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於公眾號"鄉村社會研究"，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節選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六論自發性：自主、尊嚴，以及有意義的工作和遊戲》。轉載請註明來源。
◎作者簡介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當代思想家，耶魯大學政治學斯特林講座教授、人類學教授，農業研究項目（Agrarian Studies Program）主任，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員。著有《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逃避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統治和反抗的藝術》（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等。
01民間與官方的"知"之道
我住在康涅狄格州一個名叫達勒姆（Durham）的內陸小鎮，它的名字沿襲了英國那個更大、更有名的城市。康涅狄格州的大城小鎮很少有不照搬英國地名的，也不知道是因為最初的移民眷戀被自己拋下的家鄉風景，還是因為他們缺乏想像力。美洲原住民對景觀的稱呼似乎只殘留在湖和河的名字或是州本身的名字中。重新命名一個地方既是強調所有權的一種方式，也可給殖民者一個好讀且熟悉的地名，因此很少有殖民地不這麼做。在愛爾蘭、澳大利亞、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等相距萬里的地方，風景都被重新冠以新居民懂得的名字，以洗去之前住民語言中的名稱。
我想用民間和官方對道路的命名說明一個問題。有一條道路從我居住的達勒姆通往16英里外的海濱城鎮吉爾福德（Guilford）。我們達勒姆居民（在和自己人交流時）把這條路稱為"吉爾福德路"，畢竟它是通往吉爾福德的。吉爾福德那一邊自然把同一條路叫作"達勒姆路"，這麼叫也是告訴吉爾福德的居民這條路的去向。不難想像，住在半路上的那些人兩個名字都可能說，具體用哪個完全取決於他們要去路的哪一頭。同一條路依不同的目的地有兩個名字，這體現了民間命名的情境性和靈活性；每個名稱都蘊含着有價值的地方性知識——關於一條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知道它通向何方。這種民間實踐不僅給了一條路兩個名字，也給了很多道路同一個名字。所以說，在基林沃斯、哈達姆、麥迪遜、梅里登等鄰近城鎮，通往達勒姆的路都被地方上的人稱為"達勒姆路"。
現在，想像一下這個在地方上有效的民間稱呼會怎樣給外來者帶來不可逾越的阻礙，因為他們要求每條路都有一個獨特的、確定的名稱。一個來"達勒姆路"填陷坑的國家修路隊會問："哪個達勒姆路？"於是，達勒姆和吉爾福德之間的這條路毫無懸念地被重新命了名，在所有的官方地圖上被標成了"77號公路"。國家的命名行為需要一個概要式視角，一個標準規劃的識別方式，以產生由互斥名稱構成的詳盡系統。成了"77號公路"之後，這條路就不能在名字上直觀表明它的目的地了；只有攤開一張所有道路都得到標記的地圖，你才能看到"77號公路"這個名字的意義。不過官方的名字也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性。如果你在達勒姆與吉爾福德間的路上遭遇車禍，受了重傷，想要準確地告訴國營救護車這條灑着你的熱血的路叫什麼名字，它就得是"77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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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和官方的命名體系在很多語境中互相競爭。街道的民間名稱中包含着地方性知識。舉幾個例子：處女巷（五個未婚老姐妹曾經居住的街巷，她們每周日會排成一隊去教堂）、蘋果山道（去往曾經建有果園和蘋果汁磨坊的山丘的路）、奶油罐路（曾經是一家乳品廠，四鄰都從這裏購買牛奶、奶油和黃油）。在定名的時候，這些被選取的名字對當地居民來說是最熟悉、最有用的，不過可能會讓外鄉人和新來者摸不着頭腦。另一些路名指稱地理特徵：米加山路、裸岩路、博爾溪路。地名中暗含着當地的故事、景觀、風貌和各個家庭的行當，對熟悉它們的人來說，小地方的道路、地名加起來就是當地的地理學和歷史學。在當地人看來，這些名字富有內涵；而在外人看來，它們常常不知所云。非本地的規劃人員、收稅官、物流管理者、救護車團隊、警察和消防隊則會認為，一個規劃層級更高、更易理解的名稱系統將更有效。按照他們的工作方式，他們更喜歡橫平豎直的街道網絡，喜歡道路依次編號（第一街、第二街……），再冠以東南西北（如西北一街、東南二大道）。華盛頓特區就是這種理性規劃的一個尤其耀眼的例子。紐約的街道命名則是混合的。從華爾街（也就是"牆街"，最早是荷蘭殖民地的北部外牆）往南，街道的規劃和命名是"民間"性質的，這些街道很多是早期移民一步一步踩出來的；華爾街以北則是如同直角坐標系般簡潔的網格城市，具有統一規劃、易於識別的特徵，"街"和"道"垂直相交，依次編號（偶有例外）。美國的一些中西部城市為了緩解序號式街名的單調性，給街道依次取了每任總統的名字。論可理解性，這種街名只適合答題類節目的熱心觀眾，只有他們知道"波爾克街""范布倫街""泰勒街""克利夫蘭街"該怎麼找；在教育小朋友方面，這種名字的作用也是可圈可點的。
民間命名的準確性不會超出時下必要的限度。這樣的限度體現在"一撮鹽""扔一顆石子的距離""喊話的距離"這類表達中。在很多用途上，民間法則的準確性可能勝過表面上更嚴謹的官方系統。一個能夠說明問題的例子是史廣多[1]給新英格蘭的白人定居者的忠告。歐洲殖民者要種的是一種他們不了解的作物——玉米。據說史廣多告訴他們，"要在橡樹的葉子長到松鼠耳朵那麼大的時候播種玉米"。而一本18世紀的農書給出的肯定是"在5月後的第一次滿月時分播種"這種標準化的意見，或者會指明具體的日期。可以想像，農書的發行者可能最擔心霜凍災害，總是謹慎再謹慎。不過，農書的建議在很多時候仍然缺少變通：如果不是內陸的農場，而是海邊的，又會怎樣？如果農田在山的陰面，每天的光照少一些，或者海拔高一些，又該如何安排農時？農書提供的一刀切的解決方式在地理上走不遠。相比之下，史廣多的公式適用範圍更廣。在有松鼠和橡樹的地方，人們只用觀察他們各自的松鼠和橡樹，就能適時地種下玉米。地方上的人觀察到的現象與地表溫度密切相關，這也是橡樹發芽的決定性因素。對地方春季事件發生順序的細緻觀察，是這一經驗的基礎；春季事件的發生可能提前或滯後，也可能放慢或加快，但先後順序總是固定的。農書依靠的卻是普適的曆法和月相體系。
02官方的控制術與控制狀態
命名、景觀、建築和工作流程的特定規劃，顯示出了秩序、理性、抽象性和系統簡潔性，這使它們為等級制度中的權力所用。我把這類規劃視為"控制與佔用的狀態"（landscapes of control and appropriation）。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今近乎世界通用的子隨父姓的固定制度，是國家發現它在身份認定上的用處後才真正產生的。子隨父姓的制度的普及，是與稅收、法庭、地權、徵兵和公安系統——總之就是國家本身——的發展齊頭並進的。如今，身份證號碼、證件照、指紋和DNA數據取代了姓名制度的作用，但是姓名制度在其發明之初確實是一種監控手段。國家發展出來的這些手段代表了國家在一般意義上的能力（capacity），它們既可以被用來執行全民防疫計劃，又可以同樣輕易地被用於圍剿政權的敵人。國家集中了知識和權力，而在知識和權力的應用目的上它又完全保持中立。
從上述角度看，工業流水線用勞動分工代替了民間作坊式的生產，在勞動分工中唯有決策的工程師控制着整個勞動過程，而一線的工人成了可替代的"人手"。流水線在生產某些產品時或許比作坊更有效率，但真正定義流水線生產的是它在工作流程上的權力集中——流水線被控制在特定人群的手中。烏托邦式管理夢想實現機械般簡單精準的控制，不過這是不可能的，不僅因為工會有權干涉生產，還因為每台機器都有其特殊性，且每個工人也都有其自己的地方性知識，會對這台銑床和那台衝壓機的使用價值做出情境性的判斷。即便在流水線上，民間知識也是成功生產的必要條件。
在極度追求產品一致性的條件下，或者在為實現該目的而專門設置的工作環境中，如亨利·福特的T型車工廠或者大量製作巨無霸漢堡的麥當勞，控制強度會特別大。生產條件經過計算，精確到了每家麥當勞加盟店的最微小細節，以實現權力中心對物質和工作流程的最大化控制。也就是說，隨身帶着寫字板的區域總監可以走進任何一家麥當勞加盟店，依照一套內化於麥當勞佈局設計的規章，對該店做出評價。冷飲機的參數是統一的，它們的排放位置也早已被規定好。同理的還有油炸鍋、烤爐的清潔與維護規程，食品的紙包裝，等等。總部幻想出完美麥當勞加盟店和完美巨無霸漢堡的柏拉圖理想型，然後依此設計了建築、室內佈局和培訓規程，所以靠寫字板上的評分表就可以評價每一家門店距離完美的麥當勞還有多遠。福特和麥當勞的標準化制度，正如E.F.舒麥加（E.F.Schumacher）1973年所寫的那樣，是"一場戰役，對抗的是存在於生命體（包括人）中的不可預測、不可定時、抗拒控制、固執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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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過去三個世紀的歷史可被視為官方控制與佔用的狀態對民間秩序的勝利。伴隨着官方秩序的勝利，大規模的等級制組織也蓬勃興起（國家本身就是最顯著的例子），兩者的聯繫完全是必然的。失落的民間秩序匯總起來將會令人震驚。這裏我只嘗試着為這樣的匯總起個頭，如果讀者們有興趣，請繼續補充，我將樂見其成。國家標準發音取代了地方口音。商品化的永久性私有土地取代了多樣的地方土地使用實踐。經過規劃的社區和街區取代了古老、不統一的社區和街區。大工廠、大農場取代了工匠作坊和小農生產。國家法律取代了地方傳統和習慣法。全面規劃的灌溉和供電系統取代了因地制宜的地方灌溉系統和砍柴活動。對控制和佔用擁有抵抗力的秩序讓位於能夠促進等級制度協調運作的秩序。
03民間的彈性
很明顯，以強制性協調為追求的大規模現代主義規劃，是達成某些目標最為有效、合理、令人滿意的辦法。空間探索、大範圍的交通網絡規劃、飛機製造和其他大規模工程十分需要由少量專業人士指揮的巨型組織。瘟疫和污染的控制少不了一個有專家任職的核心機構，以便接收、處理數百個監控單元報告的標準化信息。
這類規程在遭遇無法簡化的自然時就會陷入麻煩，有時是災難性的麻煩，自然的複雜性令它們束手無策；或者當遭遇桀驁不馴的人性時，它們也會覺得它過於複雜、難以捉摸。
"科學的"林學和某些形式的種植農業曾經深受這種麻煩的困擾，是標準化的科學遭遇複雜自然狀況的典型案例。林學誕生於18世紀晚期的德意志。為了提高國內森林出產的薪柴和木料的銷售收入，這門科學的創始者認為可以依據土壤條件選擇性地培植挪威雲杉或者蘇格蘭松，從而使每公頃林木產出的木材體積最大化。為此，他們清理了混交林，在林場中只種單一品種的林木，並且像種莊稼一樣把其栽成整齊的行列。他們的目標是培育一片容易看管的樹林，可以在同一時間砍伐，然後標準化的樹（德語中叫作Normalbaum）能夠出產尺寸相同的木材。在一段時間（將近一個世紀）內，這套規劃效果完美。接着它失效了。究其原因，第一輪種植顯然受益於混交林積累下來的土壤肥力，而標準化的樹林取代混交林後，不能為土壤補充肥力。此外，單一品種的樹林完全無力抵抗專門侵害挪威雲杉或蘇格蘭松的害蟲、銹病、介殼蟲和枯萎病。另外，由相同樹齡的樹組成的森林在面對災害性的暴雨和強風時，會遭受更嚴重的損失。"科學的"林學為了把樹林簡化成生產單一商品的機器，極大地削減了樹林的多樣性。在這種被簡化的樹林中，樹木物種多樣性的缺乏在其他層面被多次複製：昆蟲、鳥類、哺乳動物、地衣、苔蘚、真菌、草本植物的物種同樣非常單一。森林的規劃者創造了一片綠色沙漠。大自然終將復仇。在科學林學開始聞名於世的一個多世紀後，林學的後繼者們也使得"森林頂梢枯死"（德語稱為Waldsterben）和"森林恢復"這類術語聞名於世了。
因T型車的成功與隨之而來的巨額財富而名垂青史的亨利·福特想再續造車工業中的傳奇，開始在熱帶地區種植橡膠樹。但此時的他也遇到了與前文類似的困境。他在亞馬孫河一條支流的沿岸買了一塊地，面積約有康涅狄格州那麼大，準備建設一個標準化的"福特王國"。如果一切順利，他的種植園就將在可預見的未來為他的所有汽車提供足夠多的輪胎橡膠。該工程的結果卻是一場十足的災難。在亞馬孫河谷的原生環境裏，橡膠樹生長在極富多樣性的混交林中。它們之所以能在這種差異化極大的環境中繁榮生長，部分原因在於原生生態中的橡膠樹間距夠大，所以專門攻擊橡膠樹的病蟲害無法持續傳播。橡膠樹被英國人和荷蘭人移栽到東南亞，很好地適應了那裏的種植園環境，這是因為橡膠樹的種種蟲害與天敵並沒有隨之前往東南亞。然而，如果像種莊稼一樣在亞馬孫地區密集栽種橡膠樹，不消幾年它們就抵抗不住枯萎症和其他病害的侵襲了。哪怕迎難而上，採用昂貴的三項嫁接（將一個品種的芽嫁接在另一品種的莖上，然後再整體嫁接到第三個品種的根上），也無濟於事。
福特在胭脂河（River Rouge）的汽車組裝工廠是圍繞單一目標營建的，在這裏，人們在克服困難後尚能掌控自然環境。然而在巴西的熱帶土地上，自然環境無法被人控制。獲得數百萬美元的投資，管理方式多次調整，種植規劃一再修改，勞動力頻繁罷工，福特在巴西的探索在經歷以上種種後最終還是失敗了。
在開啟這一項目時，亨利·福特選擇了被專家認定為最優品種的橡膠樹，並相應地重塑自然環境，使之適應該品種的生長。與此相對應的邏輯是這樣的：以環境的既有條件為起點，在合適的位置上選擇適宜的品種。安第斯山區的傳統土豆種植業就是具有手工藝色彩的民間農業的很好例子。一個在高緯度生活的安第斯土豆種植者可能在多達15塊的小片土地上耕作，在有的地塊上他會實行輪作。每塊土地的土壤、海拔、光照、風向、濕度、坡度和種植史各不相同，沒有"標準農田"一說。農民們從一批本地培育、習性各異的作物品種中選擇，他們非常了解這些作物的特點，審慎地在作物上押注，在一塊田裏可能種植了一種至十多種作物。每次季節更替都是一輪新嘗試的開始，前一季的收成、病害、價格以及作物對環境變化的反饋，都將得到精心的考慮權衡。這些農場是市場導向的實驗場，其產出、適應性和可靠性都十分優秀。另一件至少同等重要的事在於，這些農場不僅生產作物，還實現着農民和農業社區的再生產，農民們都有種植技術、靈活的策略、生態知識以及充分的自信和自治。
安第斯地區發生的科學農業擴張在邏輯上和亨利·福特的亞馬孫橡膠園類似。它的出發點是設定一種"理想的"土豆品種，這種理想性主要但不完全取決於土豆的產量。接着，農業科學家着手培育會儘可能多地表現出理想特徵的基因型。標準植株是在試驗田中培育出來的，那裏的環境條件將最有利於植株發育。農業擴張的主要目標是改造農田的整體環境，以便發揮新品種的潛力。為此，需要採取的措施包括施氮肥、用除草劑與殺蟲劑、對土壤做特殊處理、灌溉，以及制訂準確的種植計劃（定時播種、澆水、除草、收穫）。不難想見，每一種"理想的"品種在經過三四年的種植後，通常即因蟲害或疾病的侵蝕而宣告失敗。一個新的理想品種將取而代之，開始新一輪的循環。這種做法從可行農業的意義上講，將土地變成了標準土地，把農民變成了標準農民，一如亨利·福特在胭脂河畔創造的標準工作環境和標準工人。流水線和單一作物種植園要求民間技藝和多樣化的民間環境屈服，這是它們存在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