導性。）孫中山於1925年去世，他的繼任者蔣介石作為他組建的國民黨的領袖，發起了一場軍事行動，統一了整個國家。除了延安堡壘外，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誕生於1921年的暴力實體，孫中山已將其納入其國民黨聯盟，這反映了他對「壟斷資本主義」的懷疑態度。
歷史學家將蔣介石統一全國（不算中共）到1937年日本入侵中國本土（日本已於1931年征服滿洲）之間的時期稱為「南京十年」。在此期間，由蔣介石的國民黨（今天仍然是台灣的一個主要政黨）獨裁和徹底控制的政府大大增加了政府對內部經濟的控制，部分原因是它相信國家對經濟的管控，部分原因是這種控制，所有地方都一樣（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如此），給了從蔣介石到下層官員一個通過勒索企業致富的機會。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在外國堅持下大幅減少，在1927年之後捲土重來，並在1949年繼續增長。到中共接管時，他們的大部分工作已經完成。
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殘暴引發了人們對共產主義運動的絕望和日益增長的同情。這一趨勢因1937年日本入侵中國其他地區而中斷，但在1945年投降後又恢復了。國民黨人重新掌權，這個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政府在日本投降後徹底接管了以前由日本人擁有的企業，這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腐敗和殘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受到的支持與日俱增，並於1949年取得了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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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上述事件，有一個關於中國歷史的傳統敘事，由許多西方歷史學家講述，也是當今中國唯一可接受的故事。在這個敘述中，中國在1842年之前數千年處於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之後外國掠奪者蜂擁而至，利用前工業化時期的弱勢中國，直到1949年之前，一直使用他們強加的自由市場政策剝削中國人，包括通過國民黨政府。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宣佈建立新中國，最終恢復了中國人的尊嚴，給了中國人民建設更美好未來的機會。在西方歷史記載中，中共的勝利經常被描述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最後階段。即使中共在奪權後犯下過分的行為，其結果更多的是無知而不是惡意，但他們在1949年的勝利在這種觀點看來是中國從剝削中解放出來的頂峰。
但這個敘事並不準確，只有少數學者認可。首先，雖然1842年後的中國確實是一個軟弱的政府，受到俄羅斯、美國和日本等西方列強的欺凌，但整個國家從來都不是殖民地。只有幾個城市的少量領土被正式割讓給這些外國，儘管它們在這些地區的主權確實是絕對的。（包括其他時期，這給了親共活動人士撰寫和傳播其宣傳的機會。）雖然中國政府很軟弱，但在政府軟弱的同時，中國人作為個人卻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機會。
其次，1842年至1937年間的以經濟和文化方面的互利交流至少也是跟剝削相同程度的特徵。經濟歷史學家收集的證據表明，在所謂的殖民時代，中國人的健康狀況顯著改善，例如，這幾十年來出國打工的中國男性的身高明顯增加。最大的城市，尤其是那些擁有殖民區的城市，公共衛生和其他服務有了顯著改善。此外，中國人湧入上海、天津等城市尋求經濟機會，導致這些城市的人口激增，成為今天的特大城市。（毫無疑問，許多為這一身份感到自豪的上海人都是那些不顧這座城市蒙受殖民恥辱而湧入這座城市的人的後代。當時，這座城市的一小部分被幾個西方國家控制着，儘管當時的周邊城市經濟活動呈爆炸式增長。）許多中國人通過這種交換變得富有，許多其他人獲得了體面生活的基本要素，包括體面的營養、更好的住房、從西方進口的基本消費品（例如牙膏）以及最重要的教育。1842年之前，儘管為經商或參加科舉考試做準備的個人學習很常見，但對兒童進行有組織的學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還鮮為人知。但是，首先在英屬香港，然後在上海和其他外國人明顯存在的城市，學校首先由外國人建起來，然後由在這些學校接受培訓的中國人建設，以教育大量中國兒童。外國的技術和商業模式也隨之而來，中國人很快就掌握了這些東西，而且往往是在外國人的積極合作下。
但最重要的流入是思想。十九世紀中葉，人們對自由市場變革力量的信念達到了頂峰，尤其是在英國，當時人口和資金大量湧入中國的小片地區。因此，當一些中國人熟悉了這些征服者的文化時，他們也了解到了中國未知的思想。政府的合法性是通過人民的同意以及人權本身的理念來定義的。科學的理念是，通過產生可檢驗的假設，然後進行實驗，可以逐漸理解自然世界，一開始非常不完美，但後來通過自由地做這些事情，可以更加徹底地理解自然世界。基於類似的試錯過程，存在更廣泛的人類理念的改進。自由市場實驗尤其充滿活力，即使其中一些實驗是由外國人進行或與外國人一起進行的。其中包括婦女權利，這一時期西方國家對婦女權利的認識不斷增強，這一觀念給受過教育的中國男人和女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儘管中國在1842年擁有持續、複雜的文明已有多個世紀的歷史，但西方的發展，特別是近幾個世紀的發展，對中國人來說卻完全不了解。軍事上優越的西方所施加的開放性，使許多中國人以從前無法想像的方式在物質、智力和精神上蓬勃發展。許多城市，尤其是上海，都洋溢着開放和日益繁榮的喧囂。持懷疑態度的清朝以及後來功能不全的軍閥政府很少能夠自己做到這一點，中國的新富們自己承擔起在小型正式殖民區之外提供急需的基礎設施的責任。中國人在沒有政府幫助的情況下，自己創造了自己的企業和自己的新文學風格，使他們的書面語言現代化，使其與口語語言相似，開始第一次為世界科學做出貢獻，把現代貨物運回家鄉，並以許多其他方式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超越他們自己。
歷史上，無論是在擁擠的城市還是鄉村，私營企業在中國並非不為人所知。但該國有着由帝國主導最實質性經濟活動的悠久傳統（可以說這個問題現在又回來了）。有時，比如委託商家在饑荒期間提供救濟，這是好事，但有時，商家只得服從政權的指令，而政權總是着眼於維護穩定和權力，而不是自發的經濟增長。（有些事情永遠不會改變。）1842年之後，外國商人帶來了工業化大規模生產。在中國城市建造的工廠看起來並不吸引人，因為它們往往工資相對較低且工作條件不安全。但這種情況的存在恰恰是因為整個中國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而城市人口的激增正是因為作為一個整體，搬遷的人們知道他們可以生活得更好。除了這種影響之外，中國在這幾十年裏經歷了巨大的文化和社會變革，向着更好的方向發展。外國列強是否羞辱了清朝和後來的國民政府？他們確實做了。與當時的歐洲和北美相比，上海工廠的工資和工作條件是否較低？的確是。但在這段時間裏，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正在嘗試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大量研究表明，他們生活得更好，向全球企業學習並很快幫助塑造全球企業。
1927年，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基本上結束了（中共除外）中國的內戰，情況開始走下坡路。從那時到1937年，中央政府實行了越來越多的經濟控制，這與其反對「資本主義」相一致。回想一下，這種信念可以追溯到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他是資本主義的強烈批評者，並將中國共產黨納入了他的聯盟。政府對經濟控制的加強反過來又導致官員利用加強控制所帶來的機會，通過工業規模的腐敗從中國人民那裏竊取財富。1945年日本戰敗後，這種行為再次出現，中共實力增強，最終在1949年取得了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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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革命後的蘇聯不同，中共並沒有立即着手接管所有私有財產，儘管它確實迅速採取行動，消滅了數量驚人的真假對手。農民最初從他們的前地主（其中許多人只不過為了解決個人糾紛而被指控為地主）那裏獲得了土地，而到了1957年，他們逐漸被趕進了災難性的公社，到了1962年，再加上毛澤東堅持繼續向城市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運送稀缺的糧食，導致農村數千萬人餓死。在城市，企業主看到自己的企業越來越受到中共官員的監管，經常被迫在可怕的批鬥會上認罪，到了1955年底，毛澤東運用他強大的當面教育說服了剩下的企業主。外資企業作為資本家和外國人被視為雙重剝削者，基本上被扣為人質，而其母公司則被勒索數百萬美元的外匯。
正如現在在中國以外的地方普遍承認的那樣（儘管中國人很少談論它），普通中國人的苦難通過以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各種酷刑而繼續存在。毛澤東去世兩年後，中國小崗村的農民小冒着生命危險，秘密瓜分自己耕種的國有農田，讓每個農民可以賣掉吃不完的糧食。在他們的成功消息傳開後，地方官員甚至一些共產主義思想家開始進行適度的改革，這是中共在1978年晚些時候正式承諾的一項任務，當時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已淪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十個國家之一。
眾所周知，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兩年後大幅加速的經濟改革為普通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紅利。但即便如此，中國現在仍然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農村地區存在嚴重貧困，人均GDP總體與墨西哥或帛琉相當。中國要成為發達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三十年來，從實質性的、儘管尚未完成的經濟改革開始實施，到習近平掌權後不久，首先是一些農村，然後是許多中國城市開始嘗到現代繁榮的果實，儘管人們享有的選擇自己生活的自由——類似1927年之前的時期——被削減。在經濟上，中國人在改革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裏都被允許自由發展，儘管程度上還不充分。這個時代的場景——工廠、摩天大樓、到世界各地學習和觀光的中國人——都是眾所周知的。由於1979年中國的貧困和幅員遼闊，最重要的也許是由於中共不容忍任何社會變革（例如代表婦女或少數民族權利），中國的發展仍然不完整。不幸的是，這成功地揭穿了一種天真的信念，韓國、台灣、馬來西亞和智利等國家過去幾年似乎證明了這一點：隨着繁榮，新富裕起來的公眾對負責任的自治政府提出了難以抗拒的要求。1989年6月的暴力事件發生後不久，雙手沾滿鮮血的鄧小平（像所有革命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一樣）進行了這場賭博，並一度取得了成功。鄧小平賭的是，中國人如此渴望擺脫他們的物質上的窮困以至於他們心甘情願，也許部分樂意接受政治鎮壓，只要政治鎮壓不是離家太近，並且他們就可以自由地實現個人發家致富。繼前幾任領導人領導中國持續的發展經濟並在國際上韜光養晦之後，習近平上任以來，開始以崛起的中國能夠取代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並將中國置於世界主導地位的主題來執政。他瞄着中國歷史上所在的位置，即世界的中心。
可惜的是，這種幻想擱淺了，因為習近平越來越多地運用權力來對付任何對經濟和社會有擾動威脅的企業人士，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他的螞蟻集團有真正創新的金融技術，但他立即被中共逼迫就範。在他發表演講批評中國金融監管的墨守成規之後，他被中共馴服了。2010年代中期經濟增長開始放緩。最致命的一擊是中共對COVIID-19的處理，首先掩蓋了其爆發，然後對於這個導致全世界數百萬人死亡的整個事件，將任何調查其起源的行為視為另一場宣傳鬥爭。中共在疫情後的經濟和軍事上的侵略行為不僅針對台灣，還針對日本、澳大利亞、菲律賓，也許最令人驚訝的是印度，這導致其鄰國將中共視為一個不僅對內鎮壓而且對外危險的組織。
崇拜中國成就和文明的人想知道會發生什麼。1927年蔣介石的國民黨鞏固政權之前，儘管飽受內戰和外國壓力的困擾，中國人民仍然在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建設一個更美好的國家，讓中國更偉大，只要他們能夠獲得自由來實現這一目標。並且在南京十年期間他們也是在這樣做，只不過程度較小。這樣的旅程在1945年之後在世界其他有些地方完成了。中共和習近平在其教育和內部宣傳中培養這樣一種態度，即中共最大的勝利不是實現中國的繁榮和安全，而是扭轉中國的百年屈辱，培育出「東升西降」的世界新秩序。中共和習近平為了自身利益，通過這種宣傳，特別提倡與技術最先進的國家（目前包括日本、台灣和韓國）隔離，而這些國家恰恰是在過去幾個世紀裏創造了未來的地方。相反，習和中共提供了一個世界前景，其目標不是讓中國人民為全球技術進步做出可能是相當大的貢獻份額，相反，中國人民被要求禁錮在狹隘的民族主義中，把所有的一切打上「中國特色」，而這麼做都是為了維持中共對14億人民的腐敗、殘酷的控制。中國人民將為這種自私的孤立付出代價，但世界其他國家如果被實質性地剝奪了與中國在商業和科學領域合作的人才，也會付出同樣的代價。
歐思博（Evan Osborne）是萊特州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最近著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現代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