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失效）一文中，筆者曾經提到過馬克思的這種理論是如果合理化針對社會特定群體的大規模的暴力行為的。
建立在對早期資本主義社會觀察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其核心概念是"階級意識"，就像"種族意識"在納粹的意識形態中所起的作用那樣，階級意識這個概念既是一個用來甄別異己的概念，又是一個用來排斥他者的概念，這個概念是否定倫理標準普適性，進而推演出倫理標準的特設性理論的意識形態前提。作為一種社會批判學說，這個概念不但把人類社會中的成員作了一種意識形態的區分，而且這種區分還跟倫理判斷中好壞的區分聯繫起來。在人類社會進入現代化大工業生產時期，由於個體在組織，融合，管理生產要素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以及在新生產要素的創新過程所起的作用不同，人類的社會分工，較之於傳統社會時期的自然分工形式，出現了進一步的分化。由於這種分化與在生產資料的佔有份額上的分化具有耦合關係，生產資料的佔有者，同時往往也是生產要素的組織、融合、管理、創新者。在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中，這種主要以社會分工為特點的社會分化現象被窄化抽象成了一種僵化的階級分野。"階級鬥爭"成為他的邏輯推論，其根據在於：由於生產資料的佔有者無償佔有勞動者在超額時間所創造的剩餘價值，他們在社會分配上不公平地攫取了本應屬於勞動者的成果，成為所謂的剝削階級。而階級鬥爭就是一種通過暴力來消滅這個剝削階級，從而達致公平社會的唯一途徑。
這種學說的邏輯前提中，存在如下重大缺陷。第一，對社會勞動作了過於窄化的理解，沒有給於以組織、融合、管理、創新等等方式存在的勞動以應有的評價和重視。在勞動分工中，作為組織、融合、管理、創新者，和作為一般勞動者，他們的勞動之間存在着質的區別，而且，前者的勞動對推動社會生產具有更起決定性的作用；其次，它混淆了生產資料的佔有與生活資料的佔有。在現實中，以生產資料的佔有為形式的社會財富，僅有相當小的份額轉化成了佔有者的生活資料的消費，而絕大部分被用來維持和擴大社會化的生產之中。生產資料的佔有者對生產過程的循環能夠維持和發展下去提供了可靠和穩定的資源，作出了遠非其它社會成員可以相比擬的貢獻。此外，這種理論還忽視了生產資料的佔有者同時還有另外一重身份——生產資料的看護者的雙重身份。由於私有產權的明晰界定，這種生產資料的佔有者與生產資料的看護者的雙重身份使他們成為社會財富的負責任的監護人。而由這種理論所推崇的生產資料的公共佔有為特點的制度設計，由於只存在一種虛擬的責任主體，而不存在這種真正意義上的監護人，所以社會財富經常被人們所濫用，破壞，揮霍和浪費。
在這樣的一種對社會本質加以扭曲的意識形態中，生產資料的佔有者，被簡單地劃歸為所謂的剝削階級，成為帶有原罪色彩的道德批判的對象。不管這些人中有多少在私德上是道德意義上的完人——他們為人誠實、正直、富有社會良知和正義感、工作勤奮努力、以自己創造性的勞動對社會發展進步作出普通人所無法比擬的巨大貢獻，他們均被劃入意識形態的異類；也不管他們在維持和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無法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這一過程中怎樣無懼於承擔創新的巨大風險，怎樣滿懷激情和使命感去追求事功(如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依隆·馬斯克等)，他們均被漫畫化為一群單純追求資本利潤的嗜血的經濟動物。最後，在那些奉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為原教旨的極權國家裏，當社會批判演變成道德批判，而道德的批判為武器的批判所取代時，所有被劃歸這個階級的個體，就都被剝奪了繼續存在下去的倫理道德上的正當性，成為在肉體上必須被消滅的對象。
階級意識這一概念，為倫理標準的特設性的理論及其實踐提供了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依據，它一方面分裂了社會，另一方面，它喚起了一種仇恨意識。以生產資料的佔有與否作為劃分剝削和被剝削階級的標準，從而為倫理上對有產者的污名化開闢了一條危險的路徑。這種強加給有產者的原罪無形中剝脫了在倫理標準上他們本應享有的被同等對待的普適標準。一俟這種污名化作為意識形態流行開來，倫理標準的意識形態變異便會隨之發酵，針對有產者的暴行便再無倫理標準的約束。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以及紅軍會理直氣壯地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名義劫掠和屠戮民眾一包括綁架象我姑母那樣的普通人以及殺害史達能夫婦一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