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各校參加學聯活動的積極分子已發展到2000多人。國民黨為了進一步阻止學生活動、分散學生的力量，宣佈各學校提前放寒假。當局還進一步提出所謂「晉京聆訓」，以分化學生，很多同學加以抵制，先是提出繼續罷課，繼而組成平津學生南下宣傳團，仿效俄國知識分子「到民間去」，宣傳抗日救亡。「北平南下，天津北上」。總指揮有董毓華、宋黎、江明。姚依林回憶說，南下宣傳是黃敬首先提出的。他們準備了十來天，把2000多名同學組成了四個團，於1936年1月初分頭出發。姚說：學聯組織平津各校「知識分子第一次投身到廣大勞動人民群眾中去，收穫很大。這次不僅進行了抗日救國的宣傳，同學們親自感受到勞苦大眾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的苦難生活和人民的反抗，受到深刻教育」（見《姚依林百夕談》第34頁）。南下宣傳團在所到之處做了一些宣傳抗日，發動群眾的工作，由於軍警的堵截、騷擾和包圍，先後回到北平。這些學生領袖在艱苦南下宣傳過程中深深感受到，要堅持鬥爭，必須建立一定的戰鬥組織。為此，第三團和第一、二團都經過全體團員大會通過，先後成立「中華青年救亡先鋒隊」和「民族「解放」先鋒隊」。
這時中共河北省委已將鬧分裂不起作用的北平臨委撤銷，建立了北平市委，林楓任北平市委書記。1月下旬，林楓找姚依林、黃敬等開會討論建立民先隊的問題。2月1日，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北平師範大學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決定把南下宣傳團第一、二團在保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鋒隊」和第三團在高碑店成立的「中國青年救亡先鋒隊」合併組成「民族「解放」先鋒隊」，原「中華民族自衛委員會」併入「民先」。北平民族「解放」先鋒隊宣告正式成立。
3，幾個黨員在「一二•九」運動中的作用
「一二•九」請願遊行究竟是誰發動的這個問題，姚錦記錄的姚依林生前的一段談話比較可信：「『並不是誰有什麼高明見解，』談了這段鬥爭實踐後，他深沉地說，』當時我們沒有聽過，也並不懂得什麼叫路線問題。只是因為我們本身就在群眾中生活，很了解廣大群眾的思想情緒，知道什麼是群眾那時可以接受的，實事求是地反映了客觀的真實情況而已。……而彭濤是一個踏實肯干、善於獨立思考，敢于堅持真理的好黨員。』」（見《姚依林百夕談》第22頁）他又說：「『一二•九』運動的真正主要負責人，據我看是彭濤同志。在運動中，在整個過程中，經驗最豐富的，組織能力最強的是黃敬同志。儘管他組織關係沒有恢覆……」（《姚依林關於一二•九運動的一次談話》，《中共黨史資料》2007年第4期第96頁）
4，中共在「一二•九」運動之後逐步控制了學生運動
在「一二•九」運動的第二階段，尚有諸多自發因素，如「三•三一」抬棺遊行。
1936年1月底，北平市委建立了學聯黨團，成員有姚依林、黃敬、孫敬文、郭明秋（「一二•九」運動爆發後由共青團員轉黨），姚依林任書記。1936年4月，中央派劉少奇到北平之後，又建立了學委（學生工作委員會），遂逐步將學生運動納入中共的領導之下。「一二•九」運動進入第二階段。
為什麼中共將學生運動納入組織領導之下是逐步的呢？從總體上看，自林楓到北平、黨的北平市委重新建立，到1938年11月中央決定民先隊停止發展為止，這個階段的學生運動是在中共領導下進行的。不過還要看到，群眾運動發展變化總要有個過程。不可能中共黨的組織一建立，一場成千上萬人參加的群眾運動立即就能改變它的自發性質；不可能中共一聲令下，群眾運動全都聽從。因此，「三•三一」抬棺遊行還帶有自發的成分，也就非常自然、可以理解了。
1936年「三•三一」大會是悼念死於監獄的學生郭清烈士的追悼會，是在中共策劃之下，北平學聯決定的，而後來發展為「抬棺」遊行，卻是學生自發的行動，中共是不贊成的。在軍警包圍、鎮壓的情況下，學生被激怒，自發地行動起來，是控制不了的。馮蘭瑞文中認為這是歷史，這是學潮，不是什麼個人、什麼組織能夠左右得了的。在它16年前的「五四」和它40年後的「四五」等等青年學生運動也都是這樣的。郭清是北平第十七中學學生，只有18歲。1936年2月份，在獄中受刑致死。消息傳出，各校學生群情激動，悲憤交集，鬥爭情緒很高漲，醞釀進行大規模的反抗。北平學聯與各校會商，決定在北大三院召開追悼大會，同時提出希望大家保持冷靜，不要有過火行為。追悼大會由北大學生會主席韓天石主持。3月31日上午，在氣氛肅穆悲壯的追悼會上，一位東北籍學生從棺材鋪借來了一口空棺材，放在大禮堂中央，白布上掛著郭清的遺像，周圍佈置着花圈輓聯。參加追悼會的學生見到棺材，極為悲憤，一些女生泣不成聲。會上散發了宣傳品。開會前，軍警便衣聞訊趕來將北大三院團團包圍，校方更以開除學籍威脅韓天石，勒令立即散會。此舉不啻火上澆油，同學們反抗情緒高漲，強烈要求抬棺遊行。學聯負責人勸阻無效。幾個民先隊員抬起棺材，不顧軍警的刺刀、機槍，推倒北大三院通往孔德中學的後牆小門沖了出去，舉行了震驚全國的「三•三一」抬棺遊行示威。在北池子大街，隊伍被衝散，許多同學受傷，抬棺的李昌胳膊被打傷，黃秋耘後腦勺被打破流血，53名同學被捕，包括17名女生，還有一名新聞記者。這次行動後來被中共內爭時批評為「左傾冒險主義」。在1980年代一次回憶「一二•九」運動的座談會上，當事人韓天石曾表示，抬棺是群眾自發的行動，如此上綱上線，是不妥當的。追悼會前學聯黨團也曾研究防止過激行動。可是，群眾一旦被激怒，是勸阻不住的。……
六、中共對是否領導「一二•九」運動的黨內爭論
關於「一二•九」運動是不是在中共領導下發生的爭論，存在兩種意見。主張不是的，被稱作「自發論」；主張是的，被稱作「自覺論」。這兩種意見，最早出現在延安整風前的1939年。以後，「自發論」受到批判，就無人敢再提了。為了弄清歷史真相，必須回溯到1939年。(見馮蘭瑞《是誰發動了一二九運動？》
1，兩種意見的提出
據我（馮）所知，兩種意見最早均出自1939年12月9日延安舉行的「一二•九」運動四周年紀念大會上。當時李昌是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的組織部長，大會請他首先講話。李昌講話的題目是《「一二•九」運動與民主》。他說：「從運動的本身看來，』一二•九』運動是具備著許多為歷次青年運動所沒有的特點的。這就是說：』一二•九』是自發的，但很快的轉成了自覺的運動；是鬥爭極其尖銳——遊行示威和巷戰的混合交雜——的運動，同時又有極廣大的群眾基礎；是勃然而起的，同時又是持久的；是學生運動，同時又是學生與各界特別是工農結合的運動。很明顯的，這些特點對於目前的青年工作有很大的啟示作用和教訓，需要我們客觀的加以檢討。」（李昌：《「一二•九」運動與民主——為紀念「一二•九」四周年而作》，講話前先發表於《中國青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39年12月5日）
「一二•九」運動「自發論」的觀點是李昌第一個明確提出的。李昌講話之後，大會請毛澤東講話。毛說：「『一二•九』運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同志們都知道，剛才李昌同志也講過。」
毛對「一二•九」運動的評價很高，批評了那種說「一二•九」運動不如「五四」運動的觀點，說：「『一二•九』運動以後，事情就逐漸好辦了……』一二•九』運動的功勞都是很偉大的。」他講話的第三點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一二•九』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是怎樣呢？」他說：「毫無疑義，』一二•九』運動中共產黨起了骨幹的作用。沒有共產黨作骨幹，』一二•九』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他接着說，「一二•九」運動「是共產黨北方局和上海等地黨組織的直接領導。這樣，才使『一二•九』運動發生，並使之在全國各階層開展起來，形成了全民族救亡運動的巨大政治力量。」（見毛澤東：《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250—260頁）
毛澤東的講話，就這樣籠而統之地說出了「一二•九」是在中共領導下發生的。1940年12月9日，「一二•九」運動五周年，延安照例舉行紀念大會。作為當時公認的「一二•九」運動的代表，李昌又一次應邀講話。這時，他似已意識到自己去年在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沒有體現毛的強調的「黨的領導」。因此，在這次大會上講話時，就添加了很多中共領導的話。他說：「『一二•九』的發動，本來就有中共『八一宣言』作思想前導，有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作領導核心，因此繼『一二•九』遊行之後所開展的全國青年運動，就具體反映着中共的青年運動政策，反映着青年團的行動方向。而在『一二•九』基礎上所產生的全國學聯，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以西北為中心直接由團改造成的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就成為鼎足而三的繼承中國學生運動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傳統的三大青年團體。……由此可見，只有在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民主地區，中國學生運動才能得到新的發展，而且它的發展將因各地青年工作者的注意和幫助的加強，而達到更高的程度。」（李昌：《「一二•九」和今天的學生運動》，《中國青年》第三卷第三期，1941年1月5日）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這樣，李昌說的還是「八一宣言」做「思想前導」，黨員團員做「領導核心」，「繼『一二•九』遊行之後」的運動才「反映着」黨的政策；而不是籠統、簡單地說「黨的領導」。持「自發論」觀點的不僅有李昌，還有蔣南翔、黃華、姚依林，還有陳伯達。袁寶華也有類似的看法。李昌在1939年延安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大會上第一次說「一二•九」運動是自發的。蔣南翔也曾寫道：「儘管『一二•九』運動開始是自發的、公開的、合法的，但學委建立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體現出來了。」（《蔣南翔文集》下，第1198頁）
馮蘭瑞寫道：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曾向當年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黃華同志請教。黃華說，「一二•九」開始是自發的。要說同黨的關係，是有影響，《八一宣言》的影響。當《八一宣言》傳到北平後，燕大、清華有幾個進步學生首先看到，然後才傳給學聯的。在延安整風前後，毛澤東已是黨的領袖，他的話一言九鼎，成了定論。李昌的「自發論」在中央青委受到批判。此後就沒有人敢於公開發表不同意見了。1980年代，姚依林已位居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講了一系列事實真相，同時也特別囑咐：去世後才能發表。
2，對毛澤東在紀念「一二•九」四周年大會講話的兩種解讀
當時的中央青委副書記馮文彬認為，毛澤東講話肯定了「一二•九」運動是在中共領導下發動的。馮在1940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共產黨人》上發表一篇題為《堅持青年工作的崗位》的長文，批判青年工作中的「先鋒主義」和「第二黨」工作方式以及不尊重黨的領導的錯誤。文章針對李昌主張青年工作要有相對的獨立性，要實行民主，要拋棄模仿黨的一套政治化的工作方法方式，改變缺乏民主化與青年化的作風等意見，提出批評。
儘管如此，李昌並未改變「一二•九」是「自發」的認識。1941年春，中央青委機關開始「檢討」，總結工作。對當時所謂工作中的失誤，進行了批評，這實際上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前奏。李昌堅持自己的意見，對毛澤東的這個講話有他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毛說黨領導了「一二•九」運動，是就歷經三年的「一二•九」運動總體而言，並不是說運動一開始就是黨領導的，毛說的北方局、上海等黨組織直接領導，是指「一二•九」第二階段後的情況。於是，青委內部發生了爭論。
李昌這些意見（包括在「一二•九」四周年會上講話）反映出他眼中的「一二•九」運動在發動和爆發階段的歷史特點：一次勃然而起又是持久的，具有廣泛群眾基礎又富有知識青年特點和自由民主精神的，自發而有相對獨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
1941年5月4日，中央青委副書記馮文彬又在《共產黨人》發表《黨的青年工作者的黨性問題》一文，將青委「檢討」的結果歸納為十二個問題。文中嚴厲批判青年工作缺乏黨性，歷數青年工作中的嚴重問題，如：過分強調青年工作的獨立性、先鋒主義、本位主義等問題。在批評青年團體、青年運動中忽視或否認黨的領導作用這一嚴重問題時，舉的例子就是「一二•九」運動。馮文彬寫道：「過分強調革命青年團體開闢黨的組織與工作的作用，而忽視了或否認了在歷史上青年運動中的黨的領導作用。如在『一二•九』運動中只強調青年的作用，而沒有看到當時黨的領導作用。」中央青委檢討結束後，給中共中央送了檢討的報告，還送上了一份把李昌調去華北工作的決定。中共批准了這個決定。1942年春，李昌辭別了工作4年的中央青委，偕夫人（首任，不是馮蘭瑞）攜剛出生的女兒離開延安去華北。他們路經晉綏邊區時，被中央晉綏分局書記賀龍留下，任命為晉綏邊區興縣縣委副書記。
七，結論
考察「一二•九」運動的三個階段，可以看出：
第一點，第一階段具有明顯的自發性質，談不上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不錯，個別黨員參加了「一二•九」運動的組織領導工作。但是，根據歷史資料來分析，參加組織學聯、發起「一二•九」運動的4個核心人物中，只有兩個黨員：彭濤和姚依林。黃敬尚未恢覆黨的關係，郭明秋還沒有入黨（是共青團員）。他們每個人對運動都起了重要的骨幹作用，但只是個人身份，不代表任何一級黨的組織。實際上，當時北平臨委是反對組織學生群眾合法鬥爭的。彭濤是北平臨委成員，但已被撤銷了職務。他們甩開了臨委，參與籌建北平學聯，參與組織、發動了抗日救國的「一二•九」學生群眾運動。這一點非常重要。此外，很多黨外人士也起了重要作用。如主張郭明秋當學生會主席的女一中校長孫蓀荃（譚平山夫人），進步教授張申府（中共創始人之一，當時已脫黨）、吳承仕、許德珩等。
第二點，其實更為重要：「一二•九」發動請願的指導思想，亦即所遵循的路線、方針與當時中共的路線、方針是否一致？史實表明是不一致的。如前所述，當時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剛剛結束長征，還在執行反蔣抗日的綱領、路線。中共黨的各級組織還沒有接受《八一宣言》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當然不可能自上而下地部署、發動和控制北平學生和平請願的運動。受《八一宣言》影響、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一二•九」運動不可能與中共中央當時的路線一致。這是歷史的真實。
歷史的事實表明：「一二•九」運動是自發的，其發生和爆發階段沒有中共領導，儘管從輿論上、組織上受到中共的影響非常大。到了1936年初，北方局派林楓到北平，重新建立了北平市委之後，學生運動才逐步受到中共領導和控制。
最後，我們要檢討一下對待歷史的態度。真實地記錄歷史，是每一個修史者的責任。在中國歷史上，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美化帝王成了慣例。中國共產黨勝利了，就把一切成績和好事都歸於黨的領導，甚至都歸於最高領導人英明，這與封建專制社會的傳統一脈相承。我們必須拋棄這種陋習，還歷史本來面目。
馮文原載《縱橫》2007年第9期（總第213期）（責任編輯楊繼繩，來源：炎黃春秋）
2024-4-26晚再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