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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城鎮化導致農民變貧民

——中國城鎮化副作用:農民變貧民

美國報刊發表有關中國城鎮化對農民的影響的報道,講述中國天津市郊區的華明鎮幾個自然村在城鎮化過程中,住進樓房的菜農們生活水平下降,變成城鎮貧民的狀況。

美國《紐約時報》日前發表題為《中國城鎮化的副作用:農民變貧民》的長篇報道,講述中國天津郊區華明鎮的變遷。三年前,上海世博會把這個新建成的小鎮作為中國從農業國向城鎮化國家轉變的典範。100多萬名遊客通過參觀這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展館了解到中國農民是如何通過公平交易,不花分文便過上了新生活。

報道說,如今,華明鎮可能又是另一場變革的代表:中國新興城鎮的貧民區化。那裏社會失調的跡象比比皆是。在網吧和桌球廳消磨時間的年輕人說,他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工作。為了維持生計,上了年紀的人不得不從事卑微的工作。社區和家庭結構遭到破壞。

深圳《中國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負責人劉開明表示,天津近郊華明鎮的變遷是中國城鎮化的一個縮影:

「(另一個)例子是,重慶郊區的奶農土地被徵用後,村民住進了高樓。但是奶牛上不了高樓,奶農失去了生活的來源,導致他們的貧困化,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比比皆是。」

城鎮化不僅發生在大城市的近郊,劉開明說:

「比如江蘇、浙江等省的許多自然村子都在合併成鎮子。農民集中住進了高樓,宅基地被用來進行房地產開發。」

四川成都的維權人士黃琦認為,中國各地急風暴雨式的城鎮化運動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失調,首先是,官商勾結侵害農民權益,地方政府採取暴力征地,強迫農民廉價出賣土地使用權,他說,

「中國失地農民的出現是最近10年發生的事情。2006年之後,失地農民的人數出現加速度增加。失去土地的農民逐漸貧困化。政府應該採取措施,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並對過去10年出現的遺留問題進行清理,給失地民更多的經濟補償。」

報道還說,中國正在推進由政府牽頭的城鎮化令許多人擔心,大量的新住宅開發項目可能會落得與西方國家戰後興建住宅項目同樣的下場:本來是要解決一個問題,但卻有可能引發一系列新的問題。這些新問題可能會在好幾代人的時間裏困擾中國城市。

深圳當代中國社會觀察研究所的劉開明說,目前中國城鎮化最大的問題是怎樣讓農民就業,

「目前政府給失地的農民一個低保,但是這個錢根本不能保障農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地方政府實際上也給失地農民提供了一些職業培訓,但是要讓農民具有市場經濟需要的技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目前中國大陸的地方政府為失地農民提供的職業培訓脫離實際,劉開明說,

「大多的培訓是電腦、廚師、英語等,沒有根據當地經濟市場的需要進行培訓,而是官方意志決定一切,也沒有徵求農民自己的意見。」

劉開明認為,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將是中共政府在今後20年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 RFA



 

三年前上海世博會,天津市郊的華明鎮曾被作為中國城鎮化的典範。而今,這裏離開土地過上城市生活的農民日益顯出貧民化之勢。

離開土地

中國城鎮化副作用:農民變貧民

中國華明——三年前,上海世博會把這個新建成的小鎮作為中國從農業國家向城鎮化國家轉變的典範。100多萬名遊客參觀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展館,在那裏,他們了解了農民是如何通過公平的交易,不花分文便過上了新生活。

如今,華明可能又是另一場變革的代表:中國新興城鎮的貧民區化。

社會失調的跡象比比皆是。在網吧和桌球廳消磨時間的年輕人說,他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工作。為了維持生計,上了年紀的人則不得不從事卑微的工作。社區和家庭結構遭到破壞。

最令人擔心的是自殺現象。當地人說,自殺時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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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在推進由政府牽頭的城鎮化,這項計劃預計會在周六開幕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得到認可。在此之際,許多人擔心,這裏大量的新住宅開發項目可能會落得與西方國家戰後住宅項目同樣的下場。它們本來是要解決一個問題,但卻有可能引發一系列新問題,而這些新問題可能會在好幾代人的時間裏困擾中國城市。

「我們說的是幾億人,他們正往這些地方搬,但這些搬了新家的人的生活水品實際上是下降了,」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研究搬遷安置地區的政治學者王慧玲(Lynette Ong)說,「首要問題是建築物的質量,其中存在大量腐敗現象,他們偷工減料。」華明還遠遠算不上危險的貧民窟。這裏沒有黑幫、吸毒現象或街頭暴力。鎮上近一半空間是綠地。通往小學、初中和高中的街道兩旁樹木林立。

但新居里,牆壁裂縫、窗戶漏風、電梯間的地板鏽跡斑斑。對那些被要求用自家祖傳的土地換公寓的農民來說,生活條件的下降更讓他們覺得自己上了當。

「那是他們的土地,」35歲的失業母親魏穎(音譯)說,「你必須要了解他們心裏是怎麼想的。」她的父母住在一個粗製濫造的公寓裏。

絕望和疏離感透過自殺事件浮現了出來:深夜從陽台跳下、喝農藥或臥軌。

「我會出現焦慮症發作,因為我們沒收入、沒工作,啥都沒有,」40歲的馮艾菊說。她有兩個孩子,以前是個農民。2008年,她被迫搬到華明。她說自己買抗抑鬱藥物已經花了1500美元(約合9100元人民幣),以當地的消費標準來看,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我們從來沒有發言的機會;也從來沒有人問過我們什麼。我想回家。」這些新城鎮裏的情形與其他一些流動人口居住的簡易房形成了鮮明對比。許多簡易房都是那些選擇離開他們耕種的土地,去城市工作的農民建的。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研究流動人口社區的社會人類學家項彪說, 儘管窄小凌亂,但這些簡易房裏充滿了活力和上進的希望。

「大城市裏的這種流動人口社區通常被稱作貧民窟,但相比之下,要讓那些新的安置社區振興活力就更難,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們和所有生產性經濟活動都不沾邊,」項彪教授說,「社區居民往往也是同一類人,都是弱勢群體。」

「無序拓展」

但華明背後的思路卻是截然不同。2005年,華明鎮被選做成功的、規劃良好的城鎮化典範。在中國,鎮是介於村和縣之間的行政單位。華明鎮總人口4.1萬,居民分散居住在該鎮管轄的分佈在60平方英里(約合15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2個村子裏,其中大部分為農田。對中國北方而言,這裏的農田異常肥沃,因為水資源很豐富。華明位於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一港口城市天津的郊區,以當地的手工藝品,比如裝飾性剪紙,和蔬菜而聞名。在天津,華明產的蔬菜很暢銷。

然而,城市規劃人員卻認為這是個大問題。

一份解釋為何要進行改變的宣傳稿件稱:「自然形成的村莊空間無序拓展,居住建築密度低,產業空間佈局雜亂分散。」(官員拒絕了採訪請求,但已發表了大量和該項目有關的文章,讓外界得以洞察他們的想法。)村子裏沒有污水處理設施,「髒、亂、差」。

當時的想法是,把所有村子整合到一個叫華明的新鎮上。和之前12個村子佔地三平方英里相比,新的小鎮佔地不足一平方英里。其餘的59平方英里中的部分土地將被賣給開發商,以支付工程費用。這意味着,新樓不用農民和政府出一分錢。剩下的土地依然用於農耕,但要由剩下的少數農民用現代化方式耕作。這又會實現另一個目標:不減少可耕種土地的面積。對一個人口眾多且歷來擔心無法自給自足的國家而言,這是一個關鍵目標。

華明鎮從2006年3月動工建設,到完工僅花了短短16個月時間。鎮上大多是六到九層的樓房,十來棟這樣的樓房就組成了一個封閉小區。商業設施按官方要求集中在兩條街上,其他地方則是安靜的住宅區,圍繞在新建的公立學校周圍。鎮上還有一個漂亮的公園和湖泊,供居民晚上跳舞和休閒社交。

官方文件上,華明鎮最大的亮點是房屋面積的分配方式。

農民農舍里的生活空間有多大,就有可能在華明鎮換得多大的公寓。連農舍周圍的院子也會計算在內。

實際情況卻沒有這麼簡單。大多數家庭每人應該得到322平方英尺(約30平米)的公寓面積。比天津市人均居住面積多出22平方英尺,但華明鎮大多數公寓面積只有800平方英尺,達不到一個典型三口之家的配額。從理論上講,他們可以自己再添些錢,用剩下的配額多換一套公寓,但大多數人最後的居住面積都比在農村時少。

還是有一部分人高興地接受了這個方案。在採訪中,對這個新方案最滿意的人往往是已經找到了非農業的工作,並且認為這是一個擁有現代化公寓的機會。

「這就叫優勝劣汰,」25歲的電工兼黑車司機楊華帥說。他家有三套公寓。「如果你不努力工作,你就不配過上好日子。」

但是有很多人不願意離開他們的土地。到2008年,政府的這項方案收效不大,只有一半的人選擇遷居。但是,在當時的宣傳中,政府還是說華明鎮項目非常成功,準備讓它參加兩年後舉辦的世博會。

「他們說,如果我們不搬,就會影響世博會,」69歲的前官莊村居民賈秋福(音譯)說。「他們說到2009年必須搬過去,因為第二年就是世博會。」

求職碰壁

當地政府施以重壓,迫使農民們離開自己的村莊。他們毀壞了村裏的道路,切斷了水電供應。即便如此,還是有數千人留了下來。他們使出最後一招,拆除了學校——每個村莊有一所學校。由於斷水斷電,孩子也沒法上學,大多數農民都投降了,搬進了華明鎮。

除了對他們將得到的公寓面積不滿之外,農民最關心的問題是就業——這在其他安置項目中也比較普遍。官方文件說,華明鎮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相對於偏遠的農村地區,比如陝西省南部的搬遷項目,華明鎮位於交通要道京津高速公路旁邊。而且它附近的天津大型機場物流中心也正在擴建,將會新增數以千計的工作崗位。

但是,很多農民說自己不能勝任這些工作。

「我們知道怎麼種地,但不知道怎麼做辦公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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