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中評價人的方式是如此單一，只有成績。除了成績，沒有任何可以給到孩子支持的東西，孩子有特長、優勢，也不被認可，不被尊重。學校沒有任何課外活動，唯一一次破天荒地開了「興趣課」，還是為了應付檢查，抽出一個年級上，後來檢查不嚴了，「興趣課」再也沒開過。
有一種說法是，「心理學面對的已經是最末端的問題了。」無法改變現實，才只好訴諸心理，這樣高壓的環境得不到改善，我一個成年人都覺得壓抑，要這些孩子怎麼不抑鬱呢？
三、「抑鬱就是矯情」
和城市裏的孩子相比，縣城的孩子很難意識到自己的心理問題。哪怕生病了，他也不知道他病了，更不知道要和誰說，沒有任何能夠求助的資源。
我過去接觸過城市裏的學生，他們會看書，會查閱資料後主動詢問我：我有這些症狀，是不是生病了？我是不是抑鬱了？我怎麼辦？
但是縣裏面的孩子是沒有這種自我覺察性的。哪怕我做了一些科普，他們仍舊覺得「心理疾病離我好遠」。當疾病真正發生，他們格外手足無措。
孩子對心理疾病的覺察和周圍人的觀念有很大關係。這個環境不允許學生有心理問題。
在縣城，對抑鬱症等心理疾病最常見的錯誤認知，不是將其妖魔化，而是將其普遍化、平常化。校領導不止一次公開說心理學是假的，「信不信把學生送去州醫院、市醫院，全部都會診斷成抑鬱症」。他們向學生傳輸的也是這種觀念，「你不要覺得自己有病，你沒有病」或者「我們任何人都是有病的」。
有一次開全校學生大會，一位中層領導問台下的同學們：「你們誰敢說自己最健康、最沒病？敢的人舉手！」底下有同學舉起手，他接着說：「等下我帶着你去醫院，一診斷，就是個重度抑鬱。」舉手的同學又默默把手放下。
當學生出現心理問題，學校的第一反應是認為他是「裝的」，是為不想讀書找的藉口。即使有學生已經去縣醫院得到抑鬱症的診斷結果，他們也覺得醫院的診斷是「騙人的」。甚至一些班主任也這樣認為，每天說說笑笑的人怎麼可能抑鬱呢？哪怕相關的科普已經非常多，在網絡上幾乎是個常識了。
而學生因為擔心被老師貼上「矯情」、「懶」、「不想學習」的標籤，不敢發現自己的問題，更不敢向外界求助。結果就是越來越嚴重。
每個老師都要在校園的不同地方「站崗」，這是我值周時負責守的花園，晚上下自習也要來守，學校怕學生躲在這裏談戀愛
我剛去的第一個月，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副校長突然給我打電話，讓我趕緊去一條公路，幫他勸一個學生回校上學。這個學生在媽媽送他上學的路上，突然說，要是再逼他去讀書，他現在就從這個大橋跳下去，或者撞車撞死掉。
我當時人不在縣裏，沒法馬上趕到，就在電話里多問了幾句學生的情況，才知道他已經被診斷為重度抑鬱症。我很震驚，告訴副校長，孩子這種情況已經明確地在實施自殺行為，要引起關注，趕緊就醫，今天不要再去刺激他，更不要想着讓他回學校了。
可是無論我說什麼，副校長依然堅持讓我把學生「勸回學校」。我不同意，最後，他失去耐心，憤怒地掛了我的電話。
後來這個學生怎麼樣了我不知道——這是我工作的常態。雖然是名義上的心理老師，但我幾乎沒有機會完整地跟蹤一個案例。學校只在危急情況時把我拉過去，讓我和學生聊幾句，沒頭沒尾的。
我的辦公桌上，總有一沓待批改的作業
有心理問題的學生不僅得不到學校的信任和支持，也很難得到來自家庭的幫助和關懷。
縣城地處金沙江流域的一處乾熱河谷，是全省聞名的農業大縣，支柱產業是蔬菜水果種植和銷售。在我們學校，只有極少數學生的父母是公務員或做小生意，這些學生集中在最好的幾個班。其他學生的父母基本都是農民，對心理疾病聞所未聞。
我接觸過一個女生，通過量表和結構化提問判斷她確實有一些心理問題。和學生說了之後，她告訴我，「沒關係的，我還能再撐一下」。我想聯繫家長，幫她尋求更多幫助，她只說，「老師你不要說了，說了家長也不會信，只會覺得我矯情，他們不會支持我的。」
還有一個尖子班的學生，最初班主任覺得不對勁，是因為他頻繁地跟課任老師發生衝突。老師只是正常地說話，他會突然瞬間情緒爆發，站起來破口大罵，仿佛產生了一些妄想。
進一步觀察後發現，他常用小刀劃自己的胳膊，胳膊上深一道淺一道排滿了暗紅色的刀痕。在寢室，他會毫無徵兆地將頭狠狠地撞向床架。班主任怕出事，就來諮詢我。我們都很擔心他的情況，把他的家長叫到學校面談，想讓家長帶他去醫院做進一步的診斷治療。
沒想到，媽媽來了之後對孩子的自殘行為並不在意，她反覆說，她和孩子爸爸平時都很忙，孩子是因為離家遠，覺得父母不夠關心他，所以要裝病，以此來獲得父母的關注。在我的強硬要求下，這位媽媽才答應帶孩子住院治療。
和一些學生聊下來我發現，他們的癥結其實是在家庭。我在學校給他們做好了心理疏導，但是很難說服家長改變相處方式，學生一回到家，面對糟糕的家庭關係，很快又會重新陷入抑鬱。
我班上的一個學生，父母會在他面前罵人、打架，說話也很難聽，對他動輒打罵，但孩子從來不敢對家長說，這些行為對他造成了多麼大的傷害。我把家長喊來溝通，他們滿口答應，但後來問孩子，還是沒有什麼改變。
更何況，很多時候，孩子心理上出了問題，並不比孩子成績下降更能引起家長的重視。
四、一則免責聲明
疫情之後，整個社會對心理問題都越來越關注了。縣裏先後發生了兩起中小學生自殺事件，之後，全縣範圍內的學校都加強了對學生的心理問題的重視。
這看起來是件好事，但我總覺得，我們離正確的路還有很遠。
有學生自殺後，縣教體局要求各個學校上報名單，排查「問題學生」。所謂「排查」，其實就是讓班主任把單親重組家庭學生、貧困生、殘疾學生還有「刺頭」都統計出來，選出他們眼中疑似抑鬱症的學生，匯成一個六七十人的名單，讓我給這些的學生開場講座。
我聽到這個消息啼笑皆非。且不說這種「排查」方式根本不科學，抑鬱症很複雜，不是開個講座，說兩句話就可以好的。要一個個單獨地做輔導，才能評估到底是什麼原因，對症下藥。該就醫要就醫。
學校想的很簡單，講一場講座就可以讓他們舒緩情緒、不自殺了。他們不專業的做法完全不起作用，甚至會帶來更多不可想像的問題。
他們選出的人未必是抑鬱症，卻讓我針對抑鬱症講，相當於給別人貼標籤。裏面有真實抑鬱的人，一看這種專題講座，就會立馬對標自己，也會有病恥感。一群同樣抑鬱的人在一起，如果中重度的互相認識，某種因素催化下甚至可能會相約「集體自殺」。
我不願意成為二次傷害學生的那個人，因此我拒絕了。他們又去找了大學的一個心理學教授，人家當然也沒答應。後來這件事不了了之。
我猜測，也許學校也知道這樣沒什麼效果，他們只是把這些行動看作一則免責聲明，一種出事之後可以為學校開脫的理由——「我們給他們做過心理輔導了」。
23年的夏天，去一個經常生病的孩子家家訪，她們村有一棵酸角樹
22年下半年，疫情捲土重來，學校三天兩頭封校。原本學生周末兩天還能回家休息，現在只能呆在學校上課和自習。什麼時候能放假，都是未知的。晚上查寢走過女生宿舍，經常聽到陣陣哭聲。
那段時間，很多學生因為心理問題住院，光我們年級就有七八個。副校長對抑鬱症的態度出現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從毫不在意變成了嚴防死守。
他不再嚷嚷着「抑鬱症不是病」，聽說哪個學生得了抑鬱症，也不管是不是真的，就如臨大敵，讓他們都去住院或者由家長領回家，「反正不能在學校」。
有個孩子住院後覺得自己恢復得差不多了，沒上報就回學校上課。副校長發現後非常生氣，當着全辦公室老師的面質問班主任：「你們班主任是怎麼防的？怎麼會讓這種學生進來？趕緊讓家長領回家去！」
從專業的角度看，評估學生能否復學需要很多流程。醫生出具建議書後，心理老師要對學生進行訪談，觀察他的語言和認知，做一些小的測評。還要收集他周邊人的反饋，看他的狀態是否穩定。
只不過，學校也並不遵循這一套，全憑副校長自己判斷，標準是成績。如果住院的學生成績很好，他會希望學生儘快返校；如果學生成績較差，他就會讓學生趕緊回家。
封校的日子裏，學生們說學校小賣鋪的紙太粗糙且貴，讓我幫忙「代購」
去年上半年，我和另外兩位不同學校的心理老師，被縣裏組成群訪工作組，為各學校排查出的問題學生做心理諮詢。
其實在我們看來，充其量只能算是訪談。心理諮詢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我們只能和每位學生進行一個小時左右的交流，建立信任都很難，更不用說幫助他們解決什麼實際問題。
我們都覺得，拉我們去只是走個過場，假裝全縣很重視這個事情。
即便知道成效微乎其微，但我能感覺到其他兩位老師和我一樣，還是想努力做點什麼，可能學心理的人多少都有點理想主義情懷。每個孩子有什麼問題，需要校方、家長注意什麼，我們還是會整理成文字交給他們的班主任。
群訪結束時，我們寫了一份非常詳細的報告提交給教育局，列出了一系列問題，以及對部門和學校的建議。報告交上去，沒有任何回應。但我們也只能做到這一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