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回歸中國以後就遭遇法治覆滅的香港來說，民族主義卻是南渡文化帶來的悲劇。
作為在冷戰期間夾縫求生的微型經濟體，香港人一邊接受來自中國的難民，一邊努力地保護自己的傳統文化屬性不被英國侵蝕，一邊尋求從文化產業突破，創造新經濟動力。最重要的因素是南渡文化精英帶來的文化土壤，給香港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在知名南渡人士中，不但有唐君毅、錢穆、牟宗三、余英時這樣的傑出文化精英，也有金庸、倪匡、梁羽生這樣的小說家。正是這些人直接促成了香港的黃金時代，這些人是香港人至今引以為傲的文化脊樑。但也正是這些人所保存的新儒家思想火種和中國文化傳統，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開始重新「反哺」中國大陸。
除了南渡而來的文化精英以外，向香港延伸的共產主義分子和中共的地下黨組織網絡也跟着來了。在這些左翼分子持續煽動下，反殖民情緒為加劇民族主義傳播創造了環境。民族主義情緒，不但刺激南渡文化精英反覆想像已經永遠失去的「中國」，還把那個「中國」進行浪漫化演繹。
小說家和電影製作人將自身的民族主義憤懣，發泄在想像永遠回不去的「中國」身上；假如用在批判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上，可能對於本土和海外市場來說，還不夠有吸引力，甚至還引起左翼分子反彈。比起痛斥和諷刺共產主義社會的刻板無情和顛倒混亂，武俠小說和武俠電影顯然是更有趣的選項。
就這樣，夾縫求生的香港文化產業，創造了一個並不存在的「中國」。被中國大陸接手過去以後，那個並不存在的「中國」正在從夢想變成噩夢。如今這個受到民族主義狂熱背書的極權主義噩夢，也給香港帶來了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
誰能告訴我們，我們憑什麼要忍受那麼多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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