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就陸續讀到胡伯威先生這本今天定名為《青春•北大》的回憶錄文稿，立刻被其深深吸引。二十多年來，已出版的一些有關反右的回憶錄大多集中於當時的知名人士和文化名人，對於右派中的「小人物」在反右運動中的經歷，以及其後幾十年的命運沉浮，出版界興趣較少，所幸這幾年也看到「小右派」的回憶錄，畢竟，當年被打成右派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小人物，即生活在社會下層的普通人。相比於那些著名的「右派」，這些人言說的聲音雖然微弱，而且較少受到社會的關注，但他們的際遇卻更能反映這個重大事件對國家和社會帶來的影響。
胡伯威當年在北京大學求學，相比於眾多被打成「右派」，散佈於窮鄉僻野的小學教員和城鎮企、事業單位的小幹部、小職員等，他算得上是社會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黨內外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他又是一個「小人物」。胡伯威的「從左向右轉」的成長道路，頗具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的價值，與大多數毫不涉及「思想」，只因對基層領導的官僚主義有所不滿，而提了一些批評意見，或根本沒提任何意見，就因歷史問題被打成「右派」的人完全不同，作者確實是因「思想問題」而被劃為「右派」的，而他的「思想問題」恰來自於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作者從一個虔誠的「少年馬列信徒」，「墮落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在北京大學完成的，這就使得他和北大這所中國的最高學府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北大在中國二十世紀歷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作者在北大求學的歲月正是北大發生重大轉變的年代，它構成了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外部環境。胡伯威回憶錄的最大的特色是寫出了五十年代積極靠攏黨組織的「進步青年」，在時代的大轉變中思想發生的一系列變化的軌跡，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北大師生等各色人群的精神風貌。因此他所書寫的就不僅是他個人一段歷史，而是從個人的角度，提供的五十年代我國教育和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個橫切面，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特別之處就在這裏。
胡伯威是從少年時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顯然是受到中國革命勝利的時代大環境的影響，但是他的「接受」的過程卻是自動自發的。作者的中學年代是在上海度過的，橫跨了新、舊中國兩個階段，他親眼目睹了戰後中國的動盪和四十年代末國民黨統治的衰敗、混亂，也親身感受到解放大上海的人民解放軍的紀律嚴明和秋毫無犯。他雖然出身於「非無產階級的家庭」，但被革命和革命領袖完全吸引，1949年8月就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初中三年級就是團總支委員。他熱烈的擁護新社會，支持黨在建國初開展的一切社會改造的行動，真誠的按照黨的要求，不僅積極參加學校黨團領導的一切活動，在家中也積極宣傳革命的道理，教育父母弟妹也要熱愛新社會。他以「革命」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家人要給受到革命打擊的親戚寄送物品，他也要憤而指責，加以制止。1953年3月，年輕的胡伯威為斯大林的去世而悲傷流淚，他和他的那些高中同學，模仿起蘇聯三十年代那部按照斯大林思路反映列寧去世後蘇共黨內鬥爭，把斯大林塑造為列寧唯一接班人的有名電影《宣誓》，自發地在斯大林畫像前宣誓，表達他們要繼承斯大林的遺志，永遠忠誠於共產主義事業的決心。胡伯威在1953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大，又成了團支部書記，他根據組織上的要求，放棄了自己熱愛的物理專業而進了氣象專業，一如既往的聽組織的話，跟黨走。在北大最初幾年，胡伯威的政治熱情持續高漲，他積極爭取入黨，一時間也左的可愛，他有一個同學，在和他「交心」時提到一個長輩的告誡：政治都是兇險的，被胡伯威批評是染上了「舊社會的偏見」。
那時，1949年革命的勝利還散發着巨大的熱浪，國家剛結束新民主主義的時期，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新民主主義時期相對寬鬆的社會氛圍還沒有立即消失，「第一個五年計劃」正在起步，工農大眾中涌動着創造新生活的寶貴的熱情，新社會和新中國發出耀眼的光芒，對美好未來的理想，強烈地激勵着像作者這樣的青年。在全國所有高校，學生讀書住宿都免費，北大甚至還發給每個學生一大、一小兩個由社會主義兄弟國家捷克斯洛伐克贈送的白色半球狀搪瓷缽用於食堂打飯，「開會談的都是學習的事」，校園裏每天飄蕩着中國和蘇聯革命歌曲的旋律：「提起那雀兒山，自古少人煙，飛鳥也難上山頂，終年雪不斷。人民解放軍，個個是英雄，雀兒山上紮下營。要把山打通……」。剛剛進入北大的胡伯威滿心振奮，所聞所思在這個時期實現了完全的一致。
應該說，在五十年代初，特別是在「反胡風運動」之前，國家在積極建構新意識形態秩序，對知識分子加緊進行思想整合，使之適應新社會的同時，對知識分子總體上還是寬和的，尤其在北大這樣的學校。老校長馬寅初登台做報告開口還是「兄弟我」，黨委書記江隆基每次都很謙虛地讓馬校長走在前面。從舊社會過來的老先生還在講台上繼續上課，「出身不好」的青年依成績仍然能考入大學，他們比1962年後，那些因家庭問題不能升學的青年幸運的多。科學與民主思想，質疑和討論的空氣還在理科類的專業課中延續，獨立思考也得到老師的鼓勵。
在兩大陣營嚴峻對峙，和西方文化完全隔離的狀態下，這時期中蘇友好的文化氛圍，以「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為符號的視野和世界觀，為廣大青年提供了一個「進步人類不斷走向勝利」的激動人心的圖像，顯出朝氣蓬勃的力量，更激發青年的理想主義熱情。作者高唱「莫斯科——北京」，「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完全信服當時報刊對蘇聯現狀的描繪，這就是蘇聯「展開了壯麗的共產主義建設的宏圖」：宏偉的古比雪夫水電站、伏爾加——頓河大運河、土庫曼大運河、預計比頓巴斯還大的庫茲巴斯大煤礦、還有烏拉爾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基地（在這裏產生的工業管理體制被中國人稱之為「馬鋼憲法」，以後在大躍進運動中受到批判）等等，作者對蘇聯經濟建設的成就，就像對新中國的建設成就一樣如數家珍。他雖然學的是理科，但和那個時代的許多大學生一樣，熟悉和熱愛蘇聯的歷史和小說，電影，歌曲。每年的五一節，胡伯威和他的同學們滿懷真誠，高舉着社會主義各國領導人的畫像在天安門廣場遊行，他們像尊敬中國的革命領袖一樣，牢牢記住各「兄弟國家」領導人的名字：蘇聯的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保加利亞的契爾文科夫、羅馬利亞的喬治烏。德治、匈牙利的拉科西、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爾得、波蘭的貝魯特、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皮克和烏布利希、外蒙古的喬巴山和澤登巴爾、朝鮮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今天的人們除了還記得赫魯曉夫、金日成和胡志明，早已忘記當年東歐社會主義各國和外蒙古領導人的名字，他們已消失在遙遠的時光隧道，可是在當年，就是他們組成五十年代中國青年大學生在中國之外的「世界」。
然而非常遺憾，伴隨着向社會主義的快速過渡，在革命的凱歌行進中，隱藏在革命肌體中的極左因素也漸漸擴散。對於革命的政治，作者在解放初感覺非常親切，看到的都是「一片光明」，可是當他來到北大一兩年後，他的心裏卻漸漸生出了「悽愴之感」，胡伯威發現，他理想中或想像中的新社會和眼前的不完美居然還存有不小的落差，他為這落差而沮喪，而在建國初年種下的崇高的理想主義，又不容得他「眼睛裏揉進一顆沙子」。他漸漸失去了以往那種走在坦蕩大路上安然自信的感覺，「不時襲來一陣忐忑、一陣躁動、一陣惶惑」。
作者作為北大學生是幸運的，他有機會聽許多領導同志和名人的報告，但胡伯威卻沒有對自己比一般大眾可以多獲得一些信息而心懷感激，他聽過報告後的感受反而是：平常百姓在資訊獲取的方面「貧乏到多麼可憐的地步」，「統一，簡單，標準而響亮的口號」，把「翻身當主人」的老百姓「搞得頭腦簡單又簡單」。作者也發現，那些赫赫有名的「理論家」，沒有哪一個有什麼自己的研究結果，「統統都是革命領袖的傳聲筒」：「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革命成功、人民掌權以後除了一個革命領袖就再不允許有任何一個獨立發表新論點的理論家了嗎」？
教條主義的壓抑和枯燥逐漸吞噬了胡伯威心頭的熱情，那時蘇聯已開始走出斯大林教條主義的泥沼，出現了「解凍」的早春天氣，可是非常弔詭，當時的中國，正全面向蘇聯學習，而且是把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問題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來認識的，卻沒有跟上蘇聯的新變化，「照搬蘇聯的教條主義」仍堅硬如常。理論宣傳上的照本宣科，對理論問題不能發問，如果發問，那就是「階級立場」和「思想感情」有問題，會受到老師的警告。政治理論課從講課到「課堂討論」，到總結複習，到考試評分的過程，都「僵硬死板到極點」。課堂討論發言不能按自己理解去發揮，「用不同的話說出同樣的意思也不行」。伯威回憶的一個細節極為生動：北大某副教務長為了說明無產階級情感和資產階級的情感的區別，在台上先後高歌《馬賽曲》和《國際歌》，他的結論是：《馬賽曲》反映的是資產階級的鼓譟、張揚、浮華，而《國際歌》表達的是無產階級的深沉和莊重。因為無產階級飽受最深重的苦難，而又肩負着最沉重、艱巨、複雜的，最終要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使命，因此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就要像《國際歌》那樣洗淨一切浮華，表現出堅毅、沉穩的品格。
於是，在北大，在當時的社會上，就出現了一種被正面提倡的，叫做「馴服工具」的人群，胡伯威「逐漸感覺到，解放若干年來，人的性格普遍朝着一個令人喪氣的方向被塑造着」。「人要儘可能沒有個性，沒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規蹈矩到了索然無味的程度才算是『進步『到家了。」在他的班上有一個留級下來的女生是唯一的黨員，她選中的幾個入黨培養對象，個個都有這種特點，「他們按照上面的精神說話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你看不出他們有什麼作為，也找不到他們有什麼錯誤」。而後來在「肅反」和「反右」運動中，他們都是那個黨員在班上最可靠的臂膀。作者發現，這並不是他所在的這個班上的特殊現象，在北大的同學中早就流傳着對這種人的各種形容詞：「麵包干」、「五分加綿羊」等等。
作者發現，一些從老解放區來的幹部，「不像搞學生運動出身的人那麼民主和透明，有的還帶來些等級地位觀念」，北大在那時雖說是官場氣氛最淡薄的地方，卻也見過對「首長」點頭哈腰的現象。胡伯威偶然出外時更見到個別官員拿腔作勢，這又和他心目中的共產黨員的形象相去甚遠。
五十年代中期發生的「高饒事件」，對作者這些還沒跨進黨的大門，更未經歷黨內鬥爭考驗的青年人更是一巨大的衝擊。曾幾何時，高崗的《榮譽屬於誰》是和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陳雲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並列，都是入黨積極分子必讀之書，但一瞬間，高崗成了人民的敵人，這使作者非常困惑，因為經過幾年的宣傳，高、饒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令人敬仰的黨性、正義和高尚品德的化身」，他們「都是環繞在毛XX周圍的親密無間的戰友」，胡伯威一直以為，「他們之間的關係無疑應該是共產主義的誠摯友愛的典範，可是怎麼一下子他們就被宣佈為極壞的壞人」？「平時他們教導給我們的那種偉大人格怎麼在他們身上一點都沒有了」？於是又有「更多疑團湧上心來揮之不去」。
北大的「反胡風」運動，對作者的刺激更大，他在思想上「打起疙瘩以及政治上的消沉」就是從看到「反胡風」開始的。在北大的肅反運動中，極左思維隨意化，甚至把不安心讀氣象專業的同學打成「反黨集團」，都為作者親歷所見，都使之發生困惑，使其對理想和現實的落差發出更多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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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胡伯威真誠的實踐着那個時期國家對廣大青年的要求，他懷着新社會「主人公」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不僅關心國家大事，還真正按照「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方向，要求自己，提升自己，在專業知識學習之外，他熱心關注着我們國家文學電影藝術等的發展，可是這一來又帶來了新問題，他覺察到建國後文藝，電影出現了嚴重的「公式化」偏差：「解放初一接觸『人民的』新電影、新小說、新歌曲，還感到一股新鮮味。後來漸漸就感到千篇一律，索然無味的老一套」。他和那個時代的許多大學生一樣，不由自主地喜歡上蘇聯的電影和文學，因為蘇聯的電影和文學，雖然也強調「政治正確」，但還保留了人性和人情之美，不像他曾一度喜歡的某些解放區文學和建國後的作品，儘是一些標準化的「英雄語言」，「群眾語言」和「壞人語言」，「看了上面，下面就能猜出來」。
其實，那時我們的體制剛剛建立，而它又是從高度集中統一的蘇聯的斯大林體制以及戰時狀態下的中國革命根據地的體制互相融合而來的，由體制的不完善而衍生的一些缺失在當時只不過剛剛萌芽。世上本不存在絕對的完美，「水至清則無魚」，這是普通的道理，問題是沒有經歷過革命戰爭和根據地歲月的像胡伯威這樣的青年人，都是在建國後「理想、純正的共產主義理念和道德準則」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已被培養出一種「完美主義的世界觀」，於是他們理所當然地追求一個美麗的新社會，而當他們以這種眼光觀察現實，再以這把尺子衡量眼前的事物時，就覺得如梗噎喉，難以容忍了。
正是在作者的思想苦悶中，他迎來了1956年，這一年可稱的上是二戰後世界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在這年二月舉行的蘇共二十大上，蘇共領導人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震撼並改變了世界，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後果的揭露，對胡伯威和他的那一代人，更是石破天驚。然而，他看到的卻是「沒有人公開地大事談論，人民日報上照登了會議情況，除了一般的套話，對那些新鮮、敏感的內容沒有作什麼評論」。他感到納悶，「為什麼建國後人人都不斷地受着各種形式的政治教育，參加頻繁的政治學習，可是當蘇共二十大這樣一個大情況出現的時候，至少在表面上反映出一種普遍的『麻木』狀態」？胡伯威得出的結論是：教條主義對人們的長期影響，已使得人們「對黨和國家的大事獨立動腦筋甚至發表自己意見的那種功能早已退化殆盡」。作者其時並不知道，有關領導和有關方面受蘇共二十大的震動更大，其中一些同志正密切關注着社會各界，特別是黨的高中級幹部和知識分子對蘇共二十大的反應，正等待「烏龜王八蛋」露頭，好一舉殲滅之。
年輕的胡伯威和當時許多人一樣，他們並不清楚中國和蘇聯的差異性，他們看到的更多是兩國的同一性，他們以為中蘇兩國的差異只是在於蘇聯是「老大哥」，工業比中國發達，集體農莊的康拜因比中國多，科技比中國先進，人民生活的水平比中國高，他們想當然的以為，蘇聯提倡的，中國也會跟着提倡，殊不知完全不能把中國等同於那些有蘇軍駐紮，靠蘇軍解放而建立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蘇友好」雖然在一段時間裏響徹雲霄，但絲毫沒有影響到中國的獨立性，中國從來就是從自己的角度來取捨蘇聯經驗的，在一些核心問題上，中國的最高領袖絕不會隨蘇聯亦步亦趨，事實也正是如此，就在蘇聯「解凍」的同時，中國風緊雲急地開展了「反胡風」和「肅反運動」，只是在「中蘇友好」的大氣候下，連老同志要理解和讀懂這其間的複雜性和微妙性都是不太容易的，更不要說那些涉世不深，思想單純的青年人。
天真的胡伯威「沉不住氣」了，他覺得中國方面對蘇共二十大有一種「曖昧態度」，他為此而焦急惶惑，他也不滿意《人民日報》上先後發表的那兩篇論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宏文，認為這兩篇文章以「一貫正確」的姿態，否認中國和蘇聯一樣，也存在着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是不符合事實的。胡伯威並非不知道這兩篇文章所具有的權威性和指導性，但他還是「本着對黨的事業的高度責任心」，以真名投書「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懇請最高領袖在黨的八大上親自出面制止對他的個人崇拜的宣傳。他也寫信給《人民日報》，請求黨報把東歐正在發生的變化的準確信息告訴人民。胡伯威期待一種真正體現馬克思理想的新政治文化，它的內核仍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他以赤誠之心，把組織看作親人，把自己的苦悶和希望向黨傾訴。胡伯威給中央的信沒有得到回音，他給《人民日報》的投書也沒有發表出來，但做為思想動態，刊登在當時供黨內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閱讀的《內部參考》上（幾十年後，胡伯威才看到了這份《內參》）。在刊發胡伯威來信的「編者語」中，沒有對這封來信的性質直接下判斷，只是說該信提到一些重要的問題，不久，《中國青年》雜誌派專人來向胡伯威徵求意見，並向他約稿，
在1956年為時很短的幾個月的時間裏，中國似乎出現了一種尋求新發展，新路徑的可能性，在有幾十個兄弟黨代表團參加的黨的八大上，最高領導只是致了一個簡短的開幕詞，沒有涉及反個人崇拜的問題，但是中央領導同志在八大的報告卻提到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黨的八大通過的新黨章在黨的指導思想的表述上甚至有了新的提法。然而，在遙遠的幾萬里之外的波、匈事件的發生，卻在中國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強大的僵硬思維迅速將創新的思想火花撲滅，剛剛開始的對新發展、新路徑的探索在轉了一個彎後不但沒回到了原地，卻朝向一個更極端的方向急速滑去。胡伯威鑄下了「大錯」，他的「錯」，就在於他的「思想」太活躍，背離了「思不出其位」的數千年的祖訓，竟受到蘇共二十大「修正主義」的影響，也要在中國反對「個人崇拜」；也「錯」在他真的相信了「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以為同屬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中國也會走蘇聯的路；更「錯」在他真的把自己當成了「主人公」而忘了自己僅是一介「小民」，竟敢上書言事。胡伯威是一個依「思想邏輯」而存在的人，而他的那個對「政治」懷有恐懼，曾被他批評留有「舊社會偏見」的同學，是依「生活的邏輯」而存在的人，他雖然沒有「思想」的勇氣，卻無可厚非。正因為他遵從了「生活的邏輯」，才在反右運動中毫髮無損，不少和那個同學一樣，抱「明哲處身」態度的同窗，雖然在反右運動中受到驚嚇，卻暫時躲過了一劫，在運動中落網的都是如胡伯威這樣的「理想主義者」。
作者為自己的「理想」和「思想」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北大的反右運動中，他被打成「比較嚴重的反社會主義分子」，1958年北大「反右補課」，又被升格為「極右分子」，成了北大幾百名右派的一員，其時胡伯威才二十二歲，已畢業被分配到湖北省氣象部門，不幸中的萬幸，是他已離開了北大，如果是在北大被定為「極右分子」，那就有很大的可能被逮捕了，北大的一些「極右份子」就是在當時被逮捕，以後被關押、勞教了二十年。胡伯威是在湖北被送往農村勞動改造的，六十年代初被摘了「帽子」，成為「摘帽右派」，在文革中再受衝擊。胡伯威的個人的生活也完全被破壞，直到1976年，才得以成家，那時他已四十歲。
作者最富創造力的青春歲月就這樣被極左思維無情地摧毀了，胡伯威的不幸，既是個人的，也是國家、民族、人民的。文革的極左泛濫成災有其精神來源，這就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冒頭的，以極左面目出現的，帶有濃厚蒙昧主義色彩的專斷思想和專斷作風，胡伯威在幾十年後給這個現象一個概括，稱其為封建政治文化在「無產階級專政」外衣下的復辟和延續。正是這些匯溪成流，導致我們的國家在五十年代後期陷入了長期的極左的方向，而一步步滑入文革。
胡伯威的這本回憶錄在不經意中觸及到一些重大問題，這就是革命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和社會改造運動中，有兩種突出的現象：一是對革命知識分子作用的強調，另一是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強調。人們都熟悉這樣的領袖名言：沒有知識分子的廣泛參加，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人們也都記得文革中的那句流傳全國的口號：「知識越多越反動」。革命離不開知識分子，建設也離不開知識分子，所以我們在胡伯威的書中看到，在建國初百廢待興的情況下，國家給大學生提供了在那個年代所能提供的較好的學習和生活的條件。對「思想一致性」的要求，在革命戰爭年代自有其必然性，但是當國家進入到和平建設時期，「思想一致性」卻逐步轉入到絕對主義的領袖崇拜的軌道，除了國際共運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極左的傳統，還有「中國革命道路模式」的深刻的影響。中國革命是以農村為中心，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到1949年12月，農民出身的黨員有340萬1千人，占黨員比重的75.8%，文盲共309萬6千人，佔全黨黨員比重的69%。（趙生暉：《中國共產黨組織史綱要》，頁236、243，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1949年，革命的勝利者滿懷自豪進入城市，其中一些同志對知識分子充滿鄙視和偏見，革命領袖雖也看到農民的狹隘性，但認為「忠誠」更重要。胡伯威的書中提到，在反右運動前，北大一些「思想正統」的同志非常不滿物理學、氣象學專業課上的那種質疑討論的氣氛，他們一直為此感到憋氣，認為北大是一個資產階級思想的大染缸，一直到了反右運動打出幾百名右派，才出了那口氣。
自那以後，較具開放和人道主義色彩的五十年代蘇聯文化就逐漸成了歷史名詞，未幾就被貼上「修正主義」的標籤受到批判和禁止，當拒斥了「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後，中國對蘇聯東歐文化又關上了大門，從而真正走向了完全封閉的自我欣賞的方向。「馬克思（實為斯大林）加秦始皇」被尊為治國之不二法門，「外行領導內行」已成為鐵律，蒙昧主義和思想專斷越演越烈，思想盲從，領袖崇拜，農民思維，農民習氣，被認為是體現了純正的無產階級特質而受到高度推崇，而與城市相聯繫的知識分子等階層則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認定是舊階級，舊思想的載體，被無休止地要求純化思想。在這種蒙昧、專斷的狹隘思路下，配之以強力的懲戒手段，繼五十年代在知識分子中不斷「排隊」，「分類」，發展到六十年代文革前夕對知識分子整體「一鍋煮」。有名言：我們沒有大學教授，沒有中學教員，沒有小學教員，全是國民黨的人。除了極少數「紅色筆桿子」，乾脆把新老知識分子，包括黨員知識分子全部打入另冊，一概加之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臭老九」的「帽子」。北大這所已經打了幾百名「右派」，不斷受到階級鬥爭洗禮的中國最高學府，更被視為「反動堡壘」，還被加封了「廟小神靈大，池深王八多」的貶敕。由極左思想滋生的蒙昧主義終於掀起文革的滔天惡浪，荼毒了人們的心靈，嚴重戕害了國家、民族的發展和科學文化創新的生機。
胡伯威在回憶錄中提到葉企孫先生的遭遇尤其令人唏噓。葉氏是著名物理學家，一貫同情革命，抗戰初，曾派遣他的學生為晉察冀根據地籌集和運送材料，製造軍火。解放北京時葉先生又不畏艱險參與組織護校，五十年代還在北大給一年級大學生親自講授基礎課。文革期間，古稀高齡的葉先生受盡摧殘羞辱，一位留校任教的胡伯威的當年的同學有一次從外面回校，「看見一個老叫花子坐在西校門邊牆腳下，用一根草繩繫着又髒又破的棉襖，手上捏着一個干饅頭在那裏啃，走近了一看竟是葉先生！！」
胡伯威先生的書是一個蘊涵豐富思想性的個人實錄，多年來我們熟悉「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這樣一個充滿歷史正當性的響亮的命題，可是在我們的官修正史或學院修史中，卻很少見到普通大眾的蹤影，看到的更多是一些闡述歷史大規律的宏大敘述。今天作者以他個人在北大「右派生成」的具體經歷，為我們提供了北大歷史上一個重要時期的橫剖面，甚至是更廣闊的「五十年代史」的某些重要方面的生動圖像，對當今和以後的歷史編纂學都是一個貢獻和不可或缺的補充。我也注意到在這部獨特的個人化的「五十年代史」中，作者對他在反右後的痛苦遭遇着墨很少，他談的更多的是他在那個火紅的年代的理想、激情和對國家健康發展的期盼，他真切的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吸取歷史的教訓，實踐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和「以人為本」的理想，他的全部文字都滲透着對祖國無限的愛。胡伯威的敘述細膩而耐讀，讀者隨他走進一段歲月，看到一個革命青年的理想是如何燃燒，又怎麼被極左思想所摧殘，走向無邊的深淵，再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獲得新生，作者不怨不忿，更增添他這本書的感染力，帶給讀者更多的回味和思考。
2006年3月於香港中文大學
《博覽群書》200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