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廠之後我推說離家已久，手中又無設計數據，要求回滬探親一次，順便收集設計數據。廠方因急需製造大批交流電動機供用，故立即批准我自費探親假十天。在上海四馬路（福州路）中華書局三樓參考室中，見到一套上海交大出的電機設計，該書有上中下三冊正合需要，但售貨員說此書不能隨便出售，要有單位證明信才可購買。沒奈何，看了半天只能嘆息着離去。後來在三馬路（漢口路）一間舊書店中找到一本譯自俄文的中專用電機設計，全書共有五個交直流電機之計算實例。我趕忙買了下來，回到安徽即速將印有「中等專業學校用書」的封面撕去，換上一張淺藍色書面紙做封面，用紅筆寫上「電機設計」四個仿宋大字。接着按10千瓦鼠籠式電機一例，各用97道算式設計了1.7千瓦和2.8千瓦兩隻交流異步電動機，同時將圖紙畫好，交去省會合肥審批單位審批。東西交了出去，心中卻在擔心——如果將來按我的設計圖紙將電動機造好推上閘刀試車時，「砰！」的一聲炸了起來，頓時公安局的警車響了起來，我又被逮起來……
總算還好，當設計圖紙呈上後，審批單位僅將設計數據退了回來，說「鼠籠式異步電動機國家已有統一設計，不准私自設計。如果需要製造的話，可以購買國標現成設計數據——GB JO1型電動機數據。」這樣一來，我的危險警報終於取消了。不過買來的數據純粹是數據，一張圖紙都沒有，因此我的任務改為按數據繪製圖紙。
69年勞改支隊取消，由安徽省建設兵團接管，支隊廠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安徽省生產建設兵團六安汽車齒輪廠」，專門製造江淮牌汽車的齒輪變速箱和客車。事實上安徽省這兩部江淮牌汽車（大江淮和小江淮），就是由八個勞改支隊合作製造——原勞改四支隊搖身一變成為「安徽省生產建設兵團巢湖汽車製造廠」，按南京躍進牌汽車圖紙製造小江淮汽油卡車（僅外殼有異）；原勞改五支隊搖身一變成為「安徽省生產建設兵團淝河汽車製造廠」，按山東省黃河牌柴油車（也就是上海交通牌柴油車）的圖紙製作大江淮柴油卡車（亦僅外殼不同而已）；原勞改二支隊改成蕪湖汽車電機製造廠，專做汽車用直流串激式起動機；原勞改一支隊和三支隊合併，改名「六安汽車齒輪廠」製作江淮汽車的齒輪變速箱、小汽泵和小型麵包車；原六安輪窯廠改名皖西客車製造廠，用大江淮底盤製作大客車，同時生產直流分激式汽車發電機。兩部汽車上除了橡膠件之外，所有的零件全部由八個支隊工廠製作。
當年安徽省治淮總隊共有幾十個做土石方的勞改支隊，每個支隊有十數個大隊，每個大隊有十數個中隊，每個中隊有二十個小組，每小組有十六個勞改人員，再加上二十多個勞改農場，約有成百萬人上下。五幾年安徽省某省長在開省務會議時曾說，「蔣介石在安徽存有百萬大軍」，指的就是這些人。
1969年5月經同事介紹在六安結了婚，妻子是安徽霍丘人，中專財貿學校畢業。
70年3月生下了第一個兒子陶昆。當天家中如臨大敵——老婆在陣痛、在叫嚷；我要到處奔波請收生婆、買草紙，又要忙着燒水、服侍產婦。急得蒙頭亂轉，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後來每逢老婆要替兒子做生日時，我會十分地反感。這種日子，又有什麼值得紀念的呢？
72年秋天，漏孕誕下了第二個兒子陶晟。25元生活費（安徽省在極左路線主導下，自文革開始就將黑六類的工資取消，改發21、23、25元三種等級的生活費）供養四個人，生活就顯得更緊張，因此小兒子在四歲時就因營養不良而患上肺結核。這不知是誰的過失？
79年初某天中午，齒輪廠保衛科侯幹事衝到「草堂」（我住的茅舍）對我說：「上海交通大學保衛科有一個王科長來廠里找你，現在在廠保衛科等着。」這使我嚇了一跳。二十年前就是他保舉我來的，一走幾十年，輾轉調了幾十個地方，現在已然住在破窯洞中了，他居然還會找過來，不知又會發生什麼噩事。沒有辦法，硬了頭皮也只好跟着侯幹事去見一下。
哪知這次倒出乎意外，王科長向我宣佈一張什麼書，說是：「陶增烈同學1958年以前所說的錯話，是認識問題，不是右派言論……」（仍舊留了一條尾巴——雖然不是右派言論，但依舊是「錯話」，政策一旦轉變，我又會被收羅進去）。讀完文件王科長還問我：「有什麼意見？」天哪，我已經嚇破了膽了，哪裏還敢有意見？急忙答道：「都很對，都很對。沒問題，沒問題﹗感謝共產黨﹗感謝共產黨﹗」自此之後除收到了交通大學寄來的三百元補助之外，什麼也沒有改變。
齒輪廠保衛科管教幹事黃春宣說我右派帽子是「改正」了，但法院的刑事判決沒有平掉，仍然是三類人員（三類人員指勞改人員、勞教人員、刑滿或解教就業人員）。我曾經向這些長官大人們懇求做審案工作，但大人們都嗤之以鼻。告訴我：「勞改不是勞教﹗這麼容易平掉？」在黃春宣的努力下，卻私自替齒輪車間毛惕生完成了平反工作，且當眾公佈，恢復原工資。哪裏知道毛惕生的上海原單位來函反對。這件事真使黃長官寢食不安，後來也不知如何了之。
勞教平反尚且如此困難，我更是不敢奢望，不敢作半點非分之想。但怪事往往使人出乎意外，不但出乎我的意外，而且連那些見多識廣的大老爺們也出乎意外——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竟寄來一張平反裁定書，說58年原判不當，特予撤銷。
原來右派「改正」之後，我們未得益彰，十餘個在農場就業的右派同學，更是憤懣不平，輪流請假回上海找門路要求複查案卷，最終，得到交大的同意，會同徐匯區法院、徐匯區檢察院等三個單位，對所有同學的案卷都作了複查，每個人都撤銷了原判，重新作了裁定，發給裁定書。
重新裁定之後，交通大學又補發給我證書一冊，齒輪廠說按年份定我為行政二十二級，加上原40%升薪指標時升的一級合併為行政二十一級。不久，我被調去安徽省電視大學（六安分校）教書，工資保持不動。既然撤銷了原判，我馬上呈上報告一張，斗膽要求去香港探親。
來香港後投身於怡和洋行工作，雖然香港公司不承認我們的大陸學歷，但在我們兢兢業業工作態度下，公司方倒也頗有棄之不舍之感。
97年台灣國立交通大學來函邀請香港交大校友總會的同學去台灣新竹參加交大建校101周年、在台復校39周年校慶典禮。香港交大校友總會有17人（包括2個女同學和4個家屬）報名參加。我本來尚未決定行止，但一想，幾十年來歷次運動（不論是黨外階級鬥爭抑或是黨內路線鬥爭），我都會被指責成章伯鈞、羅隆基的應聲蟲、劉少奇的黑部下、林彪的黑爪牙、台灣國民黨的派遣特務（其實「批鄧」時我也曾被指為鄧小平的黑幹將，只是78年鄧小平復出後並沒有承認我而已），但連這些黑主子都素未謀面。現在章、羅、劉、林都已無可探訪了，只有台灣這個黑主子還躺在東海之中。這一次既有這個機會，一定要去認一認這個多少年來使我莫明其妙為之承擔過失的主子，看一看它猙獰的真面目。在這個前提下，我毅然地報名參加了校慶旅行團，且連間接受患幾十年的老太婆孫鴻桂也攜去了台灣。在台灣有幸與前來參加新竹交大校慶的台北市市長馬英九合了影。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瞬間，我已老了（當年在小學做作文、日記時，常感到隻字千鈞，半天也拿不出一個字來，於是經常套用一個公式：「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時代的巨輪不息地旋轉，轉瞬間，暑假已過去了……。」每次作文先將這幾句話寫上，因為當時字大，這樣一寫，已經有了兩行字，再湊上一些廢話，就成了一篇文章。這個公式，竟幫過我不少年忙，是我的好朋友。想不到這個公式一直用到今天還能用來和你通信，哈哈）。97年香港回歸祖國，我自嘲地唱了「香港的天是明朗的天，香港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呀……」讚歌之後僅兩個多月，怡和洋行就逼我退休了。
撫今思昔，使我不勝感慨。這個政權的欺騙性昭然若揭：
1963年強迫留隊就業之後，管教幹部李開山公佈：「本隊內就業人員有不少都有四類分子帽子，究竟孰有孰無，現在我們也不清楚，所以必須暫時全按照有帽子的管理方法來管理，等將來一一甄別之後，再分檔次管理。現在的進出信件必須經隊部查看，上街必須請假，且需由幹部陪同，無事不准外出。」這個身份一直到七十年代也沒有甄別，因此，十多年來，就業人員一直過着被管制的生活，又無人敢與之理論。不過在這個社會有理也無法說清。
1979年初某日，交大保衛科王科長趕來六安宣佈說：「陶增烈同學58年前講的錯話，是認識問題，不是右派言論，特此改正。」取消了右派分子帽子，發給交大補貼的300元人民幣。由於四類分子帽子仍未提及，這個「改正通知書」對我來說絲毫沒有用處。
1979年年中，工廠開始對就業人員作了甄別，大約有65%上下人員被宣佈無四類分子帽子（但沒有講清楚是現在摘除的呢，還是原先就沒有帽子的），並宣佈餘下的人員全部戴有四類份子帽子，遣送巢湖市白湖農場集中管理。所有遣送人員，需在數天之內上程。在這次甄別行動中，我被榮幸地列入無帽人員，留在六安汽車齒輪廠繼續就業。但一切仍無絲毫差異，管教幹事黃春宣一語道破：「你雖然去掉了四類份子帽子，但還是三類人員。」這使我明白，生存在這個社會中，我們是永世不得翻身的了。
經交大受害同學集體上懇多年之後，校方應承會同徐匯區法院、區檢察院重審案件，終於將各人的刑事判決全都平掉。1979年11月徐匯區法院寄來了一張裁定書，說明58年之判決不確，特此平反。平反之後，工資定為行政幹部21級，檔案由保衛科調往組織科。繼而又外調安徽省電大六安分校任教（組織關係仍在齒輪廠內）。因傳統積習深邃，不但本人和家屬仍受到種種壓抑，而且子女在齒輪廠小學校低班讀書，亦處處受到歧視和排擠。所以我申請出境之後，對這個政府豈有半點留戀？
黯然神往不勝感慨，寫到這裏暫時擱筆了。
同學陶增烈上
17/10/2010
[注]我的全部「罪惡」：1.集體貪污人民幣12元；2.盜竊掃帚一把、學生俱樂部公章一隻（因我當年是學生俱樂部部長）；3.詐騙人民幣五元。由黃兆良、本人和「被騙者」高燮堂三人購買點心同吃。（當時高燮堂本人也甘願受罰）；4.參加黃色暗燈「貼面」舞會一次；5.右派言論：「浙江省省長是右派份子，我校校長彭康也值得懷疑。」「同情章羅的全部右派言論。」「香港有親戚來滬，我沒有聽他說起有港九事件。
