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中共病毒疫情對中國人權的影響」項目的研究報告，撰稿人為王慶民、楊子立、滕彪，統稿人為滕彪。
距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國爆發已過去一年有餘。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遭受新冠肆虐不同，中國在2020年年中就已基本控制了疫情。雖然現今又略有反彈，但整體上仍可以說取得了抗疫的勝利。這也被中共當局用來自我誇讚，作為中共體制的成績乃至優越性大加宣傳。但常被忽略的是，中國式防疫的背後，是建立在犧牲國民許多基本人權的基礎上的，是「低人權優勢」的又一次體現，反映的是正常國家無法複製的、中國特色極權體制的控制力。這非常值得人們尤其致力於推動民主事業的人士警惕和思考。
去年年初，在經過短暫的隱瞞和猶豫之後，中共當局在武漢實行了全面的封鎖，並在不久後將嚴酷的封城和隔離措施在全國推行。商店停業、交通停運、社區封門，國民工作和生活完全停擺。各行政區之間更是設置了諸多壁壘，對外來者和返回者百般刁難。國民被切割在一塊塊格子般的區域不能活動，基本的人身自由和生活選擇權被剝奪。任意羈押普遍存在，甚至公民的生命權也被肆意踐踏。中共當局打壓公民記者和「吹哨人」，壓制新聞報道和言論自由。同時抗疫期間的健康碼等措施，在疫情結束後繼續作為嚴控社會的手段。中共借防疫之機大大加強了對民間的控制和打壓，這導致了法治和政治體制的進一步的倒退。
（一）中共當局對公民記者和「吹哨人」的打壓、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侵犯
中國政府歷來將公共衛生危機視為政治問題，與政治合法性、維穩綁在一起，這一次仍舊出於極權本能而掩蓋中共病毒疫情真相，封殺輿論，並且施壓WHO使其遲遲不宣佈「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因此貽誤了防疫的最佳時機。Southampton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假如中國提早兩個星期採取行動，病毒的傳播將降低95%。[1]中共當局對於調查報道中共病毒疫情中敏感問題的獨立公民記者進行了嚴厲的打壓，扼殺了新聞自由。如赴武漢進行獨立調查的張展、陳秋實、方斌、李澤華，均在此後不久被捕。而被捕的原因，主要是對武漢悲慘的實況做了直白的描述、對中共當局一系列錯誤決定進行了激烈的批判。
例如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曾於中央電視台供職的李澤華，先後走訪了在封城前夕舉行「萬家宴」的百步亭社區、武漢市殯儀館、武昌火車站、P4實驗室，期間曾被尾隨。他在他的YouTube頻道上公佈信息。2020年2月26日，李澤華於武漢失聯，疑似被捕。4月中旬才被釋放。而公民記者、法輪功修煉者方斌，冒生命危險深入當地醫院，曝光疫情的真實情況。2月10日被警方帶走，至今下落不明。陳秋實曾採訪香港反修例運動，2020年1月23日在武漢被封鎖期間趕至該市，並在武漢中心醫院、殯儀館等多處實地探訪。2月7日，有消息稱被警方帶走。[2]
公民記者陳秋實圖源：推特
另一位公民記者張展，在武漢做了更多的採訪，並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她在文中直斥疫情失控根本在於體制，對官方掩蓋真相、社會墮落的現實進行了激烈抨擊。她的文章得到了海外網站的廣泛轉載，但在國內被封殺。她被捕後，艾曉明女士等人積極為她呼籲。在獄中，她絕食抗議，身體虛弱，後被強制灌食，遭受虐待。2020年12月28日，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張展有期徒刑四年。[3]
公民記者張展在武漢街頭
當國內媒體在報道疫情中均三緘其口、規避敏感問題時，這幾位獨立人士尖刻的報道觸發了中共當局的新聞審查系統和維穩系統，導致他們紛紛被「失蹤」、判刑。中共當局還對其他揭露真相、批判政權的人士進行了打壓。如撰寫關於武漢封城期間情況的《方方日記》的方方，就受到由當局組織和引導的五毛群體的集中攻擊，對她的侮辱謾罵及污名化持續至今。[4]謾罵與污名的過程，讓人們看到了文革的影子。如有不少評論攻擊她「給反華勢力遞刀子」，還有人說她「吃人血饅頭」，罵她「心理陰暗」、「應該上精神病醫院檢查」、「老鼠又上街了」等等。她只是在盡一個公民和知識分子的責任，為民發聲，並無造謠和煽動仇恨，就被如此對待。中共當局刻意不徹底封殺方方，是為了將其豎成國內民族主義的靶子，用來轉移社會矛盾、引導輿論對疫情的態度。
還有許志永等關注疫情的政治反對派人士，也被當局所不容。許在疫情初期因發表針對習近平的《勸退書》，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抓捕。許志永等人早就是中共當局的眼中釘，這次被抓也是針對2019年廈門聚會的「1226大抓捕」的延續。[5]
如果追溯到更早，還有武漢中心醫院艾芬醫生的「吹哨」被訓斥，使得疫情不能被早日發現和防控，才造成了後來的悲劇。只是對艾芬這樣的體制內人士，政權並未重拳打擊，保留了她的職務。這也反映了中共對待不同群體施以不同的專政手段，實現維穩成果的最大化。另有被認為是「吹哨人」的醫生李文亮，因在微信群發佈關於中共病毒疫情爆發的警告信息，被公安機關訓誡，並在不久後因病去世。李文亮之死在微博上立即引發公民對言論自由的呼籲，但這種聲音很快被互聯網迅速刪除。
以上這些只是迫害敢言者和公民記者的冰山一角。這背後反映的是全體國民受到噤聲、所有國內媒體被審查的現實。在如此的輿論環境下，中共病毒疫情發生的原因、蔓延的過程、造成的影響，都無法被真實和完整的為人所知，自然也談不上反思、改變和追責。這也是中共當局敢於實行不顧民權民生的防疫方式的原因。當生命苦難與人權侵犯被掩蓋，專制的蠻橫也就肆無忌憚。
（二）「中國式防疫」對於民生的損害
面對疫情，中共當局以封路、封門、封窗等方式防控。從2020年年初的武漢，到年底的烏魯木齊，以及今年1月的石家莊、通化，「一刀切」的高壓防控一以貫之。在一些圖片和視頻中可以看到，居民家門被用鐵棍焊死，根本無法出屋。這在民主法治的國家是完全難以想像的。中共當局這些年在城市和鄉村建立的網格化管理體系也發揮了作用，各地的派出所、村居委會等基層維穩機構，以聯防聯控等手段將國民摁在家中不得外出。對於冒險外出的民眾，維穩機構通過拘禁、毆打、遊街等方式進行法外的懲戒。
一個在疫情期間封閉管理的小區
武漢市民陳和建，2020年2月離家外出兩個小時，回家時遭遇防疫管理人員的毆打，隔日因顱內出血去世。雖然醫院稱是因染疫致病去世，但他的哥哥、異見人士陳忠和與陳和建家人認為是被毆打致死。[6]在獄中服刑律師的余文生、政治犯黃琦等人也被以疫情為由禁止家屬會見；[7]今年1月，石家莊爆出防疫的村幹部將外出人員綁在樹上……[8]
2021年1月，吉林省通化市因疫情採取封城封戶，家家戶戶被貼上封條，很多人沒有儲備食量，網上訂購無人配送，不少居民叫喊面臨斷糧斷藥。通化居民反映，「我們整個小區以及樓道，家裏的防盜門全部貼封條，下邊有人守着，根本出不去……家裏東西快吃完，樓上的住戶已經每天吃麵條拌醬了，社區打電話不接，封小區之前雞蛋漲到七塊錢一斤，通化白山的酒店全部被徵用隔離使用。」另一居民說，「我是F8號樓一單元901的住戶，我已經兩天沒有吃東西了，現在快要餓死了，請問一下我附近有沒有家裏有麵包，或者方便麵啥的，能不能隔着窗戶給我點，給錢也行，我真的快要餓死了。」封城封戶帶來的不光是斷糧的威脅，還有老人生病無法醫治的嚴重問題。各地極端的封城封村政策加上模式民生的混亂的關係，造成了大量本來可以避免的人道災難。[9]
更普遍的是，高壓管控之下民生痛苦、百業凋零。且不說如旅遊、餐飲、住宿等易受影響的行業，即便與人口聚集與流動無直接關聯的各中小企業也被迫停工停產，店鋪幾乎全數關門，只要是無法在線遠程完成的工作均告停止，失業人數飆升。這對於從事低端產業的普通工人、服務業者及農民工影響最為嚴重。人們生計無着，甚至債台高築，承受着沉重的經濟負擔。[10]
生產的停滯也就意味着供給的中止。隨着封鎖時間的延長，國民基本需求出現嚴重不足的危機。許多國民面臨食物短缺的處境；大量私人企業資金鍊斷裂，瀕臨破產或已破產；因封鎖措施導致患有其他非新冠疾病的患者無法及時就醫[11]；一些外來務工者無處可去流浪街頭……此外，還有高強度封鎖和隔離造成的各種衍生傷害。
具體說來，在中國這種防疫的「休克療法」下，農民工和底層市民受害尤其嚴重，基本衣食住行都難以得到保障。相較於歐美及一些發展中國家大量發放救濟金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中國國民在疫情最嚴重、封鎖最徹底、生計最艱難之時未得到一分錢的救助，非國企的私營企業也很難得到銀行和政府的紓困支持。[12]
各行各業的停擺也讓國民生活陷入極大困境。沒有供給或供給極少，導致各種生活必需品和必需服務短缺，物價飛漲。而由政府配給的食物等必需品分配不公不均。公務員尤其警察等強制力機構人員配給品中時鮮果蔬齊全，平民只能十元買到一根蘿蔔、一顆白菜、兩顆土豆等共三樣菜品組成的「愛心菜」包裹且時常斷貨。[13]
還有，據一些市民說，在配送「愛心菜」時往往選擇性配送給所謂「重點人群」，更多人則收不到配給。官方聲稱是送給貧困戶和低保戶，但有市民說被優先供應的人反而都住在條件較好的小區。在配送時官方電視台跟隨拍攝，卻根本不拍沒有得到配給的地區。此外還存在配送效率低下、在「最後一百米」配給困難的情形。
全國各地大批滯留於外地、需要被隔離14天甚至更久的民眾，需要自行承擔巨額的隔離費用，如住在酒店每天需要支付數百甚至上千元，對於本就沒了收入的民眾是雪上加霜。有些住了幾天住不起的只好坐在公園的長椅上休息（因為保安不允許躺下，只能坐着睡）。[14]
而在高強度隔離下，老弱病殘等極度弱勢群體面臨着缺吃少穿、缺醫少藥的困境。對此政府所做甚微，這些弱勢者處於坐等死亡的狀態。不許出門也使得家庭暴力激增，且家暴受害者無法像平常那樣逃離和求助，導致許多家暴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如同生活在囚牢。[15]
發生在湖北黃岡的腦癱患兒飢餓致死事件，就反映了中共當局粗暴的防疫與隔離政策對弱勢群體的傷害。腦癱患兒鄢成的父親因疑似感染新冠被送入機構收治，鄢成被託付給親屬及村委會照料。但是幾天後鄢成就因病去世。[16]有輿論指責地方政府及社會福利機構沒有盡到對弱勢群體的照顧責任。
這些悲慘情形，有些是中共的專制體制下畸形的防疫政策直接造成的，有些是中共當局縱容民粹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泛濫導致的，總之都是中共當局罔顧基本人權、剝奪公民生存權的例證，也是中共治下社會不公、人分三六九等的體現。
正如紐約時報所說，「中國應對疫情的努力，是以民眾生計和個人自由為代價的。即使對於那些可以重複中國模式的國家來說，也不得不考量，這種治療手段是否比疾病本身更糟糕。」「一刀切」和過於嚴酷的管控手段，極大的損害了數億國民的生計。經濟社會活動被強迫全面停止，導致上億國民失業、破產，繼而製造了大量負債者、生活無着的貧民。而事實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均未實行如中國這樣的抗疫「休克療法」，而是允許部分行業正常營業，或在嚴格的防疫措施下有限度的營業。如疫情同樣嚴重的韓國，即便在疫情中心大邱，包括餐館、酒吧和咖啡店等都可以在嚴格防疫如保持人際距離的前提下正常營業[17]。其他如香港、台灣、新加坡、日本及歐美國家，均以折中溫和的方式儘可能兼顧防疫和民生。
而中國採取的徹底停擺，的確更有利於遏制疫情，但嚴重損害了國民賴以生存的基本經濟民生活動，得不償失。即便根據官方數據，中國2020年第一季度的GDP也同比下降6.8%，是改革開放以來首次負增長，對中國近年來本就嚴峻的經濟、就業、民生的危害不言而喻。
中共當局的這些高壓防控手段，名義上是為了控制疫情拯救生命，卻製造了更大的災難，是相對間接和隱蔽、卻更廣泛而深刻的傷害，是對國民生存權、發展權和選擇權的剝奪。
（三）「中國式防疫」對自由權的剝奪
不僅有對民生的危害，還有對民權和自由的損害。人身自由權、自由遷徙權是神聖而不可剝奪的權利，在中國卻被肆意侵犯。事實上，在非疫情時期中國國民的人身自由和遷徙權就被長期侵犯，如戶籍制度的實行。疫情期間，這種人權侵犯大大的加強了。中共當局以防疫為名，不經法律途徑即隨意限制甚至完全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將人們困於各種不是牢籠卻如同牢籠的環境中，本身就是對「人生而自由」這一原則的根本蔑視。
自由權是人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天賦而自然的權利，是實現其他權利的前提和手段。在不侵犯他人權利與自由情況下、不經民選政府的法律途徑許可下，每個人的自由不可剝奪。雖然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對於自由與秩序、自由與生命的看法有所不同，但「人人生而自由」是現代文明的必備要素。
正是出於對法治和自由的尊重和珍視，在疫情肆虐全球時，各國才沒有採取中國這等強度和密度的封城與隔離措施，沒有讓社會變成休克狀態，而是遵循自由原則，保持了社會基本的運轉，在限制自由方面高度審慎和克制，不破壞國民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更不會採用野蠻的、侵入式的手段剝奪個人自由。
反觀中國，封城、封小區、封門、抓人，一切都蠻不講理、不顧人權。在這個政權眼裏，為達到某個目的，就可以隨意犧牲人的自由，可以將任何阻礙達成目的東西破壞，摧毀個人日常生活和社會正常運轉。一位住在四川省的異議人士說，「公務員、防疫人員權力欲望滿滿。他們就像打了興奮劑一樣，躍躍欲試，因為他們可以藉機壟斷、支配一切資源，藉機可以管控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的口號是：特殊時期，特別處理。什麼法不法的，什麼合理不合理。輕者「紅袖套」吆喝、斥責，重則警方、特警出動。你只能有兩個字『聽話』」。
同樣據他講，「在XX門口，有位老者沒戴口罩，守門人就是不讓他進，無論他怎麼解釋求情，最後是老者花了80元在大門旁買了一個，平時賣0.5元一個的普通口罩，才被允許入內；趕公交車，我多次見到已上了車，給了車費而沒有口罩的老者，被司機趕下車。司機的解釋是，車上有監控，發現有沒戴口罩上車的，他要被罰款；在露天的封閉菜市場，沒幾個人，我散步沒戴口罩被守門的人碰見，他便大聲吆喝讓我戴口罩，我一邊在看手機一邊拿出口罩準備戴上，此管理人員認為我戴口罩動作不夠快，馬上惡聲惡氣地叫：『你裝蒜嗦，叫你戴口罩你還慢騰騰的？』說着向我撲過來，有市民勸架阻攔才終止了他的進一步惡行……」[18]這反映了中國式防疫下基層管理人員權力膨脹、濫用職權、侵犯自由甚至憑權侮辱公民的現實。每個公民被當成犯人一樣對待，被肆意欺凌。
中國政府利用防疫也加強了對異議人士的任意拘押。對於不受政府歡迎的公民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防疫隔離給拘押他們提供了絕佳的藉口。紐約時報報道了中國政府利用疫情鎮壓異議人士的情況，其中講到人權律師王全章的遭遇。當局以防疫隔離為名在其刑滿釋放後強行關押了14天，儘管他之前在監獄已經做了病毒檢測且已經隔離過。維權人士姜家文被以口袋罪「尋釁滋事」判刑一年半，他在剛出獄後到北京訪友時被政府以防疫隔離為名被關押在遼寧丹東一處有鐵欄杆的旅館房間裏。[19]
有人會認為，為疫情防控犧牲自由是值得的。這就是混淆了有限限制自由和無限限制自由的分別，也是不懂得在疫情與自由間進行權衡和兼顧。世界各國都在疫情期間進行了一定的限制措施，但發達民主國家往往更加注意不破壞自由社會賴以存在的各種基礎，如人身自由和自由遷徙的權利。這根本上是中西方不同體製造成的。中國是高度集權、極權的制度，政權可以以無限大的權力任意擺佈國民，而國民無力反抗。但西方及各民主國家，是民選產生的代議和行政機關，必須考慮民意。三權分立的政治結構和多黨制也制約着權力的行使。此外還有各種公民組織的活躍，是不會同意執政者像中共這樣為防疫不顧肆意侵犯民眾自由的。
（四）中共當局對新冠肺炎維權者的打壓
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國共造成近10萬人染疫，近5000人死亡。而發生這些，肇因於中共當局在疫情初期的隱瞞。此外，如前所述，還有更多的人因高強度的封城和隔離措施受害，如一些人因生活必需品短缺、其他疾病病患無法得到及時的醫療照護而病情加重身亡等。但因此選擇追責中共當局的卻屈指可數。這當然是因為中共政權的專制性質及其對維權者的殘酷迫害。
如武漢一位叫張海的新冠死亡者家屬，作為寥寥無幾的維權者之一就遭遇了當局的威脅和打壓，並在不久後失蹤。張海的父親因骨折在武漢一家醫院治療，卻不幸感染新冠。張海因此控訴武漢市政府隱瞞疫情造成父親死亡。此後，張海不斷受到當局騷擾，上街有人跟蹤，社交媒體帳號被停用。警方威脅他，若不停止發聲就等着進監獄。
此外，據人權觀察消息，公安機關還警告人權律師和社運人士不得在網上評論中共病毒疫情或協助新冠受害者維權。全國各地司法局官員隨後約談多名人權律師，威迫他們遵守「三嚴禁、六不講」，包括禁止他們為新冠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屬提供法律意見，不得接受境外媒體採訪，不得參加連署等等。這都屬於中共當局對試圖追責者的打壓迫害。[20]
而國際社會同樣提出追責問題。如美國就有律師擬起訴中國政府，各國政界和民間也都有要求中國為新冠負責乃至賠償的聲音。面對西方國家及世衛組織提出的調查新冠源頭的要求，中共以各種方式拖延，直到今年年初才同意世衛組織派團調查。[21]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還倒打一耙、指責新冠病毒是赴華參加軍人運動會的美軍傳染而來，混淆是非能力可見一斑。
因中共當局在早期對疫情的隱瞞及防控不力，造成全國乃至世界受到如此巨大的傷害與損失，追責本是理所應當的。但如此世紀巨禍，迄今卻無人擔責，這當然是中共當局對內鎮壓、對外耍流氓的結果。
對於公共安全事故/災難拒絕負責或敷衍了事，是中共政權一貫的作風。如2008年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校舍涉及「豆腐渣工程」的問題，就迄今沒有一個說法，維權家長被維穩，還有採訪此事的港媒記者遭毆打。其他如「7.23」動車事故、「毒奶粉」事件、天津港爆炸事件等，中共也採取各種措施隱瞞責任、打壓維權、封鎖輿論。這次新冠事件也不例外，是中共當局釀悲劇成卻逃避責任、打壓維權運動的又一案例。
值得說明的是，並不是中共在實行高強度的防疫之後，就可以抵消此前隱瞞疫情造成的傷害。無論是隱瞞和淡化疫情，還是後來嚴酷的防疫措施，顯然都是錯的。不作為和「矯枉過正」的亂作為都是錯的。走向兩個極端的惡無法「相抵」、「歸零」，恰相反，兩個極端造成的危害是疊加的，都需要被追責和反思。
（五）「中國式防疫」對私隱的侵犯、對公民社會的進一步扼殺
在防疫過程中，中共政權普遍使用了信息化手段，以管控十四億國民。[22]最明顯的莫過於通過「健康碼」來了解每個人的行為軌跡。人們進入辦公樓，購物中心，居民小區和地鐵都被要求掃描手機上的健康碼。一些地方要求居民使用支付寶或微信獲取健康碼。根據不同的健康碼，人們在關卡會得到准予放行或強制隔離的不同待遇。[23]
武漢市民在街頭掃健康碼
據《紐約時報》等媒體報道，「健康碼」系統與公安網絡相連接[24]，公安機關可以藉此掌握更多個人私隱，並可能在疫情結束後繼續以某種形式存在。浙江杭州即在去年5月擬建立基於「健康碼」的健康評分體系，引發了公眾對侵犯私隱及歧視問題的擔憂。北京則發生了「健康碼」信息泄露事件，大量照片、身份證號碼被放到網上售賣，僅1元即可購買1000多名藝人的身份證號。
事實上，中共政權通過擁有完全管理權的互聯網及相關平台，早已將國民的出行、購物、住宿、理財等行為近乎完全掌控。如微信、支付寶、微博等各平台的海量大數據，中共政權都隨時可以取用。當然，還有無處不在的視頻監控系統供政權取用，並且不會像有權有勢者犯罪時那樣「恰巧」壞掉。
依仗無孔不入的大數據和視頻監控系統，中共當局可以輕而易舉的實現對全體國民的監視，進而控制億萬百姓。沒有人可以逃脫這樣嚴密的監控，自然可以在防疫上實現空前的成功。這在尊重私隱、遵循法治的國家當然無法做到。在歐美等國家，公民社會始終都對大數據對私隱的侵犯非常在意，對政府、警察機構試圖強化監視的行為向來抵制，中國這樣的監視主義社會根本不可能在這些國家實現。
《外交事務》報道過中國政府借疫情機會加強對公民的數字監控，從部署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到記錄公民的手機移動路線和鐵路或航空行程。而民主國家對於使用這樣的監控技術則非常小心。正是有侵犯公民私隱的顧忌，民主國家無法向中國這樣利用數碼技術來防疫。[25]
對私隱的侵犯，就是侵犯自由的預備和手段。當國民一舉一動都被政權所偵知，剝奪自由也就輕而易舉，反抗也被化解於無形。如前所述，自由重於泰山，不可因中共病毒疫情而遭到過度損害。只有中國這樣的極權體制，才能不顧一切的透支國民的私隱與自由，換取抗疫的成功。
中共當局可以將高壓管控手段用於抗疫，當然也可以用於其他，比如對公民社會的鎮壓、對少數族裔的迫害。這些年來，中共當局正是憑藉在全球的無與倫比的社會控制力，實現了專制政權的存續。疫情期間中共超絕的社會控制力，再次展示了它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對任何反抗政權的行為，可以進行強力、迅速、無情的鎮壓。而民眾面對如此強大的政權，只能如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
其實，中共當局在抗疫期間的高壓管控，本身就包含着對公民社會的扼殺、對基本人權的侵犯。中共當局自2013年起，對公民社會進行了密集而強橫的掃蕩。如中國公民運動中起到非常突出作用的民間機構「公盟」被取締，時常為公民社會發聲的《南方周末》和南方系其他媒體被打壓，針對人權律師群體的大規模抓捕、強迫失蹤和吊銷執照，NGO組織紛紛被關閉，知名的公民運動領袖被判刑入獄……歷經數年掃蕩，2020年的中國早已是被中共徹底壟斷一切的專制獨裁之國。
因此，中共病毒疫情爆發至今，我們再也看不到如樂清錢雲會事件、鄧玉嬌殺人案、汶川地震校舍倒塌問題、7.23動車事故等事件發生時社會各界積極介入、群起響應，如民間的調查、救災、援助等。在疫情爆發初期，民政部就特地的下發通知，不允許外地慈善組織、志願服務組織進入湖北省。而外地捐助物資也指定由紅十字會進行統一接收和調配。這名義上是為了方便管理和控制疫情，事實上就是防止民間自組織的生長和非體制勢力的萌芽。
這對於防治疫情帶來了明顯的負面影響。由於禁止民間公益力量自由參與防疫，更不允許民間自我組織互助和自救，加劇了疫情高峰期醫療、食品等資源不足的情況，更使得失業、滯留和其他生活陷入困境的群體難以得到民間補充性救助。當然，還有對於公共輿論的壓制。取而代之的是，中共當局對於各地國民之間的歧視、仇視、排擠、衝突持縱容放任態度。這造成人際關係惡化，人們不是互助而是互害，如艾曉明女士擔心的「滿足於苟活且放任自私自利，以鄰為壑」。但特權階層不擔心甚至希望人們相互防範與對立，以利於他們統治。
禁止公民社會參與防疫，造成的救助資源不足等直接損害是次要的，最主要是對於公民獨立維權、團結與組織的破壞。通過壟斷防疫資源和權力，讓國人仰中共鼻息而活，一切依靠專制政府的支配，以遏制因疫情及衍生問題而出現對政權的不滿，使人民不能團結起來進行抗爭。當人們面臨災荒時，對腐敗骯髒政權積聚的不滿就很可能爆發，疫情造成的失業和破產等經濟民生危機也強化了人們絕地反抗的衝動。這本應是人民的正當反應，中共當局則利用壟斷防疫資源、掐滅公民社會的方式阻止人民的憤怒轉化為行動，用心惡毒且行之有效。
疫情期間打壓公民社會和民間自組織的問題，是被普遍忽視的，但卻是非常嚴重的問題。這扼殺了民間出現可以擺脫政權的公民團體、積聚反抗力量的可能，掐滅了自下而上變革的希望之燭。這也剝奪了人們維護自身利益、追求公平正義的權利。國人只能選擇對疫情造成的傷害及衍生的各種不公不義忍氣吞聲。
中共對公民社會的這些破壞和對人權的侵犯，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對大數據的掌控。由信息化武裝起來的政權對民眾實現了「降維打擊」，可以利用科技手段輕易的實現以少制多。互聯網和監控系統的廣泛使用，在技術層面對政權壓迫民眾起到了躍進作用，人民幾乎再也無法「揭竿而起」、「嘯聚響應」，因為政權完全掌握了每個人的動態，並且可以利用大數據調配鎮壓資源。這對於公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是致命的打擊。曾經有人預言互聯網將終結專制，但意外的是，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大數據極權成了鎮壓者的利器。
中共當局在疫情期間超強的社會控制力，既是高壓維穩常態的強化，又是現代信息技術條件下扼殺政治反抗運動的預演。以侵犯公民人身自由、遷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及各項權利換取抗疫的巨大成功，再次顯示了曾製造經濟發展奇蹟的「低人權優勢」的威力，以及這種「低人權優勢」對西方民主自由的開放社會形成的巨大挑戰。中國政府甚至發起輿論戰，宣揚專制體制的「優勢」和民主體制的「低效率」。[26]而西方乃至國際社會對這種挑戰並未表現出足夠的關注和研究。中國的政治反對力量，也同樣沒有對中國式防疫反映的特色極權的剛性與靈活性做出重視和反應。這非常令人擔憂。中國和國外各界人士必須正視與重視中共治下「低人權優勢」的中國模式，準確而深刻的認識到這種模式對中國國民人權的侵犯及對全球自由開放社會的威脅，繼而籌劃對策，捍衛人權與自由。
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對新疆、內蒙古、西藏和香港的鎮壓變本加厲。2020年7月1日，在香港推出國安法，徹底撕毀一國兩制，使香港的自由和法治狀況發生巨大倒退。中共在內蒙古限制蒙語的使用，並大規模抓捕抗議者。[27]中國政府把至少50萬藏人關進軍事化的勞動營，[28]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人身自由等基本人權受到野蠻的侵犯。而新疆正在發生全世界範圍內最大的人權災難。180萬至300萬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等少數民族被關押在集中營，他們被系統性地洗腦、酷刑，國際上已經出現越來越多的關於集中營被關押者非正常死亡的報道。BBC對受害者的採訪和調查證明了集中營存在着系統性強姦和性侵犯。[29]有些逃亡出來的維吾爾人一兩年沒有能夠跟家人通話，不知道家人是否被感染，加劇了他們的焦慮。在全世界釋放囚犯以減緩疫情傳播風險的情況下，新疆的集中營卻沒有因此而釋放更多的人回家。這使得被集中關押的穆斯林面臨很大的傳染風險。
互聯網成了中共進行政治宣傳、洗腦和追蹤民眾的有效工具。防火長城、社交媒體、大數據、電子商務、現代通訊科技、人臉識別、聲紋識別、步態識別、DNA數據庫等，都讓中共可以更有效地實施對人民的嚴密監控。在山東省，中共利用虛擬現實（VR）技術來檢驗黨員的忠誠度。這已經超出了奧威爾在《1984》裏所描述的高科技極權統治。市場調查公司IDC預測，中國的公共監控鏡頭將持續增加，在2022年將達到27.6億台，人均兩個監控鏡頭，這還不包括中共可以隨時獲取信息的個人電腦和手機等設備。在中共自1949年開始建立，並在過去七十年裏不斷加強的傳統極權監控機制里，「高科技極權主義」正在實際運作中。從中國的網絡化維穩手段、秘密警察、黑牢、收費網軍、黨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對媒體和互聯網更廣泛的監控、洗腦、針對維權人士的大逮捕和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我們看到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高科技極權主義。[30]
結論
中國政府鎮壓了知情者和患者傳播新冠肺炎的真實消息，進一步收緊了公民的言論自由。在對公民的行蹤控制中，放縱執法者對公民的人身自由進行侵害。借用疫情的特殊需要，中共加強了對公民的數碼化監控。在嚴格控制公民行動的同時，政府的補救措施不足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包括經濟損失和不必要的生命損失。中國政府還開動輿論機器，宣傳中共極權體制的「優越性」為鞏固政權服務。被鎮壓的少數民族處境因為疫情而更加惡化。中共對疫情源頭的國際調查進行百般阻撓，妨礙了全球抗疫和了解病毒真相的進程。總之，中共病毒疫情對中國人權的發展帶來了極為負面的影響，加劇了本來就已經惡化的中國人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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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疫情下，比病毒更可怕的是污名和歧視》–南風窗，2020年3月11日
21.《泉州坍塌酒店最早逃生的湖北人：起初以為地震，挖到凌晨發現父親和表弟遺體，一家四人隔離8天花6000》–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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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疫情導致「無工可打」近3億農民工如何渡過難關？》–歐洲時報，2020年3月9日
24.《疫情下一個陝西農民的生活》–《地球知識局》，2020年2月24日
25.《立即停止抗擊新冠肺炎過程中的人權侵犯》—中國人權捍衛者，2020年2月4日
26.其他零散但可證實的來自相關文章、視頻、新聞、推文、博文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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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石家莊防疫新招：將出門者捆在樹上》，2021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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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湖北父親被隔離六日後家中腦癱兒死亡》， ABC，2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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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來自本報告作者對國內維權人士的採訪。
[19] China Uses Quarantines as Cover to Detain Dissidents, By Sui-Lee Wee, July30, NY Times.
[20]《中國：新冠肺炎維權者被騷擾》，2021年1月6日，
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21/01/06/377547
[21]《世衛調查組獲准入境中國專家對病毒源頭得出結論期望很低》，美國之音中文網，2021年1月11日。
[22]《武漢大學突破口罩人臉識別難題識別精度能達到90%》，環球網，2020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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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中國多地欲將健康碼常態化，引發私隱擔憂》，紐約時報，202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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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hina’s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Warfare, By Valérie Niquet, The Diplomat, March24,2020.
[27] AMY QIN,中國在內蒙古推漢語教學引發抗議,紐約時報，2020年9月1日。
[28] China forces500,000 Tibetans into labour camps, the Sydney Morning Harold,2020.9.22. https://www.smh.com.au/world/asia/china\-forces\-500\-000\-tibetans\-into\-labour\-camps\-20200922\-p55xyk.html
[29]『Their goal is to destroy everyone』: Uighur camp detainees allege systematic rape, BBC, Fed.2,2021.
[30] Teng Biao, From1989 to「1984」: Tiananmen Massacre and China’s High-tech Totalitarianism,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5, No.2,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