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下稱《叫魂》）繼續在北京萬聖書園2023年3月的暢銷書排行榜中佔有一席之地。
自2022年5月登頂中國大陸這一最知名獨立書店每月暢銷書榜首以來，《叫魂》已連續上榜11個月。
《叫魂》於1990年首次出版，該書描寫了清朝乾隆年間一項名為」叫魂「的妖術引發的社會恐慌，重點分析了事件背後從帝王到基層官員之間多層級官僚的運作機制，展示了恐慌與流言如何攪動」盛世「的王朝政治。對於這本書至今被讀者追捧的現象，書評作者吳清翔評價道，這就是圖書的生命力所在，「當然在有些人眼中，這也正是圖書恐怖的地方」，他補充說。
與《叫魂》在萬聖書園的霸屏截然相反，中信書店和西西弗書店這兩家大型連鎖書店早在2022年10月前後便已將該書悄然撤下。
而與有形的消亡相比，無形的消失更易蠱惑人心。
2023年3月，中國大陸一家專注圖書行業諮詢的商業機構發佈《2022年圖書零售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22年中國大陸出版的新書品種數相較2021年減少2.5萬種，其中原創新書減少5000種，引進新書減少2萬種。
新書品種的減少對大眾而言無從覺察，但獲得出版資格的圖書所傳遞的內核卻在潛移默化中慢慢滲透進公眾認知的肌理。
對於減少的新書品類，多位圖書編輯總結稱，近兩年來，大環境所迫，出書的一大原則是「不能說中國不好，以及不能說外國好」。
萬聖書園的創辦人劉蘇里將圖書出版行業面臨的這種境況形容為「水已經淹到了脖子」。作為萬聖書園的創始人，他在竭力呼籲出版機構不要讓一些書消失，「要讓知識的池子、思想觀念的池子、藝術文化的池子，保持一定的濃度，這樣在有人願意跳到池子裏後，才不至於喘不過氣」。
被壟斷的敘事權力
「沒有人會哀悼舊中國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當時的標準，它所造成的社會傷害也已超出了僅僅壓碎幾個無依無助的遊民踝骨的程度。」
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在吳清翔看來，《叫魂》帶給大眾的情感共鳴根植於疫情三年公權力的肆無忌憚，只是人們苦於找不到新近發行出版的相關圖書來進行知識情感寄託，轉而只能在故紙堆里尋找現實的映射。
「對於疫情期間的所作所為，官方迄今沒有任何反思，徒留大眾自行癒合傷口。但是不反思、不追責，強行假裝過去三年的種種事件沒有發生，並不意味着這段歷史可以蕩然無存。《叫魂》的再次暢銷，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便是公眾的『追責』。」
2023年4月1日，上海封城一周年之際，有讀者指出此刻重讀《叫魂》，可以將200多年前的歷史與當代史無縫融合，並戲稱這本書的現代名稱完全可以改為《清零：2022年中國的荒誕社會》。
但這也僅是民間很小範圍內、極具影射意味的「追責」。事實上，中國大陸的學者、作家在《方方日記》之後再無人公開寫作出版關於疫情防控、公權力失控的書籍。這意味着，到目前為止，對於剛剛過去的三年，中國知識界沒有成體系的記錄文本留存。
在周曉看來，這是國家權力壟斷公共敘述的一個鮮明例證，並表示：「那減少的幾千種原創圖書中，也許就有中國知識分子想要就疫情管控所做的公開表達，只不過他們被剝奪了敘述的權力。」
周曉是一家知名出版公司的圖書編輯，在他的認知中，對國家權力的忌憚早已是中國出版業的傳統。他對民營出版機構絕對不能觸碰的禁忌隨手拈來：「包括黨史在內的近代史、國家領導人的傳記、民族問題等等都屬於絕對的禁忌。」
這些禁忌在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印發的相關規定中有明確表述，其中涉及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等方面的內容選題；中國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重大事件、重大決策過程、重要人物選題；專門或集中反映、評價「文化大革命」等歷史和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選題；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經濟、政治、歷史、文化、重要社會事務等選題；涉及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時期重大事件和主要領導人選題等12個方向的選題內容被稱為重大選題，需要向國家有關部門備案，未經備案批准的，不得出版發行。
與上述規定的明文訓示相互配合，逐漸收緊的潛在隱形規則也在發揮着越來越震懾人心的作用。
李佳明形容這種收緊為「風聲鶴唳」，「沒有任何人告訴你出版的尺度在哪裏，而是對所有可能敏感的題材採取『一刀切』的政策，即一律不許出。」
李佳明同樣是一名資深的圖書編輯，曾着手策划過幾本關於納粹德國的圖書，但在層層審核中，無疾而終。「從始至終都沒有人告訴我不能出的原因是什麼，給人感覺這就是審核部門的任意而為，所以有時候出書真的靠的是運氣。」
在周曉看來，這種從不明確告知原因的做法，大概是審核部門害怕留下把柄，不希望相關審核意見被二次發酵，想要低調處理審查事宜的手段。「畢竟對文化產業的重拳出擊折射出的是權力的狂妄、魯莽與肆意，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不過在劉蘇里眼裏，對圖書的「迫害」和設置的禁忌，更像是一種固有的「民族基因」，一種從「焚書坑儒」延續下來的權力對「求知」的恐懼。這種恐懼讓審查暗箱中的手起刀落變得更加殘酷。
周曉和李佳明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即關於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圖書越來越難出版了，「尤其是關於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的書。放在十年前，這是不可想像的。至於不讓出的原因，我同樣只能猜測，因為這些國家同樣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其中很多國家甚至制度已經失敗了，官方應該是害怕相關書籍會影射一些什麼，比如社會主義制度的缺陷、以社會主義之名施行的人道主義災難。」李佳明指出。
作為中國最負盛名和影響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國曾分別在2014年和2016年出版了「蘇聯三部曲」——《蘇聯的最後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古拉格之戀：一個愛情與求生的真實故事》，這三本書被收納進理想國譯叢系列。但在2017年這幾本書便淪為「禁書」，被從各大書店下架，並被禁止印刷發行。
對於出版這些圖書的初衷，曾在理想國工作過的徐明生直言：「十年前，中國崛起的聲浪非常大，而崛起的聲音發出之後，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與之前不再相同。但世界究竟是怎樣的，我們仍舊需要去解讀、去了解。此外，世界上很多國家也都和中國一樣面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如何處理『國家傷痕』（例如文革遺傷），我們需要去學習他人的經驗，這可以讓我們變得更強大。」
如今，對於自己的身份定位，徐明生展示了出人意料的坦承：「就是一個圖書販子」。而理想國初創時，在對別人提及「理想國」這一名稱時，徐明生會感覺不好意思，即使這個名字凝聚了理想國創始團隊的情懷與抱負，他仍擔心這個品牌難以承受這三個字所蘊含的社會寄託。
另一面，有台灣學者曾致電理想國編輯部，指出柏拉圖筆下的理想國是一個思想禁錮、封閉的世界，是蘇聯式的烏托邦，中國共產黨也曾宣揚要建設一個這樣理想國。因此，為擺脫這個名字可能的負面影響，在思考其相應的英文名稱時，查閱大量資料後，理想國當時的負責人決定採用「Imagine」，「想像另一種可能」，徐明生說。
「此書不禁，恐危及國本」
「將國家與百姓對立起來，強調國家的富強必須建立在百姓的愚昧與貧窮之上，這是商鞅變法的核心理論。百姓越弱、越愚，國家就越強越穩定，這是商變法的核心邏輯。」
諶旭彬《秦制兩千年》
徐明生不喜歡「啟蒙」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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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預設了別人就是愚昧的，這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所以我們後來採取了『退卻』的心態，將理想國的編輯方針改為了『點亮』。就像一根火柴點燃後，火光雖小，但是光亮卻可以傳遞。這恰似那些書，沒有想像中那麼強大的力量，但光亮卻從未消失。」
「蘇聯三部曲」在二手書網站已被炒到近千元的價格。不過周曉認為，願意花上千塊去買一本書的人終究是少數，在二手書網站圍觀的更多的是帶着獵奇心態、想去一探「禁書」究竟長什麼樣的年輕人。
但所謂「禁書」正在從源頭被扼殺，圖書多樣性的大門也正在被關閉。
中信出版社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表示，2022年出版社接到通知，被相關部門要求需提升原創新書的佔比，這意味着從國外引進圖書的數量將被縮減。
這一信息有數據作為支撐，2022年中國大陸原創新書的碼洋（指全部圖書定價總額）佔比超過了30%。「結合2022年減少的上萬種圖書，這個數字並不能說明中國出版業原創能力的提升，而是圖書引進在進一步收緊。」上述工作人員表示。對於這種操作的初衷，他坦言，國家層面想要宣傳中國文化、提升文化自信，減少外國圖書的引進是其中的一種方式。
而李佳明在工作過程中也清晰覺察到美國作者與台灣作者的書出版難度在不斷增大。「原因同樣只能猜測，前者估計是因為中美貿易戰，後者則是台海局勢不穩定。」
這昭示着，在中國大陸，圖書出版正在被國家情緒裹挾，步履踉蹌。
一個例子是，美國約翰·霍普斯金大學副教授Tobie Meyer Fong（中譯「梅爾清」）撰寫的《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繁體中文版已於2020年6月在台灣出版，簡體中文版的版權被浙江大學出版社購買，但直至2022年版權到期仍未能出版發行。
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態度並不明晰，多呈曖昧、糾結的姿態。包括太平天國運動在內的農民起義，一度曾被官方渲染為底層人民反抗暴政壓迫的正面案例，這種說辭在一定程度上會烘托出中國共產黨通過農民運動奪取政權行為的合法性。但近年來，這種底層人民通過暴力奪權的事件不再被推崇，吳清翔認為這或許是《躁動的亡魂》一書難以被引進的直接原因。
「等國家再次需要通過農民起義來為政黨正名或者宣揚共產黨正面戰場的作用的時候，或許這本書就能夠出版了。」中信出版社上述工作人員表示。
而國家意志的展現相比於無法出版的圖書，在已出版的圖書上體現的更加赤裸。
2021年1月，美國作者喬治·帕克的《下沉年代》一書在中國大陸出版，在出版一年後的2022年火爆各大書店暢銷書榜單。這本書描寫了美國的經濟衰退對普通人帶來的影響，勾勒了華爾街、曼哈頓和荷里活之外的美國底層社會。
對於這本書的過審及火爆，李佳明分析稱，除了作者本人卓越的表達能力呈現出來的文本吸引力外，這本書陰差陽錯的「迎合」了當下國家的主流敘事兼國人的心態，即「美國也沒有那麼好」、「美國不行了」、「美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美式民主已經破產了」。
但與充滿民族主義論調的追捧不同，仔細閱讀這本書不難發現，該書文字背後蘊含了一個文明的自我反思。而能夠容納自我復盤與調試的社會，本身便具有極強的生命力。
但這種反思卻被直接無視了。「我們現在的主流導向是將別人對自身的檢視當做攻擊對方的武器，這是本末倒置了。」李佳明表示。
「自省」在劉蘇里看來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如果一個民族無法容納批評，沒有自省的能力，是無法提升自己的，更遑論邁入現代社會。」
而在當下中國社會，「包容」與「自省」恰恰是最為缺失的。在外國圖書的引進難度加大及審核標準更具功利性後，它山之石再難以攻玉。
但這並沒有阻擋知識群體求知的渴望。
同樣在2021年，作家諶旭彬的《秦制兩千年》出版，這本書一經面世，便引發熱議。在褒貶不一的爭論中，迅速擠進暢銷書榜單。
這本書通篇講述了從秦至清的中國封建王朝的帝王弄權與馭民之術，其中一個段落被很多讀者在電子閱讀平台上進行了標記：「最好的統治者會讓百姓感覺不到他的存在（因為他完全不搞事）；一般的統治者會讓百姓喜歡他、讚譽他（做一些對百姓有好處的事）；壞的統治者會讓百姓畏懼他（以嚴刑峻法壓迫百姓）；最壞的統治者會讓百姓恨他、罵他、詛咒他（以暴力控制、榨取、迫害百姓）」。
不喜歡這本書的人認為這本書的「二分法」過於簡單粗暴，並沒有將很多有必要告知讀者的概念細化，取而代之的是先入為主的、籠統的輸出了作者的個人判斷；喜歡這本書的人則認為，該書直接明了的勾勒出了中國古代王朝的治國之道，而這種對國家和人民的治理手段放在當下毫無違和感。豆瓣上一則對這本書的高贊評論為「此書不禁，恐危及國本」，該評論現在已被刪除。
逃避統治的藝術
「後斯大林主義時期，國家並不禁止唯我主義的藝術，國家要求每件藝術作品明確政治立場。禁止乃是一個預設條件：藝術作品須與它的社會背景相聯繫。它必須在御用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米克洛什·哈拉茲蒂《天鵝絨監獄》
對於《秦制兩千年》沒有被禁的原因，周曉猜測這本書在進行選題報備的時候，出版社應該是將其歸納到學術類圖書了。「和《叫魂》採取的是同一個策略。當成學術著作出版的一大好處是，學術無禁忌，所有問題都是學術問題，都可以發散」，他強調，「這本書關注的是古代史，並沒有涉及中國當代史，這也是其能夠被『豁免』的一個原因。」
在李佳明看來，這是圖書編輯必須具備的包裝技巧。這種技巧在很多圖書背後都有所體現。
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列謝克耶維奇描寫蘇聯解體後被長期洗腦的蘇聯人面對突如其來的「解放」所展現的迷茫、不知所措，以及精神支柱頃刻間坍塌後無助的圖書《二手時間》在中國大陸出版，2022年3月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打響，此書再度引發熱議。
對於這本書的「倖存」，李佳明認為這需要歸功於出版機構將此書歸類於「文學」範疇，淡化了其蘊含的政治意義。
在他看來，這就是圖書編輯在灰色地帶可以發揮的作用，「用一些小技巧模糊圖書的敏感性，可以統稱為逃避統治的藝術」。
而對圖書出版機構來說，學習如何「逃避統治」是一個長期的課題。
2022年，李佳明經手編輯的一本關於女性成長的圖書未通過審核，一如往常，沒有人告知他們未被批准出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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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輯團隊內部進行了各種原因排查後，他們修改了圖書標題，以迎合中國大陸當下鼓勵女性生育的政策導向。不出意外，這一次該書獲得了出版許可。但李佳明坦言，修改後的標題與書的實質內容毫無關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時候讀者會覺得有些書的標題莫名其妙，過審，一切都是為了過審。」
2022年7月，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的新書《漫長的餘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出版，引發極大關注。談及這本書的寫作初衷，羅新曾在多個採訪中強調，他想關注歷史中的小人物、關心弱者、為邊緣人發聲，而不想再將筆墨過多的停留在帝王身上。
但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豆瓣上很多讀者對於他提及的「關注小人物」提出了質疑，原因是，細讀這本書不難發現，標題中的北魏宮女鮮少出場，作者更多着墨於北魏王室的血腥殺戮，父子、君臣及王室諸多成員之間為了權勢的互相傾軋。整本書的筆調暴力且殘酷，揭示了在不受控制的權力面前，中國古代王朝倚仗的儒家思想及其所提倡的「仁、恕、誠、孝」蕩然無存。
「這是否又是在影射什麼？」有讀者提問。
在表達不自由的世界，「影射」成為了讀者尋求思想自洽的一種途徑。
在劉蘇里看來，聯想是讀者在閱讀時的一種本能反應，但不能預設作者寫作的初衷就是為了影射。「壞的東西本質就是壞的，放在哪裏都是壞的。不能認為一個東西放在別的地方是壞的，放在你這裏就會變成好的。這兩者之間的唯一差別就是，一個制度放在別的地方可以被批評、可以被唾棄，但放在你這裏，卻不能被批評。」
劉蘇里認為，圖書的本質是對事物進行的研究，其任務就是揭示事物複雜的面向、內在的機理和邏輯，給與之前沒有觀察到這些面向的讀者以啟發和引導。「好的作品就是研究這些東西的，而不是歌功頌德的」。
但這也對當下中國的知識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困難時期，守住底線，爭取出更多的好書，不只是讀者的需要，更是一個文明國家的需要。這就是知識分子存在的價值，如果這一點沒有做好，沒什麼可說的，就是知識階層的失職，不能將責任全部推到時代身上。歷史上有很多黑暗時代，很多人選擇站出來說話，因此被關進了監獄，甚至被絞死、被燒死。雖然現在不能這樣要求中國的知識階層，但他們就是吃這碗飯的，責無旁貸。」劉蘇里直言。
在徐明生記憶中，中國知識分子的高光時刻發生在2012年及以前。在那個時候，任志強還能出資租賃場地，請朱學勤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公開討論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並探討革命與中國的開放社會等話題。
如今，朱學勤已不被允許出書及公開發表意見。2020年4月，任志強以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被司法機關判處了18年有期徒刑。但相對於他被指控的罪名，外界更傾向於認為這是他對中國國家領導人及相關政策的公開批評而引發的政治報復。
「通過閱讀獲得解放」
「由於政府開始進行動員，並要求公眾遵循國家支持的制度和規範，人們逐漸在不同程度上與政府共謀，鎮壓了他們自己。」
楊·格羅斯《鄰人：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中猶太群體的滅亡》
作為1989年天安門抗議的學生，劉蘇里曾被捕入獄，出獄後創辦了萬聖書園，它被公認為是中國大陸收納了最全思想類圖書的書店。
首次出入萬聖書園的人均會被高懸於書架之上的「通過閱讀獲得解放」幾個大字震撼到，這一大膽且極具政治意味的標語與當今中國的文化環境格格不入。
對於如何定義「解放」，劉蘇里解釋說，一個人有了自我意識後，終其一生都在追求解放，而解放在很大意義上是指思想不斷覺醒的過程，即不斷變得自由的過程。在他看來，與社會和文明的進化一樣，人的進化也需要不斷的破除禁忌。
但當禁忌不但沒有被消除，相反還在不斷發揮作用的時候，一個社會的文明及身處其中的人也會走向相反的方向。
「在大時代面前，個體太過渺小，只能被碾壓」，但劉蘇里同時指出，如果有更多人一起努力，也許會抵擋洪水滔天，甚至改變潮汐的方向。
事實上，有很多人確實在努力，只是沒有成功。
豆瓣上流傳着一份名為「有版權，但無法出版」的圖書清單，其中包括理想國譯叢的《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的歷史1891-1924》《俄國革命史：1891-1991》《日瓦戈的孩子：俄國最後的知識分子》；甲骨文叢書的《浩劫之地：希特拉與斯大林之間的歐洲》《斯大林：權利的悖論1878-1928》《伊萬的戰爭：蘇聯紅軍的生與死1939-1945》《前朝舊人：俄國貴族的最後歲月》《崩塌：柏林圍牆的意外開放》《斯大林：紅色沙皇的宮廷》等；以及其他多家出版社包括《遙遠的目擊者：阿拉伯之春紀事》《列寧的墳墓：一座共產帝國的崩潰》等書在內的大量社科圖書。
對於這些無法見到天日的書目，徐明生表示：「中國現有體制承襲蘇聯，從這個層面來說，他國即是我們的鏡子。他們走過的路，不管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當然多是失敗且反人類的，都能為我們打開一扇認知自己的窗戶。但是很遺憾，現在，這些窗戶都被關上了。」
作為圖書編輯，周曉認為自己及很多圖書出版行業的從業者都是有情懷的，但同時也坦承已越來越習慣於自我審查，並將其內化為了一種能力。
「我們清楚讀者想要看什麼書，但在中國，圖書出版與其他市場經濟模式下的商品不同，供需關係並不能完全由市場決定。相反，作為出版商，尤其是以盈利為目的民營出版公司，我們只能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去迎合更多一般受眾的需求」。
他曾做過一道算術題：一本拿到了版權但無法出版的書，會對出版社帶來多大的損失？「大概十幾萬人民幣，其中包括1至2萬美金的版權費用，2萬人民幣左右的翻譯費用，以及相應責任編輯大概兩萬左右的工資。」
周曉所在的出版公司已經上市，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選擇餘地被大幅縮小。出版可以盈利的書，以在資本市場對股東負責，成為了他們的重要任務。
那麼什麼樣的書安全且可以盈利？
「十年前，『啟蒙』是社會主流導向，現在，愛國生意如火如荼，就看你願不願意做了。」徐明生表示。
曾有相關部門向徐明生伸出橄欖枝，問他願不願意接下一項國家重大選題的圖書編撰工作，並對他表示，這項工作的收入足以讓他和他的團隊在一年內賺得盆滿缽滿。但他拒絕了，「我還沒墮落到那種地步」。
對當下這種導向，李佳明感到憂心忡忡，「國家並不想讓大眾接觸更多有深度的圖書，相反，卻樂於見到大家被垃圾短視頻包圍，鼓勵娛樂消費，希望更多的人醉生夢死。換句話說，思想混沌的群體更容易被控制與操控，這也是圖書被消失後，作為受益方的國家最喜聞樂見的地方。」根據統計數據，美國人2022年的平均閱讀數量為12.6本，中國在2021年的最新統計為4.67本。
在徐明生眼裏，「資深」在圖書出版行業並不是一個好詞。「『資深』意味着曾經經歷過榮光的洗禮，也正是因為這樣，太多的人容易沉溺於過去，變得期期艾艾。」
更為現實的選擇是，同周曉一樣，依託當下除「愛國」以外的市場需求去制定出版目標，「我經常逛小紅書和抖音，想要了解年輕人在想什麼，他們需要什麼」，徐明生說。
但劉蘇里選擇不妥協、不迎合。
作為一家沒有商業推廣，純靠口碑進行傳播的書店，劉蘇里對萬聖書園頗有自信，「很多年輕人通過各種渠道知道了這裏，他們在這裏體驗到了之前從未有過的書店經歷，然後他們就再也沒走過。而即使這些年輕人走了，還會有新的人補充進來，他們共同構成了我們的讀者基礎。」
荒誕的是，與萬聖書園同位於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的中國最高學府——清華大學，在官方公佈的2019年至2021年圖書館借閱排行榜中，《毛澤東選集》連續三年位列榜首。清華大學新聞學院2022年開學典禮中，學院教授李彬直接表示毛選文章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典範。
對此，吳清翔感慨：「現在的學生太可憐了，想要尋求思想的突破，卻只能寄情於毛選。」
應受訪者要求，吳清翔、周曉、李佳明、徐明生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