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沒見過一雙像那樣悲哀至絕的眼睛。是的，我的確沒見過。關於堂哥昌榮的事，我是聽年齡比我長已是成年人的堂侄阿文跟村中另外幾個年輕人說的。
昌榮55年前被大棒加卵石打死於公社附近南溪江畔河灘的那一天，阿文也去了。他說，他走在通往南溪江畔的田邊小路上，快走到一半時，昌榮等19名「罪犯」從他身邊經過，個個頭戴高帽又被繩索五花大綁，昌榮看見他就停下腳步，哀傷地說：「阿文，麻煩你回去以後記得交代我家人來替我收屍。」見阿文點頭，好像有點放心地繼續往河邊走。但，阿文習慣性地用手抹一下嘴角，「那眼神卻悲哀得很！」
接着阿文便講下面發生的事情——實在太殘忍（想想，被打死的人中有一名據說是已懷孕六個月的婦女），就讓我略掉吧。
直到現在，聽人講起昌榮，我還會想起甚至似乎看見阿文提到的那雙我不曾親見的悲哀的眼睛。
怎能不悲哀？昌榮被打死的頭一天，作為「緩期」執行者和陪襯者，他親眼目睹了我叫二叔的他的父親等八名「地、富、反、壞」分子被專政群眾用亂棒打死在大隊部（村公所）那座回形的二層木樓不遠處的草坡上，之後又親手草草掩埋了自己的父親和其他七名慘死者。我不想去、也不必去分析他父親被打死那天和次日他大難臨頭時的心理狀態，稍有點聯想和想像能力的人都能揣度得到，那麼，也就能看到那雙悲哀的眼睛。
幾十年過去，我也不明白昌榮（包括他父親）因何獲罪而致於死。我能想到的只是他不幸生於富農家庭。
在我幼年的印象里，昌榮是個表現積極上進又好學的青年。大學「老三篇」和大背《毛主席語錄》那陣，他爬上高高的梯子，站在僅一根手臂粗的橫杆上，一手拿油漆罐，一手拿毛筆，在宗族共享的堂屋先刷了一層石灰漿的黃泥牆上一筆一划、工工整整地抄寫毛主席語錄，我至今還記得其中兩條。一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另一是「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八、九點鐘的太陽。」
他曾一連三年考縣城唯一那所高中，每次考完他都感覺良好，但次次不見入學通知書。也許他至死也不知道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落榜，也許後來終於得知，死心了，放棄了，學校因武鬥混亂也關門了。
他在朝氣蓬勃得好像八、九點鐘的太陽時期，被無端或以莫須有的罪名剝奪了生命，十年後，一張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白紙印着黑字的平反通知書和一張領取七十元賠償金的通知單一併送到家裏，他弟弟忿忿地說：「人死都死了，要這幾十元錢幹什麼！」於是把連同他父親那份一共四張印着黑字的白紙，氣憤地扔到當時給他帶回平反通知書的大隊幹部家中的黃泥地上。
在文革時期，一些人，尤其出身不好的人，其生命賤如螻蟻，隨便一句話，一個藉口，就可將他們從地球上輕輕抹去；後期，隨便一張白紙印了幾個黑字，再加幾十塊錢，便能了結一切。這樣的歷史，難道我們還應該讓它重演嗎？
2023-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