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還處於農業社會的形態，工業化還處於萌芽狀態，還遠未達到馬克思所描述的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所以中國共產黨把農村中較為富裕的階層——地主和富裕農民作為革命的對象。農村中略有薄田者，或曾經僱傭幫工者，甚或略有資產者如我姑母姑父，都有可能會被劃入革命的對象範疇。而且他們的劃分標準具有極大的隨意性。中國農村中許多真正的勞動者一那些自耕農，也往往會被劃入革命的對象。
民國時期一個土地委員會曾經開展過大規模的土地調查，調查涉及16省，163個縣，175萬多戶農戶，結果顯示：中國的土地佔有，以自耕農佔有為主體，35.6%的農戶擁有5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5至10畝，13%農戶擁有10至15畝，1000畝以上的大地主只佔0.02。民國時期著名的農業學家董時進在他自己在四川、江西等農村的調查中核實了上述的調查結果（董時進，維基百科全書中文版。https://zh.wikipedia.org/wiki/董時進）。根據這些調查資料，董時進強調，不像在歐洲中世紀實行封建采邑農民依附采邑領主的制度，在中國這種附屬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在中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致富和善於經營起家的自耕農（董時進，維基百科全書中文版。https://zh.wikipedia.org/wiki/董時進）。近期中國學者發表的關於土改前后土地佔有狀況的文章也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中國近現代並未出現土地兼併惡化的趨勢，當北方自耕農佔比高達70%以上的同時，南方有些省份地主佔地比例並不高（如福建，地主富農土地佔有僅佔所有耕土的18%），如果考慮到南方佔比很高的公田（（族田、寺廟、教堂、學校、團體），湖南、廣西大約佔15-20%，江西15%，湖北10%。廣東30%，個別縣份達60%），南方租種地主土地的佃農比例並不高（龍登高，何國卿。＂地主富農佔有多少土地？——土改前夕地權分配的檢驗與解釋＂《東南學術》2018年第4期）。所有的證據都顯示，自耕農是佔主導的中國農村真正的勞動者。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卻套用馬克思學說中的所謂的＂地租剝削＂理論，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的生產者之中劃分所謂的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從而提出在中國農村打倒地主土豪劣紳的目標。全然罔顧上面提到的事實：中國農村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親歷親為的自耕農。即便是那些僱傭幫工者，自己往往也躬耕壟畝；而且由於農時雙搶（搶收搶種）的需要，小額農田擁有者也會僱請臨時幫工或季節工作為輔助。可是中共卻僅以是否擁有土地和是否僱傭佃農作為劃分地主富農的標準，而且標準具有極大的隨意性。專門研究中國土地問題和土改歷史的中國學者譚松曾在他的調查中指出：在川中地區，有的農民僅因為擁有五畝耕地而被劃為地主，更為荒謬的是：他的一位遠親因為擁有13.5畝土地而被劃為地主，但隨即又在分田中分到了13.5畝土地，說明這裏所謂的地主佔有土地的額度只不過是當地農民佔有土地的平均水平（譚松。《血紅的土地:中共土改採訪錄》(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Kindle Edition)。儘管使用如此隨意的標準，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卻以此為依據隨便綁架，劫掠，甚至取人性命。按照他們＂打土豪分田地＂的說法，叫做＂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所有略有餘財者，盡數成為他們掠奪的對象。而我姑父姑母一家，既無田產，又非僱主，卻因為被他們盯上，也成為了他們共產革命的犧牲品。
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派領袖之一的羅蘭夫人在被羅帕斯庇尓送上斷頭台時，曾面對革命廣場（（la Place de la Revolution，又譯為協和廣場）上的自由雕像深鞠一躬，感概萬千地說：＂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如果我們記得那些革命的領袖常常自詡他們的革命會給人類帶來自由解放，那末我們可以把羅蘭夫人名句中的＂自由＂二字用＂革命＂二字來置換：＂革命革命，天下古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歷史的經驗教訓我們：除了反抗異族的壓迫和反抗暴君的暴政的革命具有歷史的合理性之外，所有以改變產權制度（廢除私有制）為特點的革命都充斥着罪惡和血腥，因而導致了人類歷史上的巨大災難，最後都經歷了慘痛的失敗。二十世紀泛濫於世的共產革命，以禍害無數人一包括我的姑母，致死近億人的代價，黯然收場。中國共產黨在＂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語）＂之際，也不得不改弦更張，進行改革——實則是讓私有制再次登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