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春有一次搞什麼安裝搶修突擊，連續加班，累得我身體實在無法支持了。要請假必須有醫務所醫生的診斷證明，否則免談。我抱着試一試的想法去到醫務所。先看到的是那個什麼張主任，一臉不耐煩的樣子對幾個要求請病假的人說：「你們體溫正常不發燒，我不能給你開病假條，要不然領導追究下來，我都要倒霉。」我見此狀，便走到另一間屋去，看見坐着一個中年女醫生，不但儀態端莊，面容慈祥，且說話和氣，我這人有點「以貌取人」的習慣，便覺這位女醫生應是個心地善良的人。我當時完全是一副孩子模樣，怯生生地向這女醫生說自己：「頭痛、頭昏、周身乏力……」卻一時還未敢把想請病假說出口。誰知那女醫生忽然問我：「你說話口音像是成都人吧」？我連忙說是。女醫生說：「我也是成都人，老家就在西門長順街，你呢」？我說：「我家在西門撫琴台街」。女醫生笑着說：「哎喲，隔得好近，街坊鄰居啊」！接着她又感嘆似的說道：「離開成都二十多年了，好想回去看看，就是沒時間。」那時，過春節也只放三天假，交通又不便。我說：「我也成天想家呀！」於是他又問我家裏還有什麼人，甚至笑着問我結婚沒有？我說：「我才17歲呢，哪有資格？」她笑着說：「明年就夠資格了」。那時沒有計劃生育，沒有什麼「晚婚」，18歲就可結婚了。
我們越說越投機，於是她小聲問我：「是不是累倒了，想請一天假？」我紅着臉點頭默認。她抿嘴一笑說：「我看你也沒什麼大病，就是身體顯得單弱點，斯斯文文像個女孩樣。」邊說就給我開了一張診斷證明書，上面寫着：上呼吸道感染。查T.38度。下面署上醫生的名字「熊先蓉」。就這麼一天病假，也可讓一個快被奴役式的勞作壓垮的人緩過一口氣來。這是我到所謂的「革命大家庭」中來後，第一次有人這樣主動關心和幫助過我。因此「熊先蓉」這個名字便永遠佔據了我心田中的一個位置。
以後我們上下班相遇，總要互相點頭打個招呼，我開始很有禮貌地叫她「熊阿姨」，她連忙悄悄對我說：「別這樣喊，人家聽見又是什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了。」那年代就這麼可笑又可怕，於是我只好叫「熊醫生」。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接觸不斷增多，彼此都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原來她的丈夫姓劉，是國民政府的一個軍官。1949年共產黨佔領隆昌後，第一個被殺害的就是她的丈夫。這時熊醫生才三十二歲，但已育有四個女兒，一家的生活重擔就壓在她身上。幸好熊醫生早年畢業於成都醫士學校，而那時共產黨是奇缺醫務人員，因此她才有了一個「參加革命工作」的機會。否則，你一個「反革命份子家屬」討飯去吧。就這樣她含辛茹苦地帶着四個女兒過着十分清苦的生活，我幾乎沒看見她穿過一件新衣服。聽她講她與丈夫劉先生也是包辦婚姻。憑她的才貌完全可以另成新家。但中國的女性，就這樣富於奉獻和犧牲的精神，矢志不回頭。
四
1955年秋，老毛借整肅胡風在全國掀起了「肅反」惡浪。即要肅清一切「反革命份子」。隆昌碳黑廠當然也不例外。它當時是一個近千名職工的中型國營企業，屬化工部，對外稱303廠。於是一些所謂重大嫌疑的便直接關起來隔離審查，已形同囚犯。另外還有一些人，領導覺得你「可能有問題」或一貫表現不好的，總共約有六、七十人，便弄來集中成立了一個美其名為「職工學習隊」，集中住宿，進行學習，星期天才准回家。熊醫生和我這一次不期而遇都被「圈」進隊裏來了。所以熊醫生看見我，都有點吃驚的悄悄問我：「你還是個娃娃，關肅反運動啥事啊，怎麼也弄到這來了？」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領導確實「慧眼識人」，肯定認為我雖還未滿18歲，但一貫思想反動，已屬「反革命份子」的接班人或第二梯隊成員了，足見黨的英明偉大，偉大英明！
不過正是這長達三、四個月的「集中學習」中，使我有機會和熊醫生進一步成為了「忘年之交」的好朋友，在那個黑暗的年代裏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時光。
我和熊醫生恰巧分在一個小組，一組約八、九個人。說實話，當時的運動還沒有像反右、文革那麼野蠻。何況我們這批人，他們只是對你懷疑，不放心，把你「掛起來」審查，並沒抓到什麼憑據，所以只是學習報紙、文件，動員你向組織「交心」。比如熊醫生就一再被追問她已死了的丈夫，還和哪些人有過什麼關係、來往，企圖從中挖出「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對我則更離奇，他們「動員」我說：「你父親1935年前後是國民黨偽24軍旅部電務處長，當時正是紅軍萬里長征經過四川，他有哪些阻撓紅軍長征的行為，向組織上說清楚對你有好處。」我聽了真是氣不打一處來。我說：「請你們看看我的檔案，我1937年出生，1935年我不但未到這個世上來，甚至娘的肚子裏都還沒有我，我怎麼知道父親幹了什麼？」他們就是這樣異想天開，給你胡攪蠻纏，弄得你啼笑皆非。
由於從這批人身上撈不到什麼有「價值」的材料，所以後來他們都搞得懶心無腸了，就把我們這些人限定在那裏，除了星期天不許外出，天天學習討論，已全流於形式。所謂小組討論，實則是三三兩兩自由結合去閒聊。於是我有了更多時間和熊醫生在一起閒談，一同回憶過去美好的時光。各人述說自己的家庭，個人的往事，心酸的遭遇，彼此都非常信任無話不談。每逢星期日我幾乎必去她家裏，一玩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她四個讀書的女兒也在家。一個個天真可愛，我們一起去買菜，一起作飯、看書、講故事、唱歌…大家簡直就像一家人一樣。熊醫生年輕時，不但在校學醫成績優秀，還能歌善舞，多才多藝。在成都一次學生演出的文藝晚會上，熊醫生以一曲神話歌劇《葡萄仙子》傾倒了全場觀眾。台下一位姓劉的年輕軍官更是對台上的這位小「仙子」一見鍾情心儀不已，於是他通過一位有身份的人物作媒，一年後把剛剛畢業的小「仙子」娶為了他的夫人。隨着熊醫生講述的故事，我們一起輕輕地唱起了《葡萄仙子》的主題曲：
雲兒飄，星兒搖搖，
海，早息了風潮。
聲兒靜，夜兒悄悄，
愛奏樂的蟲
愛唱歌的鳥
愛說話的人
都一齊睡着了。
待我細細地觀瞧，
趁此夜深人靜時，
撒下些快樂的材料…
一曲終了，我們都沉浸在詩情畫意的享受里。小時候，我姑姑也教過我唱這支歌。現在由熊醫生來領着我們唱時，恍惚中我似乎分不清她是熊醫生還是我日夜思念的姑姑，她是我的同事、朋友，還是我的長輩、親人？似乎兩者都是。自從為生活所迫離家出走，進入這個所謂的「革命大家庭」，受到的全是白眼、冷遇、歧視，只有在熊醫生這裏，才又一次體驗到了人性的善良，家的溫情。
（五）
可惜好景不常。1956年隆昌碳黑廠劃歸石油部，不久我被調去敘永高木頂石油勘探隊。領導對我說：「這回你去搞你的專業了，不要再牢騷怪話了。」但我卻真不想走，不是捨不得那個碳黑廠，而是捨不得離開像親人一樣的熊醫生。臨別前，她專門請我去她家吃飯。飯後我們談了很久，很久。我總是捨不得走。最後熊醫生送給我兩張照片，一張是她穿着白大褂掛着聽診器的工作照，另一張則是她當年演《葡萄仙子》時照的，照片都有些發黃了。照片背後是她當年題寫的一首小詩：
綺羅陣陣怯春寒，斜憑朱欄翠袖單，
願把愁心付柳絮，隨風吹去解儂歡。
那是一個天真小姑娘的夢，後來她也有過一個幸福的家，可是卻被一群魔鬼蠻不講理的給毀了。但她沒有倒下去，以一個母親的勇氣承擔了一切苦難，撐起了四個孩子頭上已經塌下來了的「天」。這就是一個平凡而偉大的中國母親。
那兩張照片，我一直像寶貝一樣的珍藏着。可惜在1957年我因所謂「右派」與「收聽敵台廣播反革命罪」被捕時，那些照片都落入了那幫「大蓋帽」的手裏。
（六）
1975我還是個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就業員」，來往信件都要被檢查，我利用一個外出的機會，偷偷的給熊醫生寄去一信，請她收到後回信寄到我妻子農村的家裏，這樣我就避開了檢查。可是信寄出後如石沉海，我非常失望，更多的是擔心。那個年代誰知她會不會出事？我只有在心中暗自為她祈禱。
流年似水，不覺又是四年。1979年12月的一個星期天我在妻子家裏，農村大隊郵遞員把一封信送到我家，一看是從成都寄來的，從那筆跡上就認出了是熊醫生。我高興得跳了起來。真是「先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啊！
1980年元旦，我利用假日專程到成都見到了闊別二十多年的她，她已是滿頭銀絲，不過精神還不錯。原來在文革中她也被鬥得死去活來，差一點被整死。後來一位好心的醫生同事救了她，故意將她「誤診」為「胰腺癌」。於是她的大女兒劉朝浚（成都話劇團演員）便藉此理由將母親接到成都就醫，才終於逃過了這一劫。我那封信寄去時，她已離開了隆昌，又是一位好心人幫她收下來保管着，三年多後才輾轉託人交到她手中，她立即就回了我的信。
這次重逢，大家都禁不住泫然淚下，憶及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問及過去在一起的許多舊友故人，都被永遠掩埋在歷史的「沙塵暴」里了。真是「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鍾」，真恍如隔世的感覺……
1988年熊醫生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於成都。享年72歲。我遠在川南，那時的通訊還十分不便，當得知噩耗，已無法去送她最後－程，竟成終天之恨！
她是我在所謂的「革命大家庭」里難得遇到的一個好心人，一個看似平凡，但卻是十分善良而可敬的人。就像在浩瀚的沙漠裏，一塊生意盎然的綠洲。更是我一生中難得的緣份！
啊，閃爍着人性光輝的忘年之交的「閨蜜」！
2019年4月2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